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的龚自珍、魏源的经学思想及其影响探微（注[1]）

作者：焦宗烨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初六日辛酉

           耶稣2016年10月9日

内容提要：从龚定菴、魏默深的经学创见入手，去分析和解读龚魏的儒学贡献及其影响，可以清晰的发现龚魏新学是以公羊学为切入却又不囿于此的一种经学思想，实质上是跨越了汉宋之学和古今经学之争的一种新儒学，龚魏新学也展示出了跨越如上纷争的路径和动力，这个特征让龚魏新学具备了引领时代潮流、惩治时弊和解放思想的条件，尤其是让其拥有了跨越儒学与专制结合的沉疴而产生改革、除弊的因时因革的勇气，推动了中华大地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适应时代潮流的近代思想的产生，并最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另一层面，龚魏新学的生成及其演变是对余英时先生所言的中国文化对于社会演变具有着一定的“主动意义”的一种旁证，意即龚魏新学证明中国传统儒学本身具有适应和推动社会现代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存在至今，而且必将在将来推动中国社会和新儒学更加有序的发展。然而，龚魏新学对于制度变革的忽视，对后世的中国改革遗留下了不可轻忽的问题，也严重抑制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龚魏新学是贡献巨大，局限亦不可忽视。

关键词：三世三统、制夷三条、早期经世派、新儒学、托古改制、边防

众多学人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刺激，这显然是高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也不明了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岂非英吉利的一些炮火所能改变（注[2]）。实则，龚魏新学（注[3]）的出现给中国近代史带来了崭新面貌，也给近代中国思想添上腾飞的翅膀，是中国近代化的重大推力之一。早期经世派及洋务派尊奉的以夷制夷（注[4]）、维新派的托古改制和对近代以降的经世致用（注[5]）意蕴的拓展深化等都是龚魏新学带给近代中国的巨大财富。但是，龚魏新学的研究，就其对于中国文化乃至社会演变影响的研究尚待拓展。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对龚魏新学的深入思考，中国近代化的另一脉线——以儒学经典理论为指导理念的中国近代化脉络得以呈现，而由此映射的则是整个中国的近代转变。这一理念，也无疑是对余英时先生曾言及的“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曾发挥过主动意义”（注[6]）的一个侧面印证，也借此给当代“新儒学”的赓续添加了别样的精神指证。

本文立意于此，是以分数节论述。

一，绪论

经世思想乃儒家的固有传统，核心是“经国”（注[7]）、“经邦”（注[8]），但是后世往往援庄周以入孔孟，推衍其义。后人以庄周“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注[9]）跟儒家结合，形成“经世致用”之说。这一学说由来已久，但其在中国近代的展开，则是明末清初的学风影响下的产物。儒学发展至明末，虽然其主流从程朱理学转向了陆王心学，但是其发展也是愈走愈偏，在明末时代已成纯粹的空谈，士大夫们空谈误国，明朝朝政败坏、危在旦夕。东林党起来之后又陷入党争（注[10]），继之而起的复社不仅没有清除东林毁于党争的教训，而且党争变本加厉，清军乘机入关并任命熟知江南事务的明朝旧臣征伐江南，南明王朝随之倾覆，大明朝灭亡。晚明的遗老们有感于明王朝的弊端，开始了深切的反思，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常鲜明的成就，而且其尖锐也是前朝所不能及。如，黄梨洲虽没认识到制度之弊，但是已将八股文的危害上升到了制度的层次（注[11]），而王船山则直接否定了圣人治世（注[12]），文学作品的代表汤显祖的《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不但树立起了女权的大旗，而且对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反抗（注[13]），固然，这不能借此说明末清初的思想是决然的理学的反面（注[14]）。对此情形，宾四先生有着明晰的论述：

到晚明诸儒起来，激于王学流弊，又受时代刺激，颇想由宋明重返到先秦。他们的思想，显然从个人转向于社会大群，由心性研讨，转向到政治经济各问题。有虚转实，由静返动。由个人修养转入群道建立，这是晚明思想上的一大转折。东林学派是其先驱。惜乎晚明局面，糜烂腐败，不可挽回。经历满洲入关之大变动，学术思想上更受急剧之刺激，更有急剧之转向。一大批晚明遗老，他们成书著述，都已在清代，他们的精神志气，实在想为此后中国学术思想界开辟另一天地。（注[15]）

在明末清初硕儒们首开清初思想界的风气后，统治稳定下的清王朝并没有继承清初学人们的博大精深，而是偏居其一。当然，其因素仍在朝堂。清初，为了严防各地起义，采取了多种措施，首要的是分化汉族士林。清军入关之后便开科举、尊明朝为前朝，拉拢士林，以图奠定自己的合法根基，而面对明末遗民的华夷论（或曰夷狄论）、以及各地义军的此起彼伏，只能采取严酷的思想政策——学习明朝，遵奉理学为合法的指导思想，其余皆为异端。

清初这种思想在当时仕清的汉族士大夫的思想纠结中最为明显，如李光地。李厚菴广通文墨、亦有治世之能，但是其声名亦受其所累。厚菴治学，继承诸子语录体，着《榕村语录》，其思想经义尽在其中。但是，正因此书，所以广引争议。康熙学理，厚菴功劳甚大，“（康熙）四十四年，（厚菴）拜文渊阁大学士。时上（康熙）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硃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讨。”（注[16]）死后，康熙更言“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注[17]）。但是厚菴不仅仕清，而且成为康熙朝股肱大臣，为当时遗民硕儒所不齿。桐城派领袖方苞受戴名世《南山集》、《孑民录》案牵连论死，厚菴以其“能作文”而荐于康熙，方苞得救。然，方苞论及厚菴，认为学术、为人皆“平平”（注[18]），方苞此论，正因厚菴媚俗康熙，为学人所不齿。李光地之媚俗康熙，可从其治学思想的转变看出。其早期深受王学影响，怎奈康熙专事理学，厚菴随即撇清与王学关系专攻程朱，并借此执掌权柄，权倾朝野（注[19]），是以《清史稿》评曰“光地易文历中外，得君最专，而疑丛业集，委蛇进退，务为韬默。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注[20]）在那一时代，厚菴之媚俗自有时代之不可妥协。清朝的这种策略及对文人士子的影响，也可从对待明末杰出儒生的态度上看出。清朝对于程朱、陆王的态度自开始便有明显的区别，顺治二年，为巩固政权，顺治帝祭祀历代先贤，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凡六十九人”位列“先贤”，将“……陆九渊、张栻、许衡、真德秀、王守仁、陈献章、薛瑄、胡居仁，凡二十八人”列为“先儒”，分祀于孔子西、东两侧（注[21]）。这种安排可以明显的看出统治者的意志。顺治八年，科举制正式全面施行（注[22]），在之后的康熙五十一年，又抬高了朱熹的地位，“以朱子昌明圣学，升跻十哲，位次卜子。”（注[23]）与朱熹位置逐步抬高的同时，是“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注[24]）科举制的继续确保了理学地位的延续。之后的清朝政府一直维系着理学的正统性，甚至在十九世纪后期风雨飘摇之时，依旧不改。典型事例是，道光三十二年，一些开明大臣上书“请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朝廷以“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诸篇，取义孟子，似近偏激。惟炎武醇乎其醇，应允炎武从祀，夫之、宗羲候裁定”（注[25]）作为处理。据此，可看到有清一朝的独尊理学态度。

亦如前述，在康雍干盛世之时，大清朝严防议论，控言路，清初风气顿失，直到乾嘉学兴起。此一时，戴东原、毕沅、全祖望、钱大昕、章学诚、段玉裁等相率而起，引领一时潮流。此学风影响之下，汉学研究顶居高阁，学人莫不相随。但是，乾嘉学术的弊端之害也由此广而众之。乾嘉学诞生于白色笼罩的时代，其复兴之意有“经世致用”的意义，甚至某种层面沿着清初学术的路子。乾嘉派大师云集、考据所得，虽为故纸，却是实学，是对历朝历代学术的大整理。乾嘉学术奉承汉学、行考据之“实学”虽沿着清初的路线进行，却是偏居其一。颉刚先生对乾嘉学术有着清晰的认知：

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的学问号称义理、词章、考据三类。但是当时义理、词章不过复演旧戏，没有什么变化，人家看得难免生厌，他的势力就渐衰微了。单是求是的考据一项，方兴未艾。（注[26]）

章、戴二人领导下的学术成果斐然，但是却忽视了对社会的批判性，所以柳诒征先生直言清初诸儒之学，乾嘉仅得之一二，“于躬行及用世之术，皆远不迨”（注[27]）不仅如此，嘉庆、道光二朝世事多变、欧美诸强崛起、而中国已显露颓势，诸般情形，为龚魏新学的兴盛留下机缘。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史后认为“任何值得提及的事体在中国的展开，通常都是以极大规模的方式展开”（注[28]）将此语置于今文经学的语境之下，更显黄先生之灼见。

兴起于庄存与的今文经学经其发扬，常州学派应时而起。但是今文经学的发展，尤其是关注时政之学，却是时势使然。乾隆以后，中国社会看似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实则已经是强弩之末。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大帝面对大英帝国的官方代表团马戛尔尼一行时，骄傲狂纵，深以为中华物产丰盛、何须交易，只当是进贡，“系援例而行，并无他意，国王可安心，再来表贡，亦不拘定年限。”（注[29]）殊不知，此刻的英吉利已经是坚船利炮，其对中国的资本扩张之志已经是箭在弦上。乾隆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吉利再次派遣使团前来沟通贸易，这次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见，但是这一次英国人却是有备而来，对此会见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他们发现了鸦片，这个能大规模赚取中国白银的东西。英人以行贿、拉拢、收买等多种方式与沿海中国官僚达成了苟合，鸦片贸易的增加甚至超过了英国人的全部想象，例如仅1797年截止5月31日这五个月里东印度公司便拖欠中国商人各项贸易款项2151100两（注[30]），但鸦片战争迅速扭转了局面，如1799年一年，澳门一地销售的孟加拉鸦片便高达三千箱（注[31]），可见当时鸦片贸易数额之大。由于1800年开始中国严禁销售鸦片，东印度公司便伪装转身，从销售者成为了鸦片生产者，广雇人员种植鸦片，到1834年，已经增长到每年21880箱（注[32]）。鸦片的暴力增长，愈加增加了中国的危机。而此时的中华大地，不仅人口矛盾极端突出而且官僚贪腐达到极致（注[33]），大清朝在内忧外患之下矛盾骤增。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有志之士开始预感到了社会危机，龚自珍、魏源的经学思想借此勃兴。

二，龚魏新学的诞生及其因时因革性

龚自珍、魏源的经学思想盖以“经世致用”为志，非常具有独特性和创建性，这源自龚魏新学的一些优势——特别是，龚、魏受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双重影响，也不拘泥于汉宋等任何单一学派，这为龚魏新学的创造力和开创性打下基础，尽管龚魏以今文经学名世，但是其思想确是古今文经学的结合体，也是跨越了汉宋之争的，而非偏居其一。（注[34]）

定菴外祖父乃汉学一代大师段若膺。若膺师从东原，可以说定菴乃东原再传弟子。定菴以其身份，深知戴东原、段若膺的思想传统。戴东原乃乾嘉一代大师，其最批判理学者，莫过于理学禁锢人欲，“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进民之欲，而王道备”（注[35]）。东原弟子段金沙亦是如此，认为“人与人患隔而不亲，亲密之事，心兼富之教亡，未有不使民菽栗于水火而责以仁者”。（注[36]）段氏批判理学的伦理，不弱乃师。而龚自珍弱冠之时写《明良论》，段氏认为是“见此材而死，吾不恨矣”。（注[37]）龚自珍少时习从金沙，为其古文经学打下基础，到晚年，龚氏还怀念段金沙教化有方，“图籍移从肺腑家，而翁学本段金沙”（注[38]）。而定菴还颇为赞同章学诚“六经皆史”观，是以宾四先生认为定菴学问自章门入（注[39]）。可见定菴学问的广博和多元。

而魏默深亦是如此。魏默深少时，与龚定菴一般，从古文经学与宋学入，这可从魏源极具代表性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论里看出。“尊德性”与“道问学”源于《中庸》：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注[40]）

余英时先生依据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体察到了汉学、理学、心学、清末实学直到乾嘉学的发展演变与“尊德性”和“道问学”的更替，但是实际上，将此语置于龚魏新学的视域下，更显新价值。龚魏新学实际上实现了数百年以来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结合，龚自珍如是（注[41]），魏默深亦如是，如魏默深认为：

君子言觉也，以先觉觉后觉，故莘野以畎亩乐尧、舜乐君民之道；学之言效也，以后人师前师，故傅严以稽古陈恭默思道之君，觉伊尹之所觉，是为尊德性；学傅说之所学，是为道问学；自周以前，言学者莫先于伊、傅二圣，君子观其会通焉。（注[42]）

魏源视“道问学”与“尊德性”“会通”，便可以看见魏源思想与龚定菴一般，学问来源是多元的。魏源的这一观点，还可从魏源论述儒学各派之争与先秦诸子之关系上看出。魏源深以为各个学派之争让孔孟之学的经义被忽视，“自明以来，学者争陆、朱，自本朝以来，学者争汉、宋”是偏居其一，实则“孔子动教求仁，而孟子独标集义”，是“合德性、问学为一”。（注[43]）这里，可以看出魏默深在后来治今文经学时批评心学、理学、汉学等经学诸派，目的是为了纠正其偏居其一,魏默深如龚自珍一般，亦有超越各派纷争而直追先秦的气度和志向。

可以说，如上诸般特点，显示龚魏新学的一种融合的特质，这个特质如放入余英时先生所述的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里，更可看见龚魏新学的这种融合性特点。龚魏新学在这种特质下，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空气，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而言，更是如此。

清中期在今文经学兴起之后，古、今之争初兴，其经义泾渭分明。尤其是今文经学之人攻击古文经学不遗余力，不容混同，但是其争辩从未延伸至时政领域。如龚、魏二人今文经学的老师刘逢禄。

刘逢禄跟随庄存与，将庄氏的思想极大的深入，尤其是对《公羊》学的研究可谓今文经学之典范。典型是，其对《左传》的反驳：

吾谓此非《公羊》之不及《左氏》，《春秋》之不及《左氏》也。《左氏》祥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达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一于千百，所不书多于所书。惟其不达例，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词，以为待贬绝不待贬绝之分，以寓一见不累见之义。如第以事求《春秋》，则尚不足为《左氏》之目录，何为游、夏之赞也。如第一例以绳《春秋》，则且不如画一之良史，何必非断烂之朝报也。（注[44]）

刘氏此论，不仅批判《左传》而且更将矛头指向《春秋》，其“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词”将学人一贯奉养的“圣经”否决（注[45]），尖锐至极。但是刘逢禄的治学，最为遗憾的也是其最擅长的，专注经学的“桃花源”不闻窗外事，可谓“不知有秦汉，遑论魏晋”（注[46]）。如刘逢禄评价封建与郡县之关系：

夫周之末，失强侵弱，众暴寡，士民涂炭，靡有定止。不思其所以失，而曰封建使然，于是悉废而郡县之，而天下卒以大坏。夫郡县之法，势不能重其权，久其任，如古之诸侯也。……秦汉之忽亡，晋季之纷扰，视三代之衰，则奚矣。(注[47]）

这里，刘逢禄也试图臧否时事，但是其观点不可谓不滑稽，其所谓“夫郡县之法，势不能重其权，久其任，如古之诸侯也”，置西周封分制之诸侯于何处，刘氏此论貌似不仅无知历史，而且无知于唐之白居易、柳宗元封建论（注[48]）。或言之，刘氏并非不通历史，但是其政治观之迂腐，其思想之局限据此可见矣。可以说，尽管庄、刘建立了新的学派，但是其经义之真价值还需来者开拓，这责任便落到了学生定菴和默深身上。龚定菴与魏默深将经学内涵扩延至时弊批评及倡导革新之上，是一大创见。

定菴今文经学的思想，集中于利用公羊三世扩延今文经学，使其成为变革社会的工具。《公羊传》分春秋为“所见世”、“所闻世”与“所传闻世”三世。定菴治《公羊》，目的便是“三世说”：

问，三世之法谁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愿问八政配三世。曰：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世。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世。（注[49]）

在定菴看来，《公羊》三世实际上是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这三世不仅存在，还与八政相对应，因为定菴以为八政各自也有三世，“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从而将传统的“三世说”演绎为一个“世代交替”的进化论观点。关于这一点，定菴也是多次论述，如其文曾云：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士，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则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矣，才不可问矣，向之伦聒有辞矣。然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注[50]）

但是定菴的“三世”论的意义需要对其“三统”论结合，方可能全面理解。“三统”源自董仲舒，董氏为汉室正名，在《春秋》里找到了所谓的依据，以神秘性解说所谓的夏商周三代易代，认为夏商周三代轮替分别为黑统、白统、赤统循环发展，历史因此“改王朔、易服色”，借此证明汉朝之正（注[51]）。但是龚自珍的所谓“三统”论并没有比附《春秋繁露》，主要是龚定菴极其厌恶三统背后的迷信、五行之说，所以仅仅以“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隐晦的表达了朝政往替是势在必然，从而继承了董仲舒“三统说”。但是定菴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用三统说解释朝政轮替，从而具有进化论意义，定菴治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之志，意在此处。

正因为定菴对朝政变换、盛衰轮流的进化轮替有着明显的认知，深知对于大清朝而言，盛衰交替乃势在必然之势，所以过早的感受到了大清的危机。他在《尊隐》文中直言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徒有其表：

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不留京师，蒸尝之宗之（子）孙，见闻媕婀，则京师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注[52]）

在“京师日短，山中日长”之下，终致“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定菴将清朝之没落一言蔽之为“山中民起”，孰料经年之后太平军自广西僻壤而起，此文之境可见一斑。正因为定菴看到了清朝衰败迹象，为文尤讲究经世致用，此所以任公以为定菴“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注[53]）。

而定菴的思变之心，与鸦片战争关联甚巨，其深知鸦片不禁之害。典型是林则徐禁烟前行之前，定菴建议林则徐采取严厉措施，以酷刑严正对待吸食者、种植者和贩卖者，以期以此以儆效尤（注[54]）。为何定菴推荐如此之酷刑，实为定菴深知鸦片之恶，所以唯有严惩不贷方能“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

可以说定菴在清朝中后期的危机中看到了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必然，并对此做了自己尽可能的努力。而在其1841年便去世的短暂人生岁月下，则可看出其思想的先锋性，毕竟，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降，方有大批有识之士认识到大清的危机，而大清朝廷切实认识到此论则已迟至六十年之后的二十世纪初（注[55]）。在追求以经学惩治时弊的路上，定菴还看到了清王朝弊端的核心因子，“一人为刚”：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庙之祖，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注[56]）

定菴虽看到了中国制度的一人为刚，却没有引申论之，说明龚氏对于制度改革而言，并无创见，显示了他与早期改良派等人的差距（注[57]）。尽管如此，此论不啻是衔接清初鸿儒的宏愿。或可言之，定菴此语一出，清初之精粹思想方有真继承者，也确立了定菴近代启蒙思想先驱的地位。

魏默深的今文经学研究略迟于龚定菴，但是魏默深经世思想并不迟于定菴，默深早期经世致用的集大成之作便是受贺长龄委托编辑而成后世经世致用指导文献的《皇朝经世文编》。该书以“事必本夫心”、“法必本于人”、“今必本夫古”和“物必本夫我“四项原则选材选文，四原则也成为晚清经世致用的思想标杆，这是道光六年，此时的魏默深正值青壮年，可见魏默深经世致用思想的成熟之早。相对于经世之学，默深的今文经学与定菴一道拜师刘逢禄。默深之今文经学思想，与定菴一道，崇尚三统、三世说的公羊学，贬斥古文经学：

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许之作综六经。呜呼！二君唯六书三礼并视诸经为宏深，故多用今文经法。（注[58]）

至于今古文经学之关系，则认为：

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之学绝于隋唐，两汉诂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降替哉？（注[59]）

而魏默深的思想，较之定菴略有不同。定菴治学，是将公羊学研究与批判现实社会结合，魏默深则将古今文经学融合，呼唤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

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治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注[60]）

魏默深用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变易”观解释历史，认为“五常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注[61]）。此观依照现代学说评价，则属于完全的进化论学说，此观显然与龚定菴一致，这在那一时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魏源甚至认为世事通变之后会愈加有利于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注[6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魏源的经学思想和惩弊纠偏结合在一起。但是仅有理念无实际支撑必然是行不通的，魏默深为了增强今文经学的说服力写出了《书古微》。这篇写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稍前的1855年的巨著是对《古文尚书》的彻底否定，这种否定力度不亚于定菴的《五经大义终始答问》。魏默深的《书古微》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出发，全面否定了《古文尚书》。首先，认定《尚书》无所谓古今，“《书古微》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注[63]）在《尚书》仅有一家之后，魏默深认为汉杜林宣称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不可信，“自后汉杜林复称得漆书《古文尚书》，传之卫宏，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与今文为二。动辄诋今文欧阳、夏侯为俗儒，今文遂为所压。及东晋伪古文晚出，而马、郑亦废”（注[64]）在批判杜林之后，进一步认为孔安国、马融、郑玄等人编撰引用的《古文尚书》“无一师传可信”，所以“微言大义几息灭于天下”（注[65]）。魏源经过这样一系列论述之后，便把《古文尚书》置于死地。而魏源对于古文经学的否定并非是为否定而否定，实为“经世致用”。默深认为礼乐本为治国之法，但是“君师”之道被后世分离变为“虚文”，“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三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所以“经”之本意乃在于“制事”，即“以经术为治术”（注[66]），这就确立了《公羊》的“致用”地位，也体现了魏默深试图跨越古今、汉宋之争的努力。

而魏默生的经学思想对经世致用的一个杰出贡献是，在革除利弊的方向上提供了更加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典型是，魏默深视“《中庸》之义全通乎《易》”：

<中庸>之义全通乎<易>，而‘未发之中’、‘立天下之大本者’，原于<易>之‘何思何虑’，各经所未泄之蕴，迥异<大学>以意、心、生，为家、国、天下之本。（注[67]）

魏默深的《中庸》、《周易》“会通”观，为儒家变革思想的产生找到了极佳的切入点。《中庸》、《周易》是儒家的至尊经典，而且《中庸》更是士子们循规蹈矩，不思改制的最根本原因。《中庸》宣扬的明哲保身、中庸之道影响了儒家数千年，成为儒家们的金科玉律，魏源却视其“通乎《易》”，岂不是将《中庸》与《易经》的思想视为同等？实则，这正是魏默深本意。魏默深认为，《易经》能够提供改良法度的思想理论，这是因为，《易》有云：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注[68]）

魏源将《易经》的这一观点发展为“通变论”，来宣扬改革时弊的意念：

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注[69]）

正因为魏源看到了《易经》所具有的变革思想，故将今文经学治学的一大特色“微言大义”施加于治《易经》之上，将《易经》的“通变”之语推衍到极致，产生了“《易经》深具变革理念”这一思想。据此，魏默深将落脚点放到了《中庸》上，设若能将《中庸》阐释为具有“变革”之义的经典，则儒家之守成观必将坍塌。魏默深操作的这个过程便是将《周易》与《中庸》等同，产生“《中庸》之义全通乎《易》”。如此一来，在“微言大义”的阐释原则下，儒家经典尽数具有了变革思想，如此方能自如、轻松的跨越派系之争而实现自己的“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而魏默深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高妙之论：

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

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

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以技以制夷而作。

<易>曰：“爱恶相攻而吉生凶，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威而利害生。”故同一

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

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注[70]）

魏默深此处引用《易经》之言为自己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目，凸显了其用“微言大义”之法演绎《中庸》的目的，此言也基本奠定了魏默深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师级地位。

总之，龚魏的今文经学思想是龚魏经学价值拓展的关键连环，特别是二者在公羊学“求变”理念的引导下，让经学超越了古今、汉宋之争，而彻底与直陈时弊挂钩，经学从此在二人手里变成了敢于直面问题、审视社会弊端的明灯。可以说，龚魏新学展示出试图超越古今、汉宋以寻求儒学本性的努力，这种努力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确立了“审弊革新”的思想范式，从而为当时的士子们提供了一条直面儒学流弊并力行改变的勇气和信念，这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具有绝对的开创意义。

三，龚魏新学的致用路径

龚魏新学的治学路径是以公羊学的思想来观照儒家经典，这样的思考模式使得龚魏新学具备了求革、求变的动力，从而为龚魏二人产生超越时代、推动时代进步的致用举措提供了绝对的动力。实则，龚魏新学的不拘一格确实产生了影响中华民族近代化的致用之法，这种致用之法可以以内政、外务区分论之。而且，这种路径也凸显出了龚魏二人思想的启蒙意义，亦可看出龚魏二人对儒学的开拓性。

（一）反思科举，映射社会，重视人才。

就龚魏二人在致用方面的建树而言，是各有所重，龚定菴在内务方面的关注颇重，而魏默深的洋务事宜贡献极大，这种差别是二人在关注领域和思想意识的不同所体现出来的。

龚魏二人对于科举制败坏人才的认识是自我体验的结果，因为自身对科举有着深切的体验，所以对于科举之于人才选拔的优劣认识清晰，是当时的杰出者。嘉庆十九年春，魏默深赴京求学。按照惯例，魏源登门拜见了寓居京师的乡党俊秀。自古湖湘多人才，在嘉庆后期的经世派领袖陶澍、李宗翰等人皆为三湘典范，魏默深拜访了陶、李等人。在陶、李等人的举荐下，魏源不仅认识刘逢禄等当朝大儒，也与龚定菴相识，从而为后来魏默深的人生轨迹埋下线条。五年之后，魏默深与龚定菴一道进京参加乡试，并一同受教于刘礼部，但是这次考试，龚魏二人均无成就。在此之后，二人开始了漫长的科考路程，龚定菴在第六次科考的1829年中三甲十九名，以赐进士出身任职内阁中书（注[71]），魏默深则直到1844年五十岁高龄时中进士，赐同进士出身。龚魏二人的这种经历，使得他们对于科举之于人才的作用体悟深刻。

龚自珍早在嘉庆十八年的一群农民起义军进攻到京畿之地之时，便看到了大清的问题，写出了《明良论》，以“君明臣良”为主旨呼唤人才。龚自珍认为大清衰败是因社会墨守陈规，毫无生气，此所以“士大夫所以尽掩面而无有生气”（注[72]）。而龚自珍的卓见在于不仅看到问题，而且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这便是科举制。龚自珍对于科举制导致的人才问题的探究，着墨极多，究其著作思想而言，可以分为数部分。首先是找到人才不济的根源在于科举制度。科举制让一大批“不工、不农、不商”的闲杂居于“政要”位置，他们只知用“车马服饰”等享受，“以科名长其子孙”，至于国家事务一无所能（注[73]）。其次是认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另一大抑制人才的重要因素。龚自珍名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是直陈社会疲敝导致万马齐喑，人才凋零。其三是确立了人才的评定标准：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心有力者，则能“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注[74]）。这种“以心之力”的“心力”观，在今日看来，是既要有思想，更要有行动能力，既不能纸上谈兵，也不能蒙头蛮干。龚自珍关于人才的最后一个环节便是人才之用。龚自珍认为，依照这样的方式挑选出来的人才能够补弊纠偏、呈现良治，“制策又以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注[75]）

而龚定菴以引用公羊批评时政的思考模式，使得他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看出清廷危机的思想家，也借此产生了革新时弊的思想。龚定菴的批判思想是那一时代的排头兵：

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增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耶?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注[76])

定菴一句“孰若自改革”开启了后世学人眼中的“晚清自改革”路线，凸显了啓蒙思想家的特质。但是其呼喊的“自改革”的路在何处、如何切入，均不明。可以说，龚自珍从大清衰微看到了其实质在于人才凋零，而人才不济的结果是科举，也一度观察到了社会风气之于科举和人才的影响，却并未衍生至制度层面，凸显了一代启蒙思想家，尽管身怀经世致用之意志，尽管颇有继往开来，敢于承担的责任心，也有批判君主的启蒙性，却无法深究其里的缺陷。

龚自珍的这个缺陷，在魏默深身上依然存在。魏源在人才方面提出了极具创建的“法祖”思想。魏源认为当时大清的问题不在财力，而在人才，“今夫财不用足，国非贫，人材不竟为之贫”，此所以“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注[77]）。国运能否重振、不在财用疏通，而在于朝堂之上的君臣们能否“师法先王”以行“法祖”之志。而魏源产生“法祖”观的根源是，魏源同龚自珍一道认为是科举的问题，魏源认为“科举以声音训诂为高”，导致“举天下之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注[78]）。至于八股科举的文笔之法，更是“雕虫小技”，是完全的“所用非所养”。（注[79]）魏源的人才论调，显然不及定菴的详细步骤，这是因为魏源更加关注于“洋务”所致，如其探讨科举，首先想到的便是与“洋务”相关的事务。魏源认为当时的武士科举是“陆营有科而水师无科”，完全不同于西洋的“以造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抢官”，所以建议清朝应该“增水师一科”（注[80]）。魏源这样的思想，是绝对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但是魏源如同定菴，同样没有看到科举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二)，整饬边防与制夷三条

龚定菴与魏默深在革新时弊、救亡图存的具体操作层面中,都凸显出了超越时代的启蒙意义，但是却也凸显出了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龚定菴更注重内政，而魏默深则更注重外政，二者均脱产于龚魏二人试图超越古今文和汉宋之争而趋向融合的经学思想，或言之，龚魏新学以彼此混溶、不偏居其一而学的姿态为二人产生超越时代的启蒙思想披上了翅膀。

此处所言的制夷三条，一言概之，便是魏默深“以夷制夷”思想的具体呈现，根源在前文所述的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但是其发展，却有着独特的脉络。

制夷三条产生的思想便是龚魏新学，尤其是如何面对洋务之事。就洋务而言，龚自珍思想较为简单。如，其面对鸦片事宜，龚自珍致信受领钦差大臣衔前往广东禁烟的林则徐云：

食妖宜绝矣，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杜之则蚕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蚕桑、木棉之利重，则中国实。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悦上都之少年，而夺其所重者，皆至不急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义。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此又一旁义。火器宜讲求，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下君吏议，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此又一旁义。(注[81])

这里所说的“火器宜讲求，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表明龚定菴虽知洋人坚船利炮之“技”，但是却不究深理，无知于西洋之“政”，其主张严禁洋人居住以断绝鸦片，完全是治标不治本。这凸显出尽管龚定菴承认洋人之所善，但是所知和承认度皆有限，对于洋务的思想还需魏默深进一步发挥。当然，龚定菴凭借此论，便将自己置身于那一时代最为先进的一个群体——早期经世派里，自己也以此见底成为早期经世派的一大领袖人物。

魏默深在思考洋务的路上比龚定菴走得远，这种距离差距，体现在具体层面上，则是魏默深对龚定菴思想的一种承继和拓展。至少在关注边防事务上，确实如此。

龚自珍关注边防，注重的是西北和东南两大方向上的问题。尤其是前者，龚自珍贡献极大。当时研究西北边疆问题的学人并不少见，而龚自珍的创建在于注意到了攸关之后中国发展的一大关键方略，民族问题。龚自珍是关注到西北复杂的民族情事的领袖级人物。龚自珍从嘉庆二十五年的喀尔喀回部张格尔（1820年）的叛乱中看到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治理措施中，龚自珍提出了数条意见。一是鼓励内地民众迁徙至回疆各地开垦种植，不仅增强防卫势力，而且有助于边疆稳定团结（注[82]）。二是极为重视蒙古、汉、回、维吾尔等各族的相处问题，并且深知个民族部落的矛盾，是以建议在天山南北隔区治理（注[83]）。三是，提出“以边安边”的具体策略，反对以内地供养兵粮而招致长途运输，军队不能急用，认为必须在天山南北开垦荒地，“足给足兵”，使得西北、东北相互照应，足够稳定北疆，“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北三省”（注[84]）。这样的思考结果是，龚自珍以民族问题为最终落脚点，批评以往的“安边之略，不过羁縻之，控制之”（注[85]），从而提出了至今影响西北边疆策略的在新疆设置行省建议，并认定吐鲁番的安定之于西北国土的安定有序具有莫大功能：

故吐鲁番安，则四大城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举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举安。伊犁将军无内顾之忧，兰州总督无外顾之忧。（注[86]）

可以说，龚自珍是第一批关注到边疆民族问题或引发变乱的学者，这种见底，在六十多年之后的光绪朝，左宗棠挥兵北上，不仅镇定边戎，而且依龚定庵志愿设立行省，影响则直到今日。此故李鸿章认为龚自珍西北边疆之思，是“古今雄伟非常之端”，是“书生忧患所得”（注[87]），这评语在今日看来依然振聋发聩。

龚自珍在关注西北之外，是对东南地域的思考。龚自珍认为东南地域盐务、舟师与互市彼此牵连，不可阻隔（注[88]）。因为龚氏深知贸易攸关东南地域的经济民生，所以并不赞同与洋人禁绝贸易，他对治理鸦片的建议也是不允许洋人居住，但允许留出驿馆允许其贸易期间休憩，“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

而更为注意的是，龚氏在思考边疆地域的发展之时，不仅感悟到了民族矛盾问题，而且充分预感到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觊觎之心。首先，龚氏认识到了俄罗斯的野心，所以建议西域设立行省，可以充分防备俄罗斯。二是，保持与西洋的贸易联系，必须重视其热兵器的威力，并身体力行写信建议边疆主官不可轻忽（注[89]）。这种观点，展示出了启蒙思想家对国家发展情事的洞察和远见。毕竟，他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缜密的思考来应对洋人的领土野心及其贸易的，也充分认识到了洋技之魅，但是囿于知识、思想所限，他对外国的情况不甚了解，对于洋务问题的深入。他遗留的洋务问题，则是由他的同门师弟兼好友魏源等完成的。（注[90]）或言之，在龚自珍之外，对于边防事务做出最大贡献的莫过于魏默深，其“制夷三条”便是代表。

尽管，在某种层面上，“制夷三条”，是边防事务的一个支流，而且龚定菴的边疆问题的探究远比魏默深广博，但是在那样一个外强涌入的时代里，魏默深其“制夷三条”所关注的“西洋洋务”，其贡献不比龚定菴的边疆问题逊色，甚至其影响远高于定菴。

具体而言，魏源的“以夷制夷”（注[91]），分为四个不同层次，“知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以夷器制夷”四部分。其具体策略分述如下。

第一，悉夷或知夷。魏源认为实现“以夷制夷”前必然需要了解：

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注[92]）

又见：

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注[93]）

悉夷是魏源“制夷三条”的前提，若无悉夷，其针对策略必然是漫无目的、随意设计，不但耗费资源、而且错失良机。这一点，不难理解。

第二，以夷攻夷。以夷攻夷，是魏源建立在熟悉夷情基础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

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岳飞曰，“以官军攻水贼则难，以水贼攻水贼则易。”今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英夷所惮之仇国三，曰俄罗斯、曰佛兰西、曰弥利坚。（注[94]）

魏源在“知夷”之后，认为英吉利敌人有三，是法兰西、沙俄和美利坚。这种情况下，其利用列强矛盾而“以夷攻夷”的策略就产生了，即所谓“调夷之仇国以攻夷”（注[95]）。而魏默深为了增强论述，则又引用清朝旧故借以印证。具体而言，其“以夷攻夷”盖分数步，一是利用列强在全球领土争霸上的矛盾以实现“调度外夷之人”，并认为“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注[96]）于此还有另一方式，利用列强在中国获取利益多少的矛盾以“调度外夷之人”。（注[97]）魏默深的“以夷攻夷”盖在此二条，其经义尽在其中。可以说，此观绝非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在纵观国际、国内各时事变革之后的长久之计。

但是“以夷攻夷”一旦实施过久，让夷国夷人知道了我中国的国情凋敝，必然会如英吉利般挟持索要，故中国不可无防备和抗敌之心，这就需要“以夷款夷”，以获取最大利益。

第三，以夷款夷。虽然“以夷款夷”与“以夷攻夷”同属于政治策略，也具有承递之关系，但是“以夷款夷”更能体现魏默深思考的完备。魏默深此“款”指的是洽谈和和谈等“议款”事宜，绝非财务。“款”之意义，可从多处探知。最关键之处在<议款>一文，文中直言：

是冬佛兰西兵帅，复以兵艘至粤，求面见将军，密陈军事。请代款，请助兵，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此一举。而又迟疑之，支诎之，延及半载，始令赴江宁，则英夷款议已成数日，视弥利坚原议，相去天渊，故不款于可款之时。而皆款于必不可款之时，此机会可乘不乘者四。此四机者，谨其始机，则鸦片不至流毒。乘其二机，则公司不致桀骜。乘其三机，则不以罢市兴兵，乘其四机，则不致款议。议款失体，一误再误，三误于事前，四误于事后，经此四误，而鸦片之外禁不可行矣。（注[98]）

而“以夷款夷”之“款”最准确的界定，则见于其论述“制夷三条”之关系里：

问曰：既款之后，如之何？曰：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以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注[99]）

根据如上实例，魏源之“以夷款夷”既是“以夷和夷”，其“和”者，和谈、洽谈之意也。这里，所谓“主款”即“求和”、“主和”之意，即以洽谈、和谈解决问题。

在明了“以夷款夷”的意义之后，来探讨魏源此意的作用。魏源认为，“以夷款夷”是建立在“以夷攻夷”与“以夷器制夷”的中间位置。是因为“款夷”之前，只有做好了足够的前提准备，才能在“款夷”之时获得最大效益。而之前的准备便是利用英国与法兰西、沙俄和美利坚的矛盾来获取自身最大利益的“以夷攻夷”，在获得利益之后，必然需要保护所有权，此所谓“以夷款夷”，与各夷（尤其是英吉利）“议款”以确保自身所得之权力。但是，不能只顾“以夷款夷”，还要准备武备。关于武备的问题，魏默深的观点是极为高妙的。默深深以为“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注[100]）。魏源深知仅仅依靠外夷的彼此矛盾获得利益，往往不敢长久，所以需要武备，这个武备的重要便是做好防守，而且要以攻为守，做到有准备的“以守为战”，决不可被动应战：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注[101]）

魏源的这一策略可以说是典型的“以攻为守”，绝非主动的进攻或被动的防守战略。鸦片战争以后，清廷上下，对于洋务，不出两种态度，或议和或主战，从未有第三种战略，魏默深之“以攻为守”实为第三种，也最符合当时实际。其“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说得明白，只有自己有了谈判的本钱，才能够获得促使“外夷服我调度”的可能，只有“服我调度”，方可“以夷攻夷”。而“服我调度”的本钱在何处？武备也。清廷固有的两种观点，都僵化顽固、不知调和，根本无法顺应时局变迁，其战胜则可，一旦战败，必伤筋骨。鸦片一役失利之后，在与英谈判之时，受英人逼迫致使一些经略地方的主战能臣如林则徐、邓廷桢、姚莹等尽遭清洗，清王朝更是底气不足，无任何东西可与之权衡摊牌，英人要求只能全部承受。唯有攻伐策略得当之后，攻守兼备，能进能退，方可以让夷狄有所忌惮，展示实力之后，亦可让“外夷服我调度”，不仅能实现“以夷攻夷”，还可以将“以夷款夷”的利益最大化，此所谓“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

但是，洞悉海内外局势的魏源深知中国之弱，是以在“以夷款夷”之后，必不可掉以轻心，当需增强国力，维护既得之利益，这就更需要强大的武力予以保护，此所谓“既款以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注[102]）至于增强武备之法，便是第三个步骤，“师夷长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里，不仅可看到魏源完整的三步走策略，而且也可粗知其“长技”，几乎不外乎“武备”事宜，此可称之为“以夷器制夷”。

第四，以夷器制夷。“以夷器制夷”的根源是魏默深所谓的“师夷长技”之“长技”仅限于“器物”。当世一些学人对魏默深的“师夷长技”褒扬过多，甚至以为触及到了西方社会体制等，实际上其“长技”不过仅限于“器物”而已。后者思想，是绝对的早期维新派观点。李泽厚先生以为“长技”不过是“养兵练兵之法和武器铸造”之类，确然是高论（注[103]）。为何如此定论，可从魏默深及早期经世派的视域中得知。

魏源曾在《圣武记》中言“师彼长技，御彼长技”（注[104]），这话可以看作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准确解释。而这个“长技”如何界定？魏源《海国图志》虽然章目众多，实则可分为三部分，一为目的，是<筹海篇>；二是介绍国情文字，其各洋各洲内容莫不如是；三是一些杂艺介绍，这部分篇幅少，内容杂乱，并无主旨，不过是为了“悉夷”做个小铺垫。此三部分，<筹海篇>最关紧要，这是因为魏源尤为关注海防安全，其“以夷制夷”立足于此。在魏源受林则徐委托写《海国图志》之时，《江宁条约》事件传来，促发了魏源思考“兵事”的志愿，《圣武记》由此而成。《圣武记》受“海夷就款”的《江宁条约》影响，所以做了“涉兵事及所议若干篇”（注[105]），表明魏源写作的动力是“海夷”事务，即洋人军事的刺激。而魏源清晰的表达“长技”的范畴还是在《海国图志》里。其<议守上>云：“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夷艘所长者，外洋乎？内河乎？吾之所御贼者，不过二端：一曰炮击；一曰火攻。”（注[106]）魏源看到了西洋人的“长技”之一便是坚船利炮，所以要求中国沿海各地要广置军械厂房。而为了避免船舰过多，甚至建议以军舰标准修建民用船舶，战时，稍做加工，便可安置炮位，成为战舰：

问曰：“船厂、火器局，设于粤东矣，其福建、上海、宁波、天津，亦将仿设乎？不仿设乎，战舰百艘，果足敷沿海七省之用乎？”曰：“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造成之后，驶往各岸，无事纷设。盖专设一处则技易精，纷设则不能尽精，专设则责成一手，纷设则不必皆得人。战舰既成以后，内地商艘仿造日广，则战艘不必增造。何者？西洋货船与兵船坚固同，大小同，但以军器之有无为区别，货船亦有炮眼，去其铁板，即可安炮。内地平时剿贼，尚动雇闽、广商艘，况日后商艘尽同洋舶，有事立雇，何难佐战舰之用。惟水师则必以闽、广为主，而江、浙为辅。（注[107]）

此段文字，充分显示了魏默深的远见卓识。其一，强调的船不在多，而在精；厂房不在众，而在精的思想是典型的“精兵简政”的军事思想。其二，是明显鼓励民间商人参与军事锻造，一者减轻财政负担，二者船舰可以随时征用。这是因为魏源认为民间厂房的所修船舶必须与官修军舰质地相同，平时可做民用，战时可做军舰。这是典型的现代化的军备战略。

而魏默深的这个“长技”，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因为魏源在强调中国国门失守的原因之时，又认为：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每出兵以银二十元安家，上卒月饷银十元，下卒月饷银六元。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即如澳门夷兵仅二百余，而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辄去其舟，以绝反顾。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岂专恃船坚炮利哉！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注[108]）

这里所谓“（英国军队）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岂专恃船坚炮利哉”便是强调英国军队不仅武器弹药先进，而且有先进的养兵练兵之法。魏源认识到了这个优点，便开始对中国的海军训练做了相对周全的考虑和建议：

故欲选兵练兵，先筹养兵，兵饷无可议加，惟有裁并之而已。粤省水师将及四万，去虚伍计之，不及三万，汰其冗滥，补其精锐，以万五千人为率，即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以五千卒分防各口炮台，与陆营相参，以万人分配战舰，可得三十余艘。……曰：“水师多而不敷，以无战舰也。无战舰出洋，则口岸处处出防，以水师当陆师之用。故兵以分而见寡，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是兵以聚而见多。英夷各处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国，首尾数万里，何以水师不过九万，即能分守各国？又何以入寇之兵不过五十艘，而沿海被其骚动。况水师外，尚有本省绿营数万，何患其无兵分守”。（注[109]）

魏源所说的“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是兵以聚而见多”便是明显的学习“英夷各处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国，首尾数万里，何以水师不过九万，即能分守各国？又何以入寇之兵不过五十艘，而沿海被其骚动”所总结的经验。这个经验，便是前述的养兵练兵之法。对此，魏源说的明白，“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注[110]）

据此，魏默深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便可视为是“以夷器制夷”，至于“器”为何物？乃洋人之军械及其所属的养兵练兵之法也，一语概之，洋人之武备诸般事宜。毕竟，一器物有其器物本身所需的人手和规则，尤其是军事机械更是如此。舰船所需人数和操作规则等皆服务于“器”的具体使用，至于养兵练兵之法更是器物的附属品，是高效利用器物作战的必然要求，绝非随意人为，此所以“器”可以概括魏默深之“长技”。在魏默深看来，只有学习西方战列火炮及其操作之法，方能利用“夷器”“制夷”，实现“既有战舰为外卫，则内河近岸，高枕无虞”（注[111]），最终实现“使中国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112]）的目的。

总而言之，魏默深的“制夷三条”实际上包含着一大前提，三大步骤。一大前提便是悉夷，或曰知夷。知夷，主要是关注洋人彼此的矛盾纠葛以及其技术之优劣长短，综合分析，为以后之善加利用做好准备工作。“悉夷”之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借力使力而实现“以夷攻夷”。此“攻”非彼“攻”，是指有效利用各国矛盾，实现“以它夷”之力量而“制(作为敌人的)夷”，即利用夷国彼此矛盾而相互利用，借助其他夷国外力抵抗作为中国敌人的夷国，这个关系在鸦片战争(或曰《海国图志》)的具体策略中，则是利用法兰西、沙俄、美利坚等夷国与英吉利的矛盾，借助前三国力量抵抗英吉利。在“以夷攻夷”之后则是“以夷款夷”，“款”者，和谈、洽谈之意，强调与夷人洽谈合约、达成诉求。最后一步是“以夷器制夷”。“以夷器制夷”必然是要师夷。然，唯有了解之后，方可以“师夷”，而“师夷”必不可不分主次、不分取舍，是故“师夷长技”，此所谓“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注[113]）。可以说，“以夷攻夷”和“以夷款夷”是一种交往和攻伐策略。“以夷器制夷”聚焦的是“长技”，也是最终目的，即确立和稳固大清朝天朝上国之地位。这三步骤，实则完整的体现了《孙子兵法》的御敌策略：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注[114]）

可以说，魏源将孙子用兵之法异常熟练和有序的运用到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当中，其具体的步骤和措施及其目的都完全按照孙子用兵之思。

四，龚魏新学之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

在龚魏二人思想的探析之中，可以充分感知到他们对于时代的感知之力，但是期间，他们也遗留了一大遗憾，只问西洋之“技”和中国科举、社会风气之弊，不知西洋之“政”与中国之“政”。这种遗憾，不仅是龚魏二人的遗憾，也让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走上了非常严重的歧路。

（一）促进了近代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经世思想群（早期经世派）的形成

龚魏新学的一大贡献是促进了早期经世派的诞生，期间，尤其是魏默深的制夷三条的出现，促进了早期经世派的集聚。魏默深三步走虽出于其本人，但是其策略则被当时早期经世派所共服膺，可言之为早期经世派的共有策略，魏默深不过是总结、概括、提升而完备而已。魏默深制夷三条，可以代表早期经世派的变革（或致用）主张。毕竟,在当时的闭塞时代，能对此三条回应着，几可以定位为先进分子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种先进性，所以能对此有所回应和认知的，自然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早期经世派的诞生可以说明显受到制夷三条影响。早期经世派的领袖人物，除却前述龚魏二人之外，尚有包世臣、林则徐、姚莹三人，这五人之先进思想和致用之能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现代思想和行动意识的集大成者，是站立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潮头人物，中华民族的近代化之旅盖有其始。而“制夷三条”身为龚魏新学的产物，也是那一时代启蒙思想家的共同产物，可以视为推动早期经世派形成的一大因素，或言之，以制夷三条可以衡量、甄别早期经世派的所属人物。

需要强调的是，对“制夷三条”的认知，在早期经世派里，是有序发展的，有时候还会出现矛盾状态。然，这也只能说是相对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仅是龚定菴具备，早期经世派诸人都具备此一特质。包世臣在鸦片战争伊始便认识到了洋人的优势所在，其所提倡的“以夷敌攻夷，中国之势也”、“羊所用叫猪去赶”与魏默深思想一致，是利用洋人彼此之间的矛盾而“以夷攻夷”，获得最大利益。其所论述的“以夷器制夷”观，亦同于魏默深。包世臣明确指出洋人的擅长是“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这又是同于默深的“长技”（或曰夷器）论。包世臣的可贵之处在于充分认识到了这种擅长“皆非中华所能”，这一句一语道破了中华儒生心目中“天朝上国”的空想。清中期、乃至于鸦片初期，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边关小吏，开口闭口是天朝上国，是乾隆眼中的物产丰盈、无需外物等语言，即使看到了洋人机械也不过是雕虫小技，视为异端。包世臣敢在此时呼喊出“非中华所能”，是直接与保守派为敌，而包氏鼓励人们学习英夷长处，“嘉应州贫士，多有就英夷之馆者，一请三年，习其地势人情。似宜明示，宥其既往，收为我用，或亦可得炮制之法”，更是直接承认了英夷亦有所学之长。这是明显的“以夷为师”的策略，而其具体的在夷馆里求学，甚至不追究，而且给予奖赏的做法是鼓励民众学习英人所善，这样的步骤魏默深都不曾出现过。（注[115]）

但是包世臣在对待洋务之时，仍然不失固化。如其《说储正文》所言：

永禁东南开洋,闽、粤各处央行鬼子，皆给檄罢归本国，禁大呢、阿登绸、羽毛等物，不许入关，非出给赐，不准使用，犯者与用黑狐龙凤袖文同罪。禁出洋贸易及漏米下洋，犯者不分首从，与私通外国同罪，枭示，产籍没，迁家屯田。禁一切奇器。其逾制工匠人坐奇技淫巧惑世律，立决，产籍没，迁家屯田。买藏人决杖一百，逾制物入官。其外藩归德入贡者，该地方大吏飞咨鸿胪寺，奏准护送出入。稽查回易，皆如今法。（注[116]）

此论里，所谓的“禁出洋”、“禁一切奇器”等论滞后之观，甚至比不反对正常贸易的龚自珍更为极端，至于“非出给赐，不准服用”、“外藩归德入贡”等语更是典型的天朝上国的“朝贡”理念。从前述龚自珍的矛盾言论也可看出，包世臣的此类遗憾并非其一人，尽管掩盖不了包世臣啓蒙思想家的地位。

与龚定菴、包世臣不同，虽然林则徐受到了龚定菴和包世臣的建议，包氏甚至被林氏邀请到钦差住所共商大计（注[117]），但是林则徐之思想不愧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氏思想，并不拘泥于龚定菴的保守之论，也不受困于包世臣彼此矛盾观，而是应时而动，有所为、有所不为。林则徐理论探索的可贵更在于，他的思想是魏默深“制夷三条”的最初来源，而这里也蕴含着局限，这种局限便形成了魏默深“制夷三条”的局限，实则也是早期经世派的集体局限。林则徐虽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林氏对西方的认知同样看重武备领域的优势。禁绝鸦片之时，林致信友人言“（英）其(优势是)船坚炮利”（注[118]），但是“只能取胜于外洋，不能施伎于内港”（注[119]）。林氏对于英人之擅从此定型，一直不曾改变，“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舰利炮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注[120]），林甚至极端认为“夷兵除枪炮外”之于战备、刺伐等均所不擅（注[121]），此观显然又比魏默深落后。英人强大的炮火给林则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致使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非常注重英人的技术优势，多次身先士卒，以身示范去学习洋人技术。1839年中期，林便感受到了英人攻掠沿海的意图，与邓廷帧、关天培合力整修炮台、督军备战，并根据英人船舰以船头掌握炮火方向、行进航线的“头鼻”式风格，改变战法，关天培更身先士卒，亲上前线指挥军队专攻“头鼻”，数战皆胜（注[122]）。不仅如此，林更有组织、有规划、有目的的翻译、搜集洋人的军事、政治、经济各类情报，组织编译成《澳门月报》、翻译英人著作成《四洲志》及研究枪炮等。而且，林则徐在禁烟期间，明显使用了分化策略，保护合法贸易的商船及洋人的利益（注[123]），这显然是“以夷制夷”的策略。而林的良苦用心当局多不理解，但依然坚持上奏朝堂，望能摒弃常见，察查夷人优劣，合力治理夷务，“此间夷务情形，节次疏陈自遨鉴及。弟总惟据事直书，不敢掩饰，明知中朝均不以为然也。”（注[124]）林则徐北走新疆之时将“察查夷务”事宜交代于魏默深，成就了默深的《海国图志》于鸦片战争爆发次年编成。可以说林则徐在广州的具体实践基本是依照“制夷三条”在走，只不过林则徐并未出现系统的论述而已。

而早期经世派里，最特殊的一个便是姚莹。姚莹一身的最光辉时代便是在台湾抗英期间和远走滇藏之时。前者让姚莹成为一代名臣，后者让姚莹成为边疆问题专家，二者结合，体现的是身为早期经世派领袖的家国责任，展示的是身为啓蒙思想家的开拓进取及他不受华夷之辨局限的深邃目光。

姚莹是早期经世派里较早便中进士的人，青年高中的姚莹在年轻时便涉入官场，又因姚莹官职多在东南一带，较早知悉洋务，甚至可以说姚莹对于洋务的关注是早期经世派里最早的一个。早在道光四年（1824年），姚莹从夷船滞留鸡笼（今基隆）港口偷贩鸦片之时，便建议台湾道台孔昭虞整饬军备，以坚决阻止夷人在台湾沿海的活动并要坚决准备夷人随时而至的侵略，“（夷人）及往来台湾，海道既熟，又见我海防之疏忽、水师之懦，万一回至彼国，言及此地本红毛旧土，忽起异谋，能保无他日之忧耶?”（注[125]）可以说姚莹与龚自珍二人是极早便关注到夷人怀有觊觎中华的野心之人，也是极早认识到中国水师与英吉利海军差距的人。而在鸦片爆发后，深受上峰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的姚莹，已经升职为经略台湾一方的地方大员，身为道台的姚莹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想法实现台湾巡防，从而为台湾保卫战打下坚实的基础。姚莹深以为欲制外夷，必先知夷情，“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岂可茫然存而不论乎？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注[126]）姚莹在台湾道台任上的胜利，跟他的“知夷”之策紧密相关。而姚莹作为陶澍、林则徐的下属，被陶、林二人所赏识，其行为更是不遑多让，一如定菴一般，其在四野闭塞的环境里“悉夷”，而且在急早的时间里预知了“夷患”，决定了姚莹一代啓蒙思想家的地位，而其《康輶纪行》的出现更是巩固了这一位置，“（姚莹因为抗英得罪权贵而被贬往滇藏）期间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处之恬然，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所至于地方道里远近、山川、风俗，详考博证，而于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成书十五卷，名日<康輶纪行》，附<中外四海地形图说>一卷。”（注[127]）姚莹的《中外四海地形图》是结合自己的考察经历和魏默深《海国图志》而成的全域地图，对当时只知天朝不知环宇的士子们是一个极大的警醒，也从侧面印证了魏默深之于姚莹的影响。而在这样的努力下，姚莹成为从古文经学入，而不宥于古文经学的一代先驱，尤其是其所言的“知夷”而后“制夷”进而国强的治学目的，“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晋沦于鬼域。岂得已哉”（注[128]），凸显了啓蒙思想家才有的特质，是全然通于“制夷三条”的理念，姚莹也由此与龚、魏、林、包一道成爲了早期经世派的领袖人物。（注[129]）

据此可言，“制夷三条”是早期经世派共有的志向，集中体现了早期经世派的意志和思维，从而促进了早期经世派的形成，至少可以说，“制夷三条”在以魏默深、龚定菴、林则徐、姚莹、包世臣等为核心的中国近代化之初的第一批经世派的思想家群体里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而在“制夷三条”来自于龚魏新学之于儒学经典的突破和发挥下的边疆问题思考，龚魏二人领袖地位也可以藉此看出。

而“制夷三条”的真正价值在与自此言一出，奠定了此言在当时时代的话语地位，又因“制夷三条”本身蕴含着“致用”和“洋务”的思想，早期经世派的啓蒙性、现代性意义也据此得以展示。

（二）对近代中国社会、人文思想的深远影响。

其一，龚魏新学成就了早期经世派却也展示了早期经世派的极端缺陷，给后来的有志之士提供了极为狭隘的“制夷”理念，误导了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方向，从而抑制了中国的近代进程。

龚魏新学的最大缺陷在于对洋务的知晓和体制的认知上，尤其是龚定菴与魏默深看到了科举制也触摸到了社会风气却忽视了背后隐藏的制度因素，二者看到了边防的民族问题、也感悟到了洋人长技，却忽视了诞生长技的西洋制度的优越性，二者结合，充分展示了龚魏新学之于制度的忽视和洋务的片面。这种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一系列恶性发展。尤其是，“长技”仅限于武备事宜，这样的观点与来自于身居一线的林则徐、姚莹等人类似，实在遗憾。在正值欧美列强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自然资源、扩展商品市场和掠夺廉价劳动力的时刻，去界定英人的长技乃“器”，显然忽视了产生人才和“长技”背后推动工业生产力和高效选拔体系的近代政治体制。期间，尽管龚魏新学以崭新的思维，甚至以“《中庸》通乎《易经》”这类奇异的观点去尝试化解甚至是消解统治者们心头深深扎根的抱守残缺之道，也确然有影响，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早期经世派的诞生，但是却无法更进一步去深入探索导致大清衰弱的制度问题。可以说，龚魏新学的最大缺陷便是对于造成科举之患的中国的两千余年的专制制度的不问津和对能够出现“长技”的欧美制度和社会主导思想的认知的残缺，这样的影响贯穿了晚清七十年（鸦片战争——清末新政）。

受龚魏新学及早期经世派思想的影响，洋务派呼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双重口号，也选派人才学习洋技以兴办工厂，以图藉此振兴清王朝。应该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的精英们应该能够以一种更为燎原和深广的眼睛去看西方世界，也可以以一种世界性的目光审视大清的制度问题，但是实然没有，他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等俊杰依然沉浸在龚魏极具局限性的思想里不可自拔。这样的努力，较之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家崛起，自然是必败无疑，这种败，自中国选择批判科举、标举“器物”，日本选择“制度”之时便已经注定。洋务之后，维新派上台了。康梁等人深知西方制度之优越，但大清朝的统治者，慈禧诸人还顽固不化、不以为然，悍然扼杀了维新变法，也就此丧失了重生的最后一次机会。等大清朝的统治者们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而进行“清末新政”之时，民众早已对这个墨守成规、屡失机遇的朝廷不抱期待。当然，其对制度的不问津必然需要另外的思想家门出来弥补缺陷，以徐继畬、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人所主张的改变制度的探索便进入到了历史的视线里，早期维新派（或曰早期改良派）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中国社会必然由徐、冯一众的思想带来另一条极具创建的线索，毕竟，从早期维新派到他们的直接继承人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或曰改良派），以及清末新政期间直接奉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为指导精神的制度变革是中国近代化的另一条脉线，只不过这个脉线，在相对保守的龚魏新学的强势下，生长发育的过于缓慢，中国的近代变革必然长路漫漫、布满荆棘。

其二，龚魏新学给后世的“托古改制”做了铺垫，特别是维新派与清末新政的改革，也借此延续的儒学的生命力，对儒学的近代转变开启了崭新的大道。

龚魏新学之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除了前述外，还有另一大贡献，即托古改制，这个思想也如边疆民族问题和“制夷三条”一般，是龚魏新学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另一例证，而且，托古改制几乎是近代至今中国社会变革的核心指导思想之一，这种魅力凸显了龚魏新学的穿透力和创造力。而在这思想的绵延期间，中国儒学思想也因此得到了赓续，这在历经磨难而存留至今的儒学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当然，托古改制，并非龚魏专属。在龚魏之前，托古改制便已经存在，其脉络长远，但其意旨并非同于龚魏。

托古改制的典型代表是王莽。王莽代汉之后，开始以自己的想法改革法度，王莽的切入点便是“托古改制”。王莽的“托古改制”依据的是“三礼”，尤其是《周礼》，这可从王莽依照礼制设置“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注[130])等看出，王莽也借“托古改制”取得了公认的地位。（注[131]）

王莽在建制之后，以“三礼”爲准绳“托古改制”，施行新政。王莽新政以来，其礼制、田亩、官职等名称依据三礼而一年数变，结果民声鼎沸，终致绿林赤眉起义，被刘秀取而代之。王莽改制，尊奉的是“三礼”，施行的是“托三礼改制”的路线。这是典型的古文经学路线,王莽的这种路线特征可以从其设立古文经学的经学博士看出。王莽痴迷儒学，封古文经学大师刘向之子刘歆为“国师”，王莽大凡改制政策，皆出自刘氏。（注[132]）

身为古文经学大家的刘歆给王莽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改制策略，招致王莽新政数年便夭折，由刘氏的参与以及王莽的意愿便可看出王莽之“托古改制”围绕的全是古文经学。刘歆也因此成为后世今文经学家们攻击的对象（注[133]）。

自王莽尊刘氏置古文经学博士以后，儒学彻底成为古文经学一家独大，直到明末。明末硕儒攻击刘氏不遗余力，皆因刘氏误导儒学，走上了愈来愈偏、愈来愈窄的轨道上。（注[134]）在清初的思想解放被康干压制之后，对于刘氏的质疑直到龚魏而再起。龚魏的建树立足今文经学之上，起源于三统三世说。本文前述已经提及，龚定菴与魏默深鼓吹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是对《公羊学》的推衍，其目的是爲了强调世袭罔替，借此说明出于衰世的大清朝应该直面危机、惩治时弊，为革新法度找理论依据，认定儒家经典具有公羊学所宣扬的革新法度的思想，从而实现跨越古今、汉宋之争而展示出儒家尤其是孔夫子自古便有“改革”的意志。

龚魏新学的这种观点，虽仍局限在中国王朝史观的框架下，其所谓的三世三统并没有超脱出中国古代社会盛衰的范畴，但是其思想却已经为后世做了指引，如廖平、康有为、谭嗣同、皮锡瑞等人，特别是康有为。康有为在龚魏新学的基础上，将三统三世发挥到极致，认为三世、三统乃孔子之“非常大义”，在龚魏认定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基础上进一步将“三世”改造为”文教未明世、渐有文教的小康世、文教备全的大同世”三世，从而完整的树立了康氏“托孔改制”实现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础：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备全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自伪《左》灭《公羊》而春秋亡，孔子之道遂亡矣。（注[135]）

康有为在这里说了三个意义，首先是“三世”说是孔子的“非常大义”，为“三世”论找到依附点；其次是将龚魏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修正为“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备全也。”这一变换，已经彻底让龚魏学术里具有进化观的“三世”说成为衡量社会现代化程度的进化观，这是明显的来自西方的极具现代（或近代）意识的社会理论；最后是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是背离孔子之志的邪说观，为自己的今文经学正名。康有为的真正目的由此凸显：利用孔子的旗号来改革清朝制度，挽救大清，这也是维新派的主旨。在今日看来，尽管维新派被扼杀，但是最后的清政府还是进行了龚定菴眼里的“自改革”，而其方略几乎完全是维新派的理论思想，这显示了龚魏新学里“托古改制”这一理论的影响。

另外，龚魏的“托古改制”为已经沦为集权体制一份子的儒学找到了适应时代潮流的路径，这种路径，从鸦片战争以降的晚清社会的救亡思潮里便可看出。从早期经世派到维新派再到清末新政，孔子从维护礼制、护佑专制、禁锢思想进而阻碍社会变革的角色转变为推动社会演变的角色是龚魏新学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期间，先驱们对于孔孟的批判已经走上了决然的极端和不理智层面，让孔孟儒学、老庄道学乃至释迦佛学这中华文化的三大源流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而在胡适之、钱玄同、鲁迅、陈独秀、刘半农、吴虞等人的宣扬下，孔子成为抑制社会发展的大毒瘤。不仅如此，大陆经文革一役，孔子思想彻底被宣扬为时代逆流的所谓“封建思想”，从而将儒家思想置于死地。所幸的是，在龚魏新学的内核里，可以明显感知儒学本身具有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显然为儒学在今日的复兴提供基础，而在另一层面，龚魏新学以公羊学为切入，而使其深具“变革”思想，这为今日的中华，尤其是大陆，提供了一个可以赓续儒学生命力的理由。这在今日金钱本位、马列高居的大陆显得极为可贵。而儒家的这个特性，一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方面有着主动地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无疑为中华民族的现代社会构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永久动力，从而无形之中，在日益物质化和资本化的时代里，为儒家的进一步扩延找到了极佳的切入点（这一点实际上符合今日均以资本为上的两岸四地，乃至环宇），现代新儒学的生命力必然能进一步的繁衍。

再者，龚魏新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泾渭分明的经学，是蕴含着古、今文经学并深具现代启蒙意义的新的学说，其诞生时囊括了汉学、宋学，可以说是展示出了龚魏试图跨越儒学的派系之争而直入儒家本性的努力，这种努力实际上也是符合了今日儒学复兴的时代潮流的。有清一代，汉、宋之争极其激烈，龚魏之学起于古今之争、汉宋冲突的时代，却高于汉、宋也超越古今，至少在思想的宏远上确然如是。而由龚魏滥觞的托古改制又为后来的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等维新志士的新学的诞生做了铺垫。所以说，龚魏新学展示了儒学这种多元混溶的特色。而在龚魏新学一百五十年后的今日，儒学在华夏大地的再次复兴已经曙光初现。当代新儒学基本呈献出了不拘泥于儒学的汉宋、古今之争的寻道路径，有学者视其为“汉宋并重”，并且直言对马一浮、牟宗三等人思想的关注必然推动儒学的新的鼎盛（注[136]）。或然此论有着一种过于乐观的态度，但是就其实质而言，龚魏新学不正是在汉宋并重、古今并同的路径下产生的么。

总之，定菴、默深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流弊和困境，从而思考出路。定菴、默深将经世致用与社会改造连为一体，为后世晚清七十年思想打下基础，也为后世的改革提供了一种路径，并借此为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儒学的近代化，开拓了航向。（注[137]）

余论

龚魏新学的诞生是一件大事，其开创性也是不可否认。默深与定菴都不屑于皓首群经、不屑于鉴定考据，均身怀经世之志。而这同反对汉学的典章辞故、反随朱王学说的空疏繁琐，利用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的“改革”意念，学以致用，以此惩治学弊，进而思考时局，讥切时政。在二人的影响之下，一批学人开始审视大清朝，也开始睁眼向外。龚自珍的治疆策略与魏默生的“制夷三条”的理论给大清朝带来了并非绝佳但是适逢其时的振兴方法。这些努力为早期经世派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洋务派提供了养料，也安定了西北边疆，却也因此误导了中国的近代路径。可以说，龚魏新学的来源并不复杂，二人以公羊学为鹄，借用公羊学的微言大义阐释盛衰罔替、因时因革的变革理念而跨越古今文经学和汉宋之争的努力使得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脱颖而出，成为新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这期间，龚魏及他们的同道林则徐、包世臣、姚莹等人是第一批探索域外世界、向西学习的人群，他们的胆识和魄力在那一闭锁的时代显得极为困难和不易。而龚魏二人的极负预见的认知及其力陈时弊的经学路径，不仅丰富了经世致用并据此产生了符合时代的振兴措施，也推动了早期经世派的诞生，且为后世的改良提供了思想指引并藉此为儒学的适应时代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特别是二人对三世三统论的推衍给后世的康有为以“今文经学”行“改良”的“托孔改制”方式奠定基础，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延展了儒学的意义，赓续了儒学的生命力。

在另一层面，龚魏新学的崛起时代是中国传统经学的没落时代，这一时代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于社会发展和沿革，在宋学、汉学之争之下再次提倡的“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对清初思想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放置于经学的发展脉络里便更显清晰。今文经学的起源正是因为既不满官方的独尊理学（即宋学），也不满乾嘉尝以考据、辨析为主的治学思路（即汉学），寻求一条与众不同之道，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找到了一条异径，即研究汉代风靡一时的今文经学，但是其体系和结构远未出现，甚至不曾明言何谓“微言大义”，仅仅指出了粗略的路径。庄氏门从对于今文经学的开创仅在于对《公羊》的演绎疏证上，若刘逢禄、凌曙、陈立莫不如是，而真正让公羊学进入世人眼中的则非龚魏莫属。二人的出现让经学乃至儒学找到了真正适应社会前进的路子，从而让儒学有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经学作为中国最权威、最核心的学术在这里被拓展和进化，实在是在经学末期的一种拯救，远看则是一种回返，这种回返的道路还必然继续走下去，维新派的今文经学乃至清末新政便是这种回返的明证。

不尽如此，龚魏新学给经学带来了崭新的思想，也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新方向，这种方向一旦进入到“有心者”眼中，便成为改良社会的利刃，如“因时因革”，如“托古改制”。更进一步，龚魏新学证明了中国儒学有着推动社会进步、改良社会体制的细胞，而且也证明中国儒学之于现代社会及其价值观不仅不冲突而且有助当代人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塑造，这就为今后的中华民族如何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保存和赓续儒学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和光环，这种理由便是我们中华民族今后需要坚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的由来，这种光环则是当代的新儒学不仅不会灭亡而且能继续进化和完善并推动时代。最后，则是龚魏新学的思想光辉给今日的人文学者带来了延续儒家经学文明，这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责任的继承，非龚魏所能料及，亦非此文能及。

注释：

注[1]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匿名审委的大力指引，以及编辑部多名专家学人的指点，在此谨致谢忱，不甚感激。

注2学界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定论，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有限，持此观点的学人众多，代表性学者如蒋廷黻、郭延义等知名学人。笔者深以为此观正确。

注[3]龚魏新学，即龚自珍、魏源的经学学说，此乃同义词。

注[4]本文所言的“以夷制夷”源自魏默深的《海国图志》，理论来源、意涵等请看下文。

注[5]此处的经世致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世致用，而是指受龚魏新学影响下的经世致用，具体论述见下文，本段文字之“经世致用”皆指此意。

注[6]余英时先生关于“中国文化之于中国社会变革有着一定的主动意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演变，存在着“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差异，理学乃至心学是“尊德性”，而王学（阳明学）末流则是“尊德性”的极端，而道问学的代表则是明末清初的实学，乃至乾嘉汉学。并以此作为论述戴东原、章学诚的一大理论支撑。期间，先生自认为这一观点是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或理论产生的，即“道问学”与“尊德性”的观点来自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正因为这样的思考依据，所以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自身对社会进步有着“主动力量”。笔者以为，将这一观点放置入本文所探讨的龚魏经学（龚魏新学）的框架里，依然显得形象生动。龚魏新学，在某种意义上，便是“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结合体，此观本文会详述。更有意思的是，此命题在今日，可以视之为新儒学得以存在的根本性因子。作为人文学术在当代的领袖级人物，余英时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之于中国的现代化有着深层次的忧虑，这种忧虑是先生发出“中国文化之于中国社会变革有着一定的主动意义”的重要背景。余英时先生论述，见余英时：<总序>，《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2，页1-9。

注[7]<隐公十一年>,《左传》，通行本。

注[8]<天宫，大宰>,《周礼》，通行本。

注[9]庄周：<内篇，齐物论>,《庄子》，通行本。

注[10]关于东林党从较具革新意识的政党沦落为朋党，任公先生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有详述。任公云：“到最后二十年间，道学派的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的名义，进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之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混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页4429。

注[11]黄宗羲批判科举、八股的文本，可参见黄宗羲：<学校>,《明夷待访录》；<科举>，《破邪论》，通行本。

注[12]焦宗烨：<王夫之‘老子衍’与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鹅湖》，台湾：2014年2月号。

注[13]有关明末清初的新思想，任公曾言“清代思潮”（这里指早期清朝思潮）动机及内容皆与“文艺复兴”相类，诸类人则属“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任公此言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杨佩昌整理，《梁启超：国学讲义》，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页73。关《牡丹亭》、《桃花扇》的价值意义，参见焦宗烨、景菁：《<牡丹亭>与<桃花扇>的现代性萌芽略探》,《剑南文学》，成都：2013年1月号。

注[14]理学与明末清初的学术有何关联，是学界大争议，认为绝对反面的，尤以任公、适之二先生鼓吹最得力；认为继承宋学的，则以宾四、冯友兰二先生为要。在此之外，另有余英时先生，英时先生深以为此时之学术差异盖因路径不同，但是如果按照任公以《清代学术概论》所言将明末清初视为中国之文艺复兴而言，则明末清初之学术必有宋学之遗迹。笔者深以为余英时先生此言颇为紧要，很是赞同，是以视宋学为明末清初学术之溯源之一，但是明末清初之学亦有反对之境界，亦可以“中国之文艺复兴”称之。本文以此立意，是以说明。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71。

注[15]钱穆：《中国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页238。

注[16]<列传四十九，李光地>，《清史稿》。《清史稿》，民国初年清史稿馆编写本，赵尔巽等主编。本文参考《清史稿》全部依据此版。

注[17]<列传四十九，李光地>，《清史稿》。

注[18]方苞：<安溪李相国逸事>，《方苞集，集外文》卷六。

注[19]关厚菴治学变迁之论以及与康熙之媚俗，可见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页164-165。

注[20]<列传四十九，李光地>，《清史稿》。

注[21]<志五十九（礼三）>，《清史稿》。此祭祀名单在后期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范仲淹、顾炎武等人。

注[22]顺治八年三月，下诏“许满洲、蒙古、汉军子弟科举，依甲第除授。”。<本纪七>，《清史稿》。但是，这次科举，颇有限制，是清朝科举制的早期形态。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下诏“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对八旗子弟的科举制做了“文武”齐备的要求。在清早期，多次开“博学鸿儒”科，面对的是明末遗老故旧，将大量明末遗宿招之朝廷，有效地实现了对“反清势力”的管控。

注[23]<志五十九，礼三>，《清史稿》。

注[24]<志八十三，选举三>，《清史稿》。

注[25]<志五十九，礼三>，《清史稿》。

注[26]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桑兵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101。

注[27]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797。

注[28]黄仁宇：《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页29。

注[29]<本纪十五，高祖本纪六>，《清史稿》。

注[30]（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606。

注[31]（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页639。

注[32]转引自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年，页61。

注[33]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页47-58。

注[34]在此处，为避免重复，仅叙述龚魏之于古文经学的渊源以及跨越汉宋的努力，其今文经学之创建等下文将详述。实则此乃学界共识，举一二专著为证：见丰克诚主编：《龚自珍、魏源今文经学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品丛书（第四辑第六卷）》，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6年；又见，陈铭：《龚自珍综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一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

注[3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注[36]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注[37]段玉裁语，语出《龚自珍全集》，页36。

注[38]龚自珍：《已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46

注[3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605。

注[40]<二十七章>，《中庸》，通行本。

注[41]龚自珍之于“尊德性”、“道问学”的统一问题，论著较多，此处不述。典型见丰克诚主编：《龚自珍、魏源今文经学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品丛书（第四辑第六卷）》，页19—21。

注[42]魏源：<默觚，学篇一>，《魏源集》上，页1。

注[43]魏源：<论语孟子类编序>，《魏源卷》，夏剑钦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69-70。文中对今古文经学及宋学、汉学、心学等论述颇着。

注[44]刘逢禄：<春秋论上>,《刘礼部集》卷三，道光十年思误斋刻本（现代影印本），杭州：浙江图书馆藏本。

注[45]四书五经之一便为《春秋》，此乃经学（包括理学）的最经典之作之一。

注[46]陶渊明：《桃花源记》，通行本。

注[47]，刘逢禄，<例第二十五>，《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注[48]若说刘逢禄不知白、柳封建论,则不尽现实。其弟子龚自珍曾直引柳宗元封建论论证自古天下是先有民而后有君.从此事可知刘逢禄不知封建论应该颇有夸张,准确说应是刘氏根本不懂时政,故而谬误百出,贻笑大方。龚自珍论述见<农宗>,《龚自珍全集》，页52。柳宗元、白居易曾多次评价封建制度，其文本见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注[49]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龚自珍全集》，页46。

注[50]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龚自珍全集》,页6-7。

注[51]“张三世、统三统”观点乃董仲舒经学核心论点，精神大义等参见其著作《春秋繁露》一书，通行本众多，此处不列、不赘。本文所引见董仲舒：<楚庄王>，《春秋繁露》。

注[52]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页87-88。

注[5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点校》，页297。

注[54]龚自珍:<送钦差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页169。

注[55]大清王朝的认识是在清末新政期间。这是因为慈禧等当权派对于康梁等人的维新变法并不赞同，否则不至于赶尽杀绝而发生“戊戌六君子”事件。至于有志之士认识到这一问题，则可从洋务运动反映出来，其所秉承的思想类于龚定菴魏默深，尤其是“师夷长技”。至于魏默深，下文详述。

注[5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页20。

注[57]龚自珍和魏源对于制度改良均无涉猎，其言语不过是一时之为，典型是龚魏二人对于西方之能在于西方之技，而不在其政，后者是早期改良派的冯桂芬、徐继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贤达才有的观点。此论亦可见：蒋国宝、余秉颐、陶清：《晚清哲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9-37。

注[58]魏源:<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242。

注[59]魏源:<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页242。

注[60]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页24。

注[61]魏源：<默觚,治篇五>，《魏源集》上，页48－49。

注[62]魏源：<书古微叙>，《魏源集》上，页109－110。

注[63]魏源:<书古微叙>，《魏源集》上，页109。

注[64]魏源：<书古微叙>，《魏源集》上，页109-110。

注[65]魏源：<书古微叙>，《魏源集》上，页110。

注[66]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页24。

注[67]魏源：<庸易通义>，《魏源集》上，页100-101。

注[68]<系辞下>，《易经》，通行本。

注[69]魏源：《魏源集》下，页432。

注[70]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页207。在该文《叙》里，“为以夷款夷而作”数字被删，以批注方式增补。实际上，这可能是在《古微堂集》（光绪四年刻）或稍前所删。因，此《海国图志叙》于道光二十二年刻本、道光二十六年修订本（刻本）里均存，而中华书局版《魏源集》的文本援引自黄象离编著之《古微堂集》（光绪四年刻本），所以说其删除时间不会迟于光绪四年。本文援引文本为《魏源集》所参照《古微堂集》，又参阅道光刻本，前者为主。

注[71]龚自珍1820年中举人之后，便任职于内阁中书，中进士之后，依然任原职，并未变动。

注[72]龚自珍：<明良论>三，《龚自珍全集》，页33。

注[73]龚自珍：<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页31。

注[74]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四>,《龚自珍全集》，页15。

注[75]龚自珍：<乙丙之际着议第九>,《龚自珍全集》，页6。

注[76]同上。

注[77]魏源：<圣武记叙>，《魏源集》上，页166-167。

注[78]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页163。

注[79]魏源：<都中吟>，《魏源集》下]，页675-676。

注[80]魏源：<筹海篇>，《魏源集》下]，页871。

注[81]龚自珍:<送钦差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页169。

注[82]龚自珍：<对策>，《龚自珍全集》，页107.

注[83]这个矛盾尤其指的是当时的准格尔部、喀尔喀部、土尔扈特部和北部蒙古各部，可惜的是关于北部蒙古部落的《蒙古图志》文稿因城楼失火而毁，其北部蒙古的具体策略不能详解。

注[84]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页113。

注[85]龚自珍：同上。

注[86]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龚自珍全集》，页311。

注[87]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收编入《龚自珍全集》（第十一辑）。

注[88]龚自珍：<书番禹许君>，《龚自珍全集》，页178。

注[89]龚自珍就边疆问题，曾多次致信，如新疆问题曾上书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兴，鸦片问题则致信林则徐。

注[90]关于洋务等事务里，龚定菴与魏默深的关系，可以其沟通信件及相关论述为佐证。魏默深曾在1823年致龚定菴三书并手批定菴文集，又在1842年为定菴文集作序，其言论可做旁证，此处不详述。具体见《魏源集》。

注[91]此“以夷制夷”非后世洋务派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前者为魏源系列制夷策略的简称，后者为李鸿章应对多国的一种谈判策略，后者实则更接近于魏默深“以夷攻夷”的意义。

注[92]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页207。

注[93]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68-869。

注[94]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66。

注[95]魏源：<筹海篇，议守>，《魏源集》下，页839。

注[96]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66。

注[97]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67。

注[98]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87。

注[99]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69。

注[100]同上。

注[101]魏源：<筹海篇，议守>，《魏源集》下，页839。

注[102]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69。

注[103]关于魏默深此“长技”的优劣及其弊端、影响等相关问题下文将着重分析，此处仅论证“长技”之范畴。李泽厚先生论述，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页38。

注[104]魏源：<军政篇>，《圣武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页545。

注[105]魏源《圣武记》的写作因由、目的等，及所引语句均见<圣武记叙>。魏源：<圣武记叙>，《魏源集》上，页166-167。

注[106]魏源，<筹海篇，议守>，《魏源集》下，页839。

注[107]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76。

注[108]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74。

注[109]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74-875。

注[110]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69。

注[111]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79。

注[112]魏源：<筹海篇，议战>，《魏源集》下，页870。

注[113]魏源：<欧罗巴洲各国总序>，《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268。

注[114]孙武：<谋攻第三>，《孙子兵法》，通行本。

注[115]包世臣关此系列论述，见包世臣：<与果勇侯笔谈>一文。包世臣：<与果勇侯笔谈>，刘平、郑大华主编《包世臣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473-474。下文该文的引用盖出于此注。

注[116]包世臣：<说储正文>,《包世臣卷》，页499。

注[117]有关包氏被林氏邀请之说，见胡朴安：<包慎伯先生年谱>，《包世臣卷》，页532。

注[118]林则徐：<致莲友书>（1839年5月1日），杨国桢编《林则徐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16。

注[119]同上。

注[120]林则徐：<会奏细察夷情务绝鸦片来源片>（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卷》，页230。

注[121]同上。

注[122]关此论述，见林则徐，邓廷帧、怡良、关天培，豫堃：<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情形折>（1839年11月21日），《林则徐卷》，页238-240。。

注[123]林则徐关于分化洋人，保护合法贸易之事极多，如其在禁烟期间，对于遵纪守法、不贩卖鸦片者不仅给予通行而且鼓励其贸易等等，此处不赘。

注[124]林则徐：<致望云庐书>（1839年9月26日），《林则徐卷》，页235。

注[125]姚莹：《东溟文集》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注[126]姚莹：<叙>，《康辅纪行》，西藏汉文文献汇刻（第一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1991年，页3。

注[127]姚浚昌：<年谱>,《中复堂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注[128]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129]关于林则徐、包世臣、姚莹、魏源和龚自珍五人彼此的交集，相关遗留文本委实众多，本文为节约篇幅，无关扼要者均不予论述，是以仅提及姚莹与魏源之关系。关于其他诸人之联系具体可见，本文所引之《龚自珍全集》，《林则徐全集》，《魏源集》，《包世臣卷》诸文本，内中涉此信函、志文等众多。

注[130]班固：<王莽传，第六十九>，《汉书》，通行本。

注[131]同上。

注[132]司马光：<王莽>下，《资治通鉴》，通行本。

注[133]后世的今文经学大师们往往是从批评刘歆为切入点，建立今文经学的所谓正统性。如廖平、康有为等人。鉴于内容主题所限，此处不论。

注[134]明末清初批评刘氏声音众多，列举船山理论以作旁证，“（道）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五德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詖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通行本。

注[135]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325。

注[136]当代儒学的发展趋势的“汉宋并重”，是一个较为新的话题，有关此趋势可参阅王学典：<走汉宋并重之路>，《历史学家茶座》三十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注[137]当然，龚魏新学也遗留了不少缺陷，典型还是在今、古文经学层面。如龚魏新学都从公羊说的三世三统切入论述社会演变更迭的必然性，但魏默深对于三世三统的观念，更侧重于历史层面而非现实层面，这未必具备今文经学意义。如魏默深以为孔子、太史公等论述五帝而不言少昊，是因为“此正统本于三统之明证”，对更替之论丝毫不涉。定菴仅仅以<六经正名>支撑孔子之前已有六经，所以十三经为伪，藉此抬升《公羊》地位，这只能是一种论辩，不能是事实称述。总之，龚定菴与魏默深的今文经学漏洞颇多。尽管如此，笔者仍以为瑕不掩瑜。二人都从古文经学入，所以其批判古文经学的目的是意图造成一种古、今文经学混溶的意味，此所以有学者甚至利用魏默深关于“经术为治术”的语句判定二人实际上是在努力绕过今、古文经学之争而直接进入先秦经学的本源中。笔者窃以此论有合理之处，本文亦是如此以为。因为龚魏二人本身的蒙学根基便来自于古文经学，且二人年轻时也是浸淫于古文经学的，这也决定了二人对于古、今文经学界限的不清晰。后世大儒从未将龚魏视为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是康南海，或然也有如上顾虑，鄙人对此不曾祥考，不敢断言。此段文字是对龚魏新学一些补充说明，鉴于文本篇幅，正文不予论述。因为此，本文对于魏默深的“三世三统”论不予论及，仅在此提及。魏默深三世三统论，见魏源：<公羊春秋论>上、下，《魏源集》；龚定菴相关观点见，龚自珍：<六经正名>，《龚自珍全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