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先生在〔关于《施琅大将军》答网友问〕的短信中说到：

〔就当时情势论，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国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夏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施琅与郑氏恩怨不能成为其降清托词。施琅大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若施琅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何？夫子不与以德报怨，其理正与此同。至于施琅统一台湾，实与文不与而如其仁。虽然，又岂可因之而洗却贰臣污名耶！〕

蒋庆是大家，下语如定石，能量贯注而气势非凡。不过此评论却引起我另一种反思：何谓“贰臣”？为什么一旦为“贰臣”就大节既亏，身名瓦裂，余事皆不足论？难道“贰臣”之负面价值位阶等同于道？等同于阴阳与仁义？既然身名瓦裂，余事皆不足论，为什么还可以“实与文不与而如其仁”？

这其中所涉及的核心观念，就是所谓的“贰臣”，这两个字的罪名从何时何处开始，我实在缺乏考证，但就我的理解，所谓“贰臣”意味着一旦为人臣子，一生之中不可以效忠两个主子，这是一个人不可违反的“大节”，为人臣子而就职于两个朝廷，为两个姓氏服务就是不忠于原主子，就是大节有亏！　

我想此价值条规是来自“女不事二夫，男不事二主”的古封建道德，所谓“女不事二夫”意味着女人必须从一而终，无论如何不能嫁两个丈夫。这样钢硬而一刀切的剥夺妇女择偶权，无异于把妇女当成男人的终身奴婢，既剥夺其人的尊严与自由，更违反人道．人性．人情，是要不得的。如今这一条早已瓦解，婚姻自由成为共识，在此就无庸讨论了。而其第二条“男不事二主”，亦即所谓“仕于两姓为二臣”，同样也具有封建性以及对人的奴役与践踏，含带着“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含带着“君要臣死．臣得不死”， 同样也具有违反人道．人性．人情的特质，但是，到了今天却仍然还是儒者们论断历史，辨别忠奸的无上律令，这就很让人纳闷了。

说到底“二臣”不过是一家一姓站在垄断政权的私心上，所发出来的价值判断，这原只是皇家政治私天下的一种反映，为什么竟会转化成人伦人道的无上律令？这样的律令，我们今天还应该继续坚持吗？孟子有谓〔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孔子所说〔君君臣臣〕，都非常明哲的确立权利义务的相对性。可是骂儒的人不管这些，硬是把单向的奴性条规栽赃到儒学身上，而拥儒的人也不管这些，硬是拥护着单向的奴性条规，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了呢？

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先生，在一篇题为〔从张爱玲谈到汉奸论〕的文章中说到───

〔用忠奸之辨杀人，和用礼教杀人相同，都是人类文明史里一种事后会让人羞愧的过程，但当它正在发生时，却都是一张张正义凛然亢奋的脸。 

　　「忠奸之辨」第一个让人想到的是四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麦卡锡旋风」，麦 卡锡主控的「非美国人委员会」就不知牺牲了多少杰出的作家政客及文化人。「 非美国人」是美国定义的「奸」，麦卡锡在那个苏联窜起、美国人忧心忡忡的时 刻，将集体的恐惧转化为愤怒，于是「奸」就被制造了出来，它满足了亢奋与集体的嗜血症。 

　　　…………「忠奸」由宫廷斗争里人际 关系的意识形态化开始，而后这两个字辞被不断膨大繁衍。 

　　到了现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清廷不振，列强不断侵略，忠与奸的 问题更被推到了一个最高点，即就是以汉族沙文主义为中心的「汉奸论」。 

……………….只要在清朝为官的汉人即是汉奸，汉族沙文竟然可以到这样激烈的程度！中国被严酷到不可能的「忠」「奸」之辨束缚得已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情况，如果一个朝代亡了，或者一个地区陷落，失败的统治者由于一 了百了，不再有道德上的煎熬，但其它人呢？而这其实正是清初汉人遗民知识份 子最大的痛苦之一。明亡之后，顾亭林、黄宗羲、李颙、吕晚村等人都是最讲究 气节的大知识分子，但他们究竟要坚持到什么程度？没有多久，顾亭林的二甥及 弟子潘次耕、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李颙的儿子李慎言、吕晚村自己和他的儿子 吕葆中，就都成了清朝官吏。从吕晚村的诗里可看到真正受「忠」煎熬的痛苦： 
　　　　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 
　　　　苟全始信谭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也正因此，当后来读清代学术史，发现徐狷石告诉应潜斋，说道：「吾辈不 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遂惊讶得拍案而起，心中想道：「这才是真正大 英雄的言论！」徐狷石竟然敢于用「遗民不世袭」之论，向难倒读书人千百年的 「忠」「奸」问题挑战！心中有忠奸之别是好的，但用忠奸之别来杀人或羞辱人 则成了罪恶。 

　　…………………. 战争的野蛮会让一切不合理都被歌颂，抗日时的杀汉奸、后来的 惩治汉奸，以及到了后来在文化上的刨除汉奸，这不是中国多汉奸，而是人们用 汉奸的标准，塑造出了大量的汉奸！时代的变化中，的确会有人因为愚蠢自私而 作出错误的选择，只要未曾多行不义，就算不得奸。他们只会在政治上因为所犯 的错误而付出没有前途的代价，「奸」字当头并不能解决问题，杀汉奸杀得风声鹤唳，倒霉的还是人民。〕 

南方朔先生此文写得太好太深刻了！用在此处来解明“二臣”问题，极为有力！“汉奸”那里可以“世袭罔替”？那里可以函盖所有为满清工作的人？“汉奸”又那里可以用一家一姓的封建标准加以确定？许多人将曾国籓视为“汉奸”，就是非常偏执而胡涂的判断！忠与义固然是人间大经大法，但是如何理解“忠义”之核心意函？如何将忠义化为具体规则？又如何将具体规则用在历史与人间？在在都涉及知人论世的大智能，涉及评论者的心性修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能力。儒法分别之核心，不仅仅止于儒家重礼，法家重法而已，更重要的在于儒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爱人，宽惠而容众，哀矜而勿喜，归良知以入天道，以爱人民为国家律令的前提；法家则严刑峻法，刻薄寡恩，只讲富国强兵，以人民为牛羊炮灰，把统治者之利益与意志，当成人民所必须遵守的无上律令。可是在二千年专制体系的导引下，儒法共相为用，导致儒法难分，儒法混同，许多以儒自命的人，不知不觉把法家的刻薄寡恩，单向诛求，贯注到儒家的义理当中，从而以儒家“忠”之名份，贯入法家“愚忠”之要求。我想对所谓“二臣说”封建道德的盲目坚持，正是封建君权政治的毒性，还在我们心灵中流转的表征。

孟子所谓：「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离娄下〕夷人不但可以王中国，更还可以是华夏圣王。所谓“天下非谁家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统治者暴虐无道，人民及臣子当然有造反的权力，这就是孟子所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既然〔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那么君不尽君道，视臣如土芥，基于权利相对性原则，则臣子当然也有权视君如寇仇。正所谓伍子胥之父被楚王无理杀害，伍子胥借吴国之兵攻入楚国，史书上还以复仇许之，所谓“二臣说”的单向条规，在权利相对的儒家眼中，又有什么义理价值之可言？

古君王政治，固然以帝天的代表──所谓“天子”，建立起统治人间的合法正当性，但是“天命靡常”，并没有那一个朝代应该万世不替，永远统治人间。人民是国家永远的主体，君主与朝廷都只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而已，不论如何，人民都有最后的权力改易政府，大臣的忠君更必须以忠于人民为前提，君主不能忠于国家善待人民，大臣之投身他去改易朝廷，不正是忠于人民的必要？如何能以“二臣”责备之？这就是孟子所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我们翻看历史，也该可以明白明朝失民心失天下的道理何在：

明太祖做为开国皇帝，就自私暴虐大杀功臣，大兴文字狱，废除宰相，政归六部，直辖于皇帝，并设锦衣卫加强特务统治。又要大臣跪对，稍有不悦即当众施以廷杖，凌辱大臣，这已经为明朝开了很坏的头。明中叶后，皇帝多昏庸，不理朝政，宦官弄权。所谓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悉由宦官掌之，手握生杀大权，政治黑暗，赋税繁重，天怒人怨，所以民变频生，流寇四起。在明崇桢统治的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多位首辅，短视而急切。之后史可法死守扬州城，不惜杀妾以当兵食，何等惨烈。南明皇帝却忙着选美女，坐以观战，这样的政府与统治者，有什么权利要求臣民忠贞？再就施琅与郑成功的恩怨论，两人出生入死共同作战，应以大德大义相待，怎么可以因细故就逮捕施琅父子？又怎么可以因施琅逃走就杀其父亲与弟弟，如此不仁不义，已经造成彼此恩断义绝的格局，有什么权利要求施琅单方面尽忠？再说当天命将改，朝代兴废大运变迁之时，许多政治势力相继而起，〔天下非谁家之天下．有德者居之〕，良禽择木，有德者择贤。挥别旧老板，寻找真命天子的事与人，在中国历史上无代无之。写史者也没有以“二臣”责之，为什么独独对施琅诛求如此？挥别无德旧老板，寻找有德真天子，既是人情之常，也是事理之固然。我们难道可以说“君可以不义，臣不能不忠”，一旦建立君臣关系，就永远不可改变，君可以杀父杀弟，施琅就是不能逃，不能另寻老板？封建道德之特质在主奴关系，主子可以有任性的自由，奴才就只能死生由人，两者永远不可改变。主奴的人身依附，还进一步成了臣民的道德ＤＮＡ，不但要终身相随，还要世袭罔替，这有什么道理呢？今日大陆的儒者还如此高扬封建主奴关系的旗帜，坚不肯检讨封建道德的不人道性，还坚持信奉家天下的片面道德观，实在叫人难以理解！

俗谚有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深刻的意旨在有悟于人情的复杂与世事的艰难，人间是一本大书，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纸面上的论说与道理，也只是前人生活经验的体会与总结。缺乏人间的阅历，在学院中成学，在学院中讲课，从书本上读得的道理与原则，若没有社会人间的深刻经历相匹配，那么，书上的道理总难被书生理解与参透，不能从书中来，回到人间大书中去，用此简单僵硬的纸面原则评事论理，裁断善恶，虽自以为理所当然，但常难免要“以理杀人”。何况，“礼不外人情”，“礼者时为大”，时间过了三百年，各种社会条件都变易了，难道我们的道德条规还要停留在封建王朝的世界里？

在阶级斗争的岁月里，由于政治标准的无限膨胀，为中华大地带来许多悲惨沉痛的故事，思之令人心酸，令人哀怜！今天我们痛定思痛，更该记取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憾事，应严肃检讨我们心灵血液中的“田野专制主义”情怀[注]，恢宏儒学亲亲爱人的传统。这不但是我们历史文化的幸事，也应是避免我们子孙再受封建道德毒害的必要！不知儒学的大德君子们，以为如何？

皮介行 写于孔子2557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