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是否注过《孝经》？唐明皇错了吗？

作者：吴仰湘

来源：“中华书局”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十三日戊辰

          耶稣2016年10月13日

孝经郑注疏（十三经清人注疏）（繁体竖排）

孝经郑注疏（中华国学文库）（简体横排）

﹝清﹞皮锡瑞撰；吴仰湘 点校

“中华书局”微信公众号编者按：传统观点认为《孝经》是孔子或曾子所作，南宋时开始怀疑出于附会，直到后来的古史辨派、新出郭店楚简的新证，有说出于七十子之徒、孟子门人、汉儒或者子思的，众说纷纭。皮锡瑞认为六经、《孝经》皆孔子所作，为晚清今文之学张大了旗帜。另一个从南朝以来一直聚讼的问题是，郑玄是否注过《孝经》。皮锡瑞通过对郑注的考校疏证，证明《孝经注》必出郑玄之手。后来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十余件郑注《孝经》，进一步证明了皮锡瑞的观点。

《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孝经》虽在六经之外，汉人却极为重视，以至将《孝经》与《春秋》并称，看得比他经更重，“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可谓尊崇至极。汉世所传《孝经》，有今文、古文之分，董仲舒、后苍、张禹、郑众、马融、郑玄、何休等名儒各有注解。另有托名孔安国的《古文孝经传》，始见于魏晋之际。其中郑玄所注今文《孝经》，东晋至唐初几度立学。虽然南齐陆澄公开诘难《孝经郑注》，隋唐又有陆德明、孔颖达等随声附和，但郑注一直与孔传并行于世。

唐玄宗御注《孝经》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诏令群儒详定郑注与孔传短长，刘知几立十二验，指《孝经》非郑玄所注，主张“行孔废郑”，而司马贞摘驳孔传之谬，要求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孝经注疏·孝经序》）。数年后，唐玄宗以《孝经》旧注“踳驳尤甚”，自作新注，令元行冲作疏，立于学官，“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邢昺受诏校定各经疏，对元疏略加剪截，纂成《孝经注疏》，列入《十三经注疏》，从此代代传习，郑注本、孔传本渐次佚失。清儒复兴古学，对《孝经郑注》大加搜辑，又从日本传回《孝经郑注》和《古文孝经孔传》，再次激发《孝经》两种传本真伪之争，推动《孝经》研究回到两汉。皮锡瑞的《孝经郑注疏》，由此应运而生。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曾自署居室曰“师伏堂”，后学尊称“师伏先生”。皮锡瑞于光绪八年（1882）举顺天乡试，后四赴礼闱报罢，以讲学、著述终老。他幼怀经世大志，后因科场失意，“穷而遁经”，专究《尚书》，兼攻郑学，晚贯群经，创发大义。皮锡瑞一生撰述宏富，经术湛深，虽宗主今文，但治学谨严，持论平实，在学界享有盛誉。

皮锡瑞从事《孝经》研究，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岁暮。他在研读《孝经注疏》时，感到清儒对《孝经》研究不够，因此纂辑《孝经古义》，从中发觉《孝经郑注》的价值，嗣经叶德辉焕彬启发，萌生疏解《孝经郑注》之念，翌年正月即着手工作，如《师伏堂日记》正月初四日载：“阅《孝经》及《王制注疏》，知《孝经》皆今文说，郑注《孝经》皆从今文，故与诸经注引《周礼》、从古文者不同。浅人不知郑学不专一家，乃误疑其非郑注矣。”廿三日、廿四日相继记载：“录陈仲鱼所辑《孝经郑注》，以较玄宗御注，见其于郑君所引故实，如三老五更、三公四辅、世子迎侯之类皆去之，而取其空言虚辞，足征弃实取虚之风已始于唐人，不自宋儒始也。”“以《释文》较陈仲鱼所辑《孝经郑注》，中有遗脱，亦有讹误，足征著书之难。”廿九日又载：“焕彬至，携所增辑严铁桥《孝经郑注》本，较陈本远胜之。”皮锡瑞甫下手即有三点发现：一是从《孝经注疏》和《王制注疏》的对读中，悟到《孝经》及郑注均属今文之学，为反驳前人对《孝经郑注》的疑难找到突破口；二是经过对比郑注与御注，察觉二家一实一虚、此优彼劣，体会郑注详于典礼、征实不诬的特点，所以后来主要用力于郑注所引典礼的疏通证明；三是比较陈鳣和严可均的《孝经郑注》辑本，确定严本远胜陈本。他从叶德辉处借抄严本后，即集中精力作疏，至四月十二日完成初稿，续经修改，于五月初三日撰《孝经郑注疏自序》，全稿告竣。

掐指一算，皮大师居然只用了百天就写成了不朽之作！

《孝经郑注疏自序》开篇说：“学者莫不宗孔子之经，主郑君之注，而孔子所作之《孝经》，疑非孔子之旧；郑君所著之《孝经注》，疑非郑君之书，甚非宗圣经、主郑学之意也。”释疑解难，为《孝经》及郑注作辩护，成为皮锡瑞作疏的旨趣。

前人特别是宋儒因《孝经》开篇有“仲尼凥”三字，书中屡有“子曰”，各章又引《诗》、《书》，怀疑《孝经》非孔子作，乃曾子门人或汉儒纂辑而成。皮锡瑞指出：“古人著书，必引经以证义，引礼以证经，以见其言信而有征。孔子作《孝经》，多引《诗》、《书》，此非独《孝经》一书有然，《大学》、《中庸》、《坊记》、《表记》、《缁衣》莫不如是。”他承丁晏《孝经征文》之绪，在疏证各句经文时，“更采汉以前征引《孝经》者附列于后，以证《孝经》非汉儒伪作”。全书征引遍及五经传记、诸子和两汉文章、诏令、奏议、经注、经说，凡与《孝经》文字相同或语意相近的文句，搜罗殆尽。这些材料虽不足以证明孔子作《孝经》，却充分证明《孝经》必是先秦旧籍，绝非出自汉儒。

前人怀疑《孝经郑注》的一大理由，是认为汉、晋以来官私记载未明言郑玄注《孝经》，如刘知几之伦，清儒对此屡有反驳，但断案甚非易事。皮锡瑞在《孝经郑注疏》卷上“郑氏解”题下，指出“近儒驳刘说，辨郑注非伪，是矣，然未尽得要领”，因而针对刘知几十二验一一辩驳，滔滔千言，力陈“皆不足证郑注之伪，郑《六艺论》自言为注，无可致疑”。历来的怀疑论者，更指《孝经注》与郑玄他经注风格不同或持论相异，如陆澄说“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陆德明说“检《孝经注》，与康成注五经不同”，孔颖达说《孝经注》“多与郑义乖违”。对此，皮锡瑞在自序中强调：“郑君深于礼学，注《易》笺《诗》，必引礼为证。其注《孝经》，亦援古礼。”在具体疏证中，他依郑玄以礼注经的风格，援引郑玄《三礼注》、《尚书注》、《尚书大传注》、《毛诗笺》等，附以孔、贾疏解，以《孝经注》与之相同、相合或相近，证明《孝经注》必出郑玄之手。至于《孝经注》中俯拾皆是的今文家说，与郑玄他经注多从古文歧互，皮锡瑞从他先今后古的学术变化作了解答：“是郑君注《孝经》最早，其解社稷、明堂大典礼，皆引《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文。郑所据《孝经》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说；后注《礼》笺《诗》，参用古文。陆彦渊、陆元朗、孔冲远不考今、古文异同，遂疑乖违，非郑所著。”

《孝经郑注疏》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郑注的补葺和考校。《孝经郑注》自元明以来佚失，清代余萧客、陈鳣、袁钧、王谟、孔广林、严可均、洪颐煊、臧庸等纷起搜辑，其中严可均依据日本回传的《群书治要》，与《经典释文》、《孝经注疏》等所引郑注参互考订，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辑本。皮锡瑞采用严可均的成果，吸取叶德辉对严本的补充意见，再作了补葺和审慎考校，对严本补阙订讹，使《孝经郑注》文本更臻完美。二是对郑注的训解和疏证。皮锡瑞在自序中明言：“《孝经》文本明显，邢疏依经演说，已得大旨。兹惟于郑注引典礼者为之疏通证明，于诸家驳难郑义者为之解释疑滞。”他征引《说文》、《尔雅》、《释名》、《广雅》等字书和先秦两汉各类文献，对郑注关键字句细作训释，特别是援引各种经传注疏和郑玄他经之注，对郑注所称古义、所指名物、所涉典礼等大加疏通，旁参互证，畅发无遗，“凡社稷、宗庙、丧服、祭享、朝聘、巡狩、郊祀、明堂、辟雍、五等、五服、五孝、五刑诸端，皆原原本本，引据翔实，而以郑君佗经之注以证此注，尤得汇通之旨”（马宗霍评语）。此外，皮锡瑞在考订郑注、疏解郑义时，还注意辨析各家注疏与经文的离合，进而考证经文，发明经义。

总之，皮锡瑞承继前贤，撰作《孝经郑注疏》，通过搜讨文献，补葺残缺，训释字句，稽考名物，疏证典礼，解释疑滞，在尽力还原《孝经郑注》文本的同时，用心抉发郑注中的今文经说与古制古义，并以郑明经，昌明今文之学。对此，马宗霍在给《孝经郑注疏》作提要时大加称贊：“郑注湮废已久，严氏粗加理董，其绪未宏，得锡瑞疏，而后郑君《孝经》之学于以大阐。”

《孝经郑注疏》由皮氏师伏堂于光绪乙未(1895)年刊行，后收入《师伏堂丛书》。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据师伏堂刻本排印，收入《四部备要》。此次整理，以师伏堂刻本为底本，参校《四部备要》本。严可均辑《孝经郑注》，则据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光绪九年(1883)《咫进斋丛书》本作对检。点校工作中，另有若干事项说明如下：

（一）皮氏疏证，底本不作分段，今依注疏体例分别提行，以清眉目。

（二）凡底本讹、脱、衍、倒之误，均出校勘记；其显误者径改，并在校记中说明所据。

（三）凡避讳字、版刻混用字如“已”、“巳”等，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四）凡皮氏引述文字，全部覆检原书，属于节引、撮述大意及无碍文义者，不予更动；若有文意歧异或文字讹误者，则出校说明或据以校正。

（五）皮氏之孙皮名振所撰《皮鹿门先生传略》，和马宗霍、伦明所撰提要，或有助于了解《孝经郑注疏》及皮氏生平、著述，谨附录于后。

整理经学著述殊非易事，笔者于经学研究又属半路出家，学识谫陋，功力不逮，点校中必有舛谬，祈望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丙申立夏后五日，吴仰湘谨识于岳麓书院

注：本文是《孝经郑注疏》点校说明，题目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