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与文化复兴——陈明访谈

　　去年底，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召开，信孚国学院成立，《原道》第12辑推出，这一系列标志着“儒学复兴运动”走向深入的事件，著名学者陈明堪称中流砥柱。国学、儒学是文化界和思想界近年来备受争议又被大众关注的两个关键词。为此，本报特邀陈明先生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汉语文化的“杞人忧天”

　　据《光明日报》消息，从本月起，法国教育部设立汉语总督学职位,目前巴黎学汉语的中小学生达1.2万人。法国教育部部长罗比安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提高和经济强劲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意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专修和选修汉语的学生逐年快速增加。

　　新报人文：今年以来，云南昆明也开始有一些机构开设“少儿读经班”，并收取一定学费。从某种程度来说，家长让孩子读经，的确出于对目前教育水准的一种忧虑。避免孩子“有知识，没文化”，读经，学习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方法。

　　陈明：外国人重视汉语和中国人重视传统这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区别。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重视，是出于工具理性的选择，我们的重视则是处于价值理性的需要。前者无可厚非，马克思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就曾经作为经典语录印在我们的中学英语课本上。后者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经济发展了，政治上宽松了，过去关于宇宙人生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解释力、说服力下降，个体生命、群体生命开始了自己意义的追寻：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最深层的原因！

　　家长让孩子读经，并不是基于对目前教育水准的忧虑。目前教育的问题是乱收费、不公正等，水准不是问题，因为相较过去它在整体上应该是处于一个提升的趋势之中的。一定要说，也应该接着我上面讲的，重智识、轻人文。许多家长让小孩读经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培养一些对于自己传统的认知。不管是否有自觉意识，家长们模糊感觉到，我们的下一代在麦当劳、迪斯尼之外，似乎还应该知道一些别的什么。在课堂上、媒体中不能提供这样的东西时，读经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这样一件意义深远的事目前似乎阻力不小。如果说极左派和西化派之间有什么共识的话，我想就是反对读经了。看似滑稽可笑实际十分正常，他们都反传统，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任其自然吧！

　　新报人文：近年来，对汉语文化发展前景的忧虑充斥于媒体和专家之口。这种担忧难免有些“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一些“汉语正在走向世界”的报道，从潜意识来讲，多少也有一点“自卑情结”。

　　陈明：对汉语文化发展前景表示忧虑是正常的，既谈不上“自卑情结”，更谈不上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问题清晰凸显，因为经济上的整合、生活方式上的趋同，必然造成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博弈与紧张。在传统的认知之外，文化作为一种“实体”、作为“软实力”的属性――软实力就是在武力和金钱之外使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能力――在今天展现无遗。法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俄罗斯等，或多或少都对自己文化的命运十分关注。当然，有些人用以前的夷夏概念来描述、区分和评价中外文化，我并不赞成。但这样激烈的观点哪里都有，成不了气候，无须太过在意。如果因此而忽略、误判了文化问题的真实性和紧迫性，那就太可悲可惜了！

　　新报人文：自近代以来，对待传统文化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复古。儒家提倡的“中庸”精神，在当今的文化思潮中渐渐沉寂。

　　陈明：中庸的精神不是想有就会有的，这个问题上需要的也不是什么中庸，而是超越，是文化创造的能力和智慧。全盘否定与全盘复古，看似针锋相对，实际方法论是一致的，都是文化决定论。在一些会议上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争吵，一方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按照儒家那一套行事；另一方则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儒家那一套行事。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在所谓“变器”、“变制”仍然积弱不振之后，众口一词认定都是文化惹的祸，于是高喊“打倒孔家店”等等。实际儒学哪有那么厉害！秦始皇焚书坑儒，死的死，烧的烧，无可奈何。汉武帝在“霸道”中引入“王道”，不过是利用儒学缓解社会矛盾。

　　之所以如此，全盘否定论者可能是有意无意借文化骂政治，全盘复古论者可能是用情感代替了理智，把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真的当成了“第一推动”。有不虞之誉则有不虞之毁，反之亦然。

　　新报人文：从历史来看，汉语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也让多种外来文化被同化。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全球背景中，认为汉语文化面临衰落，应该说有些杞人忧天。

　　陈明：大量吸收外来语，说明这一语言有生命力。当然，它以该语言本身的纯洁性不受损害为前提。文化多元化是当今的全球背景吗？文化接触的过程既是交流、融合的过程，也必然就是控制、同化的过程。它的性质和结果，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实力和能力，这是语言之生命力的基础。在不能取代对方的优点、或者说无法吃掉对方的情势下，双方才会和平共处，然后才谈得上取长补短之类。

　　汉语的地位无疑还是比较低的，而它的生命力也谈不上如何旺盛。虽然使用的人口很多，历史积淀很厚，但近百年来它的使用者中并没有产生出什么世界级的大人物。科学就不用说了，人文也一样。人性释放的空间有限，教育体制重外语轻古文，凡此种种，说汉语文化面临衰落，不仅是示警，实际也是纪实。指责这是杞人忧天的人，我不知道他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文化复兴的现实意义

　　今年，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指出，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文化积淀深厚，特色鲜明，资源丰富，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明显，潜力和空间巨大。我们必须努力把河南省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随后，商丘市提出“文化复兴”。

　　新报人文：追溯历史，儒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几经起落，法家、佛教、道教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也此起彼伏。近年来，“儒学复兴”这一口号的潜台词，似乎是呼唤“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陈明：儒学复兴？我为这事忙了十几年了，从所经历的艰辛曲折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如何的扯谈！

　　谁能给我说说有什么组织在主持其事？有何政策、计划？多少经费？社会基础如何？这样说的人无非两类：别有用心喊狼来了的坏小子和闭目塞听自我陶醉的意淫者。

　　我倒是能够举出一大批对传统文化的打压者、批判者，它们的理论资源、经费保障等等等等，除了主流之外还来自各种境外团体。

　　孔夫子都意识到“道之行废，系乎天数”。我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已，纯粹的个人行为！

　　新报人文：在日常生活中，儒家的种种道德准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伦理学。孔孟之道对世道人心的关心与对社会组织架构的关心密切相关。儒学作为一种学问，它与当今社会形态的关联似乎比较遥远。

　　陈明：我不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作为一种文化，儒学不只是一种伦理学，也不只是一种政治学或一种宗教，它是这一切之和。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相对从前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儒学的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随着社会生机的恢复，对文化的需要也日渐强烈而儒家文化也确实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潜能。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以儒学本身的理论创造为实现前提。

　　新报人文：儒学的复兴当然不能和复古划上等号，在学术研究上复兴与在大众文化思潮中复兴是完全不同的。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的确有一些契合之处。

　　陈明：是的。

　　新报人文：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比，不仅存在语法的差别，也存在语境的差别。这种差别对大众接受儒家思想造成了障碍，仅仅是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也是难以消除这种障碍的。

　　陈明：（问题不清楚）我觉得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并不对接受儒家思想造成多大障碍。

　　再说古汉语很有用，也不难学。问题是我们的教材中古代汉语的比例太少了，比民进党按照去中国化原则下改编过的台湾教材都少得多！我去过那边，我感觉，就人文来说，他们的素质比这边高出许多，无论英语、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

　　文化保守主义何为

　　在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陈明做了一个“即用见体说儒教”的报告。“即用见体”是陈明近年提出的一个传统思想分析框架，其异于其他内地新儒家的观点，在于通过传统的历史情景去理解传统思想，并不预设传统思想的绝对有效性，而主张首先承认我们是现代人，把传统思想视为一种可以观照现代性、解决现在面临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的方案，在“圣人之所以为法”层面继承传统思想，并借鉴西方有效的方案和经验。

　　新报人文：您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重新强调，当然不仅是反驳李泽厚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学说。在当今的经济文化背景下，您的这一提法，当然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思考。

　　陈明：很想听听你那更多的思考。

　　我认为“中体西用”是在“启蒙”和“救亡”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发展战略或思路，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同时，“体”与“用”也是中国哲学中一对极为重要的概念，通过对它的诠释，可以为儒学理论架构的重建寻找新的支点。我最近的工作基本都是围绕这些东西展开。

　　新报人文：“文化保守主义”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有一些贬义的色彩。这些年来，您的种种努力除了让人感到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主义之外，也让人感到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

　　陈明：自由是人的天性，对什么主义我向来都是敬而远之。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主义者”，我只是想使自己的生命过得有意义一点，正好我觉得当代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应该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别人似乎又尚未注意，于是就一门心思搞这个了。我自得其乐。李泽厚先生说我像堂吉诃德，实际我是很不高兴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新报人文：李泽厚先生也曾经询问您，《原道》“原”出了一个怎样的“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您如何理解？

　　陈明：他认为他自己原出了一个“巫史之道”，我不以为然。他的工作主要在一个中西比较的知识论领域进行，而我不是。

　　我既不关心知识，也无意于比较。我关注的是我们民族生命的文化话语系统之建构的问题。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而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原有的文化话语系统实效了，我们失去了表达自己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和未来目标的有力形式。所以，“道”在我这里，既不是某种知识，也不是某种价值，而是一种有效性。道意味着“行得通”、“可资导引”，它是“行之而成” 的“路”，永远需要脚踏实地的探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一个理想。

　　新报人文：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在哪里？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作用又在哪里？

　　陈明：开放和保守并不是一对反义词，它们一个是指对未来的态度，一个是指对传统的态度。而文化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流动的，它是我们生命的构成基础和要素。婴孩一出身就开始了社会化－文化化的过程，父母和环境传染给他的东西自然主要是有助与其生命成长发展的东西。虽然它可能有待改进，但本身却是我们进一步改进的基础与依凭。文化保守主义就是要告诉人们这点。

　　我被人叫做文化保守主义，我是不置可否的。虽然被人在漫画中画到一起，实际我跟蒋庆、盛洪、康晓光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当然，相同相通处也所在多有。我的价值，一是显示文化保守主义同样赞成自由、民主；二是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并不都主张复古，而主张转换创新。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慢慢做吧，到时候才会清楚。

　　陈明，1962生，湖南长沙人。1992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宗教系博士毕业；1989年山东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1982年湖南株洲师范中文大专二班毕业。中国社科院儒教中心秘书长，信孚国学院院长。出版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对谈录》、《儒者之维》等；创办思想学术性辑刊《原道》并任主编；创办学术性网站“www.yuandao.com”。

　　原载于《生活新报》2006年3月25日

文化保守与文化复兴——陈明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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