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

——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作者：方克立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刘泽华先生及其著作

去年李振宏教授介绍和评述“王权主义学派”的文章[1] 在学界影响很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了该学派的一部厚重的代表作——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它将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这种旗帜鲜明的观点，在客观上都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李振宏教授的文章提到我在2005年就有“刘泽华学派”的说法，记得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沿用了陈明和《原道》派在辩论中对对方的称呼。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了解，做了这样一个论断：“刘泽华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这场争论可以说是唯物史观与文化史观之争。”[2] 关于陈明和《原道》的文化史观，我在1995年一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有所说明，可参见拙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530—531页[3] 。

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我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工作过21年，与刘泽华教授是老朋友。我们合作写过文章，在工作上也互相支持。哲学系申请中国哲学博士点的时候，加上温公颐老前辈也不够三个教授，还是请刘泽华教授加盟才拿到了这个博士点。我们分别在两个系带的研究生也互相选听课程。

刘泽华教授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他在这个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学识渊博，思想深刻，著述丰富。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决不曲学阿世。在这部九卷本通史之前，他的学术团队还出版过一部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4] ，早已是该学科最有影响的大家之一。按照现在的学科建制，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刘泽华开始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整个政治学学科都被取消了，他是在历史系，而且以后一直在历史系。他治学的特点是主要运用历史的方法，以大量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从古人的论述中归纳出当时人的政治思想，并且善于将其上升到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高度，而不是用现代政治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驾驭、分析和建构古人的政治思想。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写出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面貌是不一样的，对此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刘泽华说他的研究进路和有关著述可能叫人觉得比较“土气”[5] ，但是它也更加接近历史真实，更加“朴实”和更富于原创性，所谓“土气”也就是更“接地气”。带着“土气”的著作是不是一定比现代性的、“洋气”的著作水平差呢？并不见得。

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这部通史的第一卷《综论卷》，感到相当震憾。多卷本通史著作过去也看到过一些，一般都是在第一卷《先秦卷》的前面，有一篇全书“绪论”或“导论”，阐明本书的研究对象、范围、发展阶段、学科特点和研究方法，短的一两万字，长的四五万字。我没有想到刘泽华主编的这部通史的《综论卷》竟长达80万字，除了阐明研究对象和方法外，还把作者对该学科基本内容的理解与把握，比如各个时代普遍性的一些政治观念和问题，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提纲挈领的交待。这部著作吸取和借鉴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和思想史等不同学科的眼界、方法、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并不局限于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进历程作史的梳理，而且还特别重视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强调社会形态的“三分法”和历史阶段论，以及“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方法，注重对观念制度化和制度观念化、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研究，注重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问题的研究，注重对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的研究，在注重对精英和经典文本的政治思想研究之同时，也注意探讨社会普遍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另外还注意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的研究，对政治信仰和政治宗教的研究，等等。总之，从《综论卷》可以看到这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不比一般同类著作差，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九卷本通史代表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目前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平。

刘泽华主编的这部九卷本通史，不仅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而且以其独具特色的、旗帜鲜明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起学界和世人的注意，这也是人们称其为“王权主义学派”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刘泽华在长期教学、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政治权力支配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是等级的人，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必然导向君主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具有以“阴阳组合结构”来支持君权的绝对性，又用仁政、德治、王道、民本、均平、尚贤、变革等理论来对君权作限制、调节、缓冲、缘饰的特点，这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解释体系，也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和思想史观。其中特别是发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的“阴阳组合结构”，或者说刚柔、君臣、主辅结构，对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既突出了王权主义这个核心和主题，又不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全盘否定，而是肯定其中有合理的思想内容，有民主性的精华，不过不能脱离开其整体结构来抽象议论，抽象继承，而是要把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从王权主义的束缚中解构出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做到像习近平讲的“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或者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九卷本通史就是认真贯彻了这种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主义的科学分析态度，所以把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帽子扣在“王权主义学派”头上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在迎接这部大著出版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明白，这项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的研究成果，与时下“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声浪甚高的文化氛围是不太协调的。十年前刘泽华学派与大陆新儒家就有过一场论战，“王权主义学派”今天如此高调出场，拿出了这样规模的大部头，很可能又会遭到尊孔崇儒、“复古更化”派的批评，甚至面临着一场新的论战。我想这个学术群体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通史最后两卷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就是要走出王权主义，走出中世纪，而现在有些人就是要回归“天王合一”、“圣王合一”的王权主义，回归儒学作为“王官学”的时代，回到中世纪，所以思想分歧和争论是难以避免的。出版这部九卷本通史就是表明我们勇于承担这一份社会责任和学术责任。

刘泽华教授的贡献，是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系统的王权主义理论，而且通过他的教学实践活动，为中国学术界培育了一个“王权主义学派”，也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南开学派”或“刘泽华学派”。这个学派的大本营无疑是在南开。刘泽华教授作为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30多年来，培养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一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他们毕业后有的留在南开，大多数分布到全国各地，天津、北京、上海、山东、辽宁、河北、陕西等地都有，他们又培养了一批刘门再传弟子。所以这个学派不但是后继有人，而且队伍还在不断发展壮大中。

关于这个学派的定位，葛荃教授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术流派主要归纳为三大派：新学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现代政治学学派，他是将以刘泽华为代表的南开学派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新发展”[6] 。这个“新发展”包括了对50年代以来教条主义思潮及其危害的深刻反思，真正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同时以开放的眼光注意吸收现代政治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又不丧失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性。我以为这个定位是准确的，勇于打破教条主义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其实就是更好地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注意到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唯物史观。

在中国历史上，儒、墨、道、法、名、阴阳、兵、农等学派峰起，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局面。《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写了那么多“学案”，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以案主为中心的大小学派，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促进了当时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五四”以来中国出现了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三分”的思想格局，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的三大学派。马克思主义派中也有思想倾向不同或学科领域不同的各种学派，比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就有著名的侯外庐学派。我记得刘泽华在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一书写的“序”中，曾经讲到他与侯派黄宣民的友谊。黄宣民一方面把他的研究成果归之于“侯外庐学派”，同时又期待“刘泽华学派”有新的更具个性特征的发展[7] 。这说明两个学派在学术上既有亲缘关系，又有所不同，比如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就不完全相同

在古今历史上，学派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在社会转折时期，思想管制相对宽松的时期，学派生长和发展的土壤可能更适宜一些。另外在学者和学术共同体方面，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形成学派首先要有“学”，就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它还不是一般性的创新思想，而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学术思想，能够形成系统的学理和学说，对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因此，一个学派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就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学识与人格，对于这个学派的气象和规模、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有了“学”，还要形成“派”，就是你的创新思想和理论要能说服人，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成为志同道合者，形成有大体相同的学术宗旨，在学理、学说、学风上基本一致的学术共同体，并且具有学术传承的特点，能够一代、两代、三代地传下去。这个学术共同体要有不断创新的学术成果面世，积极参与公共学术论域的讨论，展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和思想锋芒。后来者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这个学派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说实话，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真正具备上述条件，能够称得上是“学派”的情况并不多。我认为“刘泽华学派”就是少数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学术共同体之一。刘泽华为这个学派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方向和学理基础，后继者与合作者也大都能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开拓前进和深入挖掘。比如张分田教授在70多万字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一书中，用丰富的思想史料，说明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它以“君为民主—民为国本”为基本结构，是一种对绝对王权的政治调节理论，是为补充、规范、论证君本思想服务的。他对民本与君本关系的分析，运用的正是“阴阳组合结构”的方法。记得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去西安，刘门弟子陈学凯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正统论与革命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调节机制》。这本书也是运用“阴阳组合结构”方法，对“正统”与“革命”这一对带有全局性的政治文化范畴，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二者看似对立，但所维护的都是王权主义体系。刘门弟子中我最熟悉的是林存光，他主要在政治哲学方面发展，治学踏实勤奋，不到知命之年，已经出版了十多部个人专著和他主编的著作。他在坚持刘泽华学派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学术宗旨之同时，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了更多积极正面的论述。刘门弟子各有专攻，各有自己的学术风格，但是都认同王权主义学派的基本理论立场，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取向，互相支持，相依互补，以导师刘泽华教授为中心，形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实力相当雄厚的一个学术群体，而且队伍和影响都在不断扩大。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学派现象。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九卷本通史，就是刘泽华学派存在并且展现出其学术实力的最好见证。这部著作的最大贡献是以“权力支配社会”理论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以王权主义理论和“阴阳组合结构”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以及形成了观念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儒家、法家思想都不例外。这样就抓住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和主题、主旨、主线。在这种认识框架下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是简单地到里面去找好东西，而是需要更加细致深入的具体分析，区分精华和糟粕，把精华部分从整体结构中“解构”出来，经过批判地清理和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古为今用的需要。包括那些为了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巩固封建王朝统治而行之有效的治国理政方法，比如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道任人为先、治国先治吏、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事实上今天的执政党都在批判地借鉴和吸取，以形成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把握，并不等于对它的全盘否定。

我拿到这部大著只有十多天，还来不及认真拜读，着重翻阅了一下《综论卷》，获益良多，十分感佩。我赞成刘泽华学派的基本观点，但是有些看法也不完全一致，这个可以在下面交流讨论。我觉得这个课题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还有发展空间，特别是在理论阐释方面。初步想到三点：

一是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题归结为王权主义，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充分历史事实根据的，它有没有充足的学理根据呢？这就需要用唯物史观深刻说明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具体分析与产生它的土壤（社会存在）的必然联系；需要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与思想观念形态的反映和被反映关系，来说明为什么政治权力能够支配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我们知道，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物质的力量，至少软实力是有硬实力作为支撑的。在传统社会，政治权力的获得往往是武力争夺的结果，“马上得天下”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所以掌权者决不肯轻易放弃，而是要用足用够这个权力。再比如，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总是用思想的“普遍性形式”来掩盖、模糊其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掩盖它所追求的特殊利益，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观点来说明王权主义与补充、调节它的各种传统政治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

二是在王权主义理论架构中，如何鉴取传统政治智慧服务当今的问题。习近平同志2011年9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有一大段讲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最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刘泽华学派讲“阴阳组合结构”，就是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是包含着内在矛盾的，我们要善于区分精华与糟粕，扬精弃糟，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张岱年先生讲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讲到过其可分离性问题，他的“综合创新”论就是建立在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性与可相容性这两个理论前提之上，其研究思路可供我们借鉴。

三是王权主义批判理论有何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文革”后强调要批判封建主义，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8] 。权力迷信、权力崇拜和权力滥用都是我们今天所要坚决反对的。新一届党中央重拳反腐，已经揭露出来的贪腐现象，大都与“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有关。封建王权主义与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有可能丧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这一点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还有，面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的那些鼓吹“复古更化”、“儒士共同体专政”、“王道合法性”的理论，批判封建王权主义也决不是多此一举，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走出王权主义与回归王权主义已直接成为今天学术思想论争的焦点之一。

王权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主要在于它符合历史实际。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课题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会越来越彰显出来。

（2014年10月17日）

[1] 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2] 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6页注①。

[3] 该文指出：“《原道》第一辑刊有一篇题为《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的文章，其基本观点是：曾国藩指挥的湘军认同儒家文化，代表中国文化传统，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它将这场战争提升为‘保卫文化认同感之战’，这一提升，就使湘军立于不败之地。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用西方基督教来动员群众，背离了中国文化传统，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结果必然失败。这篇文章立足于儒家正统观念，把曾国藩所说的‘无本者竭，有本者昌’说成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去剪裁和歪曲历史。无独有偶，该刊同期还有一篇题为《政治与经济：以文化为旗帜——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评》的文章，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期，背离了儒家的仁政、王道，‘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因此必然失败。‘只是一败再败，退居一隅，痛定思痛，才终有所悟而回心向道’，‘效法先王力行仁政’，所以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得道者昌，逆道者亡’，这就是‘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这篇文章的立论很明确：‘以文化价值作为政治运作的轴心’。这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命题。”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531页。

[4]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后记，第562页。

[6]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页。

[7] 参见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中国儒学发展史》刘泽华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