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新儒学论文选集》导读

作者：杨明、张伟

来源：“南京大学哲学系”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初六日辛酉

          耶稣2016年10月6日

“南京大学哲学系”编者按：从本期起，南哲名人录将推送曾在中央大学任讲师兼哲学系主任的唐君毅先生的文章，文章选自南京大学出版社“南雍学术经典系列”的《唐君毅新儒学论集》。本文为南京大学杨明、张伟两位老师所写的导读。

唐君毅先生生平事略

唐先生讳君毅，学名毅伯，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柏溪镇；1978年2月2日卒于香港九龙浸会医院。依旧历计算，享年七十岁；若依新历计算，享年六十九岁。唐先生祖籍广东五华，六世祖时因广东岁荒而迁徙至四川宜宾。起初，其先世以制糖业勤俭起家，生意极好，家道亦渐趋殷实；不料后来糖船翻江，进而在金沙江畔(今宜宾县普安乡周坝村)购置田地转而从农，遂为四川宜宾县人。

唐君毅的父亲迪风公，名娘，初字铁风，晚易为迪风，别字渊嘿，生于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夏五月十七日，乃遗腹生的独子。年十八应童子试，为清代末科秀才。迪风公性情刚正不阿，不为不义、权势所屈，乃一圣门狂者型侠士。民国初年，二十六岁时任《国民公报》主笔，愤慨于当时党人文士之趋炎附势，作有“武士头颅文士笔，竞纷纷化作侯门狗”的讽刺诗句。青年时，迪风公并不喜欢儒学，后因母亲逝世，万念俱灰，方返其本而契于圣贤之书，虽曾问学于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先生，但仍表示：“弟子不愿学佛，愿学儒。”后从事蜀中教育十五年，任成都省立第一中学、重庆联中、华西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教席，并与彭云生、吴芳吉、蒙文通等友人创办敬业学院，被推举为院长。1931年(民国二十年)，因染时疫卒于乡，享年四十五岁。其一生著作甚多，但多毁于内乱，唯有《孟子大义》一书流传于后世。

唐君毅的母亲陈太夫人，讳大任，字卓仙，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二月十二日生于宜宾县窦坝村，先祖也是广东客家人；1964年病逝苏州旅寓，享年七十一岁。陈太夫人曾就读于其父陈勉之公任教的成都淑行女校。从小即甚有主见，不随顺习俗。能文擅诗。婚后除任教于师范数年外，皆尽瘁于养育儿女五人，甘苦食淡，处之泰然。著有《思复堂遗诗》，用笔真朴，感情纯挚，除哀悼亲人、怀念兄弟及儿孙媳婿外，亦有平时生活之闲情佳趣、山川风物之思绪及家国世道之感慨。陈太夫人品性淑德贤惠，平时教子甚严，欧阳竟无先生曾在其诗集题云：“夫人之德，古所难能，况兹末世，迪风往矣，佳嗣如君毅，能学圣学，是直接孟母之贤，岂陶母欧母之所可毗哉!”可谓蜀中一奇女子也。

出生于如此书香门第，聪颖过人的唐君毅自幼便受到了父母良好的教育。两岁时，其母陈太夫人便教以识字，三岁就知持书问母。陈太夫人在《为长子毅五旬生日作》一诗中对唐先生便有“三岁免怀，忘其美丑，喜弄文墨，凡百好求，趋庭问字，意义必究，憨态孜孜，恐落人后”的描述。六岁时，其父迪风公开始以《老子》一书教先生，并命其背诵《说文解字》，但直到十岁，才准其接触《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童年时代的唐君毅不仅沐浴着传统的乡土风教，饱尝着中华文化的熏陶，而且还初步显露出了哲人之于生命存在所特有的敏感和体悟。这突出地表现在了他八岁时所经历的一场情感飞跃：在父亲讲述的一则关于地球末日的小故事中，年幼的唐君毅深深地陷入了对“生”与“死”的忧思之中。谁又能说这仅仅是一种懵然无知的杞人忧天而非一种至情至性的仁心悲情呢!

1921年，因迪风公与彭云生、蒙文通、杨淑明诸先生受聘于重庆联中，十二岁的唐君毅随其父旅居重庆，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重庆联中。十五岁时，唐先生开始写日记，立志向学，大有希圣希贤之志。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波及四川之时，一大批共产党人，如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等人都曾在重庆联中演讲以抨击传统文化，声称要革除五千年之遗毒。但唐君毅对此却始终提不起兴趣来，并“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和反感”，并与吴竹似、陈先元、高介钦、游鸿如、宋继武、映佛法师等八人结为异姓兄弟以示不盲从潮流之意。这其中又以游鸿如最为怪异，此人十三岁时，便以国文第一考入重庆联中，颇注重道家精气修炼之功夫，主张退化论，闲来无事便独自静坐，视胡适、陈独秀等人如无物，并常以鸿儒自居。后与先生共赴北京投考北京大学，虽斩获国文第一，但终因其他科目欠佳而读了法政大学重庆联中五年，可谓唐君毅先生之哲思全面萌发之际，亦是其整个心路历程之关键时期。这期间，他曾为江滨被雨水淹没的石头是否依然存在而沉思；曾为唯识论所讲“万相皆识所变现”的“万法唯识”所打动；曾为《孟子》、《荀子》之于人性善恶的不同观点而撰文五千字来论证自己的想法并与其敬重的父亲相互辩驳；更为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奇异运思所吸引，对其以佛教精神为人类文化最后之归宿的观点大加赞许，而对其以儒反佛、崇尚直觉之方法颇以为怪。这一切的一切都为唐君毅之后的思想生成及其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的甚至于成了他终身不渝的信念。

1925年，重庆联中毕业后，带着一颗悸动不安的心，唐君毅先生来到北京继续求学。先入中俄大学学习马列思想，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受业于熊十力、汤用彤、张东荪、金岳霖等名家。这期间，唐君毅在北大还常去聆听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讲演，但对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不以为然，对鲁迅办《语丝》、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及吴稚晖之言论亦所契甚少，唯有梁漱溟先生所讲治哲学之八阶段大契于心，并深受梁漱溟先生关切而深感于怀，对其人格更是推崇备至。然此时，唐先生对哲学之兴趣主要投注在了西方。北京游学一年后，因父母移居南京问学于支那学院的欧阳竟无先生而转至中央大学哲学系，副修文学系课程。当时的中央大学以严谨、扎实、勇于探索著称，与北大、清华可谓三足鼎立，其哲学系更是人才辈出之地，有熊十力、方东美、宗白华、何兆清等一大批名家执教于此。正是在这一期间，唐君毅开始受到了系统的哲学训练，由汤锡予、方东美先生那里接触到了西方新实在论哲学，由熊十力先生那里接触到了新唯识学，但此时唐君毅因沉醉于西学而对传统文化用心不深，故对熊氏所论“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说之精义始终不能契悟。此外，唐君毅还自学了爱因斯坦、海森堡等人的一般性科学书籍和心理学书籍以及亚历山大、摩根、怀特海等人的著作，并由英国哲学家勃拉德莱《现象与实在》一书的导引，潜入了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人之思想体系，开始从自然之思上升到了人的精神之思，由新实在论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了大学时期唐君毅之于“心”的思索和体悟。在当时的唐君毅看来，人之心灵乃一超拔自觉的生命存在，而物质的身体乃是对此心灵牛命的束缚，心灵生命常因其自觉性而求超拔于物外。因此，人之生命时常处在自觉的心灵与不自觉的物质的彼此冲突之中，而唯有自觉的心灵超脱于不自觉的物质的束缚时，人之生命才进达于一至高的境界。而人之心灵超脱于物质束缚的唯一方法乃是绝欲，只有弃绝一切欲望与杂念，才能达到一种类似佛教涅粲的超升境界。对于此“心”的了悟不仅构成了唐君毅之于人生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以至于终生未改，而且也为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展开开启了一条悠远的道路。

1932年，二十三岁的唐君毅自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便返回了成都，在中学教授伦理学、人生哲学及国文等课程。次年冬，经友人许思园推荐得以重返母校中央大学哲学系任助教，从此以后唐君毅先生便走上了大学的讲堂，驰骋古今而会通中西，除抗战初期一度出任教育部特约编辑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唐君毅先生返回成都教学，并在课余与友人创办了《重光月刊》，鼓吹抗日。在成都教学期间，经中大同窗好友谢绍安介绍，与其妹谢廷光女士相识，彼此开始通信，情投意合，终于1943年在重庆与谢廷光女士结为伉俪。1940年，唐君毅在重庆与牟宗三相识，因谈说甚为相契，且彼此启悟良多，遂结为知己，终生不渝。同年，应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宗白华先生之邀，唐君毅重返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讲师，次年，与周辅成、程兆熊等人共同创办了《理想与文化》杂志，升为副教授。1944年升至教授并被全系教师推举担任中大哲学系主任一职。这期间，唐君毅先生可谓年轻气盛，雄姿英发，相继出版了《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三部著作。如果将前一部论集看作是唐君毅受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启发，而在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所收获的初步果实；那么，后两部著作则充分体现出了唐君毅先生那种超拔向上的道德劲力和醇厚挚美的道德心灵，它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调，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也正是这后两部著作构成了唐君毅整个学术生命的真正起点。

1947年，中央大学哲学系因人事纠纷，拒绝继续聘用牟宗三、许思园二先生，出于对朋友的道义，唐君毅愤然离去，转而与牟宗三、许思园二人出任无锡荣德生先生新创的江南大学教授之职，兼任教务长。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时局渐趋紧张，适因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先生之约，唐君毅与钱穆二先生联袂赴穗讲学。当此之际，国民党败势已定，全国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怀疑虑，遂于八月与钱穆先生一同离粤赴港。

自1949年抵达香港后，抱着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以及延续中华人文精神之价值的承诺，同时也为了给从内地来港的青年学子提供住所，唐君毅先生与钱穆、张丕介、谢幼伟、程兆熊、刘尚一等人共同创办了新亚洲文商夜学院，由钱穆先生任院长。学院创办初期，条件极其艰苦，只有三问租来的教室可用，次年幸得王岳峰先生经济支持，在九龙深水步桂林街61、63、65号租用了三、四楼，作为校舍，并易名为“新亚书院”，即寓意：

“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区划腐臭为神奇，予一切有价值者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求与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

其办学旨趣为：

“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探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嘹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

唐君毅在新亚书院除了担任教务长兼哲学教育系主任从事教学工作外，还举办了新文化讲座，邀请各方人士前来演讲，持续了三年之久，共139场。继新文化讲座停办后，唐君毅先生又在新亚书院与少数学生成立了人学会，定期聚集共同讨论心性之学，可谓为新亚的展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在创始诸先生及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所获得的成就逐渐为社会所瞩目，其精神亦更是为世人所钦佩。伴随着新亚精神的日益光大，50年代中期，新亚书院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和耶鲁大学“中国雅礼协会”的捐助，在九龙土瓜湾农圃道建了永久校舍。新亚书院由此而粗具规模，并逐步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堡垒之一。

1963年，为满足香港华人社会发展的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及崇基书院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先生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并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在唐君毅先生的一再坚持下，新成立的中文大学实行联合制，各成员书院具有各自的财政、行政及教学、收生、聘任教职员的独立权责，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精神也得以保留了下来。然而，中大成立不久，其措施即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使新亚陷入了新的艰危困顿之中。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新亚行政和教学的独立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龃龉，矛盾日深；其间，钱穆因不满于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疾，不久去世。唐君毅先生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以至于山穷水尽的苦境。1973年，中文大学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为此，新亚书院董事们愤然于1974年集体辞职，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以表示反对的立场。同年秋天，唐君毅以哲学讲座教授身份从中大退休。

新亚书院可谓唐君毅后半生倾心倾力之地，除专志于新亚书院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教书育人之外，在这一时期亦是其整个学术人生的鼎盛时期。最初十年，身居西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香港，夹杂在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之中，唐君毅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困境，因而将研究的重心由先前对人生和道德理性的思考转移到了文化领域中来，试图从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艺境界、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颈以直觉了悟的内在意蕴一一加以疏解，以凸显中国文化之本来面目，彰扬中国文化之独特精神。《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开新》，1955)、《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又名《科学、民主建国、与道德、宗教》，1958)以及从南京中央大学时期便开始撰写的《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便是唐先生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

1957年，唐君毅应美国国务院邀请首次出国考察，遍游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参访各国知名学府，与各国知名学者多次晤谈。然此次出访虽收获颇丰，但亦让唐君毅切身地感受到了欧美学人对于中国文化及其研究方式的理解多有褊狭不当之处。这一普遍现象的存在颇让唐君毅痛心疾首。鉴于自身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以及亟欲将之传播于世界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遂由张君劢先生与在台的牟宗三、徐复观二位先生相联系，在征得二位先生同意的情况下，由唐君毅在美起草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一文，以对治西方人士之于中国文化的诸多偏见，并于次年元旦由四位先生共同署名发表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上。这一“宣言”洋洋洒洒四万余字，非常广泛地论及了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精神生命、超越意义以及未来发展途径等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宣言”强调了中国文化问题自有其世界意义和重要性，批判了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古埃及、古波斯等已死的博物馆文明而用考证古董、解剖死尸的心态和方法对待它。“宣言”指出：研究中国文化，首先必须肯定其活的生命之存在，肯定“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在贯注”。必须对历史文化传统怀着“同情”与“敬意”去研究它，了解它，而“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其次，“宣言”还着力强调了中国文化中之超越的意蕴，认为它体现了伦理道德、超越情感和宗教精神的和谐统一。再次，“宣言”亦承认中国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但这种吸收绝不是外在的强行添加，而必须建立在中国文化理想本身之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宣言”不仅体现了唐君毅等人之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而且也在世人面前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亦成为了现代新儒学的经典之作。四位先生亦因此正式登上了国际学术界的舞台，成为了国际公认的现代新儒家。

随着唐君毅对中国文化体察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他愈发感觉到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之“返本开新”的问题，仅有对于时代通病的反省和批驳疏导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切实地从疏理整个传统文化遗产的学术工作做起。基于这样的认识，进入60年代，唐君毅的研究重心渐渐地转移到哲学自身，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研究上来。独具新意的两卷本《哲学概论》的诞生便是这一学术路径转向的开创性成果。在这一著作中，唐君毅一反时人纯以介绍西方哲学为主要内容的写法，融中、西、印三家哲学思想于一炉，迄今为止仍可谓同类著作中的翘楚。其后2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国哲学原论》之《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的相继出版，则更是突破了以往中国哲学研究固有体例的禁锢，以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为中心，通过对中国哲学之主要观念进行文字的训诂、义理的辨析以及对其提出、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考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发展脉络，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哲学研究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如果说《中国哲学原论》的问世是唐君毅整个学术历程中的又一块里程碑的话，那么，由他在病榻上完成最后一校并于1977年出版的另一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则为其一生所思所求的哲学与文化图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标志着其哲学思想体系构造的最终完成。

居港三十年间，唐君毅除了勤于笔耕之外，与东西学人之问亦保持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曾多次出国访学和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如1959年和1964年分别出席了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东西哲学家会议”；1965年出席了在汉城高丽大学举行的“亚洲近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1967年出席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明代思想国际学术会议”；1970年出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十七世纪思想会议”；1973年出席了夏威夷大学举办的“王阳明五百年纪念会”及东京“中日文化交流会”第二次会议，等等。他如此东奔西走，劳碌奔波，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人之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1966年，唐君毅先生终因劳碌过度，而导致左眼视力不明，见物变形，经医生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后转赴美国、曰本、菲律宾等地接受治疗。即便如此，唐君毅先生在治疗目疾期间仍没有停止对于人生、道德及中国文化的思索和探寻，《病里乾坤》一书便是这一时期的所思所得。在与友人谈及目疾时，唐君毅先生更是戏言：

吾之left eye虽已left，而right eye固allright。

其之于人生坦然自若之态度、超然开阔之胸襟，由此可见一斑。1976年，自台湾讲学八月返港后，唐君毅先生便时常咳嗽不止，服药而不愈，后被查出不幸身患肺癌。是年八月，在夫人谢廷光女士的陪同下赴台北荣民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并作手术治疗。手术后，唐君毅先生的体质便急剧下降，但授课著述之事却未尝有一日间断，其鞠躬尽瘁之精神使人无不为之动容。1978年2月2日凌晨6时，唐君毅先生病逝于香港浸会医院，享年六十九岁。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