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桂榛作者简介:林桂榛,贛南興國籍客家人,曾就學於廣州、北京、武漢等及任教於杭州師範大學、江蘇師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等,問學中國經史與漢前諸子,致思禮樂(楽)刑(井刂)政與東亞文明,並自名其論爲「自由仁敩與民邦政治」。 |
荀子生平、墓地研究及荀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林桂榛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初九日甲子
耶稣2016年10月9日
【作者按】本文约4万字,2013年11月撰,2014年1月26日发布于孔子2000网,2016年9月底重校并补充。本人除第一部分“荀子生平”以《荀子生卒年问题新证——以〈盐铁论〉两则记载为中心》为题刊于《邯郸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外,其余未曾纸本刊登过。
2013年10月13日上午9时(阴历重阳节),荀子庙修成暨祭荀典礼在山东兰陵举行——官方称现荀子庙为荀子墓园,祭殿宏伟,内有高大荀子铜像一座及李斯、韩非等配像,然造像不知作者为谁,且祭殿未垒台地而影响了大殿的形象或气象,惜哉!祭礼之后,又举行了“荀子思想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专题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2013年之前(含2013年)东亚大陆学界就荀子生平及思想所举行的第四次学术性强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前三次有两次在临沂城,另一次在邯郸城)。
迹象表明,近几年学界对荀子的重视和研究进入了激发期,兰陵会上不少学者开始认同并复说“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语。我在2012年邯郸荀子研讨会上就说荀子是孔子之后、梁启超以前的最伟大思想家,今兰陵立荀子庙曰“后圣庙”正合此意。今我要补充说的是领悟此点者唯《荀子·尧问》末章“孔子弗过”之言及1945年王恩洋“中国二千年前之经验论哲学大师”之言。谭嗣同之类的斥荀论,不过是王国维1905年《论近年之学术界》所批评的“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已,貌似理论高深实则粗陋。而章太炎作《后圣》、《尊荀》篇以扬荀实多为应“反荀”而起。
本文以最近兰陵荀子庙修成及第四次荀子研讨会举行为话头,略述“荀子生平、荀子墓地、历次荀子研讨会、荀子研究的展望、兰陵文化的开发”五个问题如下,供读者参考。全文约3万字,欢迎读者指正,尤其是指正文字错谬(校对不良)等等。
一、荀子生平[①]
关于荀子生平,后人最熟悉并以为最可靠的是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所记:“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②],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引文中省略号处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系错简的一段文字:“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③]
荀子寿约百岁,其生年我比较认同梁涛2000年《荀子行年新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4)的结论——荀子约生公元前336年,此结论实从于廖名春1992年博士毕业论文《荀子新探》(文津出版社,1994)[④];也认同清汪中《荀卿子通论》谓荀子以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当湣王之季”的判断,汪中见解亦见胡元仪《荀卿别传》、游国恩《荀卿考》、梁启超《荀卿及〈荀子〉》等[⑤]。荀子最可能生于公元前337—336年时,即齐威王20年左右(齐威王在位37年);公元前287年左右,荀子以年50游齐,三四年后齐湣王死、齐襄王立。荀子后半生主要从事学术与政治活动,曾北至燕都,西至秦都,南至楚都[⑥],见王会相,谈政议兵,标仁举义,求治谋化,不慕富贵,但依道行,卓然旷世大儒。荀子目睹了“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荀子·王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荀子·强国》)的齐湣王及齐国“不由礼义”而上下、内外相诈的荒唐过程、可悲结局并曾出走楚国等[⑦],后在齐湣王之后“尚修列大夫之缺”的齐襄王时代(在位近20年,前283—前265年)重返齐国而“最为老师、三为祭酒”[⑧],齐襄王时荀子约53—72岁,与其年龄及资历等颇相符。
(一)荀子始游齐确非“年十五”实“年五十”
宋唐仲友认为荀子系齐襄王时以年五十始游稷下,则此与《荀子》、《盐铁论•毁学》所记明显不合,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也已辨荀子非齐襄王时始游齐。《盐铁论•论儒》有曰:
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按:有版本作愍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
梁涛《荀子行年新考》也引这段文字并据为可信,且是他推定荀子生年的基本坐标年。上引《盐铁论》这段话说的是齐湣王时的事,若此述可信,则齐湣王末年荀子曾去齐之楚。故而,荀子以年五十始游学于齐当不晚于齐湣王最后三年,梁涛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曰在齐灭宋的齐湣王15年即公元前286年,上推50年,即荀子生于公元前336年。
若今人将宋本《荀子》末尾所附刘向《孙卿书录》所说“方齐宣王、威王之时……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理解为荀子在齐宣王、威王时“始来游学”且“年五十”是“年十五”之讹并引传世本《风俗通义》、《郡斋读书志》、《玉海》、《文献通考》曰“年十五”为之证,则不仅齐史是威王在前而宣王在后,而且假使荀子以最晚的齐宣王末年(前301年)以年50来齐,至春申君死、荀子废令(前238年)时荀子享年已逾113岁(宋唐仲友、清汪中谓之137岁),恐非实然;若荀子在威王时代以年50始游齐,则荀子更长寿,如以齐威王末年始游齐计,荀子至少132岁,此于生命之理无契。荀子不太可能活至120岁以上甚至130岁以上,活至满110岁的可能性都极微。
刘向《孙卿书录》述荀子生平显系加工自《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而《史记》叙荀子生平文字中羼入本属前文的“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之句是刘向说“方齐宣王、威王之时……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的原由。《史记》只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并没有说荀子在齐威宣时代来齐,《史记》说威宣时代说的是早于、老于荀子的其他诸子如驺忌、孟轲、驺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等。齐威宣时代结束后是齐湣王历16年、齐襄王又历19年,齐襄王时,威宣时代活跃的稷下先生多已死,荀子则为颇得稷下末绪的老先生矣,故《史记》曰“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齐威宣时代接近60年,司马迁不可能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是“始游”于威宣时代这样长的时间,此说不合语法,也不合史实(此时间下推至春申君死时荀子寿命至少113或132岁以上),《孟轲荀卿列传》也根本没这样说。而且汪中早已指出《颜氏家训·勉学》曰“荀卿五十始来游学”正证明颜之推所见《史记》就是“年五十”非“年十五”。所以,所谓《史记》“年五十始来”有年数讹误的说法,都是刘向误解有错简的《孟轲荀卿列传》而误说或误措辞所导致的“乌龙”,但好在宋本刘向《孙卿书录》并没有将“年五十”误为“年十五”,否则更“乌龙”。至于抄刘向书抄错或自作聪明篡改刘向“年五十”文字的,则非刘向之责任了。
在文字上,说“五十”易讹为“十五”,这也并非不可能,包括容易自作聪明主动篡改的情况[⑨]。刘向《孙卿书录》曰“方齐宣王、威王之时……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但“始来游学”的“始”字是不易衍讹或篡改的,且曰“年五十”正与用“始”字语气、语义吻合,《史记》并无误,刘向亦照抄《史记》曰“年五十始”而已。《风俗通义》、《郡斋读书志》、《玉海》、《文献通考》等叙荀子处显系抄袭刘向《孙卿书录》述荀子生平语句,故“年五十始”字样前头也模仿或照抄《孙卿书录》而曰“是时”、“是时孙卿有秀才”、“是时孙卿为秀才”等。但《风俗通义》、《郡斋读书志》、《玉海》、《文献通考》等的“年十五”显系“年五十”之错,此或著书抄字者误抄,或著书抄字者故意自作聪明篡改所致,自作聪明故意篡改或误改正确原文的情况也并非不存在,而是也多见,此如今人校书误校一样。
《荀子》的言论可与《盐铁论•毁学》的叙述相参,荀子在齐湣王末年活动于齐都且很快因齐国无道而去楚国游历等当是无疑的。若按司马迁、刘向所述荀子是“年五十始来游(齐)”,那么这就与齐襄王时代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叙述吻合,因为荀子在齐襄王时代是53—72岁。相反,若司马迁、刘向书的“年五十”是“年十五”之误,则不仅不与“始”字吻合,而且荀子年15始游学于齐(稷下)若在齐湣王时,则荀子在齐湣王在位的17年中顶多是15—32岁,这样的话荀子不可能在紧接齐湣王的齐襄王19年内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因为这时荀子在34—51岁间。
若云荀子于宣王末年或更早的威王末年以15岁游齐,下推18年或37年,至齐襄王初年时荀子仅33—52岁之间,而30—50岁间的学识和资历都显然不够起称“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战国欲干政之学者游于诸侯多在40左右起,孟子如此,李斯也是如此。30岁出游诸侯属小(自己尚未立,去游说以干诸侯立什么呢),50岁游未必很晚,但已偏老,故《史记》曰荀子是“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有一“始”字,荀子来游属晚或偏老的叙述语气显然,太史公向来珠玑妙笔,此错不了。故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批评《风俗通义》改司马迁、刘向述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之“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谬,曰:“不知本文说的‘年五十始来游学’,这个‘始’字含有来迟的意思。若是‘年十五’,决不必用‘始’字了。”《颜氏家训》曰:“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犹为硕儒”正能说明前文所述荀子游齐属晚,而非游齐时“年十五”之早,此点刘师培《荀子补释》已引《颜氏家训》并作过说明。
齐湣王、襄王在位共35年,齐襄王死后二年,楚考烈王立并任春申君黄歇为相,考烈王在位25年。齐湣王至楚考烈王约62年,此间是荀子最重要的思想时光。楚考烈王即位前二三年,齐襄王、齐共王交替(按:共王即齐王建),襄王之后、共王之母即《荀子•强国》“荀卿子说齐相曰……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之乱宫“女主”,乃女子擅权监国也——长达40年左右,共王第44年秦灭齐国。楚考烈王第8年即公元前255年,楚灭鲁,楚相春申君任约80岁的荀子为鲁西南兰陵令(春申君先封“淮北地十二县”,封地濒临齐鲁,为相15年后改封江东苏吴一带),不到20年的公元前238年,考烈王、春申君皆死,荀子废居兰陵,并若干年后死于兰陵,葬地即在今兰陵荀子墓。
荀子二度在齐振学,又二度在兰陵为令。荀子最终废令而家定兰陵的年份与《秦始皇本纪》所记“李斯用事”而始辅佐秦王的年份相当。公元前237年,23岁的秦王嬴政采纳荀子学生李斯之谏(当时李斯44岁),除去逐客令并正式擢用李斯,即《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所谓“卒用其计谋”、“而李斯用事”。与李斯几乎同岁且同学于荀子的韩非子,则死难于公元前233年,为李斯、姚贾以“国家利益”的名义逼迫自杀于秦云阳甘泉宫。李斯为谋富贵辞荀子入于秦都在庄襄王死际,即公元前247年,秦王嬴政随后即位,时荀子近90岁。按我的推断,春申君死难时荀子逾98岁,李斯佐秦王时荀子逾99岁(李斯在秦初为吕不韦舍人、郎,后为秦王长史、客卿),韩非死难时荀子逾103岁。韩非死时荀子在世与否尚可疑,但荀子没于春申君、韩非子死难年之间则很可能,寿至98—103岁左右,或轻松寿至105岁以上及110岁以下。若去掉虚岁计算误差及君王在位计算误差或《史记》所云“年五十”是接近50岁而非必今49周岁以上,那么荀子寿命可在98—103岁间将下限下调三年,又将上限上调三年,则荀子寿至95—106岁间,荀子死时谓之“百岁老人”并不为过矣,当是民国以前中国史上卓越思想家中最长寿者。
但史家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史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称荀子活至秦始皇帝统一六国时(前221年),清代汪中等亦有此意见。照此则荀子寿至115岁左右,此可能性极小。若又说荀子活至李斯出任秦丞相时(前213年)甚至李斯处斩时(前208年)则更荒诞,如此荀子当寿至123岁或128岁,此可能性几乎为零。《荀子·尧问》末章所录荀子弟子赞词曰:“孙卿迫于乱世,遒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此是韵文,当时语言里刑秦成冥倾数字同韵)这条文献实际上并不是荀子活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的证据——今人如李峻岭等《荀子年寿行迹考》(《东岳论丛》2013/9)就有此误,因为此“暴秦”不指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时代(廖名春《荀子新探》已辩及此),此前的秦昭王亦大肆用兵侵略,至秦始皇之父庄襄王(在位仅三年)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秦始皇本纪》)。秦之暴并非只有秦始皇,秦国对外开疆拓土、斩将坑兵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此看《秦本纪》所记秦昭王时代半个多世纪的用兵记录即可。至于“上无贤主”则或指荀子在赵、齐、楚等皆不遇明君(荀子壮年起多居于赵齐楚),或指周王室衰微、天下凶乱。
(二)《盐铁论》“不食”、“睹祸”句之正读
汪中等说荀子寿至李斯为丞相时多据《盐铁论•毁学》文学先生所述,该书文学先生答大夫先生“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等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据此条文献记载,若承认荀子活至李斯出任丞相时,就必须承认荀子也活至李斯处死时,不能摘半句来证明自己观点却同时否定另半句的有效性(承认活至处死则自然承认活至相秦)。
但是,荀子活至李斯出任丞相甚至活至李斯被处死都是不可能的,此与《史记》、《荀子》、《盐铁论•论儒》所反映的荀子生平、寿命不符。以公元前336年出生计,至公元前213年李斯为丞相及公元前208年李斯被杀,凡123年或128年。而荀子活到115岁以上或120岁左右或130岁以上的可能性当几乎不存在,除非以东汉《盐铁论》来否定或篡改《史记》等文献,或干脆将荀子视作鬼神或妖怪。
要以《盐铁论•毁学》来否定《史记》“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的“年五十”,否定根据《史记》、《荀子》、《盐铁论•论儒》计算的荀子生平、寿命,则实是徒劳或枉然的,因为持此论、此意见者首先自己就根本没有读懂《盐铁论•毁学》“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这句话是在说什么。至于谨慎的严肃学者,则唯有狐疑或避而不谈了,否则就陷入了文献的相互否定中,陷入史料的“打架”中。
譬如梁涛《荀子行年新考》就只引《盐铁论•论儒》而有意回避了《盐铁论•毁学》这条文献而不言春申君死至李斯相秦、李斯处死之间的荀子情况,因为如果认同《盐铁论•毁学》这条谈荀文献,那么以荀子年五十始游齐在齐湣王末年计,至李斯相秦、李斯处死时则荀子已120岁以上,这就必将否定梁涛于荀子生年的推定而致他全文可疑,所以他干脆回避《盐铁论•毁学》这条谈荀文献而只采用《盐铁论•论儒》这条谈荀文献,这也是学术困境中的一种不得已之“技术处理”。廖名春《荀子新探》同时采用了《盐铁论•毁学》、《盐铁论•论儒》两条谈荀文献,但廖名春也误解了他正确征引的《盐铁论•毁学》谈荀之词,导致他能解决荀子是否活至120岁上下这一难题(即否定荀子有此享年),但却歪曲解释了《盐铁论•毁学》谈荀之词及《史记》关于李斯的一些记载,详见后述。
《盐铁论•毁学》“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其“谓”字在有的版本里作“为”字。如“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书影见《邯郸学院学报》正式刊登时插图1】,该处句子即作“……为之不食”及“覩其……”字样。照“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句式,则“荀卿为之不食”与“睹其罹不测之祸”有关,“睹其罹不测之祸”当系“荀卿为之不食”的原因,故作“……也”句式。然荀子睹谁“罹不测之祸”?荀子为谁“不食”?根据上下文等,“其不测之祸”之“其”当然是指李斯,那么李斯罹不测之祸(被杀)怎么是荀子“为之不食”的原因呢?此“为之不食”的“之”字指代荀子自己还是前述之李斯或秦王呢?若云荀子为自己“不食”,则此说显然不通,难道荀子为自己绝食(自杀)吗?若说为自己不食官禄,在上下文也显然说不通,而且当时荀子也不再为令有禄了,也更不想再做官得福,他已垂垂老矣。
此“荀卿为之不食”之“不食”字样是不食俸禄即不有官职义,同于《盐铁论•论儒》“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之“不食”字样。此“不食其禄”之“其”指代前文之“鲁公”,是叔眄不食鲁公之禄。以“食禄”之义判断“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之“不食”,则是荀子因为“睹其(李斯)不测之祸”而荀子自己为李斯或秦王而不仕不官。这就矛盾了或混乱了:荀子“睹”李斯杀祸而不仕,而荀子此不仕之时又在“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时,此分别是两个时段或节点,而且睹祸是因而不仕是果,其义根本就说不通。其实,“睹”字有明白、晓得、懂得之含义,并非都是目睹、眼见义(详见下述)。以荀子“睹”李斯之祸为准,再比较一下《盐铁论•毁学》荀子“不食”句作“荀卿为之不食”与“荀卿谓之不食”两版本的语义可能如下:
(1)李斯相秦人臣无二,荀子为之(?)不食(仕禄),目睹李斯罹祸命运也。
(2)李斯相秦人臣无二,荀子为之(?)不食(仕禄),明白李斯罹祸命运也。
(3)李斯相秦人臣无二,荀子谓之(?)不食(仕禄),目睹李斯罹祸命运也。
(4)李斯相秦人臣无二,荀子谓之(?)不食(仕禄),明白李斯罹祸命运也。
第(1)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目睹”之时晚于李斯“相秦”,第(3)情况同此;第(2)种情况荀子为李斯或秦王不食也不成立,原因见前述,即荀子当时已衰老,他已不可能意于致仕及被李斯或秦王封官立爵甚至被李斯或秦王搬迁到秦都当咨政之士,目前也无证据证明李斯任丞相后曾与秦王致口信或书信请荀子出仕,而且这种可能性为零。荀子最后的时光是:“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荀子终除兰陵令后,年事已甚高,他已对乱世仕政不感兴趣了,他最后忙于他的著书之事!故唯第(4)情况是可能的了。
按照上下文文义及句式本身,《盐铁论》文学先生“荀卿谓(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句讲的是李斯的情况,此正与接下来的句子“包丘子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讲包丘子云云对说,也恰与前文“大夫”先生说“李斯—包丘子”德与命如何显相呼应。所以,“然而荀卿谓(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句的主旨显然是在说李斯之德命而非在说荀子,而该句“之”、“其”都应指代前述之句子的主角李斯。而照有的“为之不食”版本,荀子在李斯“人臣无二”时为了李斯不食是因目睹李斯遭杀祸之类,此在语义上及事件上是不通的。其实,“为之不食”确实应当从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作“谓之不食”,当从清张敦仁自宋代涂本覆刻并作考证之本而作“谓之不食”,作“谓之不食”的还有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院”所藏所谓源自宋代涂本的古本《盐铁论》【书影见《邯郸学院学报》正式刊登时插图2】。“为—谓”声通,故有版本讹“谓”作“为”了,宋本《礼记》郑玄注曰某字是某字“声之误也”凡51见,此声误并非不可能,很正常。
若校成“荀卿谓之不食”,则是表达荀子早就告诫、劝告过德命如何的李斯不仕秦而已,然此与“睹其罹不测之祸”有何因果关系呢?其实,此“睹其罹不测之祸”的“睹”字并非是《说文》所释“睹,见也”的“看见”义,并不是表示荀子目睹了李斯杀祸而荀子为谁不仕或荀子叫李斯不仕;此“睹”乃是“见”的引申义“明晓”、“懂得”等,正如英文“see”的本义是“看”而引申义是“明白”一样。《盐铁论》里,《毁学》篇“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之“睹”字与《非鞅》篇“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轻重》篇“夫损益之事,贤者所睹,非众人之所知也”、《结和》篇“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之“睹”字皆是明晓、懂得之义,皆非眼睛见之原义。按《说文》,“睹”字的古文作“覩”,上图日本所藏古本《盐铁论·毁学》亦作“覩其罹不测之祸”。睹、覩是异体字,同声又同义,其义有本义也有引申义,引申义即前述“明晓”、“懂得”之义。故2000年版《王力古汉语字典》释“覩”字曰:“看见。同‘睹’。……引申为能看清事理,懂得。汉赵晔《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光曰:僚素贪而恃力,知进之利,不覩退让。”
《盐铁论·毁学》“睹其罹不测之祸也”的“睹”是“明白”之义,那么前文可与之匹配的却正是“荀卿谓之不食”而非“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正是“谓之不食”的前提,所以这是在说荀子曾经忠告李斯而已,即《盐铁论》中文学先生说李斯虽然“人臣无二”,但他的悲惨结局早被荀子告诫过,如此以反驳大夫先生“李斯—包丘子”比较式的尚功贬德之说。“谓之”有“告之”的意思,如《礼记·檀弓上》“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之“谓”就是“告”义。《盐铁论·毁学》该句里的“谓”、“睹”都是预告性、预测性的,“之”、“其”都指李斯,而且“然而”字样转折后的“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也并非是与李斯相秦同时发生。《盐铁论·毁学》“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句当校读为:“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后半句即“然而荀卿(曾)谓之不食,明其(将)罹不测之祸也”之义,即荀子事先告诫过李斯之义,主旨在说李斯之德与命而已,其上下文可证。且“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明显是根据《李斯列传》开头所录李斯告别荀子时所言及李斯出任丞相后述荀卿“物禁大盛”之告诫以及李斯父子遭腰斩时“蔡门逐兔”之感叹演绎而来,梁启超1925年《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曾曰:“《盐铁论》云云,或因李斯述荀卿‘物禁太盛’一语而增益附会之,未可知也。”惜梁启超引《盐铁论》也作“荀卿为之不食”而不是作“荀卿谓之不食”,若梁启超知《盐铁论》本作“谓之不食”且有古本就是如此,则梁当断言“已可知也”。
就原“荀卿为之不食”句而言,学界都没有比较过不同版本和选择最佳版本,没有怀疑过有的本子可能有字词讹误,也没有仔细思考“为之”的“之”与“睹其”的“其”作指代词究竟在指代什么及“睹其”与“不食”究竟有何关联,更不知该“睹”字不是“眼见”义而是“明白”、“懂得”之义。郭志坤由其2001年《旷世大儒——荀况》一书改版的《荀子评传》所附“荀子生平年表”说公元前218年“李斯相秦,荀子为之不食”并次年荀子死,郭志坤《荀学论稿》第一章第三节“荀子生平三辨”里也以“李斯之相秦也……荀子为之不食”证“荀子活到李斯相秦之后,即活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孔繁《孔子评传》引作“然而孙卿为之不食”并说依此则荀子死年太迟了,刘尧庭主编的《后圣荀子》所附“荀子年表”则说李斯害死韩非后荀子知之而“悲痛异常,为之不食”。郭志坤之说有数误,一是李斯出任丞相在公元前213年,此详可看《史记》及今人张中义等《李斯集辑注》所附“李斯年表”;二是“为之不食”当是“谓之不食”,不是荀子为谁不食,而是荀子告诫谁不食,“谓”什么和“睹”什么都在说荀子之对待以及李斯之德命如何。且此“睹”与此“谓”有关,于李斯,荀子知其德及知秦所以明其命,因明其命所以诫其仕,如此而已。
荀子明晓李斯命运并警告李斯西去仕秦,此与《李斯列传》开头述李斯告别荀子时所述求大富大贵心迹相吻合,也与《李斯列传》述李斯任丞相后感叹“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相吻合,也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秦描述为“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及《荀子·强国》里荀子对秦相范雎总结秦政过于严苛而“有其諰矣”(杨倞曰“諰,惧”)、“其殆无儒”等相吻合。《秦始皇本纪》里记载尉缭子说“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并自行逃去,此正可与《荀子·尧问》末章里谓秦为“暴秦”一致。所以,《盐铁论·毁学》所谓“不食”是荀子叫李斯不食秦禄即勿去仕秦求什么富贵而已,李斯正是贪在秦获得大富贵的机会最大而入秦求仕的,荀子亦知李斯之能力或可能之地位,故曾以“物禁大盛”预先警告李斯。
另外,《史记·孟轲荀卿列传》“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句也不可如郭志坤《荀学论稿》一样将它与《荀子·尧问》“孙卿迫于乱世,遒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句一起误读为是荀子寿至李斯出任丞相时的证据。此“已而”不过是“后来”意,是泛指后来,后文的“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并非必是前面“已而相秦”四字后的事,“已而相秦”不过是“后来相秦”之义以叙荀子弟子李斯的一种荀子主传里的穿插叙述而已。——至于此“已而相秦”与《盐铁论》“方李斯之相秦”的“相”字不是任丞相义而是一般的扶植、帮助义,此可另酌;但据“方李斯之相秦也”后面的“始皇任之,人臣无二”字样,或许可推断“方李斯之相秦也”的“相”是出任丞相之义。
《史记·李斯列传》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秦始皇始正式擢用李斯至命之为丞相历时约25年,正是“二十余年”,故《李斯列传》不谬。至于《李斯列传》述李斯处斩前上书秦二世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此是自秦王杀嫪毐、废丞相吕不韦、除逐客令后“李斯用事”起算,实非除逐客令后李斯即就丞相位,此“为丞相”或为泛义,或司马迁演绎故事之笔而已,或“丞”字系衍文只指一般相君,绝非李斯出任正式丞相30余年,李斯绝非秦王除逐客令即就丞相位。
廖名春1994年版《荀子新探》第38—39页处,曾以《史记》述李斯处斩前上书秦二世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句,认定李斯“早在他未当丞相,还是为卿时,就主持朝政”、“‘人臣无二’,实际上已充当了丞相的角色”、“李斯将其为‘假相’,任丞相的时间加在一起,故说‘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单看此说本身,貌似有理,但此解说实是廖名春为了化解《盐铁论•毁学》“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的记述而阐发的,即廖名春认为《盐铁论》“方李斯之相秦也”不是指李斯正式出任丞相时,而是指“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时。我认为廖名春如其他人一样不能正确理解《盐铁论•毁学》关于荀子的文辞(他引《盐铁论》作“然而荀卿谓之不食”是对的,但未说根据何版本),导致又曲解了《史记》关于荀子或李斯的一些文辞,并认定荀子见到了李斯“相秦”。
前文已详证:《盐铁论•毁学》“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或许是指李斯正式出任丞相(谓“人臣无二”),而接着的句子“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并不是指同于此时荀子为谁不食俸禄或为谁不食食物,而是书中文学先生说李斯权位曾如何如何,但荀子早已对后来官至“人臣无二”的李斯奉劝过“不食”(不仕于秦),因为他明白“李斯(其)将遭遇不测之祸”。廖名春也误解了《盐铁论•毁学》,反而以《史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为李斯任实质丞相或权臣来解释《史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这一李斯罹祸时之语。李斯在“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之际开始由秦始皇重用,这一点是可靠的,但此之时此际李斯也不是廖名春解释的“主持朝政”,更不是廖名春借说的“人臣无二”,而仅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秦始皇“参谋”或“幕僚”而已,此时“为卿”都未必是,何况实质权臣或主持朝政的“人臣无二”?
《李斯列传》里李斯向秦二世上求生书之中“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语实不可当真,仅能理解为李斯的“修辞”或司马迁的“修辞”而已(此语有文字传写讹误的可能性甚微)。就李斯职位而言,“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前任过“客卿”,这一点也没问题,此《李斯列传》所谓“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秦王拜斯为客卿”云云。但“客卿”和“卿”未必是完全相同的职称吧,廖名春说李斯“为卿时”云云,然《李斯列传》、《秦始皇本纪》没有李斯何时出任“卿”位的记载,只有秦始皇游琅邪刻石记功时“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等字的记载,故而廖名春云秦王除逐客令后随即李斯“为卿”恐有不妥,李斯任公卿之卿不在秦王除逐客令前,也不可能在秦王除逐客令不久。至于廖名春《荀子新探》将正确的《盐铁论》引文“然而荀卿谓之不食”解为荀卿“为之不食”,其错误同于郭志坤《荀子评传》、孔繁《孔子评传》等,而且郭、孔之书还错在“荀卿为之不食”的《盐铁论》文字版本上,廖名春则并未错在《盐铁论》“荀卿谓之不食”引文上。
要之,荀子以年50游齐当在齐湣王时,约在齐湣王身死的三四年前,即在公元前287或公元前286年,上推50年,荀子生于公元前337年或公元前336年。以50岁实49岁算,荀子生于齐威王第21年即公元前336年。以公元前336年为坐标年,齐湣王末年荀子52岁,齐襄王在位19年间荀子53—72岁并此间职掌过齐稷下学宫,齐威宣时代的稷下思想明星此时皆多凋零,荀子“最为老师”。公元前260年,楚伐鲁取徐州(治所在今山东枣庄薛城),荀子76岁;公元前255年即楚考烈王八年,楚灭鲁国,被楚王赐封淮北十二县的楚相春申君命荀子为兰陵令(汪中曰兰陵即属春申君封地),时荀子约81岁。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兰陵令废,荀子约98岁。因古人纪年月误差及今历换算误差以及古人说年龄为虚岁或有一二年差距等,可设置3—5年为荀子享年低、高浮动值,如此则荀子寿命最低不会低于95岁,最高可能寿至103岁,总体寿命必在一百岁上下[⑩]。
楚相春申君命荀子为兰陵令,兰陵实成荀子采邑,荀子晚年有足够的财力来治学传学及供养一些学者。查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当时齐都临淄通往鲁都曲阜、卫都濮阳、赵都邯郸、燕都蓟都比较方便。兰陵则是战国晚期鲁、齐、楚交汇之地,地处今山东山地的西南角,往齐赵燕较远且交通较不便。兰陵东有沂水,可溯及齐;西有泗水,可溯及鲁;南抵淮河,可由淮河水系沟通睢水边的宋都睢阳、颖水边的楚都陈及寿春,西行又可直通魏都梁、韩都郑、周京洛阳、秦都咸阳(沿今陇海线一带)。在齐已为稷下宗师学主的荀子封于此并寿至百岁上下,想必一流的青壮年思想者会奔赴兰陵问学进业,兰陵遂成为了当时中国前端思想的中心并辐射四周。刘向《荀卿书录》曰:“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此并非诬枉或虚夸之言(另详见本文第五部分“兰陵文化的开发”)。
二、荀子墓地
荀子由赵至齐后,活跃在齐鲁楚之间,曾两任兰陵令,晚年终老于兰陵并葬于兰陵,荀子墓即在今山东省临沂地区苍山县兰陵镇东南不远的田野上。荀子墓又称荀卿冢、荀卿墓。《魏书》卷一百六曰:“兰陵郡,晋置,后罢。武定五年复治承城,领县四……兰陵,二汉晋属东海,后属。有兰陵山,石孤山,荀卿冢。”《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卷引《十三州志》曰:“兰陵,故鲁次室邑,其后楚取之,改为兰陵县。”又曰:“楚荀卿墓,在县(沂州承县)东六十二里。”承县即后之峄县,今属枣庄峄城源此,一如邹城源自邹县一名。明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九曰:“荀卿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旧兰陵城。”
宋神宗丰元七年(1084),朝廷诏封荀子为兰陵伯并从祀于孔庙。《宋史》卷十六曰:“七年……封荀况杨雄韩愈为伯并从祀。”《文献通考》卷四十四曰:“七年,礼部言乞以邹国公同颜子配食宣圣,荀况扬雄韩愈并从祀于左邱明等二十二贤之间。从之,封荀况兰陵伯,杨雄成都伯,韩愈昌黎伯,颁行天下,学庙塑像,春秋释奠行礼。”宋政和八年(1118),兰陵荀子墓地立荀子庙,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八曰:“修兰陵伯荀卿庙碑,缺名,行书。政和八年。山东兰山。”明嘉靖本《阙里志》卷五曰:“兰陵伯,荀况字卿同□赵人,楚兰令,作《荀子》三十篇。宋元丰七年升从祀追封,九年罢祀。”此后,未见有官府昭封及立庙。
据临沂地方志的记载,1916年所修临沂县志曰:“《地形志》兰陵有荀卿冢。故城东南二里,环墓皆祭田,近为人侵蚀殆尽。”1935年所修临沂县志增加了荀子古冢照片。(此两点属转述今苍山县官网史料,笔者未核对过原始方志,抱歉。)以流传出来的当时荀子墓照片观之,民国时代的荀子古冢比现在的荀子冢要大很多很多(具体占地面积不详),其封土大而高,有王侯级封土气象,此可与明清出现不少咏荀子墓的诗作相吻合(异日我会另行摘出汇集),因为冢大是引人观瞻的景观因素。中共主政后,荀子墓被当地人继续取土围耕。
1977年,在崇法反儒的政治思潮下,荀子墓幸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而使荀子墓免于被铲平,但大量封土已被平掉围耕。刘庭尧先生所编《后圣荀子》(1999)一书曰:原荀子墓四分之三遭平耕,墓顶遭挖一深沟,后回填为一“M”状。至于文革时荀子墓的中心是否被完全刨开及此前与此后是否遭盗墓者刨底,此已难详矣。刘庭尧先生《后圣荀子》又曰1990年当地政府出资修缮荀子墓,封土四周以石砌环垣围护(垣高1米),周长157.5米,并四周立矩形围墙(墙高2.2米),围墙所护总面积6400平方米,围墙内东南角建有看墓平房三间。
我好《荀子》十来年,2009年5月1日笔者曾独行去兰陵拜谒荀子墓,并焚2008年所作成的长文《揭开二千年之学术谜案——荀子〈性恶〉校正议》以告祭荀子。此时荀子墓基本上是1990年代的样子,封土以石垣围护,墓园以围墙围护,围墙内植有雪松等,但树木并不多,也不高大(因是1990年代栽种的)。墓碑前立有亭曰“荀公亭”,造型及外色拙。至于刘庭尧先生《后圣荀子》所提及的荀子墓围墙内东南角的三间平房,则我未于之有任何印象,所摄墓地照片也未摄到此角,惜乎!
整个墓园当时置于村民的麦地中,甚荒芜和寥落,唯有一条碎石小路(约百米)与村道相连(200米外即王庄)。村道转入荀墓小路的右手处,还树有当地部门2009年3月所立的“荀子墓建设规划效果图”告示板。但此“规划效果图”不同于今荀子新墓园的建设,完全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建筑物也不一样,可见现墓园之修建执行的是新规划设计图。但前一规划比较简约可取,见图:http://linguizhen.blog.sohu.com/115486667.html。
《说文》曰:“廟,尊先祖皃也。”《释名》曰:“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现所立荀子庙在荀子墓前方,大殿檐下悬匾曰“後聖殿”,取章太炎称荀子为“後圣”意(後字实非后字,后字是生育义,后土、王后、太后、后宫是也,後字简化为后字,则後后混矣)。殿内立高大的荀子铜像,李斯、韩非、浮丘伯铜像配立左右(未知作者为谁)。封土之墓全未动,只是整修了整个墓园并建了庙堂建筑。整个墓园占地数十亩,多由麦地良田圈入(实本为荀子墓地范围及祭田等),官方称总投资约2300万元。
今年兰陵荀子庙园修成,乃宋代立荀子庙后之首次再立荀子庙。至于宋代之前是否有荀子庙存在,则史料阙如,笔者难以考知。万斯同《明史》卷五十记载;“弘治元年,礼科给事中张九功言:文庙从祀,世教所关,不可不慎。如兰陵伯荀况,扶风伯马融,偃师伯王弼,成都伯杨雄,俱得罪名教,宜黜之。”《荀子》一书的写成、首编、首注、首刻至1891年王先谦刊集解,之间依次历200、800、200、800余年。而荀子死至宋代立荀子庙及今再立荀子庙,之间又依次历经1300余年及900年,名教先生尚曰“宜黜之”,门户之祸,莫胜于斯,悲乎!
古碑刻曾记载宋政和年间于墓上立荀子庙(庙建于冢上,可见冢之大矣),但此宋代文物今一概不存矣。又墓前现存清道光21年(1841)所立“补建荀子墓碑”石碑及清光绪30年(1904)9月9日所立“楚兰陵令荀卿之墓”石碑共两方,前碑是考知荀子墓的重要史料,有重要价值。兹据刘庭尧先生主编的《后圣荀子》一书196—198页所录该两碑文字,照录于下,供读者参考。
“补建荀子墓碑”刻字较多,碑石是保存至今,但碑文早已被人为凿毁了,漫漶难识,不知是何时何人凿毁的,也不知原碑文是否有拓片存世否。如有,最好复刻存世。毕竟,除非挖掘荀子墓以探是否有地下文物[11],否则此碑刻就是我们所能亲见的最老的荀子墓地文物了,其他都已荡然不存,甚至古老而高大的封土都人为侵蚀得甚矮小,悲乎!
[补建荀子墓碑正面碑文](碑背面楷书刻捐人姓名)
补建荀子墓碑
先贤荀子卿者,其初赵人也。年五十游学于齐,与齐之三驺子、慎到、淳于髡之属讲学稷下,而荀子三为祭酒,后被谗适楚,为兰陵令,爱其风土遂家焉,死即葬此兰陵。人感其德化,为筑巨冢,以此甘棠之遗爱。荀子疾群否之害,正大道之不明也,爰述儒者道德之旨,著书数万言以鸣于世。当秦汉时,其书家传户诵,与孟子并称,此太史公作《史记》以合孟、荀为列传也。虽后世多刻核之论,究何伤其硕儒之量!善乎?韩子之言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此岂无所见而云然哉!又考《宋史》,元丰元年诏封荀子为兰陵伯,七年诏以荀子从祀孔子庙堂。非其有关于名教,何得令后世尊崇若是乎?独其墓上之庙,碑载修于宋政和六年,迄今七百余岁,兵燹风霜,销毁已尽。道光辛丑春,余同兰陵王氏诸君子游览其地,见有断碣卧于荒烟蔓草之中。摩挲审视,唯存篆额“修兰陵伯庙记”与政和年号十数字,其余皆漫灭不可复辨。因慨然于昌黎伯之言曰:“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不传。”古者孟、荀并重,今孟子之庙赫奕若彼,荀子之墓荒灭若此,非“莫为之后,虽盛不传”之故乎?侪等学识谫陋,何敢妄议高深,但当此际而听先贤古迹湮没不彰,亦一方土大夫之羞也。爰约同志并请于兰山县分县奥东张公渭共修丰碑,序其巅末,俾先贤德业姓氏赫赫然永垂不朽,亦吾人好古尊贤越俗之义举也。至踵修祠堂,延人以奉其祀,则均有志焉,尚未逮也。
八十岁老人增广生王□□顿首拜撰
赐进士出身诏封奉政大夫明江同知借补镇雄州知州王寿篆额
邑庠生王锡藩沐手敬书
大清道光岁次壬寅小春月吉立上石
首事人御前侍卫候选卫守备□□□邑庠生章邑大学生□□□
[楚兰陵令荀卿之墓碑文]
楚兰陵令荀卿之墓
甲辰下,余固巡视河道,路出兰陵,见先贤荀子墓,基址就荒,不禁慨然太息,特捐俸一笏,交兰陵县佐,令其重加修筑,并立碑,禁止樵采,以垂久远,原泐数语于后,用志景仰云尔。
大清光绪三十年九月九日山东巡抚周馥重建
兰山县县丞恩棣奉饬监修
三、历次荀子研讨会
2013年10月13日下午至次日,海内外荀学学者在苍山县城南的兰陵大酒店举行了荀子研讨会。荀子是孤寂的,不仅相隔200、800年才有人整理一次他的著作,也不仅是相隔1300、900才有人建一次庙纪念他,更是因为阅读、研究荀子著作的人及百年来认识、弘扬荀子思想的人太少。譬如,对荀子生平及思想作专题研讨的学术研讨会在东亚大陆迄今只有仅仅的四次,且其中三次是近五年左右才出现,人们或学人对荀子思想的惨淡或无知可想而知。最近重要的荀子专题研讨会主要情况如下:
第一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1990年10月5—9日在山东临沂举办,会议名称曰“首届全国荀子学术研讨会”,由山东孔子学会(此会成立于1987年,晚于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的成立)、临沂地方政府主办。参会学者提交论文近30篇,当时未汇印论文集且会后也未正式出版参会论文选集[12],论文具体情况无从获知,了解该会情况唯见参会者所撰会议综述[13]。除了会议综述,笔者对该次会议也一无了解,询问一些当时参加过该会议者如路德斌教授等,所闻知也甚少,惜哉!有当时相关文字记录尤其是有当时论文者,请告知或提供复本给我,至谢!
第二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6—8日在山东临沂举办,会议名称曰“荀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山东大学、临沂市政府主办。会议印有16开624页的论文集,收入论文73篇(含有目无文者4篇)。此次荀子研讨会属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荀子研讨会,它是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策划主办的“儒学全球论坛”之一,但“儒学全球论坛”只维持了2005、2006、2007年各一次。我参加了第二次“儒学全球论坛”的孟子主题研讨会,但我未参加第一次“儒学全球论坛”即“儒学全球论坛(2005)暨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和第三次“儒学全球论坛”荀子主题研讨会,但获得了第三次“儒学全球论坛”会议论文集。——本次会议重要论文收在庞朴先生主编的《儒林》第4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中正式出版。
另要说明的是,在临沂地区主办的上述两次荀子研讨会,与会方都赴兰陵拜谒荀子墓,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荀子黄泉下有知,亦会欣然;若拜谒者因景慕荀子思想而去,荀子更会欣欣然。千年来,荀子之学已穷愁至极,在千年的近世化道路上,我们没有扬起荀子而是继续神秘、超绝之精神倾向的思孟(精神上我是喜欢孟子那超绝之思想精神的,立地顶天、大无畏、道在我身、性即道体等等)并吸纳同类式之道佛思想理论而发展为“形而上学和价值问题有了关联”(罗素语)的儒家名号下的思想、哲学且进行理论、心性的恰足与自雄(自雄于伦理化的“天人合一”正是思孟套路,我性我身是天道的下延或再现,得如此理解思孟命性论、性善论),甚至600余年被主宰民人的官方意识形态所利用以及扭曲、异化,此某种意义上正是中欧之所以一者能走上现代化而另一者走不上现代化在知识群体状态上的历史因素。知识群体不去除神秘主义,不去除排斥多元及实证的超绝价值之崇奉,焉有科学与民主主流在知识群体中存在,悲乎!
【校按:关于思孟,最近方朝晖《从生长特性看孟子性善论》(2016)亦代表一种从“性”去解孟子“性善”论的一种思路,而且从“生长”角度去解孟子“性善”论,印象中好像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早有此见。但是,不从宗教伦理类的信仰天、价值天去理解孟子“性善”观的来由及持信(李景林、郭齐勇、杨泽波、黄俊杰、庞朴等阐发过此点),实是对孟子“性善”观不得要领之解,怎么巧解都必然不得要领,甚至与孟子思想本身南辕北辙或不着边际。孟子“此天之所与我者”、“圣之于天道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子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五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道者,天道也”、“德犹天也,天乃德也已”、“闻之而遂知其天道也,圣也”等正道破了其“性善”观的天道观来由,正是思孟认为“天—道—德”贯通一体以及“五德”浑然一体而自觉则直承天道,且承天、体道的要门在“聞(闻)”、“聖(圣)”之类(聞、聖则类宗教体验之类了),如此沟通了天道与人性,思孟性道哲思不过在此而已,荀子批评的思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不过在此而已,其他解说实是不得要领,不懂思孟要义或精髓。至于有博士将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往“情善”即情感问题去解“性善”,更是荒唐透顶(此“情”是情实、情况意,非情感、情性意)。】
第三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12—15日在河北邯郸举办,会议名称曰“荀子思想地位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邯郸学院主办。此次会议比较精练,人数少,参加者多对荀子素有研究及独立心得,是难得的非一言堂、走形式的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会议的质量很高。——以后荀子研讨会要走高端化,人数不宜超越30个或50个,论文要通过审查才能与会,无文及无高质量论文莫参与搅和,莫拉低学术会议水准,莫浪费主办方经费;至于要搞大的非学术会议以实现其他理想,则另当别论了。
本次邯郸荀子会议印有16开234页的论文集,收入论文31篇(含有目无文者4篇)。大概因一些学者递交论文迟,故会议方又补印有同234页论文集完全同封面、同纸型规格的另一薄册38页,补收论文4篇。本次会议论文择优集中在《邯郸学院学报》文科版2012年第4期、2013年第1期公开发表了。——本次会议主要论文收在康香阁、梁涛主编的《荀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一书中正式出版。
这种论文会议交学报集中发表的形式很好,会场发表后择优式集中在某刊物整体出版,既便于论文正式传播,也可提高地方学术刊物的知名度。邯郸学院对荀子研究的投入是可观的,也是令人敬佩的,荀子作为赵人,身在赵都邯郸的邯郸学院也有责任这样做,有责任把荀子思想与赵历史文化作为自己主导性的文史研究对象。荀子也是赵燕或今邯郸、河北的一大思想品牌,邯郸学院与有荣焉!
第四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13—14日在山东苍山县举办,会议名称曰“荀子思想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社会科学院、临沂市政府、苍山县政府主办。会议印有16开551页的论文集,收入论文等49篇(个别文章与荀子毫无瓜葛)。此次研讨会由苍山县接待,接待质量高(实简约)。大概遵于2012年底中央“八项规定”以来关于精简会议的要求,研讨时间不宽裕。10月13日上午(阴历重阳节)有荀子庙修成暨祭荀典礼,接下来的研讨会只有一日半,且参会人数比较多,安排紧凑,甚至晚上也进行了一场研讨。——本次会议主要论文收在涂可国、刘廷善主编的《荀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15)一书中正式出版。
荀子50岁左右起主要在今山东省境内活动,他的思想来源也主要是齐鲁思想及赵(晋)思想。如果说邯郸的邯郸学院有责任来挖掘、发扬荀子思想及荀子研究,那么山东的研究单位就更有责任这样做。目前,山东大学、山东省社科院、山东师范大学都有学者、有课题经费从事荀子研究,那么临近兰陵的今临沂大学、枣庄学院等本科以上有文史研究力量的学校为什么不重视呢?临沂大学和枣庄学院无论有没有荀子研究专家,都应该重视荀子这个招牌(兰陵治所曾在今枣庄峄城)。
我在去年邯郸学院荀子研讨会上就向该校校长建议,荀子应该作为一个品牌来挖掘与建设,对邯郸学院的文史学术水平及学校声誉大有好处。去年起邯郸学院注入人力物力建立“赵文化与荀子研究中心”并在学报建立研究专栏,且将恒久地支持与发展,这是明智的,也是令荀子高兴的(如果荀子地下有知)。
那么兰陵附近的临沂大学、枣庄学院为何不拿荀子做文章,亡羊补牢其犹未晚乎?曲阜师范大学有孔子这个牌,山东大学学术力量足,触及各个方面,我以为山东师范大学、临沂大学最宜打荀子这个牌子,象临沂大学政治类院系最适称“荀子学院”。荀子是政治家、科学家、文艺家式的思想家,“人道政为大”,政治是其主干(孟子是宗教家、神学家、辩论家式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中“天”最大,与荀子有差异)。
■第五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2014年6月8-11日在河北邯郸举行,会议名称曰“荀子研究的回顾与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邯郸学院主办。会议收论文论文49篇,16开358页,另有附册论文5篇48页。荀子人性论研究是此次会议热点,共有11篇讨论荀子人性论。2012、2014年的邯郸学院两次研讨会,都比较专精,都由康香阁教授与梁涛教授策划主办,反响很大。【校时信息补充,会议的详细内容待另补】
■第六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2015年5月8-10日在山东兰陵县(即原苍山县)举行,会议名称是“荀子思想与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法律史学会、临沂市政府、兰陵县政府等主办。会议收论文55篇,主要是荀子与法问题的研讨为主,但整体而言此次荀子思想研讨的学术质量不是很高,精彩或有创见的论文比较少。——本次会议主要论文收在牛廷涛、翟玉才主编的《荀子思想与依法治国》(青岛出版社,2016)一书中正式出版。【校时信息补充,会议的详细内容待另补】
■第七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2015年11月14-15日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会议名称曰“荀子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由荀学专家东方塑(林宏星)策划主持,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邯郸学院联合举办。这次会议很专业,也是如第一、二次邯郸学院荀子会议一样专精,参会学者共提交了24篇论文,会议论文集16开342页,会议争鸣也较多。本人提交了3万字的长文《〈荀子〉论朴资材性之文字的综合审校——再论荀子主张“性朴”而非主张“性恶”》。【校时信息补充,会议的详细内容待补】
■第七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2016年10月8—10日在山东兰陵县举行,会议名称曰“荀子思想与教育创新学术研讨会”。为纪念2013年兰陵县重修荀子庙落成竣工暨“荀子思想现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举行三周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省政协文史委、临沂市政协、兰陵县政协等将于2016年10月8—10日举办“荀子思想与教育创新”学术研讨会,参会者将近百人。会议研讨主题有:荀子教育思想、礼治思想、伦理思想、逻辑思想、管理思想等,荀子心论,荀子文献整理,荀子价值观,荀子、孟子比较,荀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影响,荀子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荀子与兰陵文化、沂蒙文化等。【校时信息补充,会议的详细内容待另补】
■第八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2016年10月14—17日在邯郸学院举行,会议名称曰“荀子与儒家外王之道国际学术研讨会”。继2012年10月“荀子思想的地位与价值”研讨会、2014年6月“荀子研究的回顾与新探索”研讨会后在邯郸学院举行后,2016年10月14—17日邯郸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又在邯郸学院联合举行“荀子与儒家外王之道”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内容有: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研究;荀子礼法思想研究;儒家外王之道研究;荀子思想的再定位与当代儒学体系的重构;《荀子》由子入经的可行性研究。主办方要求这次会议也是如前两次邯郸学院荀子会议一样专精,限参会人数30人左右,专受主办方邀约者才允参会。【校时信息补充,会议的详细内容待另补】
■海外以汉语形式召开的荀子专题研讨会,据我的掌握材料,典型的是2006年2月18—19日在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召开的“荀子研究的回顾与开创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主办。该会议论文集收入16人共17篇文章的篇题,实收16篇正文(其中蔡锦昌2篇,廖名春有题《近二十五年大陆荀子研究评述》,但无正文),作者分别是:(美)柯雄文,蔡锦昌,廖名春,郑宰相,(美)Paul Goldin,刘又铭,林启屏,李贤哲,杨秀宫,邓小虎,壮锦章,吴进安,佐藤贡悦,林素英,(以色列)Yuri Pines,佐藤将之[14]。——该次会议重要论文收入云林科技大学2006年《汉学研究集刊》第3期“荀子研究专号”[15],含廖名春《20世纪后期大陆荀子文献整理研究》一文。【校时信息补充,会议的详细内容待另补】
■另外,山西方面也有关于荀子的研讨会会议举办,如山西安泽县,如山西师范大学,邯郸民间的荀子研究组织有一些研讨会,但学术性都不够强,影响也不大。本人没有参加过这些会议,所以学术详情不得而知,故笔者无从叙述、介绍及评述、评议。【校时信息补充,会议的详细内容待另补】
四、荀子研究的展望
尽管荀子研究专著或博士论文已出不少(其他形式的单篇论文更多),但除极少数外,多数属龚自珍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之作而已,并无什么学术创新,遑论什么重要或重大创新矣,甚至还井底之蛙、以其昏昏地颠倒黑白、翻清为浊,完全是错解荀子、播撒谬说的“负创新”——学术界也是江湖,照样鱼龙混杂,此中江湖大佬也未必是学术正手。
著者多挤出语辞说有己有创新及著者觉得自己比没读荀书前有创新,但无五六年以上专题积累就二三年、三四年空台作举出一部论荀博士论文之类,此尤为可笑。大陆学人多坐井观天于台日荀学著作及其他古今文献,看了看《荀子》白文,就自说自话作起博士论文或专著,枉顾前人见解之早陈,又不通字学训诂及战国学术思潮,所作无非拾人牙慧甚至拾人牙慧亦不如。若只是今语复述荀书而已,则要著者作什么专著及博士论文?此有何种创新?实际上,读今人复述之作,还不如让读者直接读精约的《荀子》原文,且《荀子》思想犀利、文采斐然。所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有些人复述都述不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真问题伪谬化,令人哭笑不得。
总体言之,学界对荀子的研究至今尚是薄弱的,许多重大问题甚至如谜团一样迄今未揭。如荀子生平谜(籍贯、生卒、年谱),《荀子》版本谜(台州本《荀子》下落、首注《荀子》者杨倞事迹),荀子思想谜(何谓思孟五行论、何谓法先王法后王、《成相》篇是否弹词之祖、“成相”二字何义等、荀子和孟子的根本分歧、荀子如何天人贯通、荀子如何礼法贯通、荀子的思想体系如何),如此等等。再如,荀子是否是正统儒家,荀子是否有形而上学或哲学,荀子究竟是性朴论还是性恶论,荀子与《乐记》的关系,非十二子是妄论否,诸如此类,问题多多。但如今博士教授们真心去解决问题的少,靠“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搞玄题复述的多,离荀子思想的真相或精髓有时是十万八千里或南辕北辙。
哲学者无史学、科学素养而痴迷、自雄于语言、概念窠臼的形而上学是一大浅知者的通病。形而上学与荀子是格格不入的,与历史真相的复原道路更是格格不入。魏晋玄佛之风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聪明人日益往柏拉图、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狂飙进取,却与亚里士多德及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的科学思维日益遥远或歧分。以明清时代论之,最能与荀子思想接近的是戴震,此外王夫之等大家都距离甚远,根本不在一个哲学道路上或思想体系上。但不明荀子就不明戴震[16],真明戴震则须明荀子,真明荀子则必明戴震。戴震哲学或思想道路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清楚的问题,刘师培、梁启超、胡适抬举戴震是有原因的,梁启超1924年编印《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论文集》及胡适1927年出版《戴东原的哲学》以表彰戴震实是因为他们思想道路的一致性。刘师培、梁启超、胡适扬起了中国思想学术往经验主义道路迈进的旗帜,而所谓的“现代新儒家”则继续了600年的理学道路,从冯友兰到牟宗三实都如此。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之外尚有其他风格或气象的新儒家,包括类似宗教家、神学家一样的儒家思想家。
关于荀子研究的回顾,是个大题目,非单篇文章所能尽述。我先提供书单或书目,来先代表一种文献总结。我编辑的2012年《荀子研究书目初编》、2013年《“荀学”研究论文、论文集、专著等目录》、2013年《近60年荀子性恶论/人性论研究论文目录》三种都是研究荀子或反映当前荀子研究状态的文献目录[17],尤以2012年发布并及时更新的《荀子研究书目初编》为要。除极少数书难得外,我藏有该《荀子研究书目初编》所列书的原本或复本(部分是在师友帮助下获藏的)。应该说,我的荀子类藏书是学界稳居前茅的,它与其他专题藏书方案一起耗费了我巨大财力和精力,但也让我获知了荀学研究的整体及详细。通过这些文献,常知道最近一些人发表的一些观点其实早已在之前的著作文献里存在了,那怕他们没有抄袭前人,但也属徒劳。
2011年11月9日《中华读书报》第15版刊登了清华大学方朝晖《越走越窄的中国哲学研究》一文,他说现在的中国哲学研究之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病状严重:“首先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强。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前,对同行的研究往往没有全面调查,对前人的成就缺乏系统研究,就急于下笔。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多半不注意征引同行的成果,而是自说自话……四是视野相当狭窄。学者们往往只知道本学科领域的一点东西,而对其他学科的知识少得可怜。有时还枉自尊大,自以为是,有统领天下的感觉;觉得其他学科玩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不如自己的学科抽象、思辨、既深且高。……学科视野的狭窄,导致一些学者只知道几个概念,成天在一些概念中玩游戏,自己心里已经很空虚了,居然还以为自己可以建构体系,其实都是自欺欺人。”
方朝晖教授谈的这种问题,在荀子研究领域也同样是适合或贴切的。譬如,现在开始突然流行说荀子“性朴论”,本次兰陵研讨会上言“性朴”的就有数位(尽管言此者多是在试图调和性朴、性恶的矛盾)。但学姐所谓荀子有“性朴论”及欲努力调说荀子性朴、性恶冲突与否,这当是从华南师大周炽成教授2007年《光明日报》发表《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一文之后周炽成教授与我一系列网发或实刊文章所启发的。今大陆学者知史上有不少荀子性恶论之质疑说,亦多转自我叙及的清末民国书及台日文献等(我先从台大佐藤将之先生论文获知日本文献信息进而搜集到这些日本文献),因为学界提及1923年刘念亲《荀子人性的见解》疑《荀子•性恶》是伪书者唯江心力2005年版《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一书。至于其他质疑荀子性恶论的考证性文献,如蔡元培1896年日记说亲见河北霸州高步瀛“治《荀子》数年矣”所成的《荀子大谊述》一书20篇已证“性恶论非荀卿所著”、“性恶论非荀子所作”、“性恶之诬不攻自破”,如蔡元培1894年手稿《荀卿论》已提出《荀子》的“性恶”说非荀子所有乃他人如韩非、李斯之流后所添加,如日本金谷治、豐島睦、米田登、兒玉六郎等质疑荀子“性恶”论而否定《性恶》篇为荀子所作及调和“性恶”、“性朴”冲突等,则之前无一大陆学者知之。
周炽成教授力倡“性朴论”,但他从2002年《荀子韩非子的社会历史哲学》一书至2007年《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一文都不引刘念亲1923年《荀子人性的见解》,甚至不引江心力2005年版《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不知江心力由博士论文而来的该书提及了1923年刘念亲《荀子人性的见解》说《荀子·性恶》篇是伪书,说是荀子之后的人所作、所附。周炽成2008年10月之前整理自《荀子韩非子的社会历史哲学》而2009年2月再印行的《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也是如此,他未提他的见解早已见刘念亲1923年《荀子人性的见解》。我想他不是隐匿证据搞“创新”,而是他不知刘念亲《荀子人性的见解》之作而已。2008年12月23日,我长篇论文《揭开二千年之学术谜案——荀子〈性恶〉校正议》发布于confucius2000.com,同日晚我将该文Word版电邮传给了周炽成教授,周炽成教授不到四小时内作了回复,曰:“……带着兴奋的心情读完大作……(略)希望你能成一家之言……(略)不过,我提出几个问题要你思考:……(略)。”
今学者开始聚眼荀子“性朴”论问题却只字不提周炽成教授文章及我文,甚至还不注明参考了我们文而直接抄用我们爬梳出的众多历史文献当作自得证据,此实是不严肃的学术行为。譬如陈光连2010年发表的《荀子为性趋恶论者,而非性恶论者》参考了周炽成2007年公开出版的《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刘克稳2012年发表的《荀子性伪论思想及其内在结构之研究》参考了林桂榛2010年公开发布的《荀子性朴论的结构及思想价值》,题目都相似,并且也涉及对荀子“性朴”的探讨,然陈、刘文皆不引不列周、林文,亦回避有关荀子持“性朴”论的学界新见新证而只独自继续说荀子“性恶”并又来调和“性朴”说下的“性恶—性朴”之异。
还有的博士、教授对“性朴”论问题的提出置若罔闻,继续玩什么“形而上”、“形而下”的太极八卦以及根本就不是逻辑的所谓“逻辑”来奢谈“破解”荀子性恶论之谜,如杨少涵《荀子性恶论之谜及其破解》(2010)、《荀子性恶论的思想进路及其理论问题》(2012)。所谓“荀子性恶论之谜”,倘若荀子确实是“性恶”论者,那么荀子主张“性恶”就不是什么谜,这种无非是白纸黑字早已存在的常识(就如有什么破解孟子“性善”之谜一样,孟子“性善”说虽然不容易深处理解,但也不算什么谜,也不存在什么破解),而且《荀子》为什么说“性恶”也是道理很简单(按今《性恶》篇行文,有欲有情必常常结果恶,此即“性恶”之谓也)。曰“破解”性恶论并亟亟,不过是受最近“性朴”论的刺激,但此种破解不仅不高明,而且根本不存在有效逻辑以及对前人疏说荀子“性恶”论有足够了解。读他人倡言荀子“性朴”或言《性恶》有伪、后起之文,来凑谈破解“性恶”之谜却丝毫不引他人见解及文献,甚至对荀子的确曾言“性朴”、“材朴”(论性必论至才,孟夫子也逃不过此)避而不谈?
兰州大学研究生易波(未知是硕是博?)《从性伪之分合再论荀子性恶说》(2010)、厦门大学博士生陈林2010—2013年《荀子以“心恶”言“性恶”》、《荀子“性恶”思想析辨》、《荀子“性恶”论辨正》诸文亦有此病,对周炽成等文只字不提。非周炽成挑起“性朴”论及“性朴—性恶”的对决,费尽脑汁在《荀子》实实在在提及“性朴”的思想参照下的来辨正什么荀子“性恶”论的这种学术意识、学术冲动不知从何生起,大家脑子里固有的常识不是荀子“性恶”吗?何曾来怀疑过荀子“性恶”以及言及“性朴”?何来知悉史上有来瓦解荀子“性恶”及真正来辨正“性恶”的文献?
若非周炽成提出荀子持“性朴”论,今中国大陆多少热心研究荀子及好谈破解荀子“性恶”论的人何以知道或重视荀子还有什么“性朴”论?检索2006年前或2002年前的论文,即检索在周炽成言荀子“性朴”的该文、该书前的书或论文,就可获知相关信息或数据。譬如,大陆期刊里2007年前(不含2007年)征引荀子“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以论荀子人性论的仅有55篇左右,然说及荀子为性朴论者或性朴与性恶二论有矛盾者为零。征引荀子“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又征引“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以论荀子者更少,曲指可数也。引荀子这两句话者,周炽成“性朴论”、“《性恶》伪书”说公开之前,只有几人而已,活跃在今荀学领域的只有路德斌(如《荀子“性恶”论原义》(2004)、惠吉星(如《荀子天人哲学的人本学特质》(1988);另有丁四新、李晓春,但不主研荀子;又有郭志坤、付文杰,但已年高退休。
东汉仲长统说“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为天下学士“三奸”之一(唐《意林》引),顾炎武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竄而为自作也”(《钞书自序》),梁启超说“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清代学术概论》),今学者戒之。征而不注,参而不标,轻者属不道德,重属剽窃侵权。《礼记》曰“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则指效法),此即尊重前人及追求创新须并进的原则。掩盖参考源,掩盖征引源,掩盖启发来源等,如此抹杀前人功劳或故意回避前人功劳性创见,实属不德。
最近出现的人民大学美学博士余开亮《“性朴”与“性恶”:荀子论人性的双重维度》一文说:“荀子认为人性恶,但其人性论并不是简单的人性本恶论……荀子所谓人性恶不是固有的恶,只是发生论意义上的恶,而其底层则是无所谓善恶的人性本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9/16)若非读到周炽成文及我文,该文作者会讨论荀子“性朴—性恶”的冲突问题吗?而且该文实是以“情恶”解“性恶”之变种而已。以“情恶”说“性恶”这种观点早已存在,路德斌早年论荀之文就曾以“情”来解说荀子“性恶”论(其实这种观点在民国时代著作就有了)。而且余开亮该文所谓人性恶不是人性本恶,及谓荀子人性本朴论与性恶论同存,此皆是自作聪明的解说,于逻辑规律荒诞,于荀子文本无知,实是又一以自己的荒诞来夺荀子不荒诞的自作聪明之曲解的典型。
2013年9月30日《光明日报》“国学”版所刊周娜、王维国《荀子与韩非子人性论辨析》曰:“荀子是‘性恶论’的典型代表……荀子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礼治’治国体系,而韩非子则在性私论基础上找到了‘法治’的治国之路。”——荀子未必是“性恶”论者,韩非子不是“性恶”论者早已有学者辨清[18],此等文章皆是坐井观天之老调重弹。譬如我不录报刊论文,仅录刘泽华2004年版《先秦士人与社会》第147页这段话:
“很多学人把法家对人性的看法归入人性恶论之列,这实在不符合法家的本意。法家根本不从‘恶’或‘善’的角度去判断利害问题,翻遍所有法家的著做没有一处用善恶的标准去判断人性的。不能因为韩非的老师荀子把利与人性恶连在一起,于是把韩非也归入他的老师一派,再由韩非进而把所有的法家都牵连入性恶派,这是没有根据的。法家就是自己的人性好利派。……”
说法家或韩非是“性恶”论的人极多,几乎是常识,但这的确属“谎言千遍也成真理的”的错误常识,刘泽华的学术批评是对的。至于上述周、王之文的所谓“礼治”、“法治”,此是荀韩人性的必然,但并非是荀韩思想的差异要害处,其差异要害在荀子主张礼法的正义性,而韩子脱礼言法的法治论是君王牧民之法而未必讲法义。“礼”则本来就有天然的正义性,因为它起源于公共生活及公共礼俗,并不同于纯粹君王或国家设制的成文法。《礼记•礼运》说:“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亦见《孔子家语》)礼虽未必比法及法治更具有管理效率,但礼却比法更具有天然公共性及天然正义性,正是基于礼的正义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即赞礼的伦理高于法,礼的伦理高于法那是自然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路德斌教授2004年《荀子“性恶”论原义》一文不以性本恶及人情恶解“性恶”,但以人情结果或恶(或许恶、可能恶)来解荀子“性恶”,此解已不知荀子“性”范畴及荀子论“性”矣。路德斌教授最近受我们“性朴论”启发,也关心荀子“性朴—性恶”两论是否矛盾的问题,他最近兰陵荀子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时认为荀子“性朴—性恶”两论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不矛盾的,他想从“未发”(性朴)、“已发”(性恶)去调和此二论,我在探讨会会场上回应他说:“人性都是已发的,都是动的,没有未发、不动之性,未发、不动之性是哲学抽绎或想象,此陷入董仲舒批判孟子性善论又残留有孟子式‘善根”论的形而上学思维。”然路德斌教授以“这是哲学问题,你不懂这个”回应我,此可见我们思维分歧很大。
陈光连2010年《荀子为性趋恶论者,而非性恶论者》一文“性朴:人性的本然状态;趋恶:人性的实然状态;向善:人性的价值确证”云云亦在“性”概念或“性”问题上逻辑混乱。陈文跳出以“情恶”释“性恶”路线而转入以人情好利之结果或恶来解“性恶”、证“性恶”,此皆已不知“性”及荀子论“性”,为勉强其说竟于《荀子》定义“性”范畴的白纸黑字置若罔闻。人情好利之结果或恶?然岂不知人情好利之结果或亦善乎?且善果现象实远多于恶果现象(否则人类历史必是退步及人类生活日益黑暗),然则此可证成“性善”乎?故此种解说皆属似是而非的无效语言逻辑。欲真问“性善-性恶”成立与否,欲真问荀子见解如何,请先察“性”何及“善—恶”何也,请认真对待荀书。
■言及所谓“逻辑”问题,《邯郸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所刊浙江大学哲学系1988年生博士生俞汉群《荀子“人之性恶”的逆推证成——基于形式逻辑的考察》就是一个喜言“逻辑”来辩荀子人性论的典型。俞汉群此文承认《荀子》“性—伪”对说中“性”指天赋、本有的能力,“伪”指主动、习成之人为,承认《荀子》“善—恶”对说中“善”指正理平治之是状,“恶”指偏险悖乱之非状,然后俞说“我们虽不可将‘人之性恶’直接说成‘人之性偏险悖乱’,但我们绝对可以承认‘(顺)人之性(则)偏险悖乱’这一客观事实。已往有些学者认为,荀子此处的推理不能成立……实际上,荀子此处的推理乃是完全可以自洽的,学者们在此处之所以认为荀子在推理论证上存在若干矛盾,正是犯了荀子所要挞伐的‘不知性伪之分’的谬误……换言之,荀子所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而导致的‘恶’,实是‘伪’恶。何以说‘顺是而为’已然属‘伪’呢?荀子又是如何由‘伪’恶来论证‘性’恶呢?这是学界历来忽视或始终未能明析之处……而荀子正是在‘心’的意义上证成了‘人之性恶’,这正是荀子性恶思想的奥妙所在。”然后,俞文运用他说的“逆推法”,证明《荀子·正名》里“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A),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B),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C),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D)”句里,D恶故C恶,C恶故B恶,B恶故A恶——谓D是恶的故C恶,C“心虑”恶故B中“心择”恶,B中“心择”恶故“此情即恶”,情又来自性,“情恶故性恶”,并说“解决荀子性恶论难题的奥秘便在于:应以‘心择为恶’来证成‘人之性恶’”,且说“在荀子看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性’(好利疾恶),乃在于心之蔽,相对于‘大清明心’的善,则‘有蔽之心’自然可以说成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荀子是性本恶论者……若运用基于形式逻辑的逆推论证法,及从概念、判断与推理三个基本要素来考察荀子性恶思想的证明,可以发现,荀子对‘人之性恶’的论证乃是完全自洽的,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俞文甚是可笑和荒唐,满口形式逻辑然实对形式逻辑一窍不通,连中学数学的逻辑推理水平都没有,他说的“概念、判断、推理”三个形式逻辑基本要素之噱头也与他的论证有效性完全无关,因为俞文自诩的所谓形式逻辑的“推理”是完全无效的。其一,《荀子·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A),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B),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C),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D)”句里A—B—C—D只是一组概念界定之叙述,根本就不是满足充要条件的A→B→C→D之逻辑推理(若是则请俞先证明),俞文自鸣得意的葵花宝典式的“逆推法”于此根本无效,也可见俞博士根本就不懂逻辑学及形式逻辑。其二,俞文“逆推法”的推理起点“D恶”也即“伪恶”何以证明呢,俞文当然是以“我们绝对可以承认‘(顺)人之性(则)偏险悖乱’这一客观事实”为根据的;但是“(顺)人之性(则)偏险悖乱”不是全称、必然判断(只是多如此,非全如此),则全称、必然的“伪恶”(D恶)何以成立?形式逻辑上D恶不成立,则无论如何“逆推”,C、B、A恶也无从谈起!当然,如果非要避开俞文提及的“全称判断”去讨论“性恶”,那倒要反问俞博士的是:那你还来耍什么“形式逻辑”太极呢,而且耍的一点都不逻辑,都耍太极八卦一样假高明。我在《“材朴”之性又谓“性恶”?——驳为〈荀子〉“性恶”曲辩者》一文里(2015),已经驳斥过作《荀子以“心恶”言“性恶”》的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陈林貌似逻辑艰深与哲学高明的“由于‘心’不具备礼义,如不节制自然欲望,而顺其无限扩张,最终将导致‘偏险悖乱’的恶的行为与结果。于是无礼义的‘心’就成了恶的根源……荀子的‘性恶’并不是说性本身恶,而是与现实经验、心之‘知’与‘能’和为物所‘蔽’有关”之论。俞文也说“沉迷于利”、“有蔽之心”等,以佐证“心虑”、“心择”之恶来辩解《荀子》“性恶”,但无论如何辩解,都推理证明不了“从人之性,顺人之情”的多争夺混乱之事实必然可得出“性(本有)—恶(偏险悖乱)”概念下的“性恶(天生偏险悖乱)”这一判断。而且,俞文照样是以人性“结果恶”来证明“性恶(本恶)”的辩护,可惜俞文既证明不了“伪恶(结果恶)”之必然、全部,更证明不了“伪恶→心恶→情恶→性恶”之必然,他的一切逻辑学词语及伪“形式逻辑”、“伪逻辑推理”都是徒然,至于他根本就不知《荀子》“性者本始朴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朴资)”所论的资朴原点论及“材—性”关系论,就甭提了,他能回避《荀子》“资朴”论及巧辩“性恶—材朴”关系么?
■所以,我提醒那些想发文章博功名的年轻博士们,论逻辑就要学真正的罗素式逻辑学,别用“逻辑”这概念用得跟邓晓芒教授批判儒家一样时勤而奋,却连中学数学课里的逻辑推理水平都没有,此配当什么哲学博士、哲学教授?罗素《宗教和有关问题论文集》曾说把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是有害无益的”,希腊哲学专家陈康也早就批判过“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而对于形式逻辑,周谷城1956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说:“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对事物有所主张;形式逻辑则不然,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它的法则只是规定推论过程的,对于事物自身并没有增加什么说明或解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说:“逻辑命题不仅不应该被任何可能的经验所否定,而且它也不应该被任何可能的经验所证实。”“显然的是逻辑对于下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事实上是否如此?”康德《逻辑学讲义》云:“不学无术的人一般对于学识渊博持有成见;相反地,学者通常对于普通知性持有成见……关于伦理事物和义务,普通知性常常比思辨的知性判断得更正确。”哈克《逻辑哲学》更说:“根据康德,逻辑错误是感性对判断的那种未被注意的影响的结果。”所以,俞文口口声声的“逻辑”正是对《荀子》“性恶”有成见的强词夺理。【以上三段属校时补充,详细讨论待另补】
尽管最近的荀子研究论文或专著日益增多,但水平并不高,其中不乏滥竽充数、为稻粱谋之作,这从这些作品或作者对前贤或前沿研究不了解之状可知之。了解荀子研究的成果或动态除了检索当今报刊数据库及清末民国数据库外以获单行文章外,还可以通过我编的《荀子研究书目初编》来按图索骥地搜集专书,我这个书目搜集书目广泛,网罗海内外,应是比较齐备的。而作为专题论文集,除了前述几次荀子专题学术研讨会当时编印的论文集外,公开出版的专题研讨论文集主要有:(1)政治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11期(国际荀子研究专号,2003);(2)云林科技大学《汉学研究集刊》第3期(荀子研究专号,2006);(3)《哲学与文化》月刊第403期(荀子哲学中的知识与道德专题,2007);(4)《儒林》第4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主要选收2007年山东临沂“荀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5)《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荀子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号上),主要选刊2012年邯郸学院荀子会议论文;(6)《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荀子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号下),主要选刊2012年邯郸学院荀子会议论文;(7)康香阁、梁涛主编的《荀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主要选收2012年邯郸学院“荀子思想地位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8)涂可国、刘廷善主编的《荀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15),主要选收苍山2013年“荀子思想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论文;(9)牛廷涛、翟玉才主编的《荀子思想与依法治国》一书中(青岛出版社,2016),主要收入2015年兰陵“荀子思想与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论文;(10)《邯郸学院学报》主办了“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专栏,编发了很多荀子研究论文,本人发表了3篇[19];(11)《临沂大学学报》主办了“荀子专栏”,也编发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本人参与了该专栏的建设。【(7)~(11)系校时补充信息】
未来荀子研究有价值的工作,文献整理方面首推宋本《荀子》整理及秦汉至民国论荀文献整理,思想阐发首推荀子思想体系及政治思想研究。笔者重视这四项研究工作,古代及民国以来荀子文献已汇集,荀子性朴论及天文学天道观合构的思想体系已触及,荀子民主政治论及礼法结构论已阐发,只待完成详细成果。研究荀子,弘扬荀子,另要做的大工作是:(1)组建荀子研究会;(2)创办荀子研究刊物(内刊或电刊起步);(3)定期召开荀子研讨会;(4)整理出版1950年前的荀子文献;(5)介绍台湾、日本的荀子研究成果;(6)揭示并弘扬“弓荀”学派经验主义的学派风格及思想体系,研究从荀子至叶适、戴震、梁启超、胡适一脉的思想;(7)效法荀子,展开政治批判和国策探议,探求长治久安的政制之道;(8)效法荀子,推崇礼乐教化并宽容鬼神崇拜(百姓以为神君子以为文)。此为工作要点,具体待日后推进。
【以下七段属校对时补充,回应在子弓非仲弓问题上于我的两年轻博士之批判】
关于《荀子》所屡赞的子弓即《史记》、《汉书》所记孔子、商瞿之易学的承传者馯臂子弓(弘/宏/厷)而非孔子弟子冉雍仲弓,本人发表的论文有:《子弓非孔子弟子仲弓考》,《光明日报》2010年11月8日“国学”版;《子弓非孔子弟子仲弓考——兼谈弓荀派与思孟派的思想分歧》,《孔子学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大儒子弓身份与学说考——兼议儒家弓荀学派天道论之真相》,《齐鲁学刊》2011年第6期。对我文进行公开批评并坚持认为荀子所赞子弓非馯臂子弓而是孔子弟子冉雍仲弓的有:宋立林:《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现代哲学》2012年第3期;李福建:《〈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孔子研究》2013年第3期。
征引我文观点并仍认为子弓即仲弓的还有宋立林《“儒家八派”的再“批判”——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曲阜师范大学2011年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杨朝明)、任媛媛《仲弓及其思想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4年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周海生);征引我文观点而不赞同康有为重点阐发的子弓即仲弓观点的有魏义霞《荀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定位和传承谱系》,《现代哲学》2015年第1期。
在先秦儒学史的人物身份辨认上,我认为“子弓=馯臂子弓(字子弓)≠冉雍仲弓”,宋文《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认同“馯臂子弓(字子弓)≠冉雍仲弓(字仲弓)”却又认为“子弓=冉雍仲弓(字仲弓)”并责“林氏此辨显然是无的放矢”、“馯臂子弓即子弓的观点就彻底动摇了”,李文《〈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则称“至于林桂榛从‘天道论’的承传,论证荀子继承的是孔子的原始天道论,且不说他是捡到芝麻丢了西瓜……”、“(林桂榛)对于荀子和孔子的天道论的巨大差异似乎视而不见,反而去依据作者不确定的《易传》来张皇其说,可谓是缘木求鱼”。
当是各是中国史学博士、中国哲学博士生的宋立林、李福建首先未考察仲弓、子弓各自的生卒年、姓氏名字等身份,也未提供可靠证据以有效否定我的“馯臂子弓(字子弓)=子弓”说,更不明《易传》的思想精核、孔荀天道论的精髓以及《史记》、《汉书》等所记大体易学谱系之不可证伪,就断言“馯臂子弓”身份与思想不明,又猜想荀书将仲尼、子弓相提并论的必当是时近之人或师徒之类(照此则推“周孔”同代、“孔孟”共时),又因前人提过子弓即孔子弟子冉雍仲弓,以及仲弓谈过政治、荀子也谈政治且喜欢谈政治,就来自负地认定我的考辨是无稽之谈,并将他们完全属猜想式的“子弓=仲弓”的看法视为更高真理或事实,以致“子弓=仲弓”的字差都可设法抹去或绕过。
宋文将完全猜想性、完全无实证的“从史料中似乎很难断定二人便不能是同一个人”作为“子弓=冉雍仲弓”的理由,并将郭沫若等驳过的俞樾言“仲弓称子弓,犹季路称子路耳”奉为“子弓=冉雍仲弓”的根据;李文甚至说荀书在相提并论仲尼、仲弓时因怕重复“仲”字及为尊奉仲弓而故意改“仲弓”为“子弓”,这种论证实在令人拍案惊奇或哭笑不得。《史记》曰:“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曰:“李笠曰:案:音由是也,《家语》正作由,古人名字相应,由字路犹仲由字路也。张文虎曰:索隐本无‘路者颜’三字。”《孔子家语》曰:“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岁……颜由,颜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岁。”《家语》称“子路,一字季路”或从《论语》“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颜渊曰……子路曰……子曰……”章而来,然该章“季路”或本当从下文作“子路”,作“季路”或讹字——《论语》“季路”仅4见,其中该见甚可疑。
子弓(馯臂)、仲弓(冉雍)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人,他们的身份与思想特色是清晰可考的,怎么可能是同一人?这里我要补充指出的是:荀子所赞子弓即馯臂子弓无疑,这是一个简单的姓氏名字全称、简称问题,也是关联儒家易学史及先秦儒家哲学精髓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姓氏名字而言,荀书四次提“仲尼—子弓”正是都取孔丘、馯臂之字以称之,《论语》等书里称仲弓亦是取冉雍之字而已;若诡称未必“馯臂子弓=子弓”,则如诡辩未必“冉雍仲弓=仲弓”一样,一个钻研先秦思想史的严肃学者是不能为了“子弓=仲弓”这种先入之见而出这种诡辩的,更不能对子弓、仲弓各自身份未作详凿精确之考辨就在前人之猜说以及孔子、仲弓、荀子都谈政治的大帽下翻越一字之别而来妄猜“子弓=仲弓”,此正古《易传》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或“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仅以古人姓名字号规则来看,“子弓=馯臂子弓”的真实性要远远高于“子弓=冉雍仲弓”的可能性,“子—仲”一字之差是没那么容易巧辩的,子弓(馯臂)、仲弓(冉雍)的生活时代也不是可随意抹齐的。至于就弓荀学派的思想特色而言,宋文、李文不谈天道及经验主义思想体系(天道观最决定及反映经验主义思想体系与否),而去大谈政治尤其是结合孔子、仲弓谈刑政或德政谈政治,那才是“捡到芝麻丢了西瓜”,在哲学史的理解更是“无的放矢”、“缘木求鱼”。仅就政治而言,孟荀的差异不在谈了政治与否(他们都高谈大谈),而在谈如何来实现政治或治平;然对治道的具体主张又关联他们于人性与天道的认识,甚至其天道论决定了其人性论(如孟子),“思孟—弓荀”学派或伦理上“天人相通—天人相分”派、“求知天—不求知天”派的差异由此出。
【附:字卿名况的荀子/荀卿/孙卿之“卿”非尊号辨,以下十段属校对时补充】
荀子又被尊称为“荀卿”,此“卿”字非指官位,亦非指人文尊称,字卿名况的荀子/荀卿/孙卿之“卿”完全非尊号。荀子名况,字卿,宋本《荀子》所录刘向于古荀子书的编校语即《孙卿书录》曰:“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此就是明证。
“卿”有“长”(zhǎng)的意思,如皇侃注《论语》“出则事公卿”之“卿”,“卿”作为大夫或君长之称或正因“长”义。古字里,“况—況”二字相通,“況”俗作“况”;“况”即有“兄”义,见《别雅》等。“況”又通“兄”且兼有“兄”义,如此“卿—长—兄”相关。古人名与字相关,故荀子名况字卿,又如庄子名周字不休,不休就有周持之意嘛。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说荀卿之卿是“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应当是错误的,刘向之说可直接证其伪。
司马贞想当然了,就如钱穆想当然以为汉代《孙卿书录》、《风俗通》等谈荀子时有“孙卿有秀才”字样就以为此可证《风俗通》说荀子“年十五始来游学”是对的一样并否定司马迁和刘向的“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之说。其实该“秀才”非近代科举话语的小青年秀才什么的,而是《论语》“苗而不秀、秀而不实”的“秀”才,就是有突出才能之才意而已嘛;荀子就是年五十才始游齐嘛,否则司马迁写个“始”字干吗?刘向也说“……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嘛!关于荀卿始游学齐年岁及生卒年问题,详见我论文《荀子生卒年问题新证》的考证意见。(传世本《风俗通》“是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显系抄自刘向《孙卿书录》“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而已,而且还有意或无意地传抄错,即改“五十”为“十五”。)
《荀子》一书里14见“孙卿子”、1见“荀卿子”字样以称荀子,《汉书·艺文志》说“《孙卿子》三十三篇”,这些更证明荀卿或孙卿之“卿”在荀子名称里非“尊号”,而不过是名字现象而已。因为“某子”才是尊号无疑,故尊称为“孙卿子”或“荀卿子”(关于荀子称“荀—孙”的问题暂不谈),而“卿”在此如果也是作尊号义,那么“卿—子”作为尊号就重复称呼了,这种情况应不存在。
荀子又称孙子,荀卿又称荀卿,荀况又称孙况,《风俗通》就好几次用“孙况”字眼以称荀子,《汉书·楚元王传》末尾赞词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这里就是“孟轲—孙况”对说,轲、况各为孟子、荀子之名而已。
我们不能因《史记》有4见“孟子荀卿”并说字眼及《汉书·儒林传》有1见“孟子孙卿”字眼,就以为“荀卿”之“卿”如同时并说的“孟子”之“子”一样是尊称。《史记·孟子荀卿列傳》正文里述孟子、荀子生平事迹时,一开头就分别是“孟轲,驺人也……”、“荀卿,赵人……”这种记述方式,这显然都是以“姓+名/字”的体例称呼孟子、荀子而已。称轲是孟子以名行世,称卿是荀子以字行世,以名或以字而行于世,这都是很正常,到近世都如此,有些名于世之人的“姓名”其实是“姓字”而已。
总之,孟子名轲字子舆,荀子名况字卿,“轲—舆”相关,“况—卿”相关。而孟轲(子舆)多被称孟轲或孟子,孙况(卿)或荀况(卿)多被称孙卿或荀卿,不过是称之者在当世的一个社会习惯而已,如是秦汉时的一个习惯称法。孙况或荀况实可尊称为孙子或荀子,“荀子”这尊号多见是众所周知,《韩诗外传》则曾以5见“孙子”称荀子,但此孙子非彼孙子;或正因彼孙子盛名,且荀子所字之“卿”这汉字含义比较贵雅,故荀子不多被称孙子而多被称孙卿或荀卿,或干脆称荀子也。
其实,按刘向所整理并流传至今的《荀子》这书而言之,荀子本应称孙子,荀卿本应称孙卿,荀况本应称孙况,而《荀子》本应称《孙卿子》(如《汉书·艺文志》说“《孙卿子》三十三篇”)。宋本《荀子》诸篇正文里除《强国》篇1见“荀卿子”特例外,称荀子这人都称“孙卿子”或“孙卿”,根本就不称“荀卿”或“荀子”。孙卿变荀卿,孙况变荀况,孙卿子或孙子变荀子,《荀卿子》变《荀子》,这个变化得另专门研究一下,但变化原因恐非唐颜师古、司马贞所称因避讳西汉时汉宣帝刘询(前74年—前49年在位)而改荀卿为孙卿这么简单(询荀两字异,且避讳宣帝应是荀改孙,而非孙改荀),或是因两个盛名“孙子”之故而改称“荀子”?王先谦《荀子集解》所附“考证上”里的所录诸说何者为是,得再研究。
按宋刻本《荀子》这书的记载,刘向整理自322篇都号称孙卿所著之书、删除其重复者290篇而得的32篇书实称《孙卿新书》,就是《新孙卿书》的意思;至唐杨倞作注时改书名为《荀子》并分旧12卷为20卷,调整篇次等之后的各卷前书名也如大书名冠以“荀子”字样。然宋刻本《荀子》正文里,唯《强国》篇有“荀卿子”字样及所附刘向《孙卿新书》篇目前的“荀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有“荀卿”字样,其他提及荀子皆作“孙卿子”(14次)或“孙卿”(6次),且作“孙卿”是5次在《尧问》而1次在《儒效》且《儒效》2见“孙卿子”(《儒效》1次“孙卿子”漏“子”作“孙卿”)。故《强国》篇1见“荀卿子”本当作“孙卿子”,刘向《孙卿新书》篇目前的“荀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本当作“孙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疑皆杨倞作注时所改、所讹或此前、此后以同音字抄误等。
要之,荀子实本应称作孙子,字卿,名况,世称孙况、孙卿或孙卿子或孙子,后如谢墉(1719-1795)等所谓以同音字衍称荀况、荀卿、荀卿子、荀子等——回避另一盛名“孙子”故称“荀子”?至于孙卿在汉代又称荀卿之类而有“孙→荀”之变,恐非避讳汉宣帝(谢墉等已证“汉不避嫌名”)所致;王先谦谓发生“郇→荀”之变及“郇—孙”同氏所致且以荀子后裔称荀不称孙为之证,可为一力说。但于王说,先秦两汉于孙卿虽曾称荀但实不称郇,或不可以“郇—荀”形近音通之类而妄断荀卿本作郇卿也。(详见http://linguizhen.blog.sohu.com/308392535.html)
五、兰陵文化的开发
山东省政协前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志民在2013年“荀子思想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发言时说齐鲁思想文化是中华思想文化主要构成部分,而临淄、曲阜、兰陵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生长点,并引《文心雕龙·时序》为之证。
兰陵是一个特别优美的地名,兰陵也是一个很神奇和极重要的地方。秦汉以来兰陵多学多。刘向《孙卿书录》曰:“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查有关秦汉的史书,可知刘向所言不诬,百岁荀子也对兰陵多学多才有重要作用或影响,此亦《荀子·儒效》“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所致。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
刘勰将兰陵和稷下相提并论,兰陵在思想文化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有关史料,兰陵可谓是战国时代稷下之后的中国第二个学术中心。秦国虽然强大,但人民“严于秦令”,是不会有思想创造的,此与《荀子·强国》里荀子答秦相应侯范雎“入秦何见”之问时所说一致:“……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齐政坏乱和齐力衰败后,当时中国的学术中心以荀子为纽带转移到了兰陵一带,即由今山东中部山地外围的东北处(临淄)转移到了西南处(兰陵),兰陵地区遂成了最接近战国诸雄但又最少战乱的要地或要道。西汉时兰陵多学多才,正与战国末期及秦朝时兰陵是思想文化中心或要地相关,西汉初年的政治、文化人才多从兰陵或兰陵附近所出,兰陵的思想文化地位也正是《文心雕龙·时序》首章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所致。
《汉书•地理志》曰兰陵属东海郡,为县,时东海郡有三十八县。记兰陵人,《史记》多曰“兰陵×××”,《汉书》多曰“×××,东海兰陵人也”。荀子之后,《史记》所提到兰陵人:经学家王臧,官至太子少傅、郎中令;缪生,名儒申公弟子,官至博士、长沙内史;褚大,名儒董仲舒弟子,官至梁相。《汉书》所提到而《史记》未提到的兰陵人有:疏广(仲翁),经学家,官至博士、太子少傅、太子太傅;疏广侄子受(公子),官至太子家令、太子少傅;毌将隆(君房),官至冀州牧、颍川太守、京兆尹、执金吾;后仓,汉代名儒,官至博士、少府、执金吾,经学家,善礼学,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萧望之(长倩),后仓弟子,经学家,名儒,官至太子太傅;孟卿,经学家,传礼学、春秋学于后苍、疏广等;孟喜(长卿),孟卿之子,易学家,官至曲台署长、丞相掾;毋将永,高相弟子,易学家。《后汉书》提到兰陵人有王良(仲子),经学家,《论衡》也赞王良曰“近世兰陵王仲子、东都昔庐君阳,寝位久病,不应上征,可谓养名矣。”可见《史记》、《汉书》、《后汉书》所提到的兰陵人有12位以上,这些都博学多能,可称荀子所谓“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之儒也。
古兰陵或鲁或齐,或楚或越,或置兰陵郡,或属东海郡,或属琅琊郡,或属下邳郡,或属彭城郡,或薛郡,或沛郡,或泗水郡。东可之大海,南可至广楚,西可去宋魏韩秦,北可达鲁齐赵燕,背山阜面平原,水土丰美,气候宜人,物产丰足,水陆便利,无黄河泛滥之祸,有雨日供养之福,适合农耕时代生存与生活。故这里不仅是人才养育地、姓氏郡望地,还是人丁长寿地(这里古代及现今有多少90岁以上老人,当地政府可以根据人口材料给出个调查数据)。不仅荀子长寿,而且还有相传高寿至128岁的高柴。高柴即孔子弟子高柴子羔(《史记》说少孔子30岁,《家语》说少孔子40岁)。可见,北靠沂蒙山地南,向徐海平原的兰陵自古养人或非虚语,此地有好山、好水、好酒、好蔬,兰陵美酒自古扬名,蒙岭抱犊崮天下首崮,酒蔬之好正源于此地山水气候之好。
今苍山县政府的文化形象定位是:“华夏酒都,天下菜园,荀卿治邑,曾萧故里。”今苍山县是兰陵酒业所在地,苍山还是蔬菜种植大县,且是“大蒜之乡”。我在2013年10月“荀子思想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期间给副县长高思圣先生私下建议将“华夏酒都,天下菜园,荀卿治邑,曾萧故里”口语化简略为“好酒,好菜,好思想,好人才”,易思易记。“兰陵”一名的文化品牌价值可达亿元以上,我在向高思圣先生谈苍山应改名兰陵时,他回应说此工作已进行了七年,改为兰陵一名当是定数,就等着好消息吧[20]。今苍山县县名来源于1933年“苍山暴动”,农民暴动地点实是在某村一个叫苍山的山下,后以“苍山”名该暴动,又以苍山暴动立为县名。这个县名没有知名度,放着两千多年且几乎读过小学的人都知道的“兰陵”一名不用,这是浪费,令人惋惜。
苍山复名兰陵后,我建议兰陵(无论称县还是称市)以“兰陵文化节”的名义来举行“文化唱戏、经济搭台”的活动,荀子研讨会即可并入“兰陵文化节”来举行。“兰陵文化节”可每年一次,或春或秋举行,主题可单个或多个,学术方面可文理结合,可就荀子与《荀子》、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萧望之及萧氏郡望、兰陵美酒、兰陵土蔬、兰陵山水及兰陵文物等展开学术研讨。兰陵应该编印“兰陵文化丛书”,应推进兰陵文化史研究,应深入开发兰陵酒业、兰陵山泉水、兰陵蔬菜与花草种植业等兰陵牌实业,且此可与长寿主题、长寿饮食结合。(兰陵举办荀子主题活动尤应定于九九重阳节,荀子、高柴长寿者也。)
我给兰陵的地理历史形象定义为“枕山望野,泗沂环流,齐鲁文化,楚汉风流”。在我的构想中,今江苏北部的徐州、连云港(即海州)应独置为省级直辖市徐海市[21]。设徐海省级市,将吸纳大量人口以推动城市化,在京沪线上的沪宁城市群与京津城市群间再造一城市群,且徐海一线将不亚于山东胶济线的城市群与产业线。徐海通过陇海线西接郑州、西安、兰州,就可在陇海铁路的徐海一带再西安、郑州、南京、济南级的大都市,同时带动现淮河以北的江苏宿迁、淮安发展,带动山东枣庄、临沂、河南商丘、开封及安徽宿州、淮北、亳州发展。京沪高铁和海兰高铁(即陇海高铁)将因有徐海市或徐海城市群的存在而发挥最大效应,尤其陇海线城市群将因此而全面升级及海州大港发挥最大效用,中原或横线中部发展的问题也将由次获得破局[22]。
兰陵的发展有赖徐海地区的发展,建制中央直辖徐海市及建设海兰高铁是苏鲁豫皖交接地带发展的最大动力。没有徐海的发展,就没有陇海线的真正兴旺;没有徐海大都市,京沪线的发展将是中段相对空心或虚瘪的。唯京沪线上京、徐、沪三点平衡发展才有京沪线经济全面繁荣,唯有陇海线西安、郑州、徐州三点均衡发展及高速铁路东延海州、西接兰州,才有陇海线“海州—兰州”或至少是“海州—西安”段经济的全面繁荣。如此,则今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整个河南才能获得有效而恒久的发展与繁荣,陇海线也将给山西、陕西、甘肃甚至青海、宁夏(新疆则太远,姑不论)带来与东部连为一体人流、物流高速输送之动力及城市消费之吸纳力。
注释:
[①]此部分已以《荀子生卒年问题新证——以〈盐铁论〉两则记载为中心》为题刊于《邯郸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②]此句中“道德”与《太史公自序》里“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道德”的“德”很可疑,莫非为衍字?《太史公自序》言六家之一的道家不称“道德家”。《史记》言道家称“道家”,与其它诸家之简称并称时也简称“道”,不称“道德家”或简称“道德”。《史记》“道家”凡7见,“道德”凡15见,“道德”用法里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与“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两处的“道德”指“道家”,此处“道德”字样很可疑,值得另探究。
[③]胡适此说甚可从,此必有错简羼文无疑,该段话居原位置则上下文不通,孔繁1997年版《孔子评传》已征此说,梁涛2000年《荀子行年新考》亦征引此说。
[④]2013年兰陵荀子专题研讨会上王福海《荀子生平行迹考》及2007年临沂荀子专题研讨会上张文强《荀子的祖籍和生平考略》一文只字不提梁涛2002年《荀况行年新考》,不知何故。
[⑤]谢耀亭《荀子游齐考》有征引,见《运城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⑥]古书云荀子游楚但未明云游至楚都,楚都曾从长江边迁至淮河上游颖水一带的陈或寿春等,离今山东并不远,甚至比从今山东去燕国首都和秦国首都还近甚,故荀子游楚都完全可能,且如荀子者当时游某国一般都会至其都以会见各路学者或达宦,而荀子与楚相春申君之交当亦理解为从楚都相会开始为宜。
[⑦]据《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齐湣王15年即公元前286年,齐灭都今河南商丘之睢阳的宋国并逼近楚核心地带,荀子由齐奔楚在此前后,其时约逾50岁。本文所言纪年或计算年岁,皆据《辞海·中国历史纪年表》。
[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认为《史记》“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句“齐襄王时”当上读。文法上讲,此说成立,但即使上读也不影响“荀卿最为老师”当同样在“齐襄王时”曾发生的语义,此“而”字转折前后的事件时间当视作是相同的。刘向《孙卿书录》曰:“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荀卿齐襄王时为稷下祭酒考》亦可参证。
[⑨]譬如或以“秀才”当为少年改为“十五”以配,此甚荒唐。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荀卿年十五之齐考》即以“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证《史记》“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当作“年十五”,此谬甚。
[⑩]孙景坛《荀子与孙卿子是两个人,〈荀子〉应为〈孙卿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2/2)据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廖名春《荀子新探》、王子正《荀子生卒年推估》(《国立体育学院论丛》2003/1)的有关讨论,因他们无法解决《盐铁论》“李斯相秦,荀卿不食”的问题,就得出“孙卿和荀卿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的结论,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11]从研究荀子的角度,我主张官方发掘荀子墓看是否有竹简书等文物存在,若存在文字遗物则必有重大学术发现。即使不实地挖掘,也可以以现代科技手段探测荀子墓封土下的有关情况,为研究荀子增添相关信息。
[12]这是路德斌教授2013年3月给我说的情况,他参加了该会议,属知情人。
[13]张松智《首届“荀子学术研讨会”纪略》,《齐鲁学刊》1990/6;陈朝晖《荀子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91/1;路德彬《首届荀子学术思想研讨会简介》,《哲学动态》1991/4;安斌《首届全国荀子学术研讨会综述》,《东岳论丛》1991/1;李宋《首届荀子学术研讨会在山东临沂举行》,《山东师大学报》1990/6;于孔宝《蓬勃兴起的荀学研究——全国首届荀子学术研讨会概述》,《管子学刊》1991/1;梁宗华《荀子学术讨论会综述》,《枣庄师专学报》1991/1。
[14]该次会议论文集由参会者林素英教授提供复本于我,感谢林素英教授。
[15]该“荀子研究专号”由政治大学刘又铭教授约2009年惠赐于我,感谢刘又铭教授。
[16]尽管戴震也未必真明荀子,戴震真明荀子就不会作《孟子字义疏证》了,直接作《荀子字义疏证》算了;且戴震依附孟子张扬他那类似荀子式的思想实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时环境里他哪敢批评孟子啊,他批孟子是找“死”了。
[17]我于2015年获得台湾师大林素英教授惠赐的2006年云林科技大学“荀子研究的回顾与开创国际学术研讨会”原始论文集后,才知当时该会议有会议资料“1950—2005年大陆荀子研究论文目录”、“1950—2005年大陆荀子研究专著目录”、“1991—2005年大陆荀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目录”、“1999—2005年大陆荀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目录”,知郑宰相提交该会的论文上附有《韩国荀子研究文献目录》,含专著、期刊论文、博硕论文。
[18]赵如河:《韩非不是性恶论者》,《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4;王立仁:《韩非的人性思想和治国之策——兼谈韩非不是性恶论者》,《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19]《荀子性朴论的理论结构及思想价值》(2012)、《荀子生卒年问题新证——以〈盐铁论〉两则记载为中心》、《〈荀子〉“性朴”论的提出及评议》(2016)。
[20]2014年1月,苍山县正式复名为兰陵县。
[21]林桂榛:《设徐海直辖市为龙头发展中国中西部地区》,2014-02-15,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3851
[22]林桂榛:《失重的中国中部及其发展要略》,2014-05-13,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4010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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