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构想：在公立学校与私塾中复兴蒙学经史一体的原本步骤之国学教育

作者：孟晓路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节选于 《中国世界观看世界》一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初一日丙辰

           耶稣2016年10月1日

我们目前的教育在根本上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基础教育出了大问题——我们的基础教育在各个方面——从宗旨到内容再到方法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之处！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有心人都能认识到的。许多忧国之士已经做出种种努力试图去改变这种可悲的局面。其中最值得赞叹的当推王财贵先生倡导的读经教育与净空老法师倡导的践行弟子规教育。两者的推行都甚为得力，皆已普遍进入全国的中小学校，并催生了当代中国教育的一个新生事物——私塾教育。但吾人不得不指出，读经、践行弟子规进入学校，并未能对目前学校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给出一个实质性的解决，仅有小补而已！依大量读经理念而创办的当代全日制私塾，经过了近十年的运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基础教育走向何处去。今日依然是一个颇费忧思的难题，催迫着吾人去寻出一条真实的坦途才好！

欲疗病先当找准病症与病因。那么现行中小学教育的病症是什么呢？窃以为可归结为三条：做人教育之缺失与语言教育、知识教育的失败。此三条病症都起于一个病因，即语文教育在内容与方法上的极端不合理。要明所以然，请听笔者慢慢道来。

1现行语文教育之由来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语文教育模式是清末以来逐次变动的结果。追溯其由来，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原本步骤之国学教育：蒙学加经史之一体（下文详述）：清末新政之前。

2、清末新政所设立之学堂：割蒙学与读经为二，又将蒙学取消代之以国文。[1]

3、民国之国民学校：

（1）取消读经课，1912年，蔡元培。[2]

（2）废除小学原用的文言文老材料，一律代之以白话文。[3]

附识唐德刚先生《胡适之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云：“在民国九年（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始业，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政府并且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从今以后要一律废除。小学三年级的老教材限用到民国十年（1921）：四年级的老教材，则限至民国十一年（1922），过此也都一律废除。所以在1922年以后，所有的小学教材都要以国语（白话）为准了。”（164页）

又云：“第一、文学革命和其它任何革命一样，它的功过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自吹自擂的。是非留待后人评。只有看到革命后果的后人，才能做盖棺之论。今日也该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了。第二、这场推行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因为他们是这场“教育实验”中的“实验豚鼠”（Guinci pig），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祸是福，亲身感受，最为真切。……请先从个人亲身地感受说起：笔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在“新学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那时最近的“国民小学”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学，就只好留在家里。在祖父延师设立的“改良私塾”上演。由塾师分授英、汉、算三门功课。依着本人，就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新学制所教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距离我家最近的国民小学叫做公立小学，公立小学一概都照政府的办法教白话文。这个小学在十里之外，我们上不了公立小学，只好在家里由祖父开一个私塾来教我们几个亲戚的孩子。祖父原是位“革命党”，后来又是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当政，便把祖先遗留的封建称呼，磕头仪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对我们这个“改良私塾”里的“汉文”一课的教学却十分“反动”：他规定我们要背诵短篇的古文选读，作文也以文言为主，不许用白话。启蒙之后，笔者便在这个改良私塾之内，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到“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和《史记精华录》，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底同班“同学”，除了两三位“实在念不进去”的表姐表弟之外，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最后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动地读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书来。在我们十二岁的那一年春天，家人为要送我们投考初中，乃把我和两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学，插班入六年级下学期，以便取得一张“小学文凭”。……我记得我们小学之中国语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适之先生在本文中所说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清楚地记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便是一位黄慰先老师教的，有关“早晨和雄鸡”的“白话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似乎是这样的：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喔喔喔……喔喔喔……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记》。但是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它“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特喔。在我们这个“毕业班”楼下那一间便是“初小一年级班”。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还记得几句：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我们上学了。叮当叮，下午三点钟——了！我们放学回。那时的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诵的习惯。所以早晨上“晨课”，晚间上“自习”，只听全楼上下几十个孩子们，一边“喔喔喔……”，一边“叮当叮……”好不闹热！小学毕业后，表兄和我又考进当地的初中，我记得初一国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适之先生北大里“成熟的学生”所翻译的，俄国肓诗人艾罗先珂所写的《时光老人》。我也记得其中几句像是：时光老人，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无必要，莫奔跑…表兄和我，又在这国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学年。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力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从想象得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176至178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亦有两点可书：

（1）小学语文教学伊始即教以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于1958年2月11日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4]

（2）全面推行简化字。当然所有教材亦一律采用简化字。从此无人能识正体字矣！[5]

原本步骤的宗旨是做人与语言知识教育之一体。所用课本内容既是教学语言亦是教做人教知识之极佳材料也。第二阶段教育：做人教育知识教育与语言教育分开。第三阶段教育：取消做人教育和传统的知识教育，只余语言教育。第四阶段教育：单有语言教育。这中间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乃语言教育手段愈来愈效率低下之演变也。原本的国学教育是蒙学经史这样一以贯之的教育，可分为三块：字学、蒙书和经史。这三块都体现了做人教育、知识教育和语言教育的一体。首先字学是语言的根本；字同时是知识之本，在解字里面就有很好的知识教育的作用；字又是义理之本，圣贤以六书造字，于中蕴含的宇宙人生的道理至为深刻。因此解字同时也是做人教育。所以字学同时是做人教育、知识教育和语言教育这三者的根本。蒙书教学里面也有做人教育、知识教育和语言教育。名物典故类的蒙书侧重于知识教育，而训诫类的蒙书就体现了做人教育。各类蒙书同时又是语言从白话过渡到经典文言的桥梁，所以更是语言教育。经史教育，它体现了知识教育，这是显然的。诗经多识鸟兽虫鱼之名，书经有典谟有训诰，那里面的知识肯定是很丰富的。它的语言教育的功用也是毋庸置疑的，经书是中国语文的核心，是范成古代书面语的关键，它当然是语言教育。当然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做人教育，经史中的义理是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说，这三大块，从识字到蒙书到经史，都体现了三个教育的紧密结合，也即同时承担了语言教育、知识教育和做人教育的功能。也即是说，蒙学加经史是一以贯之的：一套语言学习材料，同时起到这三个方面的作用。所以教育效率很高。后来就分开了。清末维新学堂里，就把蒙学和读经切开，并用国文代替蒙学。用国文来承担语言教育的功能，用读经来承担做人教育与传统的知识教育。这样蒙学教育的方式变了，读经教育的方式也变了。总之，就是西化，盲目模仿西方。到了民国，就取消了读经，做人教育与传统的知识教育这一部分就取消了。民国取消读经科后，这个大局，也就是说，做人教育的缺失，语言知识教育的失败，也就注定了。

这一步一步的演变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割裂传统。从清末把蒙学和读经分开，并取消蒙学代之以西式的国文，这个传统就开始坏起了，因为读经效率差多了。到民国取消读经科，则传统大坏。进一步取消文言改用白话文，原来不读经还可以自学，现在改用白话文之后，想自学这个经也看不懂了。新中国进一步采用拼音和简化字，这个时候就彻底读不懂古书，因为连其中的字也不认识了。所以传统的割裂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基本上是从末到本的次序。经书为末，字为本。首先是放弃经书教学。后来把进入传统的语言工具也一步步系统地废掉了。到最后，用拼音和简化字，就彻底地从根上把传统割裂了。经书材料、文言和正体字，这三大步。最后就是废掉字。

王财贵先生于《儿童读经教育》手册中，将读经问题之最初出现定为1912年蔡元培先生废除小学堂读经科，依吾人以上所列，此实尚未寻到根源也。窃以为国学教育之坏并非始自民初之废除小学堂读经也，而必始自清末新政之改家塾为学堂，割蒙学读经为二，又将蒙学取消代之以国文也。王先生未看到这一步。故其努力之目标亦以恢复读经为限，而甚为轻视蒙学，吾人既已明此，故吾人之目标，当在复兴蒙学加经史一体的真正国学教育，而非仅止于清末学堂之不究竟境界也。原本步骤之教育乃古人数千年智慧之结晶，是汉语文教育乃至进入经史之不二法门，因轻视之而取消之或以它种方式取代之，其结果就是汉语教学水平每况愈下，经史到今天已经无人能读，因而道德滑坡，华魂沦丧。无情之教育现实说明无视此等客观规律会受到何等的惩罚。

2国学教育原有步骤详述

古人学制，多在儿童3、4岁时（按此之岁皆指虚岁，下同。若欲换算成周岁，当减1岁。）即在家中教其识认单个汉字。至七八岁发蒙，始入蒙馆读书，是为小学。至十五岁左右，升入经馆或书院，是为大学。蒙馆中功课则有认字、写字、背书、讲书、属对、作文等。目标要求则语言方面能认字写字、能阅读文言、会作诗作文。做人知识方面明白初步之做人道理，学会洒扫应对养成各种良好的生活习惯等。经馆则以义理为主，主要功课是解经。目标要求：于经书中内圣外王之道的义理能融会贯通之、并实践之、练习之、体会之。大体言之，蒙馆阶段，当今日之基础教育，经馆书院阶段，当今日之高等教育。故所述国学教育原有步骤，详于蒙馆中功课，于经馆书院则较略也。

蒙馆中之教学进程，大致分为三条线：

1）字学教学（认字、写字、解字三方面）；

2）蒙书（包括学前）教学（背书、阅读训练、属对、作诗、作文等。）

3）经史教学（以背诵为主，兼顾文义。）

附论：

字学乃全部语言、做人、知识教育之根本。

A、据徐通锵先生之高论：汉语言乃是字本位。

B、字中亦有做人、知识之本。

1）字学

在字学教学方面，古人与今人大异。古人是将认字（见字形能知读音即可）、写字与解字分开的；今人则完全不分，自始至终学字必同时求其能认能解能写。

古人先教儿童大量集中认字，写解则稍晚方行。后来认字速度渐放慢，写解则逐渐加快。终至赶上认字，而三者会合。

（1）大量集中认字

汉字之特点乃表义不表音，音形不一致，而汉字常用字较少，便于集中识认。为让孩子能尽早读书，故于蒙学伊始，先让儿童大量集中识字。

1、要不要集中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学习汉语汉文，不能象欧美的儿童那样，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可以一边识字，一边很快就能成句地乃至成段地阅读。学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记；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是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的。不阅读,不跟语言实际联系起来，识字的效果又会受到影响，难于致用，难于巩固。这是个矛盾。前人采取了集中识字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另一方面，汉语语法，字的形态变化很少，名词也罢，动词也罢，形容词也罢，没有什么特殊的形态变化，字的安排可以不受语法的限制，完全依照识字的需要来办。这使集中识字具备了可能性。此外，汉字一小部分是单体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而合体字之中，大部分是形声字。偏旁部首，造字的规律，相当明显，即使是七八岁的儿童，也很容易领会。运用比较类推的方法，完全可能成堆成批地认字。这又为集中识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就表明，汉语汉字的特点，使集中识字有了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如果不集中识字，过早地让儿童学习成句的话，成段成篇的文章，一方面，儿童认得的字太少，内容势必受到文字的限制，贫乏单调，落后于儿童的智力发展，不能满足儿童的学习欲望；另一方面，文字的出现又势必受到内容的限制，不能照顾到文字本身的规律性，这样就无从发挥比较类推的作用，儿童不容易领会到文字的规律，学的字就比较模糊，既不容易记住，又会产生错字别字的毛病。字既学得不牢固，不快，就会回过头去影响阅读能力的发展。换言之，不集中识字而过早地教儿童读书，其结果是识字教育和知识、思想教育两败俱伤。前人的作法恰是充分运用了集中识字的有利条件，排除了分散识字的缺点。

集中识字有必要，有可能，进一步的问题是识字的数量。太少，不够用；太多，儿童记不住，而且旷日持久，也会挫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当时农村里大多学识字的儿童更没有太多的时间可用。王筠说两千字。从传统的经验看，这个估计不是没有根据的。

前边说到过，跟史游《急就篇》先后同时的识字课本还有好几种，主要是合《苍颉》《爰历》《博学》而成的《苍颉篇》，杨雄的《训纂篇》和班固的《训纂篇》续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苍颉篇》55章，每章60字，一共应该是3300字；杨雄的《训篡篇》扩充《苍颉篇》成为89章，班固的续编又有增补，成为102章，则杨雄、班固之书估计会有五六千字以上。史游的《急就篇》字数最少，只有2016字。杨雄、班固，都比史游的地位高，比他的名气大，可是他们的书很早就失传了，惟有《急就篇》沿用到隋唐，并且保存下来。什么原因呢？除了编法上和别的可能的因素之外，会不会还因为《急就篇》字数适当，所以大家一直采用，而《苍颉》《训纂》字数太多，不适合作启蒙教材呢？看来这个可能是很大的。因为别的几种书，也有类似的情况。《千字文》一直流传，而所谓三千字文，五千字文，万字文，都不流传；《百家姓》流传，而经政府颁行的《千家姓》不流传。另一方面，单是一本《千字文》，人们显然感到不够，所以选来选去，还是选中了一本《三字经》，一本《百家姓》，跟《千字文》配合起来，以足两千字左右之数。（按：三百千不二字实为一千四百五十余字，数量并不足两千）这些事实似乎足以说明，前人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两千字左右才合适，超乎这个数目过多，不足这个数目就太少。

今天，我们可以参考前人的这条经验，作得更科学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定若干种儿童必读书，作一个字汇统计，看看这些书使用的字汇有多大，这些字的出现情祝怎么样，从而确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字汇表。这项工作，应该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集中识字》

古人集中识字有两种方法：通用的是背书调字识字法，此法通行甚久，年龄只限定于六七岁有一定理解力之后。然并非最佳方法。且此法认字效率较低，导致在孩子阅读力形成关键期，所识字量太少，难以养成自主阅读习惯。另一种是字块认字法，此法较前法优点甚多，一认字清切；二效率很高，只要每日坚持识认十字左右，一年下来即可认识三千字；三年龄可提前至3、4岁口齿清楚后即可行之。当然此法优点是能迅速记忆大量字，缺点是容易遗忘。故古人又设有种种复习之法。如1不断温习已识之字块；2进一步在认识两千字块后，采用书上识字的办法来复习巩固，教之以三百千等简短韵语教材，老师加以讲解带读后，令儿童自己看书念诵，念熟后自然能背。不仅有效地复习巩固了以前所学之字，更起到解字并理解学习初浅文言文的作用。

字块认字乃古人字学教学之精髓，亦是整个蒙学的精髓之一，吾人极当重视之。以下引印光大师、唐彪、崔学古、宏远谟斋等相关论述以明之。

唐彪曰：凡教童蒙，清晨不可即上书，须先令认字；认不清切，须令再认，不必急急上书也。何也？凡书必仅学生自己多读，然后能背。苟字不能认，虽读而不能；读且未能，乌能背也？初入学半年，不令读书，专令认字，尤为妙法。

唐彪曰：先生教读书，不过五六遍，至多不过十余遍止矣。而童蒙心散，不会用心，先生教彼时，彼心已不在书，不过随先生之口，述而念之。资性钝者，既到案头，不句且不记，任先生催促，彼终不读，非不欲读也，不识字也。在童蒙，幼稚无知，但畏书之难读，疾书如仇，而不知由于不识字之故；在先生，更不深思，但咎学谓方枘（榫）圆凿（孔）两不相入也。若先教令认字，字既能认，虽教三遍四遍，彼到案头亦能按字口诵。读至百遍外，虽甚拙者，亦能记能背矣。

唐彪曰：余子正心，自六岁入学，因书不能成诵，三岁历三师，至四年无可如何，不复易矣。其岁，则甲寅（1674年）也。因兵乱，避居山中，适有朱两生设帐其地，因令就学。从游至五月，所读新书，不减于前三载，且于前三载不成诵之书，无不极熟。彪敬问其故，答曰：“吾无他术，惟令认字清切而已。令郎非钝资，止因一二句中，字认不清，不敢放心读去，则此一二句便不熟；因一二句不熟，通体皆不成诵矣。又尝试验之，童蒙苟非先生强令之认字，必不肯认；认过而仍忘者，苟非强令之来问，必不肯问。止皆先生所当知者也。”彪思：读书在认字，甚为浅近，何以前三师见不及此？乃知甚明之理，未经人指现，未易知也。

唐彪曰：教童蒙泛然令之认字，不能记也。凡相似而难辨者，宜拆开分别教之。凡见易混淆之字，即当引其相似者证之，曰：此宜分别熟记者也。如此，始能记忆，无讹误遗忘之患矣。此教认字之法。更有令彼覆认之法：将认过之字，难记者，以厚纸钻小隙露其字，令认之；或写于他处令认之。倘十不能认六者，薄惩以示儆，庶可令其用心记忆云。

——《父师善诱法童子最先认字并认字法》

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既背一授，则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到茁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汁浆，不至滑过。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引伸，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辗转流通也。

——王筠《教童子法》

……为今之计，子女当能言语知人事时，即于家庭先令认字块。（女子虽不必令其造大学问、断不可不识字、不通文理、母尚宜胎教、若识字通文理、则所生子女、便易为学矣。）每一块纸方，祇写一字，不可两面俱写。若两面写，则便同记口歌矣。日限几字，每日将认过熟字，又须遍认一二过。不上年余，便认许多。后读书时，凡读过者，通皆认得，不致有祇记口歌之弊。

——印光大师《增广文钞卷一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识字第一分纸上认字、第二书上认字二法。何谓纸上识字。凡训蒙。勿轻易教书。先截纸骨。方广一寸二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又遇姿敏者，择易讲字面。粗粗解说。识后用线穿之。每日温理十字，或数十字。周而复始。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读至上论。方去纸骨。大约识完四书总字足矣。凡教字时，勿教以某字某字。如教大学之道。只教以大，教以学，教以之，教以道。如夹杂一音，便格格不下。何为书上识字？凡教生书，先令本生，就书上字。逐字挨认。遇不识字。用朱笔圈出。又用黑笔写在书头。最为易记。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与刑。扬之与杨，声之与同而笔划边旁不同。己之与巳，行与之行杭音正，焉之与焉（燕音）。女之与女（汝音），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与心，登之与孰，声近而用舌用齿又不同。诸如此类。必细辨之。

——崔学古《幼训》

八岁未入塾前，读《性理字训》。按：程氏《字训纲》，原本今罕见。歙朱氏升会以方蛟峰逢辰《名物蒙求》、陈定宇栎《历代蒙求》、黄成性继善《史学提要》暨程勿斋若庸《性理字训》，合注为《小四书》五卷。当湖陆稼书先生尝欲重梓，以广其传。及门云间赵凤翔慎徽伯仲，承师命校刊，《四书》乃复显、愚谓训蒙之书，未有善于此者也。六、七岁时，父兄即以此授之。更削方寸木数万（或用白绢绫夹谷皮纸褾作，必须两面，一律可以书楷），每方楷书《十三经集字》，仍附《说文》篆、籀体于下（无者缺之），背面注明本字音、义，或一字数音数义，亦分别详书。日令识仞若干字，解说若干字。识仞由少加多，解说由浅至深。汲汲而毋欲速，循循而毋敢懈。蒙养之功，其在是乎（以百方为一包，千方为一箧，十箧即万字矣。周流熟仞，固藏勿失）。

——《宏远谟斋》

谈到儿时读书经历，首当感激的自然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先父讳廷元，字舜庸，幼承家学，熟读古籍，其后考入北京大学之英文系。毕业后任职于航空署，从事译介西方有关航空之著作，及至中国航空公司正式成立，先父遂进入航空公司服务，曾历任人，事科长等职。先母李氏讳玉洁，字立方，自幼年接受良好之家庭教育，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结婚后乃辞去教职，侍奉翁姑，相夫理家。我是父母的长女，大弟小我二岁，小弟则小我有八岁之多。

大约在我三四岁时，父母乃开始教我读方块字，那时叫做认字号。先父工于书法，字号是以毛笔正楷写在裁为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若有一字可读多音之破读宇，父亲则以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画小朱圈于此字的上下左右。举例而言，如“数”字作为名词“数目”的意思来用时，应读为去声如“树”字之音，就在字的右上角画一个朱圈；若作为动词“计算”的意思来用时，应读为上声如“蜀”字之音，就在字的左上角也画一个圈，另外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副词“屡次”的意思来用，如此就应读为入声如“朔”字之音，于是就在字的右下角也画一个朱圈；而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形容词“繁密”的意思来用，如此就应读为另一个入声如“促”字之音，于是就在字的右下角再多画一个朱圈。而“促”音的读法与用法都并不常见，这时父亲就会把这种读法的出处也告诉我，说这是出于《孟子·梁惠王》篇，有“数罟不入洿池”之句，“罟”是捕鱼的网，“数罟不入洿池”是说不要把眼孔细密的网放到深洿的池水中去捕鱼，以求保全幼鱼的繁殖，也就是劝梁惠王要行仁政的意思。我当时对这些深义虽然不甚了了，但父亲教我认字号时那黄纸黑字朱圈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古人说“读书当从识字始”，父亲教我认字号时的严格教导，对我以后的为学，无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我以后开始学英语时，父亲又曾将这种多音字的多音读法，与英语做过一番比较。说中国字的多音读法，与英文动词可以加ing或ed而作为动名词或形容词来使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当一个字的词性有了变化时，就在语尾的拼音字母方面有所变化，而中国字是独体单音，因此当词性变化时就只能在读音方面有所变化。所以如果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就如同把英文字拼错一样，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父亲的教训使我一生受益匪浅。而现在我却经常听到．电视与广播中的演员及播音员将中文字音读错，而却把英文的变化分别得很清楚，其实二者道理相通，若能把外国文字的变化分辨清楚，怎么会不能把本国文字的读音分辨清楚呢？而这种识字的教育，当然该从童幼年时就开始注意才对。不过父母虽严格教我识字，却并未将我送入小学去读书。因为我的父母有一种想法，他们都以为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因此遂决定为我及小我两岁的大弟嘉谋合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也并非外人，那就是小我母亲两岁的我的一位姨母。姨母讳玉润，字树滋，幼年时曾与我母亲同承家教，其后曾在京沪各地任教职。姨母每天中午饭后来我家，教我和弟弟语文、算术和习字，当时我开蒙所读的是《论语》，弟弟读的是《三字经》。记得开蒙那天，我们不但对姨母行了拜师礼，同时还给一尊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也行了叩首礼。目前看来，这些虽可能都已被认为是一些封建的礼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这些礼节对我当时幼小的心灵，却确实曾经产生了一些尊师敬道的影响。我当时所读的《论语》，用的是朱熹的《集注》，姨母的讲解则是要言不烦，并不重视文字方面繁杂的笺释，而主要以学习其中的道理为主，并且重视背诵。直到今日，《论语》也仍是我背诵得最熟的一册经书。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虽然因为时代的局限，孔子的思想也自不免有其局限之处，但整体说来，孔子实在是位了不起的哲人和圣者。“哲”是就其思想智慧方面而食，“圣”是就其修养品德方面而言。对于“儒学”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应如何使之更新振起，自然并不是本文所能阐述，但我在开蒙时所读的《论语》，以后曾使我受益匪浅，则是我要在此诚实地记写下来的。而且《论语》中有不少论<诗>的话，曾使我在学诗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启发，直到现在，我在为文与讲课之际，还经常喜欢引用《论语》中论诗之言，这就是我在为学与为人方面都曾受到过《论语》之影响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叶韵莹《我的诗歌道路前言》

其中崔学古对字块识字之介绍最有义理，最为精详，分析如下：

其一，字卡所收字当以四书不二字（共计二千三百三十五字）为准。

其二，他告诉我们字块认字止于何时。字块识字止于读完大学中庸，始读论语之时。

其三，认字与读书平行，上书始于何时。交待得相当清楚矣！极有参考价值。

（2）解字

先说解字，训诂之学也，是义理之本，是做人教育之本。宏远谟斋解字一段说的很好，陈子褒字课，亦大有参考价值也。

读书以识字为本，百字又非徒能识已也。必明其形、声、训诂，以《尔雅》为权舆，而通诸《广雅》、《说文》，与夫《广韵》、《韵会》之属，复衷以《经典释文》，识字源流，大概已备。有此为根柢，而后读昭代顾氏《音学五书》、邵氏《尔雅正义》、郝氏《尔雅义疏》、段氏《说文解字注》、王氏《广雅疏证》暨阮氏《经籍纂诂》等书，乃克知其得失所在，而并为读群经之宝筏珠船。才敏子弟，更能参考金石文字，其益尤多。塾师于每日课经之余，必为考证二、三十字，录之于册，积久有得，通贯不穷。虽以之读中秘书可矣。

——《宏远谟斋家塾课程条录》

（3）写字与解字

以下是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认和写一小节。吾意：此三（认写解），或稍早或稍晚，然一直都沿至蒙馆结束时仍习之也！

前人重视书法,从儿童入学就教写字，可是所写的并不是按照“三，百，干”里字的顺序，而是另有写的一套。《百家姓》开头的“赵，钱，孙，李”，《三字经》开头两句里的“初，善”，《千字文》开头两句里的“地，黄，荒”等等，都要到很久以后才写得到。儿童开始学写字，写的是“上大人，丘（也作“孔’）乙己”。

这个办法，也有很久的历史。敦煌遗籍中就有一叶这样的东西，是这么一串字：

上大夫丘乙已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日舍屯（见《敦煌掇琐》，编者有按语：“以下字迹模糊，不可读。”可见还不止这些字。）

清初人褚人获有这样的说法：

小儿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水东日记》言，宋学士晚年喜写此，必知所自。又，《说郛》中亦记之。大抵取笔划稀少，童子易于识认耳。（《坚瓠集》壬集卷四）

写“上大人丘乙己”还分几个步骤。第一步写大字。首先描红（有的还先把腕，就是老师拿着儿童的手来写），描仿影，进一步是写“米”字格，再进一步临帖。大字写得有点基础才写小字。反正，始终跟识字走的不是一条路。

这个办法也是值得研究的。

从一方面讲，写字和认字一致，可以收相辅相成，互相巩固之效。写认得的字，因为学过它，大体知道它的意思和偏旁形体，写起来容易些，进而又可以加深和巩固对它的认识。如果认字和写字互不相谋，就收不到这个效果。但是，从另一面讲，为了集中识字，教材里的字就不能完全按照笔划的多少难易来安排，而为了学写字，却必须从基本笔划，基本字形，基本结构练起。如果一定要求认了就得会写，那就必须从最简单的字认起，并且大大放慢认字的速度，因为最简单的字是没有多少的，也就是说，必须基本上取消集中识字或者改变集中的程度。如果要集中识字，也要跟着识字的进度学写字，那就使儿童一开始就学写很多字，并且学写难字，这恐怕也有困难。看起来，如果肯定了集中识字，肯定了学写字应该从基本笔划人手，并且大致按照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步地练，那么，写字和认字的步调不完全一致，恐怕是难于避免的。

“上大人丘乙己”未必是最合理的安排，他们的步骤也未必是最合适的。然而，不让识字和写字互相干扰，互相牵制；教儿童写字从有依傍（把腕、描红、描影、临帖）到无依傍；先大后小：这三条却显然是跟汉字的特点相合的。近几十年来，初学写字不用毛笔而用石笔和铅笔，描红、描仿影的办法作起来有困难，用石笔、铅笔写大字也成问题。再加上一般地要求认字和写字并进，于是不得不让初入学的儿童一开始就捏着小手，毫无依傍地把笔划繁多的字装在小小的方格里。这，实在有点难为孩子。难为一点也罢，这样入手学写字，恐怕是终究学不好而不得不养成马虎潦草习惯的一个原因。

前人的作法似乎该给我们这样一个启发：我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根据今天的情况研究出一套比较科学的、切合实际的训练写字的办法来，甚至还需要设计一种专供初学儿童学字用的工具，既有铅笔钢笔在制作、携带、使用上的便利，又有毛笔适于初学写字的优点。

还应该提到，就前人的作法来着，仿佛他们有这样一种经验。认字，记字，开头可以快，但是到了一定的限度（比如两千多字），再继续多记新字，速度就不能那么快了。懂字义，懂用法，开头只能慢，到了后来，认的字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开窍，这方面会快起来。写字，也这样。汉字难写，开头只能慢，但是等到基本笔划练熟了，基本字形掌握了，学写也会快起来。于是，前人就肯定这三个方面的差别，开头教儿童多认多记，多到远远超过他们能讲能写的地步，而让讲和写慢慢追上来，追到集中识字阶段完成，乃至进入下一阶段之后，认，讲，写，用终于会师。

根据汉语汉字的特点来考虑，根据儿童学习能力的发展来考虑，前人这个经验似乎不无可资参考、值得深入研究之处。

在集中识字阶段，为了便于儿童记诵，前人采用了整齐韵语的办法。这个办法，一直到下一阶段还继续使用，我们留到下一章再去探讨。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认和写》

2）蒙书

蒙书教学分为四个阶段：

（１）以韵语课本来集中巩固识字

甲、时机：乃用字块已识两千字左右以后行之。与认四书不二字同时。

乙、课本

Ａ、急就篇（以及史籀篇、苍颉篇、凡将篇、训纂篇等）

Ｂ、千字文与开蒙要训

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此最重要，通行最广而久）

Ｄ、杂字类课本如四言杂字、六言杂字等。

（２）进一步的识字教育

甲、时机：在三百千之后，与继认四书不二字同时。

乙、课本

Ａ、训诫类：a、儿童守则、管子弟子职；b、李毓秀《弟子规》

Ｂ、妇女道德：东汉班昭《女诫》、唐宋若莘《女论语》、明成祖徐最后《内训》、明王相母刘《女范捷录》。全称女四书。

Ｃ、性理知识：《性理字训》、《小学韵语》

Ｄ、格言谚语：

a、太公家教；b、小儿语、续小儿语；c、名贤集

Ｇ、蒙求类

a、掌故类李翰《蒙求》、十七史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

b、历史类史学提要、历代蒙求、鉴略

c、各科知识类：名物蒙求、地球韵言

按：此阶段的蒙求都使用整齐韵语，使用对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作用：做人教育、知识教育、语言教育（作用二：继续书上认字，复习巩固已认之字，解字；做为跨越口语与文言鸿沟之桥梁。）不过不同类之书各有不同之侧重而已！蒙学材料韵语为向经典文言过渡之桥梁。

（１）（２）两阶段之教育法：

①先令儿童试读所要教之新书，不识之字告以读法，所谓书上认字也。

②先生讲解文义一遍；

③先生带读数遍；

④儿童自读数十遍。

⑤初则不要求覆讲，后要求覆讲。

⑥检查背诵，复习工作。

（３）读写基础训练

甲、时机

已结束了韵语蒙求教学；

经史，始读四书；

字学，尚在以字块来认字。

乙、课本

Ａ、阅读：散文故事：书言故事、日记故事、二十四孝图歌

Ｂ、读诗：a、千家诗；b、神童诗、训蒙诗、续神童诗、小学千家诗；c、小学弦歌。

按：教学此类蒙书之作用，亦与以上差不多。在语言教育方面，乃在以上韵语蒙书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而已，即认字更多，解得更多更深。所习之材料与经典文字更加接近，即较以上二种蒙书为深矣！

Ｃ、属对课本：对类、笠翁对韵

载于《对类》《缥湘对类》等书篇首之《习对发蒙格式》原文如下：

凡入小学，教之识字，便教读得分明。每字各有四声，惟有“潇、宵、爻、豪、尤、攸、幽”七韵，切之至第三声止，无第四声，余皆有之。第一声是平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皆是仄，故以平上去入别之。平字用仄字对，仄字用平字对，平仄不失。又以“虚、实、死、活”字教之。盖字之有形体者谓“实”，字之无形体者谓“虚”；似有而无者为“半虚”，似无而有者为“半实”。实者皆是死字，惟虚字则有死有活。死，谓其自然而然者，如“高、下、洪、纤”之类是也。活，谓其使然而然者，如“飞、潜、变、化”之类是也。虚字对虚字，实字对实字，半虚半实者亦然。最是死字不可对以活字，活字不可对以死字。此而不审，则文理谬矣。又有借用同音字，谓如澄清之“清”与“青”字近音，洪大之“洪”与“红”字近音，彩色门借“清洪”字对“黑白”等字；又如增益之“益”与“一”字同音，参请之“参”与“三”字同音，复载之“载”与“再”字同音，数目门借益参载字对十百千万等字；又如爵禄之“爵”与“雀”字同音，公侯之“侯”与“猴”字同音，禽兽门借爵侯字对鸟兽虫鱼等字，谓之借对。例又有引用周易卦名，毛诗篇名，虽不苦拘虚实，然不若亲切者为好。若夫以实字作虚字使，以死字作活字用，是作家有此活法，初学者未易语〔“悟”〕此。今以虚实死活字分门析类，辑为对属，以便初学简阅云。

《缥缃对类》与《对类》在简要地论述了虚实死活的理论框架之外，以更大的篇幅搜集了大量古代偶句中的词汇，根据“天文”、“地理”、“数目”……等门类分类编排，详细地注明了它们的虚实死活，还附有不少古代对联实例作为范例。它们应当是真实地保存了古代人对仗理论和实践的真实面目。

属对乃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工作，是作文等一切写作之基础，非仅为作诗而设也。因为语言之基本单位有三：名、句、文。属对则对中间之句身之练习也。故欲作文，必须练习造句。属对即较今造句教育要优越多倍之造句法训练也。

蔡元培先生曰：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选集》

进一步言之，属对乃包含语法、逻辑、修辞诸多项目在内的综合训练。故于语言训练，并且智力之开发、灵感、逻辑力之培养等皆极有好处！

在这个阶段里开始教学生学对对子（从前叫做"属对"），这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种教学方法。

我国古代有过一段散文、骈文的发展过程。到了唐宋，近体诗仍然部分地运用对偶，赋体文学也还存在。教儿童学属对，最初大概是以学作骈文和学作近体诗为目的的。发展到后来，属对成了启蒙之后一种必修的课程。苏洵的文章里说：

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苏老泉全集》，卷十五。）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在宋代，属对已经是同句读、声律相提并论的一种基础课程。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专为学作近体诗，而是作为语文基础训练的一种手段了。程端礼说：

大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但令习字演文之日，将巳（原文如此）说《小学》书作口义，以学演文，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能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天、长、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即行，使略知轻重虚实足矣。（见《读书分年日程》，卷一。）

这段话把属对的作用说得很清楚。教学生属对的目的是配合"习字演文"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字的"虚实死活"，掌握阴阳上去四声。属对教学，大致就依据这样一种目的，一直实行到清末。这中间编出了好多种指导属对的课本，其中最基本的一种是《对类》，里边不仅编列许多属对的材料，并且还详细地讲了属对的方法。这本书可能是宋元之际编印的，现在明初刊本。以后有好些种都是以它为基础增删修改的。此外，广泛流行于书坊，不见着录的有关属对的书，种类就更多了。[6]

根据对课本的内容来看，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词汇的训练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因素。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

学属对首先要正音，同时学会阴阳上去(或平上去入）四声，这是基本的语音训练，自不待言。属对课本大都是分类编排的，分天文、地理、人物、器物等若干类，学属对的时候是一类一类地练，如天文对：“天”对“地”，“雨”对“风”，“天地”对“山川”，“清风”对“皓月”"；花木对：“山茶”对“石菊”，“古柏”对“苍松”；等等。这是一种词汇训练，也很明显。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属对的语法训练的作用。属对课本一般把字分作"实字""虚字""助字"三大类。实字下附有“半实”，虚字分“活（或生）”“死（或呆）”两小类，并附“半虚”。定义是：“无形可见为虚；有迹可指为实；体本乎静为死；用发乎动为生；似有似无者，半虚半实。”把分类和例字排列一下，大致如下：

1、实字：天，地，树，木，鸟，兽，……

半实：文，威，气，力，……

2、虚字（活）：吹，腾，升，沈，奔，流，……

3、虚字（死）：高，长，清，新，坚，柔，……

半虚：上，下，里，外，中，间，……

4、助字：者，乎，然，则，乃，于，……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所谓实字，都是名词，半实是抽象名词；虚字（活）是动词；虚字（死）是形容词；助字包括现在所说的连词、介词、助词等各类关联词和语助词。只有所谓"半虚"比较杂乱，除了上边列的那些方位词之外，还包括一些意义比较抽象的形容词和时间词。半实，一般就并入实字用，半虚并入虚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关联词和语助词。这显然是一个很简要的语法上的词类系统，同现代语法学了分类基本上吻合。

进行训练的时候，首先作"一字对"，要求实对实，活对活，死对死，也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这显然是基本的词类训练，作得多了，学生可以逐渐树立起词类的观念。

第二步作"二字对"。用实字、虚（活）字、虚（死）字两个两个地组织起来，可以成为好几种结构，如下：

1．上实下虚（活）：风吹，云腾……名词+动词，主谓结构。

2．上实下虚（死）：天高，风急……名词+形容词，主谓结构。

3．上虚（活）下实：凿井，耕田……动词+名词，动宾结构。

行云，流水……动词+名词，偏正结构。

4．上虚（死）下实：微云，细雨……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

5．并实：父子，兄弟……名词+名词，联合结构。

虎背，熊腰……名词+名词，偏正结构。

6．并虚（活）：弹唱，歌舞……动词+动词，联合结构。

7．并虚（死）：敏捷，迟钝……形容词+形容词，联合结构。

这就表示，要学生练习二字对，也就是训练学生运用主谓、动宾、偏正、联合这几种基本的造句格式。经过反复练习，能够敏捷地对上二字对，那就意味着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基本的句法规律。

进一步作“三字对”和“四字对”，这时就可以把助字加进去。三字和四字的结构，在文言里，已经可以表现绝大部分造句格式，包括复句在内。例如：

1、推窗邀月，出户乘风……“邀月”是“推窗”的目的，“乘风”是“出户”的目的，这是一种复杂单句的格式。

2、月缺月圆，花开花落……“月缺”“月圆”，“花开”“花落”，都是两个主谓结构并

列，这是一种联合复句的格式。

3、水清石见，云散月明……“石见”是“水清”的结果，“月明”是“云散”的结果，这

是一种偏正复句的格式。

再进一步作“多字对”（五字，七字，九字等），那就不但可以练习种种基本格式，也可以练习种种变化格式和特殊格式了。

总起来看，属对练习是一种不讲语法理论而实际上相当严密的语法训练；经过多次的练习之后，学生可以纯熟地掌握了词类和造句的规律，并且用之于写作，因为从一开始就是通过造句的实践训练的，而不是只从一些语法术语和抽象定义学习的。

除了语音训练、词汇训练的作用之外，属对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星光灿灿”对“水势滔滔”，“如烟”对“似火”，“一川杨柳如丝袅”对“十里荷花似锦铺”，这些显然都能训练学生运用形容、比喻等修辞方法。再如，“飞禽”，是类名，必须仍用类名如“走兽”去对；如果用“鸣蝉”去对，虽然也是“上虚（活）下实”（即动词+名词）的结构，这个对法应该算是不合格的，因为“鸣蝉”不是跟“飞禽”相当的类名。这种练习得多了，显然能训练学生注意概念、分类、比较等等逻辑关系，从而收到逻辑训练的功效。

清人崔学古介绍他指导属对的经验，说：

一曰训字。先取《对类》中要用字眼，训明意义。戒本生勿轻翻对谱，须先立意，方以训明字凑成。勿轻改，勿轻代作。一曰立程。语云：“读得古诗千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须多选古今名对如诗话者，细讲熟玩，方可教习。一曰增字。假如出一“虎”字，对以“龙”。“虎”字上增一“猛”字，对亦增一字，曰“神龙”。“猛”字上再增一“降”字，对亦增一字，曰“豢神龙”。“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对亦增一字，曰“术豢神龙”。“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对亦增一字，曰“异术豢神龙”。从此类推，自一字可增至数位，为通文理快捷方式。（崔学古：《幼训》。）

从上边介绍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属对这种训练的确不单是为了作诗（虽然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而是涉及方面很广的一种综合性的语文基础训练，对于培养学生读书、作文的能力能起一定的作用。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对于这一点曾经这样说：

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选集》。）

把属对看作“作文的开始”，崔学古说属对是“通文理快捷方式”，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过去教学生属对，要求过高，过于复杂，练习的内容又不好，产生不少副作用，甚至束缚儿童的思想发展，那是应当批判的。然而作为一种基础训练的方法，的确不无可取之处。我们往往以为学对对子只是为了学作诗，这种看法应当改变。属对练习能够通过实践，灵活地把语法、修辞、逻辑几种训练综合在一起，并且跟作文密切结合起来，这一点很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多年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个教不教语法修辞等知识的问题。不教，学生显然需要得到一些这方面的训练；教，又觉得只是一堆术语、定义，并不能解决实际应用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从前人进行属对这个办法之中得到一些启发，研究出适合于我们需要的训练方式，再配合上简要知识的讲解，也许能为我们的语文基础训练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属对》

（４）进一步阅读训练与作文训练

教材：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笔法百篇、唐诗三百首等

此为作文训练而编著的蒙书，所选即范文也。以二百篇之量为佳，皆有评点，重点在教作文也。读评点古文为基础，继之以练笔，学习作文。

作文教学方法：先放后收，多做多改，以八股为训练程序。

蔡元培先生曰：（自述P4）

我一八七九年始试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试作制艺的方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迭架了。

３）经史

经史教学在蒙馆阶段以背诵为重点，对于所学经史从头到尾全文背诵是自始至终之要求，亦作讲解，从初浅渐深，要求亦从低至高。初则能存留多少是多少，不求儿童覆讲，一二年后，始要求覆讲，使逐字句解文义，部分要求默写，通文义。有些高深之书则惟求背诵，默写文义皆延至书院经馆中解决之。

４）因材施教

自古以来即施行单独教学，无分班教学之事。

５）以上乃就明清时蒙馆言之。

6）经馆书院中的教学都是在蒙馆教学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大学经馆里的解经，就是以小学蒙馆里的这些认字解字的训诂功夫以及语言教学和背经为基础的。具体到义理的研究，先得把这个经背下来，也要知道字的音义，这都是小学的功夫，要在蒙馆里完成的。有了这个小学基础之后，再去融会贯通。从家庭认字一直到经馆讲解义理，就体现了这种由本达末的知本的精神。古人教学先培其本，然后从本开末，极具本末的次第。这跟古人整体生活的知本是相关的，所以在教育里面也能知本。

3现行基础教育之问题

我们先讲了国学教育的原有步骤，这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我们认为国学原有步骤是对的，它是一个标准。凡是跟它不一样的，那可能就是问题所在。现在的基础教育，甚至包括高等教育，总的来说，就是过度西化，就是舍本逐末。过度西化和舍本逐末是同义词。高等教育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基础教育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根本上出了问题。基础教育是本，高等教育是末。

我们现在就看基础教育的问题。首先它有做人教育的缺失。也就是说语文、思想品德、政治这些科目都不足以教做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实有效的做人教育，必须依靠一个渊源深厚的传统。任何个人甚至组织依己意编出来的材料，是起不到做人教育的作用的。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今天的思路品德、语文和政治都不是做人教育，仅是名曰做人教育而已。这些材料承担不起做人教育的任务。因为是现代人据己意编出来的，没有依托一个渊源深厚的大教。比如说语文教学大纲，它也让语文承担品德教育的任务。可是承担不起来。在语文课上，甚至在思想品德课上，课本的品德含量实在太稀薄，十二册品德课本远远抵不过一篇仅一千字的弟子规。没有把孩子的好品德养成的功能，它起不了这个功能。具体到语文课上来说，它用的材料，不是做人教育应该用的材料。在教育即生活和理解而后教的错误教育理论下，这些材料完全是世俗性的，最新编的小学语文课本甚至选入了周杰伦的歌曲。浅得毫无义理与美感可言。在孩子记忆力极佳而理解力较弱的幼年，本来应该利用这段宝贵时光，让他们尽量多背一些传统文化的经典，让圣贤的言语成为其心灵的原始编码，所谓先入为主，少成若天性，这样虽然当时不甚了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触发，在反刍机制的作用下会理解地越来越深，将终身受用不尽。现在的理论是，只教儿童当下能理解和需要的。这样一年级所教的内容到二年级就作废，直到孩子长大毕业了，学了多年的结果，在做人的知识上他差不多还是一个白痴，并未学会什么对他以后的人生真正有用的东西。让这些低水平的无用材料占用了孩子们整个童年和少年的宝贵时光，这是多大的浪费啊。

其次，现行教育中语文与数理化的错位导致了知识教育的失败。语文从知识教育的角度来说，它本身就要承担思维开发的功能。就是说要通过语文的学习发展孩子的思维，迅速地开发他们的智力。可是语文课本的材料太浅，浅到什么程度呢？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古人入小学第一年就要学的千字文，其程度大约比今天初中语文课本上的许多文言材料还要深些。根本起不到开发思维的作用。而数理化的内容又总是太深，败坏了孩子的脑力。本来语文要深一点，用这个来开发儿童的智力。数学要浅一点，给他留点余地，不至于戕害他的智力，甚至引起他厌学的习惯。但我们的教育现实与此背道，语文材料太浅，耽误了孩子智力的发展；而数理化的材料又太深，是戕害了他智力的成长。这样，智力在这边被耽误了，在那边被戕害了。孩子们经过这些年的基础教育下来，智力都很差了。智力差了，知识教育能不失败吗？智力是知识教育的根本。再说，语文的内容太浅，使语文不足以担当知识教育工具的作用。思维都是靠语言进行的。阅读能力不够，也就等于是思维力不够。那些数理化课本，是需要读的。读不懂，理解不了，如何能深入学习。一个应用题，孩子看不懂题意，他怎么解？这是小学生特别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他的语文能力太差，看不懂题意，甚至看不懂要求。在一二年级，存在看不懂要求的问题，得由家长帮着。年级越低，这个问题越严重。这是语文课阅读教育的迟滞，大大影响了语文作为知识教育工具作用的发挥。以上两个方面加起来就导致了知识教育的失败。

我们回过来说，语言教育的主要问题还是过度西化舍本逐末。比如认字，本来汉字是根本。直接去认，那就是知本。现在是通过拼音来帮助认，还没有认字先教拼音，这就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用三年时间教拼音，浪费了孩子宝贵的时间。学前二年加上一年级，都在学拼音。学了三年，拼音还是不过关。多数孩子还只能做到一个字一个字现去拼读，不能很流利地把一句话直呼出来。教学大纲也要求，要能做到直呼，就像看英语单词似的，不需要现拼了，直接看了就能念出来。这种要求太高了。可能不断地训练，要到小学高年级，才能达到。在一年级二年级肯定是达不到的。所以只能单个字现拼。拼出了前面忘了后面，整句话不能流利地念出来。看着拼音念，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还是不知道。所以在还未认识大量的汉字之前就教拼音，并不能起到想象中的帮助孩子提前进入阅读的效果，这反而成为了认字的障碍。教拼音首先就是大量地浪费时间。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孩子总是盯着拼音看，他不看字，依赖拼音。这样，汉语拼音的先行加入就令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汉字教学雪上加霜了。

本来从清末字的教学就西化了。它放弃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先大量集中认字、认字与写字解字分开的老办法，改为认写解合一，这样就只能少量地慢慢认了。而且在教字与教句子篇章的关系上舍本逐末。认字是依附于篇章或者依附于句子。一个句子一篇文章里出现了什么字，就认什么字。认字成为随机性和依附性的，丧失了主体地位。要恢复字学的主体地位，就要按照古人的那一套，大量集中认字。选出一批常用字，把它们编排成韵文。这种认字是有计划的，不是随机地碰到什么就认什么。将这些选定的字编成韵文。这里面有认字功能，同时附带有解字的功能和语言训练的功能，是一种综合的功能。字块认字也是有计划的，字库里的字不是随便选的。要根据造字法，先认独体字，再认合体字。独体字就是象形和指事两类，合体字是会意字和形声字。那独体字又是合体字的本。这都是知本的做法。抓到根本，就纲举目张，事情就简单了。本上出了问题，就越来越艰难。

对比古人，现在这种字的教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将认写解合在一起进行。一开始对学字的要求就很高很精。古人一开始是很粗的。只要求会认。到后来才慢慢精细化。这样就可以先大量地认，从而迅速进入阅读。今天的人因为要求精，就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慢慢学，小学六年下来阅读能力还不及古人学一两年的效果。古人是无分别整体的思维，今人是分别琐碎的思维。古人是笼统的整全的人生境界，今人就是琐碎的人生。在认字上也体现了这一点。一开始就要求很精。从理论上，今人想象地认为，我走这条路，到最后我也能达到你的整全。可是事实上达不到。在一点一点慢慢学的过程中，往往后面学了新的，前面旧的又忘了，老是整体不起来。所以还是古人那套整体的计划合理，今天这套精而琐碎的办法效果很差，大纲要求的那些字达不到。小学2500字，认不全。初中毕业要求3500，能认二千多就很好了。这种相对古人已经是很低的要求，都完成不了。所以今人才认为认字是个难题。这都是不尊古法导致的，又加上拼音这个重大干扰，认字就更难了。因为学拼音的三年正是用来进行字块认字的宝贵时间。假如要把学拼音的精力放到用字块认字上，那么认字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那时人们就会说：我们祖先怎么这么聪明，怎么发明了这么好认好学的文字啊。

真是离则双美，合则两伤。无计划的认写合一的字的教学不仅影响了认字，也大大影响了写字，造成了认字与写字的两败俱伤。古人的写字教学也是极有计划和次第的。在传统上写字的第一步是用大楷毛笔在两年中反复练习“上、大、人、孔、已、己”那二十几个字，第二步还是用大楷将已会认的几千字在第三年中写熟练。以后才逐渐学写小楷。而且在一二步中，还要细分为把碗描红写仿临帖离帖五重次第，写小楷时省去了把碗描红，但还是需要先临帖。这是符合汉字规律的做法。今天我们的写字教学是有问题的，所以今天人写出来的字，实在是比古人差得很远。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方法作为对比，今人与之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问题的所在。第一个问题是起手就用硬笔写小字，今天的写字训练一开始就是用铅笔，后来是水笔和钢笔。就是一开始让孩子在很小的格子里来写那些很小的字。这个孩子在那么小的年龄里，他对手指挥的能力是很差的，让他在很小的格子里写那么小的字真是勉为其难。所以古人的方法就是用毛笔写大字。写大字要容易。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缺乏次第，古人的方法是有次第的：把腕描红写仿临帖离帖，不是一开始就让孩子自己在本子上写的。我们今天教写字是从第五步开始的，前四步都没有，这就是完全没有次第。第三个问题就是没有计划。课文中出现什么字就写什么字，一开始就写各种难字，练字无计划，认了什么就写什么。认写合一，古人是认写分开的。古人一开始是集中认字，认两千字期间都还只会写几十个字，那几十个字就是专门用来练字的。现在就没有专门练基本字的阶段。认写合一，取消了古人练基本字的阶段。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古人写字像“上、大、人、孔、已、己”那几十个字是要用大楷来练两年的，今天把这个给取消了。没有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基本的笔画没有功夫。一开始就写很难的字：学什么字就写什么字嘛。这都是没有计划的表现。

以上三点不同就决定了今人写字教学的失败。所以我们不断地感慨：古人的智慧是不能轻视的。你任何的轻率举动以及漠视古人的经验随便拍一拍脑袋就加以改革的做法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二个感慨就是对西方的东西不能照搬。现在这套教写字的办法其实是源于对西方写字教学的简单模仿。上来就以硬笔写小字、无次第、无计划都是西方写字训练的特征，但是这用于教写西文就是顺理成章不存在多大问题。因为西文极容易写，可以说会写了二十六个字母，余事已无多。所以儿童用硬笔写西文小字并不存在象写中文图画方块字那样大的困难；图画式的方块字的书写则要困难的多。西文单词乃是字母之横列，书写并无难易之分，故不需有先练基本字再写其它字的计划性；汉字每一个字都是一幅于其它字不同的图画，有难有易所以必须按计划先练基本字再练其它字。字母极易写，西文本无书法一门，故不需描红写仿临帖之次第；汉字的每一个字都与它字不同，故都需要按写仿临帖离帖的次第来单独练习。但是汉字与西文全然不同，将教写西文的办法硬搬到汉字的写字教学中来，就会有如上莫大之弊端。这是写字，其实认字乃至整个语文教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全是照搬西方的结果。对于文明属性模糊的科技，我们大致可以照搬，但是对于文明属性明显的语言乃至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价值信仰，则绝不能照搬。在不能照搬的领域去照搬，就是过度西化。窥一斑而知全豹，所有的过度西化其后果都是极其惨重的。

所以我们在写字上还是要恢复古人的教学方法。还是要先用大楷毛笔写大字，“上、大、人、孔、已、己”那几十个基本字，写上两年，然后接着用大楷来写这两年当中已经认会的那两千左右的字。后面才写小楷。下面就可以加上硬笔了，铅笔、钢笔都可以。总之，要有两年的“上、大、人、孔、已、己”的基本功训练。这是字学。

下面是简化字和白话文问题。现在把字简化了，也不教正体字了。在小学里全都是白话文，到了初中教一点文言文。错过了教文言文的最佳时期，教得量也太少，方法也不对没有蒙书韵文的过渡，直接从文言教起。这么少的量还有这么差的方法，导致孩子们对于文言，学跟没学差不多。这样简化字和白话文就造成了我们跟传统的割裂。古书是我们做人教育的主要来源，是圣贤智慧的结晶。读不懂古书，就彻底割裂了传统，对于我们了解这个优秀的文化，起到了极大的障碍作用。就是这个白话文也没学好。本来白话文根本就不用教，古代都只教文言文。文言学好了，白话自然会写得好。反之在早年习得语言的最佳时期，放弃文言教学而教白话，文言就永远学不好了。没有文言基础，白话也写不好。今日的教学现实正是如此。白话教了多少年，多数孩子写的白话文还是不通。能写通顺的，真是凤毛麟角，值得赞叹。更不用提文章的章法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现行教育的问题。语文课放弃了做人教育，语言教育的效果又很差，这进而导致了知识教育的失败。本来知识教育是现行教育的目的，可是这个目的也没有达到。所以问题都集中到语文课上了。语文是幼儿园和小学期间最重的功课，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必须对语文课进行大改；不触动语文课，还让这样的低水平的内容和低效率的教法占用最多的教学时间，基础教育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好转。

4私塾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私塾，主要是指王财贵先生倡导的儿童读经教育中以大量读经为理念的私塾，现在的私塾基本上还笼罩在这里面。王先生的读经教育是现行教育的反动。这是我们对它的总体认识。也就是说，它号称是古人原本的样子，但其实不是。它是一偏的对症之药，它不是古人教育的原本。这是我们要给它的定位。既然它是现行教育的反动。所以把它作为现行教育的补充用到学校，把读经课开到学校里去，不取代语文教育，作为与语文并行的一课来开，这就有利而无弊。就是对学校教育的小补，对其弊端有所救治。这是它进入学校的效果。然纯依此理念开设全日制私塾，以大量读经为此类私塾的唯一功课，则弊端甚大，它的弊端甚至比学校教育还大。大量读经私塾将传统国学教育之认字与蒙书两条线全部取消，只余经这一条线，又不解经讲经只是背诵，故即经之一条线亦与传统有异。字学是蒙书之本，蒙书教学是经史教学之本。这里把为本的蒙书和字学教学取消，把最末的经史做了全部。学校教育还在教字和阅读还有写作，还有本。只是本末颠倒，把本放到了一个附属的地位。而这里却是将本彻底取消，由此可知其弊端甚至比学校的弊端还要大。假如说学校教育是沙滩上的楼阁，那麽王教授的私塾教育就是空中的楼阁。经典教学缺乏起码的基础，所以没有效果。所应许的目标，都不能很好地实现。

王教授应许了三个目标，在私塾里接受他这种大量读经教育的孩子，第一能认识很多字。通过指读认字法，可以认大量的字。第二有阅读古书的能力，现代书就更不在话下。第三做人会做得很好。这三个目标基本上都不能实现。第一点关于认字的问题：究实言之，此种自始至终依靠在全文注音的读经课本上通过指读来认字的方法，其不合理与弊端要较学校中的一套还要大。其一、古人每云教授蒙童切忌早上书，认字当从在字块上认单个汉字开始。因为仅仅是读经的话，在孩子眼里，永远是一大片字，而不是很清晰很明确的单个字，所以单个字离开了那本书，他就认不准。这只是就无注音之书本言之，若注音读本则多一重重大障碍。即其二、今日之读经课本多是全文注音的。依此种读本来认字，儿童在很长时间中是注视着拼音来念的，自始至终拼音会对认字构成极大的干扰。有以上两点特别是第二点，现行在注音经本上指读认字的方法只是一种前无古人闻所未闻的想象方法。其认字效果甚至远比不上现在学校中那一套认字的办法。依这种办法教的学生在很长的时间内字都是认得模模糊糊，单个字认不准，能清晰认得的字甚至比学校的孩子还少。故他们很难有读书之兴趣，因为字多认不清之故！这样所许大量阅读及开发孩子智力的目标就不能实现。第二这个能读古书的应许也是不能兑现的。现实的经验是读经的孩子厌恶读书，别说读古书了，就是白话文他也不爱读。为什么？首先还是字解决不了。假如认了很多字。白话文就能读了。读古书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文言的问题，从白话到经典文言的过渡，他没有。二是名物掌故的问题。他没有背过幼学琼林那一类的蒙书，存在很多看不懂的掌故。以上三个方面就造成了他没有读文言的能力，白话也读不了。第三点用背经书来教孩子做人，是达不到的。首先，不讲解经书的义理，孩子甚至连文义都不懂，经书怎么能够帮助他做人呢？其次即使是知道文义了，甚至知道义理了，那个经书也用不上。因为离孩子太远了。这三个目标都实现不了。为什么现实不了？我们都可以归结为由于取消了蒙学，因此经成了空中楼阁。

王先生对国学教育的步骤的设想，存在简单化的问题：十三岁前大量背经，不作讲解；十三岁后即治义理，且以令其自学自行研究为主，如此则真有如古人所说：是先视之为废才，在后忽视之为天才！背经与解经划然切开，其间缺乏起码的过渡，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在王先生的私塾与书院的设想中，始终无数理化的位置。这样，对于其目标培养贯通中西的人才的实现恐亦有所不利！因为数理化是现代人的通识，是现代化的基础。教国学存在这样的问题，又不教数理化，所以这一类的私塾。孩子们的出路实在是个问题。升学是升不了的，进入社会，没有资本。只背了一些自己还不懂、什么也用不上的经，让他去谋生，又没有一技之长。除了让他们仍去教这种类型的私塾，惟一的出路或者是去做体力劳动。让他做体力劳动，他背了经后，傲慢心还大啊，大约还是做不下去。所以这类私塾里的孩子出路可真成了问题。

故现行依王先生理念而办的私塾，亦有大加改革之必要。否则小则误人子弟，大则将要把中华民族教育之一部分导向荒谬的方向上去。

5论蒙学乃是国学教育的基石与精髓

以上我们看了原有国学教育，也看了现有的学校教育和私塾教育。经过对比发现蒙学是关键。蒙学一定是不能忽视和取消的。此是国学教育的基石和精髓之义，是进入国学的不二法门。三字经云：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按：此处小学即蒙学之初步教材也！如三百千之类。马一浮先生云：“保氏教国子以六书，识字在古人是小学之事，今则在大学为专科，凡将训篡急就皆古人之小学教科书（按：小学即蒙学，凡将等即古人之蒙学课本，乃三百千之前身）。故蒙学有三个主要作用：认字语言教育、做人教育、知识教育。中国古人之蒙学依汉字及汉语的特点，以非常高之效率完成了认字、写字、写作、向经典文言过渡、韵文基础、做人教育、名物知识教育等诸多任务，这是古人智慧之结晶。若轻视之，或改变或取消之，则必大大影响语言教学及做人教学，受害的还是孩子。今日弘扬经学的人多轻视蒙学，此乃重大误区，取消蒙学将令经学成为空中楼阁，所欲经学之诸多作用如做人教育、语言训练等皆要落空。今当细思之，古人岂不知经学较蒙学为高乎？然则古人教学皆自蒙学始，未有教学直从经学始者，此中难道无故乎！

蒙学就包括字学和蒙书那两个方面。这正是所谓知本。包括今天的学校教育和王教授的读经教育，都失败在不知本。没有认识到这才是根本，因而对这个根本，加以轻视。今天弘扬国学的人，多数轻视蒙学。这确实是一个重大误区。我们要弘扬国学，就要从这个根本抓起。我们务本，国学复兴才有希望。要是舍本逐末，还是只重视高而又高的四书五经，不重视基础，那就不会长久。现在国学热，热就热在浮躁。都是在舍本逐末，都在谈经，而经的解释系统也坏了，用西学去谈。

所以我们这套国学的惭进次第，是由本达末的方式。就像孟子所说的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这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自然会沛然生发。所以我们这个做法，开始可能很难，主要是因为离现有的理念太远，对现有教育改动太大，人们一时难以接受。搞起来以后，就容易了。也不用我们费力去维持去宣传。他自己就会生发。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采用它。它较现行教育好得多的效果就是它自然生发的动力。有朝一日，到国家真的把它落实到学校中去，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一定会复兴了

6对于学校课程改造的设想：修身、国学、数学

关于体制内教育的改革，课程的体系和内容都要进行大改。总之，我们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把语文课的内容取消，以蒙学经史来代替。体育课音乐课政治课思想品德课合并为一门修身课，其内容就有礼乐、训诫、养生、静坐以及武术这几个方面。新的课程体系就是：修身、国学、数学。语文以前叫国文，这是清末出现的名字，它的全称是中国文字，就是蒙学改了内容和方法后起的名称。因为我们是要把蒙学和经史结合在一起教，所以我们要给这门蒙学经史课起一个更大的名字，就叫国学。这样一个课程体系就明确的体现了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思路。先教的课时多的为本，后教的课时少的为末。中学为本由国学和修身课来体现。这两门课都是一入学就有的，其分量在整个基础育期间都是最重的，要承担语言教育、做人教育以及知识教育的全面作用。数学在三年级始开，课时数远少于国学课，所以从这门课上就体现了西学为末的思路。西学主要就是西方的语言以及现代科学知识这两个方面。我们用来教做人的办法，完全是中学而排除西学，不让西学承担这种任务。所以我们认为今天的读经可能出现了一些方向上的错误：比如说英文读经，把《圣经》和英语文学的经典放在很早期的孩子身上，让他们去读，这就有西学为本之嫌。也就是说背下了这些内容的孩子，他的心灵深处就有了西学做人的储备，在做人方面他会不自觉的使用西学的那些方法。

（1）修身课

于修身所教：礼、乐、训诫（弟子规、明贤集）、养生、静坐等。

（2）数学

推迟两三年，从三年级或四年级开始教。以三年或四年时间将六年的内容教完。

（3）国学

一年级：字卡认字，上学期把三百千不二字认完；下学期接着字卡，始教四书不二字，并始开三百千，带读三百千。

注：字卡认字之教学法：①举卡认念之；②解义：略作讲解。③排列组片语句等。④复习。

二年级：继续字卡认四书不二字。开幼学琼林、名物蒙求、历代蒙求。教法略作讲解，懂多少算多少。以背诵认字为主。要求三百千上的字都认得。知字何义便不必知知都知，而简单的则要求。

三年级：

字卡认字至三年级下学期完成四书不二字的认识工作。

始开读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孝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本文、左传选粹、公羊、史记菁华录。

注：这些只要背基本不讲，亦不求会默写。能背多少背多少。背诵量尚须在实践中确定也。按：晚清《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每学年以二百四十日计算，第一年日读约四十字第二年日读约六十字，第三四年日读约一百字，第五年日读曰约一百二十字。总共五年，应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每学年亦以二百四十日计算，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总共四年，共读十一万五千二百字。以《春秋左传》《周礼》为中学堂所读之经，每日读二百字，五年共应读二十四万字。可供参考。

连号背书法简介

背诵是私塾当中最重要的功课。故古人于背诵法就特别讲究。也就是说如何去复习是一个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如何让孩子们在长期的背诵过程中巩固前面的成果，古人有极好的办法。十几年的时间下来，通过不断地有次第有计划的复习，能够做到整本整本的经终身不忘，这就体现了古人背诵教学的极大长处。在这种教学当中，人的记忆力得到了极大的开发，所以在经过古人背诵教学教育出来的人中，对十三经顺背如流者比比皆是，倒背如流的也大有人在。这种有计划的复习首先就分成了一些阶段，在最初的阶段一般都采用一种办法，叫连号背书法。以字数为单位，小的时候可能少一点，后来就多一点。总之，就算作一纸，一纸就是每天背的一个单位，可能从几十个字到几百个字不等。小的时候就几十个字，到十几岁的时候可能达到几百个字。也就是说当他的记忆力得到极大的开发以后，一天背诵的量可达几百个字之多。第一天背第一纸。第二天就背第二纸，连背第一纸，一直到第十天，背第十纸，连背前面的九纸。先背新的，然后把前面已背过的带新的都连着背下来，这样就培养了背长书的能力。到了第十一天就把第一纸拿掉，连背的时候从第二纸开始，十二天又把第二纸拿掉，从第三纸连背。每天都连背十纸。一天背一纸新的，再加上复习前面的九纸，从头一直往后，这就是第一阶段的学习。经过这个阶段其实就记得很牢了，但后面还要有一些复习程序，即在某些时间的节点上如一月、一季、一年到了，都要专门进行相应的更大范围的复习。就是说，月末要复习一月所背的新书，季末就要复习一季当中所学的新书，年末就复习这一年所学的新书。到时都要抽出一天两天时间来，把这个时间单位当中的所学过的东西，通通都再复习一遍，也就是说再背一遍。有老师来检查，要当着老师从头背到尾。经过了这些巧妙的办法，背诵就可以做到了终身不忘了。

同时开日记故事及千家诗。

（5）其它问题

句法训练：对对子。至六年级一直有。

关于拼音教学，迟至三年级下学期始教。也即字卡认字结束后始行之。

关于写字：

一年级：写大字，以毛笔写；

二年级下学期：练写数字。同时仍写大字、文字等。

字当以正体为主，兼简体字。两年中只写上大人孔乙己等二十几个字，到三年级，则要求把已经认识的两千字在一年中写熟练。每一个字都要按照描红写仿临帖离帖的次第来练习，最初学写的时候可能还要加上把腕。

写字就是从毛笔开始，写上两年以后，才写铅笔。毛笔一直教下去。教写铅笔字不能太早。因为笔太细，字太小，孩子的手掌握不住，这样写字就可能永远不会把字写好了，只能养成潦草的习惯，一开始形成的习惯很难改。所以要先写大字，再写小字。毛笔字也是这样。铅笔字要到晚一点再让他写。有了毛笔字的基础，再让他写铅笔字。因为我们设想一开始不教数学，数学要推迟两年到三年，所以没有用铅笔写字的任务。我们一开始就是背书、写字，也不教拼音，拼音也要推迟的。前两年的事主要是字卡认字、背三百千和教字。

教材问题：

两套教材，一正体教材，一简体教材。课堂上以正体为主。

简体和正体的问题，我们的想法是在字学里边，不管是认和写两者都要教，以正体为主兼教简体。字卡的制作也要在兼顾简体字：正体字写在中间，简体字用小字写在旁边。教材也要有两套，一套是正体字教材，一套是简体字教材。在课堂上以正体字教材为主，简体字教材让学生下去自己看。

（6）学校国学课损益

①经史的量当缩减。孝经论语会背会默写，讲字义；四书会背。五经选可用蒋庆老师的选本。

②剩下之经史，可留待初中高中时解决之。

③白话文之读（精读）、阅（泛读）及写作，六年级始开。

精读课本问题：现小学课本皆太浅，需另选。如以初中高中白话文移列小学来是一法。如毛泽东等人选入多些，鲁迅不选。

要求背诵、默写讲文义。

写作：先写文言，六年级再练习白话文写作。

还有就是白话文的问题。我们这套思路就是中本西末，所以白话文也要教，以与现代教育和现代世界接轨。但是考虑到现行小学课本，其白话文的程度实在太浅，所以应该变更。变更的思路比如把初中、高中的白话文移到小学来，是一个办法。再有就是另选，比如说选一些我们认为更好的文章。就是说初高中的白话文可能也不能照搬，比如鲁迅的作品选的过多，都要删掉。因为鲁迅的作品都是污蔑中国文化的，没有必要让孩子们受这种教育。毛泽东的可以多选一些，胡适说共产党人当中写白话文还是毛泽东写得最好。白话文的教学有精读、泛读及写作。精读方面，有些优秀的白话文也是要求背诵默写和讲文义的，有了前边的蒙学基础这都很简单了。开白话文的课要晚一些，到六年级再开，不能开得过早。开得过早就让孩子认为文言难学，就不想学了。所以我们要一开始把他的文言基础打好，先不要教白话文。让他一开始就觉得文言的书面语是天经地义的，难也得学。让他习惯于认为文言文才是书面语的正宗，白话文是辅助性的，不是正宗。所以让他先把文言基础打好，再学白话文。一方面很容易，另一方面也不会干扰文言文的学习。总之，这都是中本西末的思路。我们要把中学根本打牢固，把中本打牢固之后再学习属于西末的部分。我们不能反过来，让西末反末为本。先学的大量内容那就是本，在心灵中构成了主体部分。先学的大量学的花的课时多的，那就是本；后学的花的课时少的是末。这就是对本末的新解释。要是这样解释本和末的话，就可以说我们这套思路是中本西末了。白话文也是要写作的，不过不能教得过早，还是先把文言文写作练好了再说。所以，小学期间六年级之前就不必教什么白话文写作了。总之还是先有这种正宗的古文训练之后，先把古文写好，再写白话文。否则的话，还是有这个问题，先建立了以白话文写作的习惯，再学写文言文就很难了。反之，先把古文写好了，再写白话文一方面很容易，另一方面会写的很优美、很有章法。因为我们的白话文写作训练至今未有章法，古文的训练却是极有章法的。所以，我们还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先把古文写作搞好，然后再写白话。也就是说白话文的写作要推迟到小学六年级和初高中以后比较好。

（7）对于初高中之设想

国学课继续讲背经史做文言文，语文课白话课本可于课下自读及选背，不必如今日花大量时间讲解也，兼作白话文。数理化生地理体育暂仍旧，思品政治并入修身，历史要依照正见重编教材，中国历史要加史学原著。取消全民学英语，可从高一开始开设英语选修课，供有志于从事外务之人学习。

7对现代私塾的设想

现代私塾，一开始我对这个词是不接受的，不过现在我愿意提倡这种形式了。现代私塾就像新儒家一样，他是有些西化的。也就是我们对现代私塾的设想与体制内教育改革的设想大体一样，也还是说中本西末。在私塾中我们要引入体制内容，不只教传统的蒙学和经史，也要教数理化。

私塾，既然是一种体制外的教学，所以他跟体制内的教学肯定是有所不同的。比如私塾中开课会更灵活一些。如有些可以不开英文课等。又比如因材施教在私塾当中可能更容易贯彻。私塾中更适于采用古时候单独教学的方法，在体制内采用单独教学可能不是很容易，因为一个班级很大，体制内的教师们也已经习惯这种整齐划一的教学了。私塾当中的孩子相对来说少得多。私塾的教学规模应该是一个老师教几个、十几个孩子，这样也就适于单独教学。既然能够单独教学，所以因材施教自然而然也就能贯彻其中了。以上这些都是私塾存在的理由，也是体制内教育不可取代的。也就是私塾应该是一种精英教育的模式。我们引入体制内的内容，这样就可以大大拓展私塾的生存空间，因为私塾中孩子的前途是左右其发展的关键。今日大量读经私塾为何不易推广，则以孩子的出路甚为狭窄之故，不能与现行教育体制接轨。入书院，书院尚未办起来，进入社会，无现代社会之通识，恐亦难以适应。故吾人于私塾中教数学与英文，不仅为孩子的升学着想，还有更深的考虑，即使孩子终生不进入体制内教育，亦必须具备现代社会之通识，方能立足。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私塾可与书院同办，效果最佳。参照梁漱溟先生办曹州中学及勉仁书院（中学）的经验，这种同办的方式是团聚同道弘扬圣教的最佳途径。为教者一方面自觉相勉于自己人生的向上；另一方面又能从事于教育。现在有的书院不能形成日常性的讲学，用这种形式就可以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8伏羲班实践简介

吴鸿清教授的伏羲班教学实验已经给我们这套以全面恢复国学原有步骤的教育改革理念做出了很好的证明。伏羲班的理念与我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将现行语文课本取消，全面代之以传统的蒙学经史的材料和教法。吴教授要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要在常态下进行，也就是说参与实验的老师和孩子都是常态下选择出来的，不是特选的。老师就是那个实验班所在学校的普通老师，自愿报名。孩子也是一样，自愿报名不经挑选。这个由普通的老师和孩子来做的教学实验已经证明是很成功的。因此吴鸿清教授就说出了他的名言：对于婴儿来说，食品是第一位的。他用保育婴儿来比喻教育。保姆就相当于老师，食品就相当于教学的内容。如果给婴儿充足的母乳，他自然会健康的成长。相反，如果给婴儿的奶水太稀薄甚至是毒奶粉，即使保姆一天二十四小时用力看护，孩子还是要发育不良甚至死掉。吴教授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前就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就是觉得，从事我们这套理念的教学，恐怕不是普通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所能胜任的，它需要教者要先对传统文化有相当深的信仰和修养才行。从吴教授的实验结果来看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教师都有先在的潜质，让他去从事这套非常合理的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实践都能胜任，就是每一个中国的普通教师都可以胜任！对于教师素质的要求不需要我原来想象的那么高。你看，假如食品是有毒的，那你有二十四个保姆天天同时盯着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那这个孩子终究还是要夭折。假如说没有保姆或者保姆很不负责任，但食品是健康的，让这个食品放在孩子能够到的地方，他自己就可以抓来吃，保姆很稀松也没关系，他照样会健康的成长。这个事情就相当于我们的教学。就是说在教学当中采用什么样的内容和教法去教孩子是最重要的！老师的素质是其次的，老师的素质差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是中国的教师，他先天就有文化种子，完全可以胜任传统模式的教学。吴教授只是把传统蒙学中的精华取了一点点出来，就能有这么大的效果。确实如此，他只是拿出了一小部分，我们研究当中那些古人蒙学中经典的教学办法，许多他都还没有来得及采用，比如说因材施教啊，连号背书法啊，字块认字法啊，他都没有来得及采用，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正确了。也就是说，他这套教学实验其实还是很粗略的，但是大的方向对了。就是要用传统的内容方法来完全取代语文思想品德等极端不合理的内容和方法。虽然还很粗，但是已经取得极其明显的效果。

王教授那个不教认字也不教蒙书只教背经的办法，号称是传统的教法，其实是很不传统的，是传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办法。而吴教授这个，就大体来说，确是合乎传统教学的宗旨。虽然还很粗，但是传统教学的各项内容他都有，都抓到了关键。认写分开，在认的方面，先是大量的集中认字。写字两年当中就用毛笔反复写选定的四十个字。三年级的时候，把前两年所大量集中认的这两千多个字，一下都学会写，这个字学是抓住关键了。蒙书，他也有蒙书啊，他也没有像王财贵先生那样把蒙书彻底取消，他是非常重视蒙书的。一开始他认字的教材就是三字经、千字文、古诗精选和常用汉字歌，这些作为认字的教材。还有弟子规，弟子规是要求能背、能讲、能用、能评判的。就是说，可能经常在班里边要让孩子们评价一些事情，比如某个孩子当下发生了一件事情，就让他们评价到底合乎不合乎弟子规啊，犯了弟子规的哪一条啊，或者说是弟子规哪条做得好啊，所以弟子规就不仅仅是能够认能够背，还要能够解能够行，对弟子规的要求很高，这是蒙书。还有经史，《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五年级结束时都要完成，能够默写，能够流利的背诵。而且他也没有采用老子、庄子这些子书，这就很好。王财贵先生编的读经教材当中有老庄，这个不太纯正。所以吴鸿清教授这套办法就非常超前，而且非常纯正。虽然有些地方还比较粗，因为在那种当地现有的教学条件下，不可能太精细，但是大的方向完全合乎正理，所以就会取得那么好的效果。他是在零六年就开始做伏羲班试验的，到今天已经过去八年了。我知道全日制私塾都已是在二零一零年的事情了，这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私塾这种东西。伏羲班的想法真得非常超前，吴教授绝对是一个有勇气、有智慧、有创造性的人，非常值得钦佩。他创立伏羲班的时候，大量读经私塾当中王财贵先生那套理论的问题都还没有明显的出现，他就一下子直接契入了这种纯正的国学教育模式，非常不容易。传统的蒙学教学法，比方说，王筠的《教童子法》，崔学古的《幼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宏远谟斋笔记》，以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上是明清时代的；还有王虚中教学法，这是宋代的；吴洪清教授对这些古人的教学法著作，也包括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他都已经研究过了，否则的话，他靠自己拍脑袋肯定是想不出这些办法的。他之前是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书法和古代汉语教学，由于专业的关系，他比我们关注古人的教学要早，他研究古代汉语教学，就是这个蒙学，读了很多很多蒙学教学法的著作。所以说他知道古人的教学实际，他已经抓住了我们古人蒙学的精髓，所以，他的伏羲班模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几年下来，实验班的孩子的书包最轻，家庭作业最少，成绩最好，做人最懂事，并且身体棒，武术书法音乐样样拿得出手。鉴于此，甘谷县教育局已经在2011年在全县的小学初中里全面推广“永安伏羲模式”，依照伏羲班模式扩展而来的伏羲学校也已经在全国多处复制。这对于我们的教改理念而言，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9论在学校现行课程体系中加入读经课

在不触动现有课程的情况下加入读经课是最普通的想法。前些年民间发起的读经、弟子规践行进入学校，最近以全国二十所中学为试点，引入台湾中国文化教材实际就是四书选，零四年出版的教育部委托蒋庆老师主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本来也是想放入小学的；近年来两会上不断有委员提案，建议在中小学开设读经课；以上都是这一类的理念。这种想法最普遍，一方面因为台湾的学校就是这样做的，大陆的文化复兴起初基本上都是源于台湾的反哺；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做法对现有的体制触动不大，所以容易落实。但是不触动现有的课程体系，特别是不触动语文的情况下，读经课的课时势必很少。这样就只能继续让那种极不合理的内容和方法去占用最多的教学时间，那么基础教育的三个问题都不会有根本上的改观。所以这种做法虽然因为阻力小而易于推广，但是其效果却不大，只有小补而已。基础教育这样改其实还是在走弯路，不如一步到位，实施吾人以蒙学经史的原本国学取代语文的思路。这才是一了百当的办法，做人的问题、知识教育的问题、语言教育的问题都将彻底解决，基础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都将因此彻底改观。

10对外汉语教学

现在对外汉语教学的问题较中小学语文课更加严重。问题还是出在过分的不当的西化上。这里比语文课还要西化。在汉字难教难学的错误认识下，放弃从汉字教学入手，教学目标首先是口语的听说，完全模糊了汉语单音表义的特征，用西语去理解汉语，以词为单位进行教学。本来要从教字入手的话，只要掌握了两千左右的常用字，就可以顺利的看报、读书、搞科研。日常口语交流当然更不在话下。但是放弃从教字入手，上来用汉语拼音教词，学生不背下八千一万的单词，别想与人顺利进行有用的口语交流。况且这样费力的学下来，还是只能听说，对于汉语书籍还是睁眼瞎。到了高级班可能要学一点汉字了，但是由于教法的错误，大致还是象语文课上那样学，加上是外国人，所以效果比语文课上还要差，扫盲水平远远达不到。其实学习汉语这样困难都是因为方法的错误，在正确的教法下，汉语要比英语在二者同是外语的情况下容易学得多。

解决的办法还是要尊重汉语的特点，放弃西化教学，采用传统蒙学的教法稍加变通，从用字卡大量集中认字入手，然后上三百千论语等，辅以教背白话单词及普通的听说练习。这样一举多得：既以极高的效率让外国人掌握了足以阅读一般现代汉语书籍的常用汉字，可读白话及较浅的文言书籍，可以进行口语交流，而且传播了中华的优秀文化。这样，孔子学院才算有名有实了。现在的孔子学院连三百千论语都不教，实在有名无实。

注释：

[1]回顧清末的改革。读经手册44-45页。

[2]見讀經手冊14頁。

[3]胡適口述自傳164页第二段~第四段及注4）

[4]按：此前有另一套為漢言標音之方案名曰注音字母，又名注音符號。1918年由當時教育部頒佈推行的為漢字注音的一套音標，共有字母四十個即ㄨㄛˇㄧㄝˇㄎㄜˇ一ˇㄏㄢˋㄋㄧˇㄌㄧㄠˊㄌㄧㄠˊ^^ㄉㄧˊㄑㄩㄝˋㄈㄣˇㄌㄟˋㄋㄟˋ]ㄍㄜˋㄨㄟˋㄗㄠˇㄕㄤˋㄏㄠˇㄨㄛˇㄧㄠˋㄑㄩˋㄔㄣˊㄩㄣˋㄌㄜ˙ㄅㄞㄅㄞㄧㄡˇㄎㄨㄥˋㄗㄞˋㄌㄞˊㄍㄨㄤˋㄍㄨㄤˋㄡˇㄏㄨㄟˋㄊㄞˊㄨㄢㄆㄧㄣㄧㄣㄉㄜㄇㄚㄨㄛˇㄇㄣˊㄌㄧㄠˊㄌㄧㄠˊㄅㄨˊㄏㄨㄟˋㄉㄜㄅㄧㄝˊㄌㄞˊ。在臺灣一直實行至今，在大陸則為1958年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羅馬字母、拉丁字母中文拼音方案所代替。

[5]港臺等地則一直使用正體字。

[6]流行較廣的是《詩腋》《詞林典腋》《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多半附在《詩韻合璧》《千家詩》等書裏，也有單印的本子，大都只列出一些對子，供人查考或背誦，不講屬對的方法。其中人們最熟悉的是《笠翁對韻》，就是"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那一種。再就是《聲律啟蒙》，就是"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雁，宿鳥對鳴蟲……"那一種。另外，又有清章慶輯的《對語四種》，趙暄輯的《三字錦》等等，大都是從古書上輯錄一些對語，供學生背誦的。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