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非（中山大学博士生）

围绕《施》剧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论，这其中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意义，以及反映出传统文化阵营内部什么样的问题，应该进行一下反思。

既然争论各方都是打着华夏文明的名号，那么就在这个前提下检讨一下有关争论。争论因施琅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起，而争论的背后却完全可以撇开这个人物来谈。首先，台湾问题对于华夏文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国人固然应当关注台湾问题，在华夏文明的框架内也是决不能容忍台湾分裂的。然而，这仅仅是就分裂的事实而言，而就统一的事实而言，不惜以武力让台湾就范，就意味着华夏文明的复兴了吗？难道还是台湾问题造成华夏文明的衰微，或者成为了华夏文明复兴的绊脚石？否则，作为传统文化的支持者，何以要在这种时候表明“血战到底”的决心？众所周知，台湾的分离状态其实是历史的遗留问题遇上了现实的政治瓶颈，台湾问题的现状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分离，两岸的文化却从来就是血脉相通的。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很多时候都发生在政治层面上，而且主要是为某些政客所一手炮制。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政治上的技术和胆识，而作为文化人，主要还是在于充分地推动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依托民间的力量恢复和整合传统文化，而不是幻想走政治上的捷径。对于华夏文明的复兴而言，武力统一台湾比维持现状要糟糕得多。

其次，汉族统治与蒙满异族统治之辨对于华夏文明的复兴又有多大的意义？难道果真是如某些所谓汉族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竟然是满清统治造成了华夏文明的衰微？既然明末的腐朽统治抵挡不了满族旗兵的铁骑入侵，难道还能阻挡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汉族主义者们难道连这点常识都不懂，莫非他们会认为若换了汉族人统治了那个两三百年，华夏文明就会发展出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可笑的是，汉族主义者们居然将帝王政治下的野蛮性和残酷性统统归结为蒙满异族的特征，仿佛这一切都会因汉族人的统治而消失。蒙满统治固然会带上种族本身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但这更多地是依附在帝王专制统治下造成的。现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剥掉政权的种族特征，而不是努力确立一个最“英明”的种族。汉族主义者们难道不明了现代政治的这种趋势，而一定要去清算种族统治的旧帐？即便汉族主义者充分挖掘历史材料论证出，满清统治者接受华夏文明只是其实施统治的一种策略，这也丝毫不能给他们的立场带来助益。怎么，自古以来，难道意识形态的本质不是一种权力上的策略？难道汉族统治者们一个个都是孔孟之道的忠诚信徒？我并非不知道蒙满异族与汉族之间的统治在对待华夏文明上的距离，但他们却在帝王专制的政权性质上接近得多。作为一种统治的策略而接受华夏文明，这种意义难道还不够大吗？这对于华夏文明而言，恰恰意味着它的强大生命力而没有导致灭亡。在异族统治过程当中，不管统治者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华夏文明，但至少是强大的华夏文明一直在制约和塑造着它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支持者而言，最具意义的一点是，华夏文明终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走过来了，当政权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华夏文明的生命力却依然存在。然而，当华夏文明在20世纪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衰败景象时，却反过头去清算种族统治的旧帐，这可不可以算是吃错药了？

既然是打着华夏文明的名号卷入争论，就得问清楚当前复兴华夏文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划清汉族统治与异族统治之间的界限以获得所谓正统的华夏文明，还是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取得政治上的统一以显示华夏文明的凝聚力？我认为两者都不是，基于两种立场上的争论对于华夏文明的复兴而言都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如果具体到《施》剧的争论上来，我个人认为，在两岸的这种现状中，拿施琅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来宣扬确实有失明智。而且，作为传统文化的支持者，基于上面所提到的理由，我个人反对文化人借《施》剧来在台湾问题上表达一种高姿态。但在对施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定位问题上，与蒙满异族统治的定位一样，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去考察和论证。站在哪种立场上都并不代表涉及到了民族大义，而只是学理上的差异。实际上，《施》剧主要还是一个官方的举动，政权可是不讲学理的。陈明先生作为一介学人，他的介入有他自身的学理，他的表态也表明了他个人的看法。大家可以对《施》剧进行指责，对陈明先生的表态进行评价，但不要将两者搅在了一块，尤其是不要陷入到“主义”之争当中。某些汉族主义者将对《施》剧的指责统统转向对陈明先生的讨伐乃至辱骂，只能暴露出自身的肤浅和无知。在这种具体层面的争论上，基本上成了汉族主义者们的攻伐场所，学理意义已经尽失。

当前华夏文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其一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全面侵蚀，这不仅是海峡两岸的，同时也是当前大多数非西方的传统文化所共同面对的。其二是意识形态上的瓶颈，这当然就大陆而言。华夏文明在20世纪的式微，最根本的还是西方文化的强势所造成的，这已经是文化进程当中的常识。当前西方文化的侵蚀仍在继续，但并没有再依附于明确的侵略主体。我们在华夏文明的旗号下走在一块，倒不担心丧失自身的文化性，却打定主意要盲目以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自守的话，就只会自取灭亡。西方文化既有侵蚀的一面，也有借鉴和挑战的一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重要的是在调适和整合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对话与交流。在当前，一方面，需要一批一流的国际型的学者在国际上广泛开展与西方主流文明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高校内的学者对中西文化深入进行学理上的比较研究，从理论上对自身的传统文化做出现代性的转化。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大陆和港台的学者在进行着，但另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则是需要大量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和支持者，凭着自身的热望在了解和掌握传统精神资源的同时，投身到广阔的民间社会中去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在当前广阔的农村社会里，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农村文化几近荒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声音强调以城市带动农村，却无视农村文化的传统性和自体性，对农村文化所遭受到的全面破坏和瓦解熟视无睹。因此，对于真正热爱和支持传统文化的人来说，有相当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去做，去恢复和重建。这种工作不需要表姿态、喊口号，也不需要建立流派标榜主义，当然也不能吸引媒体的关注，不能引起网络的轰动。然而，这才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所做出的最为真诚贡献。

当前，传统文化出现某种兴盛的同时，针对自身的传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立场和姿态，这也应当是正常的现象。出于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反弹，出现某种比较极端的立场也在所难免。某些人一定要表明一种汉族主义的立场，我个人觉得也未尝不可。但关键是要身体力行地走民间路线，踏踏实实地在民间社会做一些事情。固如是，即便极端者如蒋庆先生，虽然立场不敢苟同，但他那身体力行的精神却让人非常钦佩。因此，不管如何，各种立场都要统一到华夏文明的大局之下，针对西方文化做出沟通，针对民间社会做出重建。若能识此大体，对于所谓《施》剧之争便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