新儒家礼仪论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对勘

作者：高全喜

来源：“高谈弘论”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五日庚戌

           耶稣2016年9月25日

高谈弘论编者按：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邀请，做客“天人讲堂”，为山大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文明演进论———新儒家礼仪论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对勘”的讲座。今日特地整理以供读者阅读。

讲座从文明演进论的视角勾勒、分析与评议中国当代的新儒家与苏格兰启蒙思想关于人性、礼仪与制度等相关问题的思想观点，并通过对中西两种重要的思想、理论给予对勘性的分析与评论，梳理出一条当代中国如何发扬一种文明演进的、迈向新的未来世界的文化、理路和思想路径。

为什么要把儒家和苏格兰启蒙思想放在一起讨论呢？高教授给出了他的回答：

首先从知识层面来说，相对于德国哲学，儒家思想跟苏格兰启蒙思想更有相关性，或者说更具有对勘比较性，尤其是苏格兰启蒙思想中含有与儒家思想中十分相近的人性论、道德科学、社会理论甚至礼仪教化。儒家思想与苏格兰启蒙思想在气质上、价值取向上和知识结构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中国思想界研究儒学这一块儿的学者对此有所忽略，并没有对苏格兰启蒙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次，从价值层面上来说，苏格兰启蒙思想所呈现出来的个人权利理论、法治理论、政府论、政治经济学、文明进化论，是未来中国儒家思想的升级版，是儒家从王朝思想向现代性转型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苏格兰启蒙思想也是在经历了一个温和的古今转变过程之后，才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思想。苏格兰经历的这种古今之变恰恰是儒学可以效仿的，是儒家思想可以汲取的一个思想资源。

高教授认为，无论是在知识层面中还是价值层面中，苏格兰启蒙思想所代表的英美思想对于儒家思想都是有助益的。但是近百年来，儒家思想对苏格兰思想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有两个原因。一是儒家思想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这一点是由其现代知识结构的狭隘所造成的；二是儒家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之后，有想要立马翻身的浮躁之心，不愿意接受循序渐进式的文明演进论的思想发育过程。高全喜教授从以下四个方面，讲述了新儒家礼仪论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对勘。

1当今中国政治思想的三种形态及其流变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有三大格局。

第一个格局是左派激进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合流。基于集体平等主义的激进主义、国家主义加上党主义三者的合流，是目前最主要的趋势。左翼本质上是批判性的，但是中国的左派在和国家主义的合流中，其批判性的锋芒已经消失，变成了对国家权力的礼赞，其批判的对象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格局是自由主义的再启蒙与宪制诉求。自由主义贯穿在很多基本的教科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中，而且在新兴的网络媒体中也大量充斥着泛化的自由主义。

现代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的探讨，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了升级版的再启蒙阶段。再启蒙也就是重新反思启蒙的主体是什么，知识分子在思想启蒙的过程中到底担当什么作用。杨绛的去世和雷洋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新一轮讨论，这些都是在再启蒙语境下的一些反思。现在的讨论已经不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价值观念的简单推销，而是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本质中。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泛泛之谈，它已经从某个西方思想家的个人观点在中国的传播，演变成了中国人民对于一些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权利、法治与政治问题的讨论。此前启蒙时期主要是观念的传播，而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领域逐渐打开，自由主义从个人生活领域和社会领域延伸向司法领域和政治领域。

像国家主义和左派的合流一样，自由主义逐渐和社会结合，但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与后极权主义的国家相结合，另一个则是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权利诉求相结合，这两种现象是当今社会流变的大趋势。

除此之外，保守主义代表的儒家主义在近一、二十年逐渐兴起，尽管还没有达到学术规范化的程度，甚至不属于哪个学科，但是在道德哲学、社会伦常和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儒家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有政治儒学企图重建王道政治的设想。而且，随着国家领导人显示出对传统儒学的推崇，目前引起了很多人的呼应，趋之若鹜之势历历可见。

对儒学的发展，高全喜教授也是赞同的。虽然儒学中也有一些不好的内容，但它包含着很多积极性的文明价值，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瑰宝，需要继承与发展。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对儒家文化的摧残，高全喜教授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要分开来看待：新文化运动本身是有其价值的，人们所要打倒的是败坏的儒家，它对传统文化是要改革的，这跟国共两党所支持的、具有党国主义性质的“五四”运动是两回事。儒家的真精神是以德抗位而不是为君王背书，强调对政治权力要有清醒的认识与警醒。而近几年的政治新儒家的表现却让人跌破眼镜，他们大多很献媚。这就是中国思想界的第三个格局：新儒家的政治比附以及保守主义的冥顽不灵。

目前来说，左派和国家主义在与权力拥抱，儒家的一部分人也在与权力拥抱，只有自由主义苦苦支撑，对权力保持批判的态度，尽管空间越来越小。就此而言，新儒家面临着选择：是在民间社会、在每个人的道德层面建设，还是借助所谓的王道，变成新的权力下的准意识形态？对于这三个格局，高全喜教授认为它们还在持续的流变之中。

2“中国梦”的儒家文明礼仪论与自由主义“宪政梦”的制度构建

苏格兰启蒙思想在基本价值论和方法论方面，例如关于人性的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民情民生的看法等方面，是和儒家思想尤其是孔、荀的儒学非常接近的。两者之间最大的本质区别在于苏格兰完成了古今之变，苏格兰启蒙思想可以称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儒家”，而中国的儒家还处在“古典的儒家”状态。这也是

他为什么如此推崇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原因。

苏格兰启蒙思想完成古今之变的方式与法国和德国的那种激进的革命方式相差甚远。它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政治上表现为“光荣革命”；思想上，则是由洛克开启，休谟和亚当·斯密为苏格兰重建了一个新的现代哲学体系。苏格兰启蒙思想成为了工商社会、现代法治社会的新道德。高全喜教授评价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功绩为完成了一大创举。为什么苏格兰可以温和地完成古今之变呢？这主要得益于英国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十八世纪苏格兰并入大不列颠岛，启蒙思想深入人心，二者一个在政治层面，一个在道德层面，使得英国（包含苏格兰）的古今之变所引起的社会动荡达到最小化。

高全喜教授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分为五个部分，五个部分都与儒家思想相关。

第一点是人性论。中国社会历来讲究人性论，而实际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对于人性的讨论，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休谟，基本上都不讲人性绝对的善与恶，他们认为人性基本上是中性的。

第二个部分是道德哲学。道德哲学在中国叫做礼仪，而在西方则被称作规则。高全喜教授认为人与人之间要有一定的行为规范，并且这个规范不是建立在纯粹的利益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纯粹的权力之上，它基于一种道德情操，道德利益最后都要形成一定的规则。

第三部分是西方启蒙思想特别强调劳动分工，也就是市场经济。尽管中国的儒家思想本身也有一套关于致富的利义之辩，但是它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而且缺乏法律的规范。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为苏格兰启蒙思想开辟了一个出路。

第四个部分是法治政府。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苏格兰启蒙思想有很多一致之处，但儒家没有达到制度层面的法治政府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中的原因之所在是儒家没有经历古今之变。苏格兰启蒙思想呈现出建立在科技、工业、市民经济和工商社会之下的道德哲学面貌，而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哲学。

此外，高全喜教授提出新儒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古今之变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苏格兰启蒙思想最后一个部分是历史观。就历史观来说，中国儒学和苏格兰启蒙思想有相近之处但也有差别。西方是属于文明演进论的，而中国却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甚至是倒退的演进论。在这个问题上，高全喜教授比较赞同哈耶克的观点：文明演进论不该是循环的，而是要有进步的。

3基于苏格兰思想的、对新儒家的反思批判

首先，苏格兰思想和新儒家对于古今中西之变是两种不同的历史文明观。虽然中国儒学思想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同样面临古今之变的问题，但是态度却完全不同。相对于苏格兰启蒙思想，儒家提供的历史观就显得过于小气。就古典形态儒家思想与现代新儒家对勘古典希腊道德哲学与苏格兰启蒙思想，虽然儒家思想有好的、可取的一面，但是没有完成向现代性的转型。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道德沦丧，而儒家思想是重建社会道德很重要的一个支撑，这是儒学复兴的现实意义。

高全喜教授认为，如果儒家思想要有新的开拓发展，就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工商、法治社会来开拓发展，不能照搬传统。这种价值理论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人权利问题能否变成道德问题。儒家思想如果不能包含人们对于权利的诉求，那么其道德哲学的现代转型就难以完成，这个权利本位问题是儒家应该认真考虑的。

第二，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财富创造机制的正当性评价。儒家思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富论或者民富论，而不是只建立一套关于利义之辩的理论；要有一种新的、有关国民财富创造的经济学理论；对于私人财产权要有一种正确评价的理论体系。

第三，儒家要建立新的政府论。对国家政府的权力边界、对权力的制约、法治宪政、民主政治等，要有一套新的体系。

高全喜教授总结说，新儒家需要一个“新的休谟”建立新的道德哲学，一个“新的亚当·斯密”建立新的国民财富理论，还要有一个“新的洛克”建立新的法治政府论。

4现代中国的历史观——重塑文明演进论

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求同存异高全喜教授提出，苏格兰启蒙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之间是可以对话，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但结合在一起不是为现代政治的国家权力背书、献媚，而是能产生上述的三种理论，促成儒学思想的现代性转型。对于自由主义，高全喜教授觉得也要检讨。自由主义很多时候是在一味地批判儒家，这是不对的。应该与新儒家求同存异，激发其现代性转型，共同完成中国现代文明的理论建设，产生适合时代的思想。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