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福文化——以宋真宗“神道设教”为例

作者：金纲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十四日己巳

          耶稣2016年10月14日

宋真宗

中国的“祈福文化”，是在多神信仰传统下，祈祷天地祖神，赐降福祉，护佑人间的传统文化。

“祈福文化”来源甚古，在可以考见的文字记录中，至迟起源于殷商时代。但按照人类学、人类社会学讲述，史前时期，“祈福文化”已经开始了。

汉字“福”与“畐”“富”有关。“福”是个形声字，从“示”、“畐”声。“示”又是个象形字，表示下有三根柱子的祭祀台案。

声符“畐”亦兼表义。“畐”，又是个象形字，很可能是“腹”字的初文，一横一口，象人首；“田”则象腹之形。腹中“十”符，似为“充满”之义。

“畐”的“腹满”之义，直通“富”义。“富”也是一个形声字。从“宀”( miān)，从“畐”，表示房屋宫室之下，财富饮馔充满。故传统之“福”与“富”，往往互训，以此表明“家富”则“有福”。

“畐”的另一种解释，说“畐”又读“bì”，有“备”的意义。是为祭祀而做的各类准备。

有意味的的是，“福”在甲骨文中，“示”旁“畐”字，像双手捧着一只酒具，或像以灌满的酒器洒于神前的形状。因此在后来的训诂中，有人认为“畐”当做“酉”，象酒尊。罗振玉就认为：“（福）在商则为祭名。祭象持肉，福象奉尊，周礼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也。”徐中舒也认为，“为人祭曰致福。”二人都认为“福”不是从“畐”，而是从“酉”，“酉”就是酒器、礼器，尊也。这样，“福”就与祭祀有了关联。

《说文》对“福”字的解释是：“福，祐也。”“祐”是天地祖神对人间的保佑或祐助。

朱骏声解释《说文》，认为“祐”或为“祜”。“福祜”见《尔雅》，“福备”见《礼记》。“福”，就是“福胙”（通祚）。许慎所以将“祜”解释为“祐”是因为在避讳。考，汉安帝刘祜（94－125年），略早于许慎(约58～约147年)，故朱骏声的“避讳”说，或通（亦有不同观点，认为许慎不避讳，略）。“祜”是天地祖神给予人间的福祉。“祜”“福”同义。

综上所述，不难理解：“福”是名词，亦是动词，是“福祉”也是“求福”。是经由“求福”活动，获取“福祉”的目的。综合起来，就是“祈福文化”。

“求福”的对象是天地祖神，包括天神（数量众多，包括了昊天上帝到各路财神）、地祇（数量众多，包括了城隍土地和各种大地自然神）、祖灵（数量众多，包括不同姓氏的列祖列宗）。

“福祉”则主要集中在富有高贵、久长平安、人丁兴旺三个方向上。《庄子·天地》讲“华封三祝”，民间祝福尧帝“多富、多寿、多男子”就是这三个方向。虽然尧帝谦逊地辞让，不肯接受祝福，但“三祝”却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三大福祉，它成为传统中国从君王公侯到士庶黎民最为普遍的生活愿景。

略说一下“致福”。

“致福”的“致”是动词，“送达”的意思。

“致福”的“福”是名词，“胙肉”的意思。而“胙”，除了表示祭祀的供品之肉外，还指君王之位，义同“祚”，如“践祚”，就是践履天子之位的意思。此外，“胙”还有动词“赐予”的含义，所谓“胙土”，就是“封建”，以土地赐给功臣，酬劳其勋绩。最后，“胙”也是动词“福佑”的意思，所谓“天地所胙”，就是承蒙天神地祇祖灵福佑保佑的意思。

“致福”有“添福”的含义。“致福”、“添福”，是“求福”得“福”再转送他人的人间活动，相当于代替天神地祇祖灵，将所获之福转送出去。

周代，臣子祭祀后，一般要将祭肉（也即“胙”）奉献给国君。这个意思就是表示：我已经从天神地祇祖灵那里得到了福佑，这块祭肉，天神地祇祖灵已经享用过了，现在转呈给我的君王，以此来为君王和社稷“添福”。（参见《周礼·天官·膳夫》、《周礼·春官·都宗人》郑玄注，《谷梁传·僖公十年》等）

古来“祈福”，离不开“祭祀”活动。而“祭祀”活动，在有些时刻，会请人“代祭”。“代祭”之后，也要将祭肉转送给主人，这个时候，要对天地祖神和未能莅临的祭祀主人有一番言辞，这个活动和这番言辞就是“致福”。（参见《礼记·少仪》）

中国经史子集四部文本，关于“祭祀”的记录，多不胜数。几乎所有的“祭祀”活动都是“祈福”活动（“攘灾”的目的也是“祈福”）。考察这类记录，在君王公侯中（事实上，在士庶黎民中也一样），实为至重大事。所以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参见《左传·成公十三年》）。

祭祀，就需要在人为设计的庄严仪式中，与天神地祇祖灵“交通”，这时节，祭祀者是真诚的吗？或者也可以换一个问题：祭祀者是真诚的信仰者吗？还可以继续转换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历史上来看，中国，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度吗？

这个问题展开来说，极为丰富。我希望能以宋真宗时代的祭祀活动为例，讨论这个问题。

宋真宗时代，有过“迎奉天书”“泰山封禅”“祭祀汾阴”“兴建道观”四场国家主持的大型祭祀活动，其中又以“泰山封禅”最为隆重，至今，到泰山祈福，奉祀东岳大帝、碧霞元君，还是泰山“香社”的主要活动，每年四季有“四会”，来泰山的“香客”络绎不绝。真宗时代的“泰山封禅”成为折射着民族情感与民族心理，且影响中国最重要的“祈福”文化传统。

但真宗主导的祭祀活动，被“神道设教”这类传统说辞所遮蔽，往往被人认为是“迷信”活动，是对天下的一种“欺骗”云云。

事实究竟如何，关联到吾土吾民的信仰特色，可以深入分析。

所谓“神道设教”，其义就是指人为设定宗教活动，以达到世俗目的。

《周易》最早讲述了这个话头，《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则最早讲述了这个逻辑下的故实。

嚣既立，遣使聘请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平陵，县名，属右扶风也。望至，说嚣曰：“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观卦》曰：‘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除地以开兆域。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嚣从其言，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

《宋史·真宗本纪》讲述了“神道设教”的由来。

 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

这是说，真宗之所以“神道设教”，是为了恫吓敌国契丹。

但对于“神道设教”，宋儒一般都持反对态度，但对敬畏天命天道还是持肯定态度。大宋名相富弼就认为，“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纲鉴易知录》卷七十）因此，活动于仁宗时代的富弼虽然已经早已结束了真宗时代的几场祭祀活动，但他仍然认为人君需要“畏天”。这是孔子传统。

讨论所谓“神道设教”，在“无神论”或“多神论”盛行的国度，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周易·观卦·彖辞》的原话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随后，《礼记·祭义》中，也有了类似说法。传统文献《墨子》、《荀子》等也有近似意见。大意就是：鬼神之事，为人造；其目的在使民畏服。显然，从字面看，这是一种以“愚民”为手段，达致“治民”之目的的政治构建和信仰构建。这种“构建”不仅仅是宗教性质的“构建”，也是政治性质的“构建”，因此，所谓“设教”实质是“政教合一”性质的。

按邦国治理而言，此类意见古来如斯，中外皆然，欧洲从古希腊哲人到中世纪学者，也有同样性质的“构建论”。

“国家”起源之后，“治理”就是一种责任。选择何种治理模式？“神道设教”，成为“国家”早期的“治理”选择之一。传统中国，“神道设教”还不过是“辅助”性质的“治理”手段；传统欧洲，“神道设教”几乎就是“治理”的主体模式——自觉的“政教分离”还是很后来的事。

但这类“设教”或“构建”，不一定是“不信者”的凭空创作，很有可能是“信仰者”的迷狂传导——其中不乏源于“启示”的传导。因此，“设教”或“构建”，在很多“信仰者”那里，并不是“设教”或“构建”，而是“启示”。

按帕斯卡尔的意见：真理，往往是以矛盾着的形式存在的。

一般来说，由于人的肉体有限性，由于人的理性有限性，决定了人的思想有限性。人不是神，不可能掌控“对象世界”的命运。即使仅仅对“对象世界”的描述，也往往因为描述者的不同，“对象世界”也会呈现不同的面目。在这种复杂性面前，所有的独断都是滑稽的，所有的专断都是悖谬的。因此，人类理性中推演出一种多元价值观。信仰，与，非信仰，在各自认为自己都是“真理”之际，就是一种多元性质的“矛盾形式”。以“信仰”真理，批评“非信仰”真理，或者反之，以“非信仰”真理，批评“信仰”真理，都是违背“真理的矛盾性”的，因此也是注定不可能有“共识”结论的，因为：没有仲裁者。两造的批评者，都，不，是，神。所以哲人帕斯卡尔（他同时也是信仰者和怀疑者）告诫乐于思考的人：“我们要记取相反的真理”。

按照这个意见，反对“神道设教”论，不过是“非信仰”者操练自家“真理”，对“信仰者”恪守自家“真理”的一种批评。“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中间横亘着的，是“辽阔而又顽厚的隔膜”，两造谁也不可能“说服”谁。当此之际，只有“记取相反的真理”，才有希望走出“隔膜”，以及“隔膜”之后的“冲突”（史上与世上的“文化冲突”，也往往因“隔膜”而生成）。

但文化早期的“神道设教”，最初往往是共同体间的精英（祭司、先知、哲人、圣贤、君子）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或听从启示、记录神言之后，有来源，有根据的讲述。这之中，应该存在讲述者的“思想”介入。于是，损益过程必不可免。传统中国的这类讲述，可能是一种“文饰”过程。按照《荀子·天论》的意见，君子们遇到日食月食就设计人间救助方案、遇到天旱就设计祷告祭祀方案、遇到难以理解的大事就设计卜筮决疑方案，这类设计并不一定得到结果，都不过是理解“神意”，解除焦虑的一种“文饰”，这种“文饰”就是“有来源、有根据的讲述”，而“虔敬”“敬畏”是不可能缺席的。因此，究其实，还是一种“信仰”。尽管这种“信仰”可能是“多神信仰”。

最初的“文饰”或“讲述”，其逻辑，不必是以“愚民”为手段的“治民”。毋宁说，这是精英们理解“神意”，解决“自我”焦虑的方程。《荀子》中“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这句话的意思是：共同体间的精英以“文饰”的方法解释“神意”，是为了解决“自我”焦虑问题，而百姓看到后，认为这种“文饰”或“讲述”就是“神意”本体。“信仰”是一种需要。在时间的绵延中，“文饰”就成为符合这种需要的经典系统。是“文饰”顺乎了人情，而不是“文饰”愚弄了人情。所以给《荀子》做注的杨倞天才地解释这个意思说：

“顺人之情，以为文饰”。

“神道设教”，在最初的语境中，是不离“信仰”的，是精英对神意的讲述；因此与“愚民”无关。

离开“信仰”的“设教”是不可想象的。

譬如，释迦牟尼“设教”时，他不可能对佛教没有信仰；张道陵“设教”时，他不可能对道教没有信仰。“河图、洛书”如果是一种“设教”，当初的“设教”人，也不可能对此没有信仰。创始人离开信仰，编个瞎话，“愚人”而后“治人”，且推演为某种宗教，这类风景，我，不信其有。

但“神道”渺茫，除了富有异秉的人物以外，富有清明理性的圣人都对此保持敬畏与距离。孔子言“敬鬼神而远之”，预表了人间儒学和圣贤君子，面对“神道”以及“神道设教”的姿态。在政治叙事中，儒学尤其注意区隔“神道”与“人事”的界限，在政治活动中，人，可以信仰，可以信神，可以猜度神意，可以指为神迹，但不能做神言、神行。

这种文化现象，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早的“政教分离”。

至于“神灵附体”、“神仙下凡”、“神祇降世”诸如此类离开信仰的“神道”，在儒学和圣贤看来，就是“怪力乱神”。此境，孔子不信、不语；历代圣贤也不信、不语。

大宋帝国真宗皇帝对“神道设教”的理解，因为王钦若的一番话，开始误入歧途。他将无信仰的“怪力乱神”误以为就是“神道设教”，于是，为世间留下了一连串非理性笑柄。

已经有学者富有卓见地指出：宋代是近代化的开端。

我愿意补充的意见是，考诸世界近代化，可以发见，近代化事实上是一个法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律法呈现为诸领域之游戏规则，“程序正义”开始在建构中推演，在推演中建构；“政治不成熟”开始遭遇精英鄙视与反思；工业渐呈规模化；远程贸易之信用结算出现需要；地缘政治、殖民精神与民族自省交织为文化紧张；“国家目标”替代部落、族群目标，成为共同体之文化自觉；人文知识，出现考古倾向；渎神与信仰并存；以“复兴”或“疑古”为诉求，实现与远古的剥离或区隔；以问题意识与现实焦虑为特征，展开为“第二轴心时代”之自由气质与性格；国家利益、权力制衡、民生改善成为内部演绎中的方向，其中，民生为主要方向。

一一如此，共同体开始进入近代。

以此考察大宋，尤其是真宗一朝之后，很接近。说从真宗一朝开始，中国缓慢进入近代化，不算无根之谈。

这之中，“渎神与信仰并存”，意味着清明理性开始介入原教旨性质的信仰生态，并成为进入传统的新兴的心性力量（在西方，这种文化生态，以“文艺复兴”为显豁标志）。而真宗遭遇的正是如此。

“神道设教”亦有时。

真宗所在的时代，是受过孔孟教诲1500年，早已习于“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的士大夫之天下，他那种讲述神赐“天书”，试图“设教”而影响天下的努力，早已是昨日黄花，不再合乎时宜。

“神道设教”是远古、上古、中古的事，不是近代化开始的事。

真宗试图自我作古，但他没有赶上那个适宜的时代。

但即使在上古，吾土的“神道设教”也有不同于欧洲的“自家面目”。

殷商时代，大约来源于萨满信仰之流变的鬼神信仰，在周人那里再次进入流变。一方面，周人相信天命，相信终极之神上帝（天帝），但另一方面，又将信仰仪式中，以大祭司主导的狞厉、迷狂的巫术、人殉等人天交际模式，置换为君王主导，以“天下为公”为主题词的制度性祭祀和祈福，并在仪式的损益建构和完善中，将信仰推演为理性清澈、极为丰富的规则，这就是礼制。这个意见是说：礼制条件下的信仰，她的仪式（尽管是多神信仰仪式），与萨满传统不同，更多融汇了儒学的衣冠文明，秩序井然，形式高贵，风格典雅，法度森严，程序可重复，完全不同于蒙昧时代难以复制的无规律图腾狂舞或下意识跳跃。仪式，成为“有意味的形式”，甚至，“形式即内容”，展演着中原独有的雅致。

而以“祭祀”为核心的“神道设教”，不过是礼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

周人在巫术的莽林中开辟了典雅的“公道-仁德”之路。

董仲舒之后，权力脱离“虎柙”之后，如何制约？成为知识精英的学术焦虑和思想焦虑。董仲舒开始借助萨满传统暨巫术惯性，试图重建天人交际关系。他的“天人感应”体系，固然在政治治理中，生成为“价值制衡”原理，令君王公侯在“头顶三尺有神明”的恫吓中，自我戒惕，从而开始了推动权力进入“虎柙”的可能性，并为周人的理性模式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但同时也开启了后来的“谶纬之学”，令“怪力乱神”有了堂皇依据。

所以东汉以来，“谶纬之学”，以“谶纬”的模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炮制了“孔子预言”，说“董仲舒，乱我书”。

世间会有无数偶然而又神秘的事件发生，如房屋倒塌、大河泛滥、麦生双穗、母鸡打鸣、蝗虫蔽天、彩云缭绕、雨后虹霓、月圆月缺、太阳昏暗、荧惑守心等等。当人间的政治治理引入超验维度时，人们就容易将这类事件理解为或故意理解为超人力量的主导。

萨满巫术，就是这样理解世界的。

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大全》中说：“人们把自然事务和人类事务中发生的偶然事件归纳为一个先定的原因，即‘神意’。”

东土、西洋，即使是饱学之士，贵族精英，也愿意在“神意”这个主题下，结构（编排）往事、今事和未来事。人天关系的建构和巧妙的规律性的比附，以及预知能力，都是乐于相信“异秉”的知识精英所热衷的——这是重归萨满巫术之路。天人感应，是萨满巫术的大汉现代化。董仲舒就是重归萨满的大祭司。

但周人传统暨礼制惯性远远大于萨满传统暨巫术惯性。

这之中，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传统”，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贤理性”，是两块无人可以撼动的清明基石。周公、孔子的力量比董仲舒大得多。将最高权力关入“虎柙”之中，不一定需要“天人感应”；恫吓异族，捍御国家安全，也不一定需要“天人感应”。帝国的荣耀与族群的前程，与“天人感应”无关，也即，与“神道设教”无关。

董仲舒不可能重归殷商鬼神世界暨萨满传统，宋真宗也不能。

所以，真宗试图接续萨满巫术和天人感应学说，在“神道设教”主题下，重新展开政治叙事时，尽管存在着与契丹文化竞争和重建信仰的正当性，但还是先后得到那么多人的反对。没有办法，礼乐传统与圣贤理性的力量，在吾土，是第一精神力量。帝国领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倾尽全力，试图令“历史从我开始”，但他做不到。在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直到真宗倒下，他的历史随着他的倒下而终结。于是，“神道设教”，在大宋一朝，寿终正寝。

真宗的“神道设教”活动，是中世纪哲学意味浓厚的一幕人类悲剧。

理解这个悲剧，可以从真宗主导的四场以“祈福”为主题的祭祀活动讲起。

真宗时代的“神道设教”与一个叫王钦若的宰辅有关。

王钦若，状貌短小，有猥琐之相，颈上有瘤，史称“瘿相”，又曾经中伤名相寇准，因此史上不少人鄙视“瘿相”。但此人少有大志，为官之后，也有体恤民生的人道政绩，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风云人物。

风云人物，往往需要机运。王钦若在真宗面前抓住了不少机运。

此人有诗才，而且气量不俗，年轻时，曾经挨饿，村社有活动，他去观看，然后向主事者“求祭肉”。人们见他一副瘦小猥琐的样子，问他是谁？他说：“我是秀才。”人又问：“秀才，你有何本事？”他说：“我能作诗。”于是人就让他作诗。当时没有纸笔，他就拿了炭枝在猪皮上写字，其中有诗句道：“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过衡阳”。这两句诗写了江南秋天乡村的暮色风光，确有一种大家浑仑之象。所以后人称赞此句“有宰相气象”。真宗做开封尹时，就曾见过这诗，当下就赞扬到：“落落有贵气。”后来听说是王钦若所作，就记下了这个“微时”的秀才。所以践祚之后，就有意提拔了他。

但后来又有一件事，更见“宰辅气象”，但也同时窥见了他的道德短板。

王钦若做了财政官之后，负责催讨各地债务。同僚有一位官员名叫毋宾古，此人也有民生理念。有一天，他对王钦若说：“天下向来有很多宿逋，从五代十国以来，历代都有催讨故实。但庶民实在缴纳不起，还不起这个债啊！我想上奏皇上，蠲免这些欠账。”所谓“宿逋”，就是欠缴很久的税赋或债务。

王钦若口头上支吾着，当晚就命令手下的干员赶紧统计各地欠税数目。第二天一早上朝，就把奏章递上去了，要求蠲免“天下宿逋”。

真宗览奏，大吃一惊。他刚刚践祚，没有想到民生如此之苦。于是问王钦若：“先帝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吗？”

王钦若做出一派“大臣”的模样，从容说到：

“先帝固知之，殆留与陛下收天下心尔。”先帝当然知道，但是要把这件事留下来给陛下，要陛下以此收拢天下人心啊！

史称“上感悟”，终于听从了王钦若的意见。当下蠲免了天下欠租1千多万石，还因此赦免了被抓的债务“犯人”3千多人。1千多万石，不是个小数目，可能超过了北宋全年的财政收入。王钦若抓住了真宗富有“爱民”信念、乐于推演“仁政”的特点，极力做成了大宋史上最大一宗“蠲免宿逋”案。但他一句话：以此举之诉求在“收天下心”，而是不“苏万民困”，这就从大义方向上与圣贤之心有了区别。说到底，王钦若的“民生”举措，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一种“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由计算功利实现的途径而达致目的的“工具理性”，固然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按照儒学意见，此之谓初心“不诚”“不正”。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忌。王钦若之所以受到史家诟病的根本原因在此。

在这一案例中，王钦若做成了“爱民”“仁政”的大功，但除了初心之“工具理性”，令人看透他的人格面貌之外，还要知道，他的这个创意，来源于毋宾古，也即他剽窃了他人的圣贤思想，以此邀功请赏。

这一个故实也预表了，大宋帝国，在宋真宗时代，民生理念至重。国父孙文先生有言：“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825页、835页）整个大宋帝国319年，从国家层面言，对民生问题的重视，是最具近代化特征的政治风景。也正是在民生理念之下，国家的祭祀活动，有了“为民祈福”的性质。

王钦若看到了真宗和帝国的这一特点，所以，努力使自己成为关注民生的政治家。这也正应了那句话：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王钦若，就是努力要使自己变成好人的人。

他对各类大礼仪式很有研究，曾著有《卤簿记》3卷。卤簿，就是仪仗及大礼活动的意思。因此真宗又任命他为卤簿使，负责国家大典的礼仪活动。

他才气了得，对天神地祇排座次有独到看法。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就是郊祀，也即在郊外祭祀天地神祇。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其中以南郊祭天礼最为隆重，仪式也很复杂，需要君臣沐浴，先到太庙告祭，而后到南郊。筑坛，坛上有龛，列出神位；而后将牲体与玉帛放到预先备好的积薪之上，点燃，燔柴，敬献礼器，因烟气上达，表示神已接受。再由执事者根据预先写有神位的神版，唱念天神名号，君臣跪拜，皇帝自称“天子”，执事唱祭辞，祭辞内容一般就是感谢神祇赐予社稷江山，请求神祇庇佑吾土万民。还需要有仪仗中的乐舞，唱《郊祀歌》19章。礼成，退下。

整个礼仪活动，要用几天时间，加上事先的准备，总要一两个月不止。活动中都少不了庞大的卤簿队伍的扈从、保卫，以及庄严肃穆的集体歌舞。“郊祀”与“军礼”，是国家运作中，两个同等重要的大事。

一般认为，郊祀这类祭祀活动，是帝王获得与神界沟通的权力，以此来彰显王权来源合法性，利用迷信活动，欺骗、压迫、统治万民的手段，云云。

我，不信此类意见。我不怀疑历来之君臣，在郊祀活动中的虔诚。千年圣贤教育中“三畏”之一就是“畏天命”。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皇权的命数。

上天即天神、上帝，是为《尚书》以来的信仰之神。殷周以至于唐宋，其超验传统与理念在此。古人相信在“人”之外，必有“神”。这是超越于经验世界的存在。而这个超验存在决定着人间权力的或吉或凶。

超验的意思，简言之可获致如下逻辑：

帝王“受命于天”之说，到大宋时，已经流衍2千年之久。皇权在万有格局中，并非有理由行使“绝对权力”，相反，必须将权力限制在“天命”之下。“天命”所赐予皇权的利益可以称之为“天禄”，如果治理天下无效，用《论语》中的话说就是：“天禄永终”。因此，从究极方向看，人间的最高权力——皇权——还不过是一种“有限权力”。

皇权，对天命有足够敬畏。将这种敬畏设计为一种“祈福”仪式，预表了帝王向天下昭示“循礼”的两大功能：当位与节制。

当位，就是明白告知“我是天帝派在人间的管理者”，因此需要按照天帝的意志行事。节制，就是明白告知“我不敢违背天帝启示于我的神意”，因此需要有效治理天下。

皇权“循礼”，当，且，仅当，皇权“循礼”，也即“当位”与“节制”时，“祈福”才有希望如愿，也即有希望获得“天命眷顾”。

皇权，必须要天帝满意。但施政之际，如何才算做到让天帝满意呢？《尚书》给出了“君道”的最强音：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天帝所要看到的，来自于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看到的，天帝所要听到的，来自于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听到的。不要说百姓万民有过错，即使真的有过错，那原因也在于我这个天子一人的责任。

（文出《尚书·泰誓》，有人以为属于“伪古文尚书”。但文中若干内容已经进入传统，似还不宜轻断真伪。不论。）

这样的逻辑已经内化为一种文明治理传统。在汉代人那里，就是“天人感应”。如果对天帝负责，如果敬畏天帝，就要相信皇权所施与的政治，都会在上天那里得到回应。譬如，如果治理无效，上天就会出现灾害示警等等。

郊祀，就是向天地神祇定期或不定期的“述职”，“汇报工作”（郊祀或三年或一年举办一次）。所以，郊祀，是指向内心和上天的礼仪活动。在郊祀活动中，君臣同样怀有敬畏之心。

郊祀，是一种信仰活动。怀疑信仰者的真诚，是一种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沟通极难。郊祀者，不是无神论者。因此，以无神论话语“批判”郊祀或信仰，事实上是言不及义的。有神论与无神论，二者之间的争辩，因为不存在最后的权威的仲裁者，因此，所有的争辩也将在“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中，两存。所以法国那位概率论者、思想家帕斯卡尔，以他出色的颖悟力告知世人：真理，往往是以矛盾着的形式存在的。

郊祀，无论祭天、祭地，都同时祭祀群神，故史称“郊祀”为“群祀”。而“群祀”就需要对群神唱名，而唱名，就有了“排座次”问题。

信神的大宋，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很认真地讨论群神中，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第三，等等。

有人看到神版上的神位排列有问题，“多不严肃”，于是向真宗汇报，真宗于是下诏，要王钦若“改造”，修改后另外制定。王钦若“改造”之处不少，这里说一个案例。

传统神仙谱系中，至迟到汉代，出现分别主管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五帝神”。按东汉学者郑玄的说法，历来之“王者”，他们的先祖，都是因为感应这“五帝”之精而出生。所以，汉代以来的祭祀，都有“五帝神”的龛位。王钦若观察到在郊祀活动中，“五帝神”在第一龛，而“天皇大帝”在第二龛。他认为这个不合理。因为“五帝”乃是“天神”的辅佐，其位格不当居于第一，“天皇大帝”才应该居于第一。

但这个意见遭遇礼仪使赵安仁的反对。

他的意见是：“昊天”也即“苍天”，因为人间最尊贵的是“帝”，所以托称“天”为“帝”，故名“上帝”。这个“上帝”是没有形质的“元气”。而“天皇大帝”则属于“北辰”也即“北极”之星，是“星中之尊”。这样，按照古礼，“天皇大帝”和“五帝神”，都应该列在第二龛，第一龛应该让出给“上帝”。

王钦若又反对赵安仁的意见，认为“古礼旧制，未必全是”，然后引经据典，说出一番佶屈聱牙的“星经”理论，大意认为“天皇大帝”是“天皇大帝”，“北极”是“北极”，并将自己制作的“天皇大帝”第一、“北极”第二，其他第三、第四的版位图呈上。

真宗做了折衷，将“天皇大帝”和“北极”均列入第一龛。

有意思的是，这个折衷后来也有变化。后来的“泰山封禅”表明，源出于殷周时代“昊天上帝”才是大宋时代的“最高神祇”。显然，这里的“昊天上帝”统一了“天皇大帝”与“北极”，是二者的合体。

其他诸神，也有位格变化。后来还有一些争议。真宗都做了折衷处理。

王钦若精心制作了神版，郊祀的高坛摆放神位的前四位神版都是朱漆金字，其余都是黑漆。第一位阶之神的名号用金字，第二位阶用黄字，第三位阶以下用朱字。所有的神版都放在漆盒里，外面覆盖黄色的缣帊也即布帛。真宗走下台阶来看，很满意，当即交付有司也即关部门，叮嘱他们要恭谨从事。

真宗对王钦若的信任前所未有。

而这位喜欢“神道”的“瘿相”则因为真宗对他的信任，有了更为野心勃勃的规划。

这里说到“泰山封禅”。

“封禅”，两个汉字，“封”是“祭天”，“禅”是“祭地”，都是动词，合起来就是“祭祀天地”。“封禅”，是帝王行为，但比起“郊祀”，规模要大得多。“郊祀”就在京师南城；“封禅”则必到东岳泰山。五岳中，泰山最为雄峻，史称“五岳独尊”，为天下第一山。所以“祭天”必要到泰山最高峰，才可以接近上帝。“祭地”则到泰山下的小丘社首山，平整一块土地，以此接近地祇。“封禅”的扈从、仪仗、法器、祭品、祈祷文和各类告敕，地方迎送，官员封赏，以及“封禅”前后的“告庙”活动等，都是足够规模的国家动作。所以，从古到今，试图“封禅”者甚多，但真正有始有终做完这一场大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帝王。夏商周的“封禅”，年代久远，渺茫而不可寻，有记录的是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是最后一位。南宋之后，“郊祀”替代“封禅”，不但“祭天”而且“祭地”。从此之后，中原取消了“封禅”大典。而魏明帝、南朝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都很热衷“封禅”，但是没有成行。

真宗自从澶渊“城下之盟”事件后，史称“自是常怏怏”，心情不佳。王钦若就像“大哥哥”一样，开导皇上。

有一天，真宗向他提问：与契丹签订的“城下之盟”，该如何雪耻？

王钦若觉得机会来了，就故意慷慨大言道：“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以刷此耻也。”

他知道皇上“厌兵”，一定不会同意这个意见。

果然，真宗回答他说：“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卿盍思其次?”

河北生灵这才刚刚得到安居乐业，我不忍再驱使他们进入充满死亡风险的战争环境。爱卿何不想想其次，还可以怎样刷洗耻辱？

王钦若道：“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远人也。”陛下您如果不愿意用兵，那就应当做一番泼天大功事业，这样才有希望镇服天下，向“远人”夸耀展示我们的大功。

他这里说的“远人”，包括契丹。

真宗问：“何谓大功业?”

王钦若说：“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

那就是“封禅”了。但是“封禅”需要得到天降瑞应，并且是世上罕见唯一的瑞应，才可以来做。

真宗沉吟不语。

王钦若知道皇上有点失望，因为这个“希世绝伦”的“天瑞”，眼下，没有啊！但他早已筹谋成熟，就等着皇上这个时刻。所以，当他成功地“导演”出皇上的情绪后，不失时机地“教唆”道：

“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人力为之。若人主主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天瑞”哪里可以想得到就得到？前代有些“天瑞”那是人力策划的结果。但君主如能主持此事并极力崇奉，以此来明白地告示天下，那么人力制造的这个“天瑞”，就与上天下降的“天瑞”，没有什么两样。譬如，那个传说中特别有名的“河图”、“洛书”，真的有这回事吗？没有的！那是圣人用神道奇迹来设计教化天下罢了。

这一番话对真宗触动很深。

他沉思很久，渐渐明白过来，可以在以后的日子做些什么了。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去做。必须向天下、主要是向契丹，展示大宋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上帝保佑大宋。此念一出，他很快由一个哲学意义的“信神者”，变成了一个哲学意义的“怀疑者”，并且参与到王钦若的格局中来，成为哲学意义的“信仰游戏者”。

但是他对宰辅王旦有些担心，史称真宗“独惮王旦”。他说：

“王旦得无不可乎？”对这种早晚涉及造假的事，王旦恐怕不会答应吧？

王钦若说：“臣请以圣意谕旦，宜无不可。”臣请求就将圣上的意思晓谕王旦，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于是王钦若就找个机会，暗示了圣上准备“神道设教”的来龙去脉，主要是威吓契丹，与契丹争“神佑”之正当之排场之必要。

读圣贤书的大宋第一宰辅王旦，此际开始犹豫。如果真要搞什么幺蛾子，欺骗谁呢？欺天？欺人？且“封禅”到也罢了，“人造天瑞”如何正当讲述？岂不既背离孔子“丘之祷久矣”的那种敬神的虔诚，也背离圣贤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传统？那样，岂不就陷入一场既亵渎神灵，又推演迷狂的疯癫中去？而“子不语怪力乱神”！王旦知道，一旦与王钦若沆瀣一气，这一世的令名付诸东流还是小事，带动国家走入疯癫可是大事！

王旦很郁闷。很想找个时间私下里与真宗“从容”聊聊这个事。

“圣人以神道设教”，这事直接改变了真宗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让他对治理天下的运作秘密有了全新的认识。

按照传统说法，黄河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洛水有神龟背负“洛书”出现，圣人（一般指伏羲氏）看到这个“图”“书”之后，开始效法，于是有“八卦”。传到周文王时，又有了“六十四卦”和卦辞，于是演绎为中原文化的源头之一，史称“河洛文化”。“河图”“洛书”至今尚有未解之谜。儒学内部对这个问题也史有争议。真宗曾经接受的就是原始神秘说法，但经王钦若这么一“点拨”，于是对史上成说有了怀疑。

他在犹豫中，还需要找到一个儒学大宗师来印证，于是在一个晚上到了秘阁。

这是国家珍藏重要图书的地方，常有大儒在此地值班。这天正好赶上帝国大儒杜镐在此。真宗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他东拉西扯，然后，话题一转，忽然问他：

“卿博达坟典，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

爱卿通达“三坟五典”古籍奥秘，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所谓“坟典”就是指“三坟五典”，“三坟”是传说中伏羲、神农、黄帝时的典籍，“五典”是传说中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时的典籍。

杜镐听到皇上骤然发问，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就选择古来的流行说法，随口一应：“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不料这个说法恰恰与王钦若的意见吻合！一个是自己喜欢的大臣，一个是自己信任的大儒，都如此说法，真宗于是对“神道设教”不再怀疑。

但他对王旦还是有点吃不准。要做一个大局，必须有中书支持。当朝宰辅不支持，那事是做不成的。真宗皇帝刘恒，决定贿赂当朝宰辅王旦。

他先派出王钦若去关说王旦，王旦作沉吟状、犹疑状。真宗了解到情报后，找了一个机会，邀请王旦到内殿宴饮，席上，君臣谈笑甚欢。临别时，真宗赐给王旦一壶缄封的美酒，并对他说：

“此酒极佳，拿回去跟你家人一块享用吧。”

王旦拿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是满壶的珠宝。

王旦应该有忖量，但这事比诏令还吓人。诏令可以驳回，不服从；但皇上贿赂你了，你怎么办？王旦，虽然是一代贤相，也很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担当，大宋王朝那些优秀的宰辅都不缺这个品质，但他们也都同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弱点：对“名位”的贪恋。王夫之认为这是宋代大臣的通病。王旦也不例外。他思前想后，患得患失中，决定加入这个棋局中去，做一枚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后退了。

从此以后，王旦对“神道设教”事，不再持有异议。

从此之后，真宗于是连续导演了“天帝降书、封禅大典、祭祀汾阴、兴建道观”四件大事。在大规模的“祥瑞”造假伴生下，大宋王朝，举国若狂，史无前例的“大宋梦”时代开始了。

公元1008年，农历戊申正月的一天，真宗皇帝召宰辅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人到崇政殿西面，向他们讲述了今天的一个神迹，但故事要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的一个奇梦说起。

他说：

“那一天，朕寝殿中的帘幕，都是靛青色的粗绸，房屋昏暗，一早一晚，如果不是点起蜡烛，都不能辨别颜色。但是那一天，夜将半，朕已经就寝，忽然感到整个房间变得明亮起来，惊起时，就看到一个神人，他戴着星冠，穿着绛袍，告诉朕说：‘应该在正殿布置黄箓道场一个月，那时，会天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不要泄露天机。’朕闻言后，很是敬畏，赶紧起床应对，神，忽然不见了。于是赶紧找到笔，把神的话语记下来。”

奇梦之后，帝国领袖为了不泄露天机，开始秘密行动。

他说：

“从去年十二月开始，朕已经开始吃素斋戒，并在正殿朝元殿建了道场，结成九级彩坛。还特意雕制了金宝装饰的辇乘，准备用来恭敬地贮存神赐的天书。说话间过去了一个月，好像也没有什么动静，但是朕还是不敢将道场罢去。就在刚刚，得到皇城司护门亲从官徐荣来奏报，说在左承天门房屋的南角，屋脊的鸱吻之上，有黄帛垂曳。朕秘密派遣中使前往观看，回来奏报道：‘那个黄帛长2丈左右，上面封藏一物，似书卷，缠了三圈青色的丝线，封缄之处，隐隐约约似有几个字。’朕细思，这一定就是神人托梦说到的‘天书’了！”

一番话说罢，我能猜想到，真宗对王旦、王钦若二位大臣有了异乎寻常的打量。而这二位大臣也开始了极力配合。在随后长达13年的时间里，直到真宗病逝之前，这君臣三人，一直在持续表演，激情不衰。他们已经完全进入角色。成为十一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出色的“演员”——如果在二十世纪，他们都应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在很多时刻，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表演”，史上纪录的故实，让我看到的是他们将个人性格整全性代入角色的天才迷狂。他们不需要有距离感的那种舞台“间离效果”，而是对角色规定的直接“体验”和“再体现”。他们甚至也不需要“导演阐释”，能够根据“观众需要”自动选择表演形式，并很快进入角色，很快完成默契，配合得有板有眼、天衣无缝。当剧情出现尴尬局面时，他们也懂得紧急“救场”，让一场大戏毫无破绽地继续表演下去。于是，真宗时代的后半期，几乎就是一台精彩纷呈的活剧、大剧、闹剧。他们仨，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而“观众”，他们心照不宣，贵宾席上设定的就是契丹，当然，剧场大厅里还有朝廷与地方的官员，以及，上千万大宋士庶；事实上，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政治大戏表演中，他们自己，也是观众。真宗赵恒、宰辅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以及后来加入进来了三司使丁谓，甚至还有一时糊涂的寇准，在“神道设教”这个剧本主题下，以中原大地为舞台，游戏得灵魂出窍，不亦乐乎。

真宗一番“台词”之后，王旦很快就“接”了下来，大戏就此开演。王旦说：

“陛下您用至诚侍奉天地神祇，用仁孝侍奉列祖列宗，己身谦恭而爱人，夙夜追求天下大治。以至于与北边那位特殊的邻居有了睦邻修好局面，中原官吏也渐渐清明，天下不再有战争，承平年景中，谷物丰收，这都是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的结果啊。臣等经常说：天道不远，一定会有好的报应昭示天下。现在，神先告诉陛下日期，今日又果然有了灵文降临，这可实在是上天保佑大宋盛德的因果啊！”

于是王旦、王钦若开始拜称“万岁”。

王旦甚至还说：“天书不知道写了什么，我们去敬迎天书，开封之际，应该让左右回避。”

真宗很自信，也可以理解为很坦诚。他说：

“不必。上天如果贬谪朕有‘阙政’，不良之政，更应该与爱卿等一道虔诚地敬畏改悔；如果天书只是告诫朕躬一个人，朕也应该真诚地自我修炼。天书，哪儿能够隐藏起来不让众人知道呢！”

说罢，一个“分镜头”完成，真宗站起，向承天门走去。

现在，“镜头”可以切换到承天门。

只见真宗皇帝亲手燃起一炷香，望空下拜。

众人定睛看时，果然，承天门大殿屋脊挑起的那个弯状饰物，也即俗称“鸱吻”的东西上，挂着一束黄色的布帛，上面似有一卷东西，下垂着一条长长的飘带般的黄绸。这就是“天书”了。

丽日之下，“天书”格外耀目。

真宗回顾，命内侍周怀政和皇甫继明两个人架梯升屋，将“天书”取下，两个人面对面四只手捧着这份神圣的“天书”，侧身进殿，呈上。

宰辅王旦跪着，迎受过来，转呈皇上。

皇上再拜，接过，放置在新雕制的木辇之上。

然后，去掉皇上出行常备的伞盖，撤去警跸，君臣步行，护送“天书”回到朝元殿道场。真宗授给知枢密院陈尧叟开封阅读“天书”的权力。陈尧叟揭开黄帛，但见帛上有3字成句共9句21个汉字，字曰：

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恒”，就是“赵恒”。那时节，无人有资格称谓皇上名字，这里直呼真宗名号，显然，只有“神”有此资格。

然后，陈尧叟再去掉层层覆盖的黄帛，露出了里面三幅黄字“天书”。

第一幅“天书”是对真宗的表彰，说他以“至孝”“至道”承续大宋基业。

第二幅“天书”是对真宗的晓谕，要他必须以“清净简俭”治理大宋江山。

第三幅“天书”是对真宗的祝福，愿他“世祚延永”，神佑大宋帝国云云。

“天书”的辞气很是高古，有《尚书·洪范》和《老子道德经》的味道。至于字体，估计应该就是篆籀蝌蚪文之类。

陈尧叟依次诵读“天书”完毕，就将这三幅文字并外包装全部珍藏在金匮之中，由秘府永久保藏。

随后，王旦率群臣移向大殿的北面廊庑，真宗面北坐定，诸臣开始向真宗称贺。礼成。真宗命王旦当天不回家，在中书政事堂吃斋。晚上，王旦等人再临朝元殿道场，真宗已经早早地在那里值班了。

很快，朝廷上下全都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临朝时就全部来向真宗称贺。

真宗很愉快，赐宴——但所有人吃的都是素食。

然后，由吏部尚书，老臣张齐贤具文，向天地神祇、宗庙祖先、社稷坛、在京的诸祠，奏告“天书降临”的大事。

三天之后，又在殿前设庞大的仪仗队，陈设宫中大典器乐，在京的文官、武官全部到齐，更有契丹的使节，也陪列在队，真宗领队，一起向金匮中的“天书”《大中祥符》跪拜致献。礼毕，再由真宗带领众人步入大殿，行走时，避开“黄道”。而后，分作东西两班，上朝办公。

当时，就有司天监上奏道：正月三日、五日这两天，天上有瑞云覆盖宫殿。兹事体大，请求将这个天象记录下来，由史馆编入《实录》。真宗同意了。

随后，开始大赦天下，并将“景德”改元为“大中祥符”，是年是月即为“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左承天门”改名为“左承天祥符门”。更有一番赏赐，并令京师可以在二月一日为始，连续5天酒宴聚饮，史称“大酺”。

“大酺”的热闹和隆重，就像一场狂欢。

这5天，退休的官员也可以到都亭驿站聚饮；皇上在御楼，按礼可以陪坐的，都可以自由参加。朝官已经辞退但还没有见到皇上告别的，也可以赴会。

大酺日，是有工程项目的，因此，有3名内诸司使主办其事。

先在乾元殿前筑土为露台，有半门扉开合，露台上设教坊乐队。这是5天连续不断的演出场所。

又串联方车40辆，搭成平台，上起彩楼，装载号称“钧容直”的皇家乐队。这是另一个固定演出场所。

开封府另外再制作大篷车24部，每一部串联12辆大车，都以牛来驾驶，披挂锦绣，引出彩绳，分别装载诸军和京城妓乐演戏。又在街衢繁华处编联木桩，树为栏杆，大篷车到时，进入栏杆之内。这是流动演出场所。

城中御道两侧，分别招引汴梁的各种生意买卖，在临时搭建的商亭中经营，史称“百货骈布”。每一户商亭都用彩色的布帛和木刻招牌装饰，各式各样，吸引市民。

到了“大酺”日，皇上御乾元门，召京城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皇上向父老问安，并赐衣服、财帛。

第一天，皇上召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诸官陪坐。皇上举觞，教坊乐起。“大酺”正式开始。

此时，有大篷车2辆，自升平桥向北，大车四周有旱船拱卫跟着前进。其他大篷车则由东西街交互往来，每天要穿城两次。

这时，东城望春门、西城阊阖门，两门之间长长的大道，百戏竞作，歌吹腾沸。整个东京城，都在庆贺“天书”的降临。

皇室诸位宗亲、近列、大藩及旧臣之家，都由官方为之搭建彩棚，就在府邸的左右廊庑之下。可以排演戏曲歌舞弹唱。此时，全城士庶的围观者，人山人海，摩肩擦踵，手碰手、脚碰脚，到处欢声雷动。

第二天，皇上在京师驿亭，招待宰相、百官；然后又“赶场”，到亲王宫宴请宗室。。

第三天，皇上在京师驿亭，宴请第二批宗室，加上内职宦官；然后，继续“赶场”，到宰相府邸宴请近臣。

第四天，皇上在都亭驿宴请第二批百官；然后，再次“赶场”，到外苑宴请第二批近臣。

第五天，皇上在都亭驿，再宴宗室、内职宦官，然后继续“赶场”，到外苑宴请其他近臣。

这5天，禁军将校们则日日在殿前马步军指挥使的办公府廨宴饮。

整个“大酺”期间，真宗做了不少诗，赐给臣属、宗亲等人，让他们“属和”，也即用皇上用过的诗韵，也写一首，助兴。

忙于“大酺”的诸司工作者，完事后，都放假一天。

“大酺”过后，真宗朝最富神奇故事的“大中祥符”年代缓缓开始了。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山东的兖州父老，以一个叫吕良的人为首，总1287人，千里迢迢赶到京师汴梁，进入朝堂，要求真宗到泰山封禅。

真宗在崇政殿接待了他们，又派大臣曹利用慰劳他们，并转达真宗的意见：“封禅大礼，历代很少实行，你们所请求的，难于答应。”

吕良等再进言道：“国家受有天命50年，已经达致天下太平。现在上天又降下祥符，更昭显出朝廷的盛德。这就应该到泰山去奏告，以此来报答天地神祇。”

真宗再次回复：“这是很大的事，不可以轻易议论。”

吕良再上言：“国家年岁丰收，华夏安泰。愿皇上能上答天降神迹，早一点成就封禅盛礼。”

真宗还是没有答应。

地方官也开始有人奏请封禅，真宗一律没有答允。

到了四月，天书再次降临。

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四方僧道、各地耆宿，总24370人，来到朝廷东上閤门，前后连上五次奏章，请求封禅。

真宗终于下诏：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禅。

诏书中称：

“朕这次到泰山封禅，是公开地报答上帝赐书。不是为了求仙求福，而是为了真诚地报答天命所本。祭祀用品都要丰富，但御用供帐则全部需要减省。”

随后开始诏告天地、宗庙以及山神水神和各位地方神祇。

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共同为封禅经度制置使，负责一应筹备工作。

开始，真宗对封禅可能需要的经费有点不放心，就问代理三司使丁谓。

丁谓回答：“大计固有余矣！”

这意思就是说：放心，国家财政对付这等事，绰绰有余。

来自财政部的这句话，让真宗心定，史称“议乃决”。

同时，就诏丁谓负责“计度”泰山路粮草，也即做出总预算；引进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相度”行宫道途，也即对皇上行在的路途安排做出细致规划；翰林学士晁迥、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待制陈彭年与太常礼院“详定”仪注，也即共同拟定大典的礼仪程序。

王钦若再被命为“礼仪使”，负责具体的大典礼仪。

一般性的礼仪、路途各地交接等礼仪，则由朝臣冯拯、陈尧叟分掌。

王旦被命为“大礼使”，负总的责任。

现在是四月，距离十月只有半年时间，国家第一祭祀活动“泰山封禅”大典进入了倒计时。

王钦若还被派往泰山所在地兖州做通判。

他到任的第一天，就下了官府公文：大典期间，附近州郡一应士庶禁止到泰山樵采，不能砍伐树木、捡拾柴禾，也不能摘取野果、采集药材。东封泰山的路上，更禁止官方樵采。并派出地方官员巡护齐州、泰山之路，禁止行人。

泰山，已经开始戒严。

但朝廷“爱惜民力”，规定：泰山之下的工役，不得随意调发；所有大典需要工役，只准许用泰山附近的兖州、郓州厢兵。皇上行宫所到之处，除了前殿、后殿，需要土木工程建设，其余配殿、庭院，一律用帷幕替代。东封所需要的金帛、刍粮，都由三司使按规定在市上采买。如果有特殊需要供应输送物资，一律从京师调运，不得“科率”，也即不得从地方摊派、聚敛。规定兖州庶民供应东封者，一律免除今年徭役，以及需要交纳的税赋。

必须修建的行宫，不得侵占民田；扈驾步兵、骑兵，如果有蹂践禾苗庄稼，一律由御史纠察。整个东封活动，御史所部形同“宪兵”。诏书说：如果有人敢于打着东封的旗号，狂妄地随意指定民舍林木，说建造什么行宫，开修什么道路，以及托名官司勒索地方市肆、假借人夫、车乘，并求索财物的人，一旦认定，即将这类官员押解到京师，听候处理。但车驾所到之处，需要的酒水则需要地方预先做好供应准备，以此免去转运的麻烦。

紧锣密鼓筹备封禅大典之际，朝廷不忘记安顿“天书”这桩“大事”。

自从丁谓告知真宗国库充盈，办这类事不在话下之后，真宗开始有了“侈心”。与王钦若等人一番商议后，决计建造一座超大规模的道观，专门用来贮存“天书”。于是下诏：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造昭应宫。皇城使刘承珪等人专门负责这件大事。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地上建筑工程开始了。

不久，曹州、济州的耆宿2200人，又千里迢迢从山东赶来阙下，请求车驾临幸本州。真宗对这类“民意”不好多说，除了召见慰劳之外，还有赏赐，但同时下诏，要各地州郡不要再组织此类活动到京。

但大典已经成为“国民行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类祭祀、神迹此起彼伏。京城宣化门外，有个军人病死，火葬后，发现他的骨殖仿佛成为一尊佛像模样，于是附近州郡很多人都来参拜施舍，史称“愚民竞趋视施财”。

龙图阁待制戚纶，应该是少数反对“封禅大典”也即反对“神道立教”的人物，但他感觉到人微言轻，无力中止这一场全宋疯癫，于是，给真宗上了一道奏章，先肯定“天人感应”的神迹，再请求将年初以来出现的各类“祥符”摹写记录，刻于金石之上，藏到太庙里，另外用“副本”向天下诏告。然后，话题一转，提出他的忧虑：古今流俗之人都有托名国家“嘉瑞”神迹，而生出“幻惑”，继而生出“狂谋”的事例，一般都会“诈凭神灵，或伪形土木，妄陈符命，广述休祥”，欺诈世人说神灵附体，或假传山林神祇，狂妄宣称得到天神特权任命，到处宣扬吉兆祥瑞。这样，就会“以人鬼之妖词，乱天书之真旨”。

戚纶的意思是：将这一场“神道设教”乱象，尽力控制在官方范围内，尽力不要煽惑成一场全民动员活动。

真宗接纳了他这个意见。

从宣化门外的“骨殖-佛像”案开始，朝廷下诏开封府，要禁止这类事蔓延。

后来，更下诏说：“州县庶民假托神异，营建寺庙，远近奔集，这事很有惑众之疑，应该加以禁止。”

并诏令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所有的宅邸，不得以五彩作为装饰，禁用罗锦制作幡旗装饰品，不得用缣帛制作假花等等。

但“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远在陕西兴元府（今属汉中）的戍守将军，也开始积极响应真宗“神道设教”的国家运动，他没有钱，就克扣军饷以及种种军用经费，但他并不中饱私囊，而是将这笔钱全部用来购置锦绣“以状戎容”，以此来让军容呈现雄壮面目，配合国家庆典。但士卒们不吃这一套，得不到应有的补给，于是相率“亡命为盗”。真宗一直到东封泰山大典之后，才知道这件事，于是下诏不得盘剥部下，盛为军装。

后来更有濮州的举人名叫郭垂，认为东封大事，庶民应该有所表示，资助国家做大事。于是带头募捐，总462人，献菽粟2千石、草料4万束。消息报道京师，真宗说：“这个意思虽然值得嘉奖，但如果接受这份捐赠，诸州就会效法，都来进贡，那反而成为一种麻烦。”于是下令按照超过市场的价格给了郭垂他们一个优厚的报酬，并诏谕京东诸州之民庶，不要再做这事。

此事不可小觑。

国家有事，庶民捐资，此之谓“助饷”。

顾炎武反对“助饷”。

他认为：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之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国家元首的治理之道，在于不要贪图百姓群臣的财产之利。如果能不贪图百姓群臣的财产之利，然后百姓群臣也会不贪图国家元首财产之利。

为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很有说服力的几个案例。

其中一个案例说：唐时有名门之后田伯强，要将祖传的宅子卖了，招兵买马，帮助朝廷讨伐吐蕃。宰相柳浑反对此举，认为“讨贼”之事，自有国家规划，哪能以此鼓励“侥幸之徒”！且田伯强这是在“毁弃义门”，鼓励这做法，就会“亏损风教”。因此，朝廷应给此人予责罚。皇上答应了柳浑丞相的奏请。

顾炎武评论道：唐代的德宗是一个好敛财的君主，还能够听从宰相的意见，不受田伯强的捐献，“后之人群可以思矣”。

大宋高宗建炎二年，那时正是金兵占据半壁江山之际，有湖州之民向朝廷献钱50万贯，用来抗金。但高宗赵构拒绝了这种“助饷”行为，给出的理由是：“国用稍集”，国家财政略略好转。并为此下一道诏书：“今后富民不许陈献。”

顾炎武赞誉这种行为，感叹道：“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欤！”唉，这大概就是宋王朝之所以还能在南渡之后继续存在的原因吧？

最初的“助饷”行为在西汉武帝时，那时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卜式。他要用自家一半的财产帮助大汉讨伐匈奴。但当时就有名臣公孙弘对武帝说：

“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这事是不近人情的举动。越出常规的臣民不能淳化天下而乱天下文明法度。希望陛下不要答应。汉武帝一开始是没有答应卜式的。

“助饷”行为最多的是大明王朝晚期。

国家以及忠臣，都因为用度不足而反求于民间。史可法守京师，军饷不支，于是传檄要富人“出财助国”。但顾炎武观察到：“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但是富民百姓最后还是不肯向国家输入私财，导致首都沦陷。这几乎就是孟子所谓“丢弃不顾而离开”的人，即使钱财再多又有什么助益呢？

与大明洪武、天启比，晚明确对民间私财有觊觎。

洪武时，有庶民耕地得到黄金，地方官将此献给朝廷，朱元璋说：“庶民得到的黄金，朕有啊！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不要。天启时，兵部主事詹以晋要求将一座废弃的灵鹫寺所存的田亩变价卖了，修建寺庙。当时在权阉魏忠贤把持下的天启帝，也不高兴这么做，认为这是“垂涎贱价，规夺寺业”，下诏，将詹以晋削籍为民。顾炎武评论道：“以权阉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他赞赏了天启帝的决定，认为这种决定几乎就是传说中的夏商周三代的正道遗存。

宋人苏洵有名篇《辩奸论》，文中有言：“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凡是做事行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恶大邪恶的。私有财产，按照人情，皆有保爱之心，以崇高名义捐赠，在信仰缺席、道义缺席条件下，应有他图。这是以“中庸之道”治理天下的邦国不鼓励的行为。支撑人间公序良俗的是“常道”，不是“险道”。公序良俗必在“常道”之下演绎。史上不乏以“险道”出奇而博名的案例，孔孟之道是不赞成的。从反对“助饷”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古来圣贤精神恪守“常道”的连贯性。

当然，在艰难时刻，“助饷”有其合理性。如辛亥之初，就需要更多民间资金完成民国大业。但在邦国正常运转之后，再经由国家动员，从民间聚敛钱财，是传统圣贤人物，如真宗赵恒、思想家顾炎武所不赞同的。

真宗还下了一道诏书：太祖、太宗两朝，诸路贡献的祥禽异兽，现在还都在皇家苑囿，有司要有个统计数字，报上来，等到封禅完毕，要将这些禽兽全部放归山林。

有司也即有关部门在原来拟定的程序基础上，又想到了一些细节，于是上书道：“这次东封巡守，按规定有‘燔柴告至之礼’，这事要皇上亲自来做；另外，到了泰山之下后，要燔柴告诉昊天上帝，这事要在圆坛举办。具体礼仪由有司负责，可以不必详列。车驾到了泰山后，要让太尉带着酒水、干肉、钱币、玉帛等礼器、祭品，预先到山下圆坛告至。车驾所过，地方的山川神、先帝神、名臣烈士之魂，数额太多，考虑到供祠不过来，除了著名的神祇外，一般都由地方州县致祭。各类神祇都以十里为计算单位，合并致祭。”真宗批准了这个建议。

祭神，有一种古礼，神坛上放几捆干草，举杯敬神后，这酒要洒向那些干草，视觉效果能感觉到祭酒瞬间不见，意思也就等于神享用了这些酒，史称“缩酒”。这种草名叫“青茅”，三棱，故也称“三脊茅”或“三棱草”。产于过去的楚国、越国，今天的江淮一带。古来中原祭祀，都要用青茅，表示可以征服楚越之地。现在大宋帝国已经奄有天下，不仅囊括楚、越，甚至收取岭南海表、巴蜀粤广，四围羁縻之地更不在少。宋师所能够到达的地方，比昔日汉唐自是不侔，但比西周、东周、南朝、五代，已经足够辽阔。于是，需要告至天地神祇，必用青茅。于是派出使节，到岳州（今属湖南），去采集“三脊茅”30束。但使者不认识这种草，还好岳州有耆宿董皓认识。为了表彰这位认识“三脊茅”的老人家，朝廷特意授给他一个岳州助教的职务职称，另外赐给他一束帛。

过去战时，临行，往往要颁发给士卒们几尺锦缎，或缠臂，或裹头，捯饬起来，盛容出征。这次，殿前司、侍卫司认为，祭祀天地，比战时更须盛容，就联合上书，要求给东封的扈驾诸军颁发新的锦缎。真宗虽然知道“大计有余”，国库里不缺这点布帛，但他还是很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老地主作派，能节俭就节俭。于是，回复他们说：

“过去出征打仗，才给这种服饰，现在封禅行礼，不需要军人盛装。如果旧的锦缎都换下来，那费用就太大了，不许。”

为了节省费用，事先，真宗借考察安顿之机，派出王钦若走曹州、单县的南路、赵安仁走濮州、郓县的北路，同赴泰山，来计算两路用工的繁简。二人回来后一合计：南路虽然比较近，但很多设施不全，用工要多；北路因为有邮传驿站，设施较全，用工要省。真宗选择了北路。

进入五月以来，王钦若上奏，说泰山发现“醴泉”。过了没几天，又说锡山发现苍龙。

公元1008年，大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中原“祥瑞”不断。

不久，王钦若将泰山醴泉水装了几大瓮运送到京师。这是神赐的吉祥而又甘甜的泉水，真宗不忍独享，分给文武百官品尝。

王钦若发现的灵应神迹陆续报来。

他向朝廷汇报，说泰山每天都会生出灵芝，军民争着去采集来献。他希望朝廷能酌量给予钱帛奖赏。真宗对王钦若已经几乎言听计从，答应了。

后来，王钦若在东封大典之前回到京师时，带来灵芝8139株。

他还向真宗汇报说：“臣自从到东岳泰山，曾有一次做梦，梦到神人让我增筑一座庙亭。后来这个梦再次出现，跟前梦一个样。而且神人还指示方位让我记住。近来因为督查工程，到一个‘威雄将军祠’，看到神像、祠庙所在地，都与臣的梦境吻合。现在请求用工程节余下来的款项在这个祠庙增筑一座庙亭。”

真宗也答应了他。

朝廷后来派出的中使从兖州回到京师，奏报皇上说：泰山一直有很多老虎，自从“封禅”准备工作以来，虽然还是能够看到老虎，但是从未伤人，而且排着队伍走入附近的徂徕山去了，群众都感到很奇异。

真宗下诏，要远在兖州的王钦若就此事向泰山祠祭祀致谢，但仍然禁止当地民庶伤捕老虎。

后来，王钦若还报告，说在修“圜台”、“燎台”时，修路、平整土地，从开始兴役到完工，居然没有发现一只蝼蚁等虫豸，也即没有伤生。

真宗也下诏：继续向泰山祠致祭，感谢泰山神。

想想各地“灵异”事件，真宗也高兴，但似乎还不算完美，就对王旦说：

“自从泰山醴泉出现，朕即开始遍问泰山地方神祠，有人说有个王母池。朕想想，凡是有了灵迹，都会做法事祭告，现在只缺王母池的灵迹了。”

于是派遣中使前往泰山王母池致告。中使开始准备，用了几天时间，还没有出发，王钦若的奏章到了，说王母池的水，变成了紫色。一查王钦若的奏章发出时间，正是真宗派遣中使的第二天时间。

王旦来奏贺：

“灵迹符瑞响应得如此之快，实在是皇上至诚所能感应的缘故啊！”

有关部门根据官员提出的意见，开始详细制定封禅“仪注”，也即大典之际的举动法式、规章制度、仪礼程序，以及进退俯仰、登降折旋的种种规矩。

泰山上的主祭祀场所，也即“圜台”，直径为5丈，高为9尺（意涵“九五之尊”）。“圜台”四周要有“陛”也即台阶，台阶上面要装饰青色。四面的台阶迎面位置，按照“东南西北中”配“青赤白黑黄”之“方色”处理。四面要有“壝”（音围）也即矮墙；“壝”宽度为1丈，还要用青色的绳子围绕三周。

“燎坛”，也即“燔柴”之所，在“圜台”的东南方向，方1丈，高1丈2尺，上方正南，洞开一门，6尺见方。

山下社首山，设“封祀坛”，祭祀318位神祇。这是“禅地”所在，设皇地祇也即后土神正座，太祖、太宗配座，祭祀五方帝、日月神、神州各类自然神，“从祀”的也在内，总737位神祇。坛4层，12个台阶，阶面用玄色装饰，迎面也按“方色”处理。整个形制与郊祀相仿佛。周遭设3面“壝”。

山下“燎坛”形制一如山上。

山上，主要祭祀昊天大帝和太祖太宗；山下，主要祭祀地祇和五方帝；太祖、太宗都在配座。

大典主场所的“壬”地，“壝”之内，设计一个藏埋礼器的“瘗坎”。

“封天”要用“玉牒”“玉册”。

用玉做成祭祀天帝的“玉牒”，每一枚玉简长1尺2寸，宽5寸，厚1寸。“玉牒”上刻字，用黄金填实；再将每一枚玉简用金绳连缀起来。由于黄金脆而难用，故用金粉涂在绳子上替代纯金之绳。

还要用玉做成祭祀天帝的“玉册”，每1枚玉简长1尺2寸，宽1寸2分，厚3分。玉简的数量则根据文字多少而定。

正座、配座，祭祀时用6副“玉牒”“玉册”，各一式三份，统由玉简组成。正座，祭祀昊天上帝的“玉牒”“玉册”各一份，礼毕，要分别放入“玉柜”。配座，祭祀太祖太宗的“玉牒”“玉册”，同样内容，各两份，总4份，相当于是祭祀文的“副本”。礼毕，要将“副本”带回京师，放入金匮，置于太庙。

“玉柜”形制，长1尺3寸，刚好放入“玉牒”、“玉册”。

“玉柜”外有“玉检”“玉检”的长度同“玉柜”一样，厚2寸、宽5寸，连同“玉柜”，用“金绳”缠绕5周。在应当缠绕“金绳”的地方，刻出5道凹痕，让“金绳”卧进，再用“封泥”涂封。

“封泥”，由金粉和乳香混合制成。

涂封之处，用“受命宝”，也即封禅大典皇帝专用印玺，钤印封存。用于钤印的地方，要刻出2分深的凹穴。

“玉柜”完成后，放入“石䃭”之内。

“石䃭”用两块5尺见方的大石制成，每块大石厚一尺，凿空中间部分，其大小刚好可以放入“玉柜”。

“石䃭”之上，有“石检”，放“石检”的地方，刻出7寸深的凹痕，宽1尺；南北侧各放3条“检”，东西侧放2条，距离四角都是7寸。总10条“检”，均为3尺长、1尺宽、7寸厚，放入“石䃭”的预制凹痕中。“石䃭”也用“金绳”缠绕，缠绕处也刻出凹痕，让“金绳”卧进。每条“金绳”都缠绕5周。“金绳”的直径为3分。也用“封泥”封住。“封泥”，由石末和“方色”之土混合制成。因为“金绳”缠绕后，在“东南西北中”五面，故选配“青赤白黑黄”五色土做“封泥”。

“石䃭”之上的接缝处，也有“封印”，预先刻出2寸深凹穴，可以放置“印宝”。“印宝”有小石盖。“印宝”由黄金铸造，4个字：“天下同文”，形制如同皇帝平时所用的印玺。

“玉柜”用一方印，“石䃭”用一方印；两方钤印所用印玺，都是实物制作。印痕皆据实物摹写、翻刻。大典之际，当有“钤印”仪式；大典结束，两个实物印玺要带回京师，奉置于太庙“本室”，也即真宗未来的祭室。

“石䃭”放入“瘗坎”之中。

距离“石䃭”12分、距离四角都是2尺、厚1尺、长1丈，做一斜行外射的行道。与“石䃭”相对应，分为上下两层填土。填土，也按“方色”处理。封土圆形，圜封“石䃭”，顶上直径为1丈2尺，底面直径为3丈6尺。

“金匮”形制略似“玉柜”。

“禅地”也有“玉牒”“玉册”，规制应如“封天”。但我在封禅大典的记录中，只看到了“玉册”，没有看到“玉牒”。

“禅地”在社首山。山上有“社首坛”。此地是泰山的附属神山。“封禅”，“封”为祭天，在泰山顶；“禅”为祭地，就在社首山。地祇乃是后土神。1951年，中国大陆推行唯物主义，于是在社首山堕山取石，从此世上已无社首山，仅存遗址。

昔日唐玄宗祭祀地祇在社首山。大宋太平兴国年间，曾有人在此地得到唐玄宗用过的玉册、苍璧（青玉），真宗也诏令制作“石䃭”“玉柜”，将唐玄宗时代的遗物，继续埋在这里。还在此地建造8角祭坛，3层，每层高4尺，上宽16步。有8面台阶，上层台阶长8尺，中层长1丈，下层长1丈2尺。有3道围墙4扇门。真宗“禅地”也在这里。

整个工程由直史馆刘锴、内侍张承素负责主祭场所的“圜台”和“石䃭”封护；直集贤院宋皋、内侍郝兆信负责唐玄宗时的“社首坛”和“石䃭”封护。

真宗同意了这个“仪注”，并下诏，要王旦、冯拯、赵安仁等分别撰述上述“玉牒”“玉册”的文字。真宗还特别晓谕起草的大臣说：“向天帝吁请的文字主要就是两条：第一，感谢天降天书和各种符瑞；第二，大宋皇帝为民祈福。”“感恩神祇”“为民祈福”成为“封禅大典”的总诉求、基本主题。

有司再上一个有关“仪注”的规划：

泰山上下十几里路，大典当天，仪仗队伍将列满山路。皇上登山“封禅”那天，为了使山上、山下同一时刻行礼，山上“圜台”要设立“黄麾仗”，是为一种迤逦排开的仪仗队伍；山下祭坛设“爟火”，就是据说有祓除不祥功能的火炬。将要行礼时，“爟火”开始点燃，从山脚一直排列到山上。又特制一种“漆牌”，派遣“黄麾仗”队伍中人依次传付山下。“漆牌”到了山下，公卿就位，皇帝开始站到“圜台”的位下，目视“燎坛”开始“燔柴”。执事即将柴火点燃。燃烧中，山上传呼“万岁”。燃毕，皇上走还行在座次，解严。

然后再传呼到山下，一众祭祀官员开始退下。

社首山，也设置“爟火”3处。

真宗也批准了这个建议。

但这个建议开始时没有设计“漆牌”，一律以山上山下传呼为节制。真宗认为神祇需要庄静，于是将“传呼”改为“漆牌”，直到礼成，才开始传呼。但是又担心“漆牌”不能即时传到，时刻有差，于是派遣司天官员在山上、山下设置计时的漏壶和日晷，两相校订，再于坛侧击敲木版呼应。又从南天门的山顶到山下的岱庙，几个重要节点，设置长竿高举灯笼下照，以此传递信息，使一路各处执事不至于误了时刻。

山下往山上，一路临时设置门栏，不是封禅工作人员不能进门上山。

皇帝乘御辇，有司考虑安全问题，拟重新制作一种利于登山的“天平辇”。真宗看到报告，担心这个辇太过于沉重，会使抬辇人辛劳费力，令裁减规模。有司认为登山过于险峻，怕辇不坚固，不安全。真宗说：“登山路上，只要稍稍艰难，朕即下辇步行。”同时下诏，各类日用制作，都要在形制上限制规模，不必贪大。史称“小其制”。

最后这个“天平辇”比原来规制减去了7百多斤。下诏以后就常用这个辇乘。又说：因为没有诏旨规定，所以这个辇的坐褥，用了金绣作为装饰。那就不变了，还用这个，等到用旧了，改造，就用素的罗代替，不再用金绣。

契丹方面也有动静。河东转运司报告说：侦查报告，契丹在点集兵马，边民有些恐惧，期望朝廷能在边境增兵。

真宗说：“近来朕也听说，北面报告契丹听说国家东封泰山，调发兵马、辇运粮草，因此担心我们实际上会讨伐他们。于是契丹率众坚壁清野，并以打猎为名，到边境巡逻。但朝廷自从与他们修好，并没有仇恨裂痕，如果听说他们惊疑自扰，就马上增兵防卫，他们就会更加猜虑。”于是下诏：边臣一如往常之时，“无得生事”。

但兵形无常，国家安全，不得不加意留心。于是，按照臣下建议，封禅路上一些重要州郡，可以临时增兵，强化安全措施。车驾巡幸泰山，京东、京西、淮南诸路，地当冲要之处，也需要临时增兵屯驻。且命令殿前司、马步司等诸司使以下官员为冲要之处的驻泊都监。又因为泰山之北有大路直抵齐州（今山东济南），为防备北部可能的骑兵突袭之威胁，特命内殿重班刘文质为齐州驻泊都监兼都巡检，增强泰山北部的警卫。

增兵屯驻之地，由地方长吏安排犒设，赐给军士緡钱和酒水。

“封禅”未行，关于仪仗的规格问题，就多次被讨论。真宗已经下诏说到“惟有祀事丰洁，余从简约”的敕令，但还是多次有人提出要提高规格。

有关部门（史称“有司”）请求依照大唐封禅体例，皇帝告庙后出京，到泰山、社首山从事大典，都用“法驾”。

汉以来，天子车驾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别。

“大驾”是皇帝出行的最高规格，配套“卤簿”仪仗，相当繁杂，以至于专职此事的礼部官员，也需要查勘图文，才能复验。一般南郊大典需用“大驾”。宋太宗时，为了方便随驾官员彩排，特意命人绘制了3副《卤簿图》，藏于秘阁，出行前，供有司查看。宋仁宗时，曾编写《卤簿图记》，用了10卷的篇幅。根据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卤簿图》（非太宗时代，应该是仁宗之后的年代成图）看，这个“大驾”仪仗有官兵5千4百多，马匹2千8百多，此外还有大象、黄牛等数十头；乐器达到1千7百件，兵仗旗罗伞盖之类1千5百件以上，各类舆服堪称惊艳。

“法驾”规制略小于“大驾”。这是“多事”官员估计到真宗不听劝谏，且降一个规格，以此早做准备。按说，泰山封禅，理应高于南郊祭祀，但真宗还是坚持原来的规定：只有现场祭祀的具体事宜可以丰盛、洁净，其余事，一律从简。于是，他没有接受“有司”的建议，既不使用“大驾”，也不使用“法驾”，坚持使用最低规格的“小驾”。朝臣拗不过皇上，于是袭用“小驾”规格准备，但因为“小驾”这个名称似乎不雅，于是改为“銮驾”。所以，真宗“封禅”乃是“銮驾出行”。

但是即使是“小驾”或“銮驾”，也有麻烦的地方。

“銮驾”所用的“金玉輅”，是祭祀当天要用的车辇，应该在十月之前，先行运抵泰山。这车辇高2丈3尺，宽1丈3尺。这个尺寸，可以出入京师大门，但由京师到兖州乾封县，所经城门都有障碍。如果按规格运抵，就要对这些城门建筑做“拆改”。那样，动静会相当大。

负责的官员赵安仁很头痛，他将球踢给了皇上。

皇上批示说：

“如果这样，那就烦劳很多人了。銮驾可在城外走过，但遇到有坟墓的地方要避开。”

另外下诏：路上的行宫，只用已经有的旧屋，加以粉刷，不必另外建造。

诸州按照“东南西北中”方位贡献的祭品，都要在十月之前汇集到泰山下。

真宗还在龙图阁召见王旦等人，拿出礼官制定好的《封禅图》给他们看。并且说：“过去，郊祀时，因为是对天地神祇和祖宗神的‘合祭，所以至高神，昊天上帝并没有在正座位上。现在封禅，祭祀天帝，昊天上帝理当坐在‘子位’；《大中祥符》天书放在东侧；太祖、太宗神位要偏向西北，以此向上帝申明祖宗恭敬侍奉上帝的心意。”

重要祭祀中，都有祖宗神陪祭。太祖、太宗神位在“封禅大典”中，不居于正位。昊天上帝，乃是封禅的主神，所以坐在“子位”。“子位”，按照“后天八卦”说法，就是位于正北方向“坎”位的正座。

《大中祥符》天书出京时，一直到泰山之下，要有日用道家门的“威仪”，也即懂得道家法仪的道士，1百人礼送；路上护送者为30人。

有司又设定：天书出京之日，要制作崭新的案几、褥垫，放到玉輅车中。要有仪仗导从，750人为前后“鼓吹”；中使2人夹侍天书左右，还要继续任命官员充任专使。真宗接受了这一意见，随后任命宰辅王旦为“天书仪仗使”（又称“天书仪卫使”），王钦若、赵安仁为“副使”，丁谓为“扶侍使”，蓝继宗为“扶侍都监”。有司申请的“夹侍天书”侍者为入内高品周怀政、皇甫继明。

有司又言：“平时皇帝告庙，按照礼制，出乘玉輅，归乘金輅。但是这次因为要奉安天书，用玉輅，所以，皇帝赴太庙，往来都要乘金輅。”

真宗同意。并告知各地：车驾离京到封禅之前，不举乐；经历各州县不得以声伎也即舞乐队伍来迎接。

到了六月“封禅仪注”已经详细拟定出来，真宗认真浏览一遍说：

“这个仪注已经废掉很久了。如果不是这次典礼，哪能做到尽善尽美。”

他亲手注明19个细节还需要请5位专使进一步讨论，确定后施行。最后，在官员具体参与的人数上也做了规定。真宗认为泰山是神山，需要清洁，命祭祀官员减少了人数，有些具体工作可以兼做；有些家中有丧事、还在服丧期间的官员，不要参与了。这样，统计下来，内侍诸司官，除了宿卫扈从之外，直接登山者只有24个人，诸司执掌者93人。

如此大事，又有军队从行，恐怕契丹不察，妄生猜虑，因此有必要向“盟国”通报一声。于是派出都官员外郎孙奭，带着礼物到契丹境上，告诉他们“将有事于泰山”。

不久，契丹回报道：“中国自行大礼，何必麻烦告谕？所赠礼物，担心有违当初的誓文，不敢随便接受。”

真宗说：“异域之人，能够经常恪守信誓，实在值得嘉赏啊！”

真宗有一个自备的“记事簿”，亲自书写要做的大小事情。“封禅”启动以来，更是尽量多做“好事”，以此报答“天恩”。

“好事”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清静无为。

有一天，他拿出“记事簿”对辅臣说：“宫禁之内，与历朝比，人数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是有人在‘幽闭’之中，很是令人同情。昨天已经令人选了120人，给了她们丰厚的钱帛，遣回家去了。这也是‘节用’的一个方向。朕正在崇尚清静以治天下的道理，以此符合《大中祥符》的书训啊。”

不久，又亲自在崇政殿“录囚”，将御史台、三司、开封府、殿前侍卫司四处所抓捕的囚犯带上来，一个个了解详情，尽量给予赦免或减罪。古时有五刑，最重的是死刑，其次为流刑（发配远方）、徒刑（苦役）、杖刑（打板子）、笞刑（小木条打）。真宗给这批囚犯的“恩典”是：“流刑”以下递减一等，也即“流刑”改为“徒刑”，“徒刑”改为“杖刑”，“杖刑”改为“笞刑”；而原来的“笞刑”则免刑释放。

各地有饥馑灾荒之事报来，当即下诏赈灾，或发国库粮贱卖救济。

为了纪念“大中祥符”的改元，朝廷还发行了“纪念币”，命为“祥符元宝”，这4个字，由真宗御书。铸币完成后，还赐给了部分辅臣作纪念。

有司详细拟定“仪注”时，不忘记前代“封禅”帝王和地方神，又上章提出：正式大典前7天，请派遣官员分别祭祀“天齐渊”湖泊等8位地方自然神，“天齐渊”位于临淄境内，当初秦皇、汉武泰山“封禅”时，都曾在此祭奠。有司还主张分别祭祀“云云”等5位山神，“云云”山在泰安境内，也是当初帝王“封禅”祭奠过的地方。有司又建议：正式大典前一天，用隆重的“太牢”礼祭祀泰山神、“少牢”礼祭祀社首山。所谓“太牢”，指祭祀用牛、羊、豕三牲全备；“少牢”，可以少一牲牛。因为所用牺牲祭祀前都要在“牢”中饲养，故称之为“牢”。“少牢”规格低于“太牢”。

真宗对“天书”的“趣味”不减，像个游戏中的孩童，乐此不疲。此前，五月，他曾再次梦到神人，告诉他说六月上旬会继续在泰山赐给“天书”。于是，真宗秘密地告诉兖州的王钦若。

果然，到了日子，王钦若来了奏章报告说：

“六月甲午这一天，有个叫董祚的木工，在醴泉亭的北面，看到草地上有黄色的布帛飘带，上面有字不能辨识，就告诉了皇城使王居正。王居正亲自去查看，发现黄帛上有皇帝的名字，当即飞马驰告钦若。钦若等人当即将黄帛‘天书’取来，并在发现‘天书’的地方建造道场。第二天，跪拜中使，让他捧着回京师，献给陛下。”

真宗赶紧召王旦，通知这一大事，打算亲自出城迎接“天书”。

于是，王旦为“导卫使”，与原来任命的“扶侍使”以下官员都准备仪仗，到含芳园的西门去奉迎天书。虽然有雨，但一切顺利，群臣都来到含芳园，迎的迎，导的导，将“天书”恭敬地请到大殿。

含芳园，乃是北宋四大苑囿之一。另外3个是琼林苑、宜春苑、玉津园。含芳园初名北园，太平兴国二年，改名含芳园；但在大中祥符三年，又改称瑞圣园。这是一处景观特别漂亮的皇家园林，在汴梁东。

一天吃斋后，转天，备銮驾出，面北，正式拜迎“天书”。导卫、扶侍使从殿上将“天书”捧到圣上面前，圣上再拜授陈尧叟跪读。“天书”文字为：

“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赐尔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

你赵恒很崇敬孝顺侍奉我，为万民祈福。我特意赐给你各种祥瑞，让黎民百姓都知道。我这话你要秘密守住，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祝大宋国运延至久远，你也能有个很长的寿命。

这时，淅沥密雨顿时转晴，遥望天际，景色澄澈而辽阔，禁苑中，有五色云出现。读罢“天书”，有一种神秘的“黄气”形状如一只凤凰停在殿上。使臣向百官出示“天书”，再一次捧着升殿。用酒祭祀完毕后，真宗先退。而后，王旦带领诸臣再到朝元殿，真宗从里面迎接诸臣。

在这个夏季，群臣认为真宗皇帝功高，于是5次上表要给圣上加尊号，真宗答应下来，所以，此时的真宗皇帝全称是：“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

说话间进入了初秋农历七月。有司不断有各种“仪注”改进意见提出，真宗均一一答复，认为合理的就“从之”“奏可”，不合理的就提出自己意见，要求整改、完善。有些问题，甚至需要真宗亲自去调动资源解决。

那个玉牒、玉册的制作就遇到了麻烦。

这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封禅”礼器。

但玉制器是个慢工，手工操作时，因为质料坚硬、纹饰复杂，比铁杵磨针功夫几乎不差。所以礼部将工作交给玉工时，玉工反复掂掇、实验，最后告知：半年内完成七件玉牒、玉册，不可能。

宰相王旦早知道这件“大事”不过是一场庄严的游戏，于是不经意间暴露了他的“率意”，也即没有将“庄严”的“角色规定”坚持到底。他向皇上建议：“既然玉工无法完工，那么就用别的类似于玉的东西代替，譬如，珉石就不错，可以直接从阶州（今属甘肃陇南）采进。这东西雕刻起来就容易多了。可以加快进度。”

皇上一听就不高兴。大戏还没有收场，就这样掉以轻心，真是应了那句话：糊弄鬼神。于是很严肃地对大臣说：“阶州产的珉石，都属于‘珷玞’之类！拿这种东西冒充真玉来祭祀敬奉天地神祇，对于大礼来说，是可以的吗？嗯？”

严格说，真宗、宰辅在本案中，各有道理，但就“游戏”本质言，按照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的意见，则真宗似更在理，王旦属于“游戏规则的破坏者”，是在“搅局”，而真宗，则坚持了“游戏规则”不可变更。既然进入这个“游戏”，“规则”就是控制进程，使之合理、文明的大宪章。“搅局”，是对“游戏”给定的合理性和文明的背离。

“珷玞”、“珉石”，都是似玉不是玉的石头，用它们来替代美玉，即为造假。这个活儿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但是一直遭遇圣贤人物反对。战国时，西门豹按照魏文侯命令出任地方官，魏文侯对他有期待，希望他能明辨是非。魏文侯说：“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很多事情总是似是而非的；莠草，在它还是幼苗时很象禾苗，黧牛，它的毛色就象老虎，白骨，疑似象牙，珷玞，好似玉石。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啊！”唐人有诗言：“荆璞且深藏，珉石方如雪。”美玉在石头包裹中深藏于大山之中，珉石却因为白得像雪一样而为世人所欣赏。宋人有笔记记录，忠州（今属重庆）那地方出产玉石，外地舟船到了忠州，当地人拿着玉石来出售，但都是珷玞。

鱼目混珠是一种悖德行为，真宗反对这么做事。

但就政治本身之运作而言，王旦在理。“天书”本身就是“造假”。真宗已经造假在先，我王旦造假在后，又有何不可？且如此造假，还能在“游戏”中节约成本，令“游戏”流畅运作，难道不也是可以的吗？

真宗不同意。此事可以考见真宗在一本正经的姿态背后，事实上内心有着难言的巨大压力。“游戏”至此，必须扮演到底；所有“规则”，不得破坏。否则，一旦穿帮，被大宋士庶讥笑事小，被契丹士庶讥笑事大——那样，和议之后的和平就会处于不可测的危险之中。所以，真宗必须为此负起比王旦大得多的责任，一点一毫也不敢掉以轻心。王钦若、丁谓之所以得到真宗信任，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俩在以贴心贴肺的知己感觉，将一生的荣辱押出去，在鼎力支持真宗造假，以此换取契丹的敬畏，试图令契丹不敢觊觎大宋，从此保持和议的长久。

但是这事怎么办？玉匠们是完不成这个事了。真宗于是令中使去所有的玉匠中去调查，看看有谁手快，可以争在十月之前完工。

不料这一调查，竟爆出一个陈年好消息。一个名叫赵荣的玉匠说：“太平兴国年间，也曾经要做东封大典。那时节，太宗令玉匠用美玉做牒册，一年多才完工。就藏在崇政殿的仓库中。”

急忙去翻查，果然找到了这批旧物，正好用！

真宗高兴地说：“这是先帝早有‘圣谟’，了不起的规划啊，这是垂赐给我这个渺小的君王来用啊！”

于是，将先帝旧物拿来出示给辅臣们看。这时王旦正好在中书值班，不在朝堂，真宗就让中使到宰相办公室去告知王旦。

负责“圜台”和“石䃭”建设的直史馆刘锴、内侍张承素等人，已经设计好了图纸，“圜台”上的“石䃭”是个重要礼器，刘锴等人带着图纸、模型来请真宗定夺。真宗知道后，起床，换了素净的袍子出来，认真审查，通过。

真宗闲时，也有细节考虑。泰山作为神山，是不能轻易伤动木石的。于是下一道诏令：如果升山有大石头难于逾越，就筑土填平，或转弯迂回而过；如果有大树挡道，就用财帛包裹树干，不要伤动。

当时孔子46世孙孔圣祐，作为圣人之后，东封大典，似应该参加，但他只有十几岁，朝廷赐同学究出身，不属于朝廷命官。于是，真宗就问王旦：“封祀之日，孔圣祐是否可以陪位参加？”王旦说：“孔圣祐只不过‘赐’了一个‘同学究’出身，没有得到官员命服，按礼，难于班在大典序列。”真宗于是特别赏赐孔圣祐“服绿”，也即可以穿上六品或七品官员的绿色朝服，跟随京官陪位参加东封大典。

根据各地报上来的不文明行为，真宗又下诏：京城寺院，禁止道俗光膀子、四仰八叉，不遵律法坐卧；僧尼们要谨饬修洁，不得破戒。

有个内侍名叫邓文庆，在监督泰山道场施工时，在制置使席上，言辞轻率，不够庄重，皇上特意下诏：勒令停职。制置使，是朝廷临时派出的统管官员。

判太常礼院，大儒杜镐，在大典临近，特别紧张的时刻，也许更加紧张，居然将九宫神位的祭玉位置搞错，也被真宗罚了一个月的俸禄。

只有一个御史中丞王嗣宗，当班时，“失仪”，不够检点。他知道违背了真宗要求官员“谨饬”的规定，就来自首，承认错误。真宗责备了他，说：“纠察他人的御史宪官，应当懂得谨守礼法！”但知道此人性格一向较为粗鲁，没有给他更多处罚。

殿中侍御史赵湘上书说：“过去在含芳园迎奉‘天书’的那天，街上曾布置黄土为驰道，用横木为栏杆，是为了担心有人践踏。但是群臣往来，前驱导引往往将栏杆去掉，在驰道上行马。每次遇到輅马大车，这些官员们也不听传呼，就在驰道上分路而过，这都不是人臣之礼。但现在驰道设计，如果完全依照古制，不许他人践履，恐怕京师人口繁多，车马浩穰，也容易造成交通堵塞。请从此规定：自今开始，凡遇到大型典礼，有司在天子专用驰道布置黄土，群臣不得在上行马；导驾者不在此限。群臣彩排、阅习时，輅马大车不得冲过道路，但可以在驰道两侧行马。违者御史台要纠察举奏。”真宗同意了这个意见。

详细制定“仪注”的官员，开始组团到泰山“圜台”附近的都亭驿，去多次彩排“封禅”的仪式。

兖州王钦若报来消息：山上的道路、祭祀的坛台、行宫御幄，都已经准备完工，就绪。真宗对辅臣说：“每次有泰山来的使者，朕必首先询问役作的劳苦。使者都说泰山景色异常，众人都乐于在泰山做成大事。”王旦等人因此就来称颂“圣德”。真宗又谦虚地说：

“这真是上天护佑、祖宗积德所致，朕，何足以当之。”

眼看到了深秋九月，距离十月大典只有一个月时间了。真宗下诏：文武官员生病的，年老的，都要留在京师。又将各地献来的吉祥物，如灵芝、嘉禾、瑞木等，都陈列在“天书”的辇前。到太庙告知大典时日时，又将吉祥物陈列于祖宗牌位所在的堂室。召兵部侍郎，西京留守，老臣向敏中到京师，为权东京留守，即日赴内廷起居，熟悉工作。

京师气氛在喜庆中，似乎开始紧张。祭祀天地，要有祖宗“配享”，个中的仪式自有法典，但真宗孝心发自天性，大典在即，他对此事容易动感情。

皇城使刘承珪到崇政殿进献新制作的“天书”法物，当天有14只仙鹤在殿前飞翔。其中有两只仙鹤在“天书”所在的辇上飞舞而过，正好与真宗的座位相对。时任“天书扶侍使”的丁谓来奏，说：“双鹤度天书辇，飞舞良久。”

当天，真宗没有说话，第二天，真宗回顾丁谓道：

“昨天看到仙鹤，不过在天书的辇上一飞而过，如果说‘飞舞良久’，文采是有文采，恐怕不是实录。爱卿应当将这个奏章改一下。”

丁谓再拜道：“陛下以至诚奉天，以不欺临下。纠正臣的这几个字，所关系到的大体实在很深刻。皇帝的深谋密勿之处，莫大于此。恳望将此事记录到《时政记》中。”

真宗不说话，但俯首答允。他可能还在想着“配享”的仪式。

按照日程，要在东封出京之前，告庙。告庙前要斋戒。

当天，将“天书”捧到朝元殿，真宗在大殿的后阁住宿，开始斋戒。

九月甲子日，扶侍使等人奉“天书”升玉輅，赴太庙南城门内幄殿。随后，真宗车驾到了，进入幄殿酌酒祭献，奠告六室列祖。到了太祖、太宗的庙室，特意告知“严配”，也即祭祀神祇以祖宗“配享”的仪式，说话时，动了感情，忍不住，哽咽号啕，涕泗交下。连左右的执事都受到感动。

几天后，又到生父太宗的独立牌位启圣院去朝拜，再向父皇之灵告行。

大典所用的醴酒，早就开始酿造，此时，令有司选择精良器用，到时进用。真宗一个个亲自题检封存，交付有司。

癸酉日，诏文武官员奉使到兖州，在登山行列中的，都要穿着公服，王钦若要负责这件事。

随后，步军都虞侯郑诚率部先赴泰山。

甲戌日，命诸司副使一人检察大典时，诸坛所用的牲牢、祭器等，如有不恭敬其事的，一律获罪，即使将来遇到大赦也不赦免。

同日下诏：“诸司奉祀升山之人，由朝廷配给衣服，到了祭祀之日，须沐浴后穿戴。从官、卫士，到了郓州之后，就要开始禁荤，食素。公私所有的羊、豕等，不得带到泰山之下。”

己卯日，以签署枢密院事马知节，为行宫都部署。

同日，诏给事中张秉、左正言知制诰王曾，负责接待所经州县，父老诣行在者；一律送到閤门引对，赐给酒食。各州县所有的禁囚，要开具所犯事由向行在汇报。

辛巳日，诏外州的军士，因为大典而到京服役者，等待大典结束，要赐给锦袍后，遣回。

壬午日，开始给所有升山的行事官和扈从卫士发放钉鞋，这是因为秋冬之际，山路险滑，预为防备。

乙酉日，真宗在崇政殿亲自参加大典的演习，等于彩排一遍过程。

过去，都是礼官反复演练，所谓“职在有司”，大典成功与否，主要职责在有关部门，从未有过帝王参加演练的故实。但真宗为了表示对天地神祇和列祖列宗的恭敬之心，不怕辛劳，坚持参加这个活动。

演练之后，真宗发现了程序上的几个问题，还提出来与礼官商榷。礼官做了解释，真宗听从了礼官的意见。

到了冬初十月戊子朔这一天，车驾即将出京，真宗对王旦等人说：

“朕以封禅非常祀，自今日素膳。”朕认为封禅不是平常的祭祀，从今天开始，朕将素食。

王旦等人说：“陛下即将冒着寒冻东行，要走好几天的路程。需要养护身体，现在素食，恐怕不合适。”于是多次上表要求皇上不能断荤，但最终还是没有答应臣下的请求。真宗开始在出行几天前食素。

大驾东封之前，除了各种准备工作之外，有三件事很让真宗高兴。

第一件事。

远在西南的黔州，地方官来报，说溪洞的磨嵯蛮、洛浦蛮首领龚行满等人，率领族人2300人“归顺”大宋。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但其辖境却相当大，今湖南沅水、澧水，湖北清江、重庆黔江诸流域，都在其范围内，甚至跨着贵州东北的一部分。此地行政历来有变化，但地广人稀，“蛮族”众多，长时期来不接受“王化”。溪洞的几个蛮族，甚至从唐代以来，就没有向中原“归顺”，现在他们却主动承认大宋宗主国地位，这是“修德以来远人”的实在案例。

真宗高兴。

第二件事。

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奏来表章，请求跟从东封。寇准是一向反对“神道设教”的，因此也反对“天书”、反对“封禅”的，当朝这么重要的人物，前宰相，姿态一变，证明了“神道设教”的合法性更为巩固。

真宗高兴。

第三件事。

以权三司使事丁谓为行在三司使。丁谓乃是天下“鬼才”，对国家财政似乎有一种天才的管理能力。由他负责三司工作，可谓得人。当初鼓励真宗大搞“神道设教”，不要担心财务问题，说“大计有余”的，就是丁谓。

东封前，丁谓还做了另一个载入史册的重要贡献。他创意设计了一个崭新的金融机构：“随驾使钱头子司”。

所谓“头子”就是“凭证”。封禅活动，随从的士卒、役工，很多都要当天结算酬金、奖赏。那时都用金属币，大典要进行几十天，携带不便，于是开始实行记账制度，该给钱的时候，暂时不给，只给“头子”也即“凭证”，上面标明酬赏数目，指定支取的地点机构。至于支取时间，则由泰山传回京师信息之后。那时节，应该每天都有信息传到京师留守诸处。这时，士卒、役工在京的家属，可以到指定机构去问询，如果泰山那边得到酬赏了，所在机构就马上支付。

这“头子”就等于是一种远程支票性质的有价证券，而且支取者，不必是本人；而东封，也不必带着沉甸甸的铜钱，留在汴梁即可。

开始时，真宗还疑心这个方法合适不合适，曾经要殿前都指挥使曹璨调查一下诸军士卒，如此是否可行。士卒都说：

“随驾能得到酬赏，但是带着这些钱难以参与大典。我们的骨肉都留在京师大营，能够得到酬赏帮衬家用，圣恩太厚啦！”

于是真宗同意了这个做法。大典期间，车驾往还京师与泰山之间，信息很快两地输送，有了酬赏，即向士卒、役工家属支付，从未有过缺付。

真宗高兴。

冬十月辛卯日，凌晨，銮驾开始东行。真宗带着愉快的心情走出宫来。

有司来报，说昨晚天象甚佳：五星“顺行同色”。

有司夜里就已经将“天书”的仪仗位设在了乾元门，小心翼翼地宿卫值更。昼漏未上三刻，就从宫中将金匮“天书”捧出，升玉輅。这时，黄麾仗、前后部乐舞鼓吹、道门威仪、扶侍使等，开始导从，迤逦而行。

从臣在殿下拜望。

不一会儿，真宗出来了，只见他头顶通天冠，身着绛纱袍，从容登上天平辇。

盛装“天书”的金匮，放在玉輅上。走在前面，真宗走在玉輅后面。

这一套“小驾”也即“銮驾”仪仗，包括太常寺325人，兵部566人，殿中省91人，太仆寺299人，六军诸卫468人，左右金吾仗各有176人，司天监37人。不算先到泰山的卫戍将士和杂役、扈从，总2千余人。

走到含芳园时，小憩。休息中，还不忘提醒百官：各行事官、执掌人员，要尽恭奉祀，如果有人涉嫌懈怠傲慢，当即令宪官及监察官纠举、定罪，而且以后遇到大赦也不赦免。

随后，是连续的行程。

壬辰，次陈桥驿。

癸巳，次长垣县。

甲午，次韦城县。

乙未，次卫南县。

丙申，次澶州。

丁酉，次永定驿。

戊戌，次濮州。

己亥，次范县。

庚子，次寿张县。

辛丑，次郓州。

壬寅，在郓州驻跸。

三天后，再从郓州出发。

一路上，灵异事迹不少。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车驾过澶州时，城门太小，进不去，有司想撤掉城门，真宗不同意，说此前已经说过，遇到矮小城门，车驾要绕城而过。

几千人的仪仗，路上也有人宿营在民房，破坏性行为开始出现，真宗再次下诏：所有扈从夜宿之处，不得毁坏民舍、什器、树木，犯此令者，将从重治罪。

初离京师，临时启动“速寄业务”，以方便仪仗扈从与在京家属联系。一路上就有“急脚递铺”忙了起来。仪仗东行者要往家里寄东西，家里也有人给东行者寄东西。但有人不仅仅快递书信，还借此捎带寄送酬赏或路上购买物资，结果“速寄”邮递员们扛着沉重的包裹往返奔走，形同被役使的苦工，史称“咸不堪命”，都受不了这种累死人的任务。真宗了解到情况后，下令“急脚递铺”人，可以不接受“负重”驰驱，只接受传送书信文字。而且没有皇上宣旨，其他官员都不得随便私自役使“急脚”。

乙巳，夕次迎銮驿，此地已经进入泰山乾封（今属泰安）县境。

丙午，次翔銮驿。此地在泰山下之下，今岱庙附近。

路行半个月，到达目的地。

于是下诏，命行宫都部署马知节，在山门驻泊，都大管勾山下公事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都大提举山下军马马军都虞候张旻、步军都虞候郑诚，扈从升山，同时提举也即管理宿卫士兵。

丁未日，真宗来到泰安（乾封县）奉高宫，献给昊天上帝的玉册就暂时陈列在此。真宗焚香再拜，感谢神。

当天，占城、大食诸蕃国的使节，带着异国方物迎献在道左。其中大食国（大食，读如“塔石”，为阿拉伯地区王国之一）的“蕃客”李麻勿所献方物最有意味，是一个玉圭。此物长1尺2寸，据李麻勿介绍说，这个东西是他的五代祖从“西天屈长者”那里得来，并且告诫后世子孙：“谨守此！，俟中国圣君行封禅礼，即驰贡之。”

史不载这个玉圭的下落，估计真宗是笑着接受，而后藏于秘府了。

第二天，王钦若等人又献来泰山灵芝38250株。

己酉日，但见五色云从泰山之巅盘起。真宗与近臣登山后亭遥望，于是命名后亭为“瑞云亭”。

此时，知制诰朱巽恭敬地奉玉牒、玉册，与行事官率先登山。

真宗随后开始登山。

初乘辇，后步行。

在回马岭处，看到通往天门一线，道路险绝，于是每人给两块横板，两端系上彩帛，斜套在后背。选出身强力壮的亲从士卒，穿着钉鞋，前后推着、拽着，像拉纤一样，帮助官员缓缓登山。

山中间，休息一日。

庚戌日，昼漏未上五刻。真宗穿着原来的打扮，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到达山门后，开始改服鞾袍，也即一种绛红罗袍配黑革皮鞋的祭祀礼服，乘步辇登泰顶，上天街。

此时，卤簿、仪仗，都列在山下。黄麾仗卫士、亲从士卒，从山下盘道直到太平顶，两步一人，彩绣相间。供奉马都在中路御帐处。

大典祭祀要向神祇献酒，总“三献”，真宗“初献”，而后宁王赵元偓“亚献”，而后舒王赵元偁“终献”。他们都跟着真宗一起登顶。宰辅王旦、卤簿使陈尧叟等官员，也跟从在后。王钦若也在真宗身旁。山高坡陡，步辇常常停下，真宗步行。跟着真宗的官员和导从都累得神色疲顿，但真宗“辞气益壮”。

到达山顶御幄，真宗带着近臣观看玉女泉，周览历代碑碣，看到一块碑的开首引用《尚书》中的文字：“朕钦若昊天”，真宗不禁回顾王钦若，笑着说：“原来此事前定，只是朕与相。”

前一天晚上，山顶大风，吹裂了帟幕，到了早上，风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但是到了真宗登上山顶，天气忽然转为温和，无风，帐幕丝毫不动。

奉祀官们布置“圜台”，摆上供品，史称“祥光瑞云，交相辉映”。

当晚，斋宿于山顶。

第二天，辛亥日，开始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太宗配享。

仪卫使奉“天书”于昊天上帝座位之左。

真宗着衮冕，盛服祭奠、敬献。

昊天上帝在正座，座下为黄褥；太祖太宗在配座，座下为绯褥；皇帝真宗跪献的座位为紫色。显然，上帝在此享用了人间至尊的待遇；太祖太宗次之；真宗享用的臣子待遇。大典，就用这种谦卑的姿态向天神和祖灵进奉虔敬。

侍从们都恭敬地站在“壝”门之外。笼烛前导也撤下。

摄中书侍郎，也即代理中书侍郎周起，开始诵读玉牒、玉册文字。

根据现存史料所见“玉牒文”“玉册文”看，二者文字内容很接近，都是对上帝的宣誓，表示要“好好工作”，更“感激不尽”。共同的主题是吁请上帝保佑“黎元”也即百姓，“玉牒文”的说法是“恵绥黎元”，“玉册文”的说法是“祈福黎元”。

为何都是写给上帝的信，却分成两份呢？

因为主诉求不同。

“玉牒文”内容像是写给昊天上帝的“保证书”，向上帝保证：我这个叫赵恒的人，一定“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用仁爱来守住天帝给我的大位，用孝敬来侍奉奠基大宋的始祖。

“玉册文”更像写给昊天上帝的“感谢信”，告诉上帝：我这个叫赵恒的人，“谨以玉帛、牺牲、栥盛、庶品，备兹禋燎，式荐至诚”，恭敬地用美玉布帛、牛羊牺牲、五谷食粮、更多物品来敬献，更备下专门祭神的烟火，来向上帝奉上我的至诚。

“玉牒文”更庄重，“玉册文”更诚恳，当然，二者都无比虔敬。

诵毕，乐起。

真宗向神祇献祭，而后“亚献”、“终献”。

“三献”毕，真宗饮“福酒”。

中书令王旦跪称道：

“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上天赐给我们大宋皇帝《大中祥符》天书，愿能无穷流转，永远安养亿兆人民。

礼毕，送神。

乐止。

真宗升坛，阅视“燎坛”举火，表示敬献给神祇的祭品，神祇们已经接受。

山上、山下开始传呼“万岁”，呼声震动山谷。

真宗同时阅视臣下封玉柜。

王旦将“玉牒”“玉册”放入玉柜中。出，将玉柜，放入石䃭之中。

摄太尉，也即代理太尉冯拯将盛装“天书”的金匮捧下来，准备带下山去，祭祀地祇时用。

皇帝暂回行帐休息。

将作监带领工匠封石䃭，这事要一点时间。

“玉牒”“玉册”将永久留在山上“瘗坎”之中。但大宋君臣没有料到的是，千年之后，“玉册”出土，辗转落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据我看到的资料介绍，“玉册”共16简，每简长不足30厘米，刻字一行，凡16字。其文与《宋史》记录略异。“玉牒”则至今下落不明。

“石䃭”封毕，真宗再次登台阅视，见“石䃭”封闭，回到御幄。

司天监来奏：“庆云绕坛，月有黄煇气。”

山上、山下再次开始传呼“万岁”，呼声震动山谷。

真宗当天回到山下奉高宫。百官在山谷口迎接。

天象极佳，史称“日有冠戴，黄气纷郁”。

壬子日，又到社首山祭祀地祇，一如封祀之仪。

天气一如昨日，石䃭封讫后，史称“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

四方所献的珍禽异兽，全部在山下纵放。

法驾回到奉高宫。

但见太阳出现重晕，五色云缭绕于天际。

所有的乐舞鼓吹齐奏。

泰山士庶，围观者塞满了街衢，欢呼声震天动地。

下诏：奉高宫为会真宫，增加殿屋，务必保持庄严、洁净。宫中所奉祀神祇都给予了加号，如“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为“保生天尊”，“青帝”加号为“广生帝君”，“天齐王”加号为“仁圣”等。分别派遣使者祭告诸神。

癸丑日，在奉高宫之南，真宗登上朝觐台。此地相当于汴梁在泰安的离宫。台上有寿昌殿，在这里，真宗接受百官朝贺。

朝贺队伍庞大，以王旦为首的中书门下之文武官员、所有的皇亲国戚、诸军将校、四方朝贺使者、贡举人、异邦蕃客、僧道、父老代表等，皆在行列。大宋，在庆祝大中祥符元年之“封禅大典”圆满成功。

大赦天下，包括在“常赦”规定遇赦不赦的，也全部赦免。

内外诸军比照南郊祭祀酬赏加给。

文武官员都有“进秩”，增加俸禄。已经退休的官员按照其退休时的品级，赐一个季度的全俸。京官升级，改易服色。

泰山附近州郡免来年夏秋两税和房屋税，并免两年替代工役的税赋。从京师到泰山，所过州县免来年夏税、屋税的一半。河北、京东军州供应东封物资者，免来年夏税、屋税的十分之四；两京（汴梁、洛阳）与河北全境，免十分之三，其他，诸路，免十分之二。德清军、通利军在这类免赋税之外，再免一年。

命开封府即车驾所过州军，考送有学问的举人，有怀抱材器但沦于下位，以及年高不仕但德行可称的人物，要由所在地报到朝廷。

两浙地区的钱氏，也即前吴越国钱镠后人，泉州陈氏，也即前清源军陈进后人，过去伪蜀国孟氏后人，江南李煜后人、湖南马氏后人、荆南高氏后人、广南与河东的刘氏后人，他们的子孙，没有享用国家俸禄的，要选用。

赐给天下三天聚饮。

泰山下之乾封县改为奉符县。

泰山下周围七里禁止樵采。

随后，大宴于朝觐台下的穆清殿。再于殿门内，宴近臣及泰山父老。赐给父老们时装（时服）、茶叶、布帛。

甲寅日，车驾离开泰山。

当晚，在泰山西几十里外的太平驿驻跸，真宗开始“进常膳”，停止斋戒，恢复进用荤食。

用膳时，真宗还慰劳王旦等人，说各位都跟着我一起斋戒，吃了好多天简单饭食和蔬菜，都辛苦啦。王旦等人都再拜，感谢皇上表扬。只有签署枢密院事、一路上扈从大驾的总管、名将马知节独自一人揭老底说道：

“蔬食唯陛下一人耳，臣等在道，未尝不私食肉。”守斋吃素只有陛下你一个人罢了，臣等这一路上，没有不私下吃肉的。

真宗愕然，回顾王旦等人说：

“知节言是否？”马知节说得对吗？

王旦等人又一次拜谢道：“诚如知节之言。”

王旦虽然一路支持真宗各种“美梦成真”、“拜迎天书”、“封禅大典”，甚至还奉诏撰写了《封祀坛颂》，但他还是用违背诏令，坚持吃肉这种方式曲折地向真宗“神道设教”行为表示了异议。有意味的是：真宗居然并不震怒，更不定罪，似乎也没有谴责。史不载下文，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神道设教”，祭祀天地神祇祖宗神灵，皇帝要求全员吃素，结果，只有皇帝一个人吃素。这事，意味深长。

车驾浩荡，开始返回京师，路上还特意前往曲阜拜谒了孔夫子，内中一个关节是封赐孔夫人的太太亓官氏为“郓国太夫人”。此事亦有意味，容当后表。且说銮驾这一路上，宴赏不断，祥瑞不断，乃至于有一位名叫彭攀的扈驾士卒也有了故事。他向上司汇报说：

“日前在社首坛时，曾遇见一个老叟，衣冠甚为伟岸，对我说：‘升山之路，与往日不同；动不动就有感应，这都是圣德引来的祥瑞啊。’又说：‘跟从皇上的臣辅多是唐代皇帝祭祀东岳泰山的官员后身，只有8个人不是，但这8个人，有4个在，有4个不在了。”

这一番话荒唐之处显而易见，报上之后，真宗没有回应。

车驾来到近畿附近的陈桥驿、再到含芳园驻跸。一路上，全国各地，远至京东、河朔、江浙等地，从泰山到汴梁，一路上奔走围观，要见见“天颜”的士庶，史称“道路不绝”。

第二天，回到京师后，下诏令扶侍使丁谓奉“天书”归于大内。

真宗登上乾元楼，召近臣看着扈从卫士甲马还营。赐给百官放假3天，但中书国务院官员、枢密国防部官员只给1天假日。

据说车驾往还总47天，不曾遇到下雪天。严冬的气候，居然景气恬和，而且各种祥瑞感应不断。于是，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精诚”之心，感动了上苍，史称“天意助顺”。

不久，就是真宗的生日，朝廷将这一天设为“承天节”，契丹派左武卫上将军萧永等多位高级官员前来称贺。几天后，正月初三，又是第一次“天书”降赐日，真宗特意将这一天设为“天庆节”，休假5天。在上清宫建道场7天，宰相及重臣们轮流值班，宿于上清宫。道场完成后的第一天，文武官员、内臣官员，都集会在一起，赐宴。当晚，京师张灯，5天之内，不得用刑，同时禁止屠宰。诸州也建道场3天，群臣也有宴饮聚会。

丁谓又上一道奏章，要求将“天书”降临之后，所有的祥瑞之事，都编次为图赞，要于正在兴建的昭应宫绘制壁画。真宗同意，下诏要众多文采出众的官员协助丁谓来做这一件大事。

大宋，沉浸在连续不断的喜庆之中。

名流才俊，各逞奇才，写出了一篇篇堂皇之文，宋真宗也不落后，写了《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序铭》，王旦则写了《封祀坛颂》，王钦若写了《社首坛颂》，陈尧叟写了《朝觐坛颂》，每一篇都洋洋洒洒，调运绮丽壮美的汉语词汇，铺演为大宋盛世歌功颂德的文章。这四篇大文章至今尚存，翻阅之下，佶屈聱牙之间，但见雍容华贵之声，皇家威仪之象。有意味的是，几篇文字也有明白晓畅之语，讲述了大宋人的见识。如真宗这篇文字就说到：

不有神武，多难何以戡？不有文明，至治何以复？

没有神武之霹雳手段，群魔乱舞的中原何以平定？没有文明之德政推演，太平天下的治理何以恢复？

不可辞者天意，不可拒者群心。天意苟违，何以谓之顺道？群心苟郁，何以谓之从人？

不可以推辞的，是天意，不可以拒绝的，是群心。如果违背天意，怎么能称之为顺应天道？如果拂逆民情，怎么能称之为顺从人心？

真宗这类文字，堪称道出了政治治理的大智慧。“神武”革命，“文明”守成，正是太祖赵匡胤写照，也是传统中国“商汤灭夏”“武王翦商”两大“革命”之后，致力“守成”模型的写照。汤王、武王、宋太祖，都是“以下犯上”而得天下，此之谓“逆取”；但“逆取”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顺守”，随后而有长时段和平建设，令吾土吾民得以欣逢休养生息之时代、中原文化得以欣逢流畅呈现之机遇。而顺天意、从民心，也正是合法政府正当治理的合理性所在。

泰山封禅之后，真宗又一项“神道设教”活动是“祀汾阴”。

所谓“汾阴”，乃是“后土神”所在。地当今天的山西汾阴县（今属山西运城），有一个“汾阴脽”（音谁）。《汉书》中记录，汉武帝时“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唐人注释说：“脽者，以其形高如人尻脽。”“尻脽”，就是屁股。是说此地这个大土丘，形状如人之臀部。后土祠，就在这土丘上。

祭祀“后土神”，自汉武帝始。

关于“后土神”有多种不同说法，一般以为就是“大地神”，但也有人认为乃是“开辟神”女娲，女性。可以将“后土”更通俗地理解为与“天神”相对的“地祇”。这是“阴阳”传统下对“后土神”比较合适的理解。汉代即有将“阴阳神”视为开辟神的说法；而“祀汾阴”，又起自于汉武帝，所以，昊天上帝可以是“阳”，汾阴地祇就可以是“阴”，如此理解，可以大略接近传统对“天神地祇”的讲述。但“后土”是否因为属“阴”，而即为女性，则可不必胶着。神所示于人的可有多种面目，如观音菩萨，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对“后土”性别的甄别，无意义，神超越于性别之上。

近世以来，人多谓“中国无信仰”，此言不确。由文字记载考察，殷商有“鬼神信仰”，周人有“祖神信仰”；而“上帝”也即“天帝”，自殷商周秦至明清民国，始终在吾土信仰中。不同的是，吾土信仰与今日日本相近，为“多神信仰”。且自东汉道教兴起后，“多神”开始“谱系化”。但由于传统中国“祖先神”、“英雄神”、“地方神”、“自然神”的介入，令这种“谱系”呈现为神的位阶的种种矛盾。王钦若对“神谱”的“调整”，就是试图令“神谱”位阶统一起来。现在看，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中国神，不可能精准地统一谱系。这也恰恰是“多神信仰”的宗教形态特点所在。“多神信仰”也是信仰。在信仰自由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一个神以上。现代日本，在统计本国信仰者时发现，“信仰者”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土实际人口，这是因为，一个人可以选择多个神祇信仰，于是，统计出现了重复。

在中国，在大宋，人可以信“昊天上帝”，也可以同时信“玉皇大帝”、“五方神”、“如来佛”、“观世音菩萨”，还可以同时信仰汾阴的“后土神”。假如统计大宋帝国的信仰人口，恐怕也将超过实际人口。“多神信仰”的信仰对象可以五花八门，尤以自然神灵为多，“山神”“树神”“水神”“海神”“河神”“云神”“雨神”“门神”“灶神”“龙神”“虎神”……难于统计。我在日本京都游历时，曾见一所清幽美丽的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头野猪，塑像在一个高高的台基上，已经做了人化处理，穿着汉服，温文尔雅。

因此，汾阴的“后土神”究竟居于“神谱”中哪一品阶？是男是女？与泰山社首山祭祀的“地祇”是否同一神灵？可能是一个言人人殊的文化课题。

大宋“有司”，不少人不愿看到国家陷入疯癫一般的庆典中，他们担心“东封”之际再“西封”，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也即“泰山封禅”前两个月，他们就上书说：

“西汉祭天在甘泉泰畤坛，祭地在汾阴后土祠。后汉开始定南北郊祀祭祀五方神，那么今天的汾阴后土，本来就是汉代以来的地祇所在。不久我大宋东封泰山，还要在社首山‘禅地’，也就等于是祭祀了地神。如此，汾阴的后土祠不应该同时再祭。再说，唐开元十二年、二十年虽然在汾阴脽祭祀后土，但在十三年泰山封禅时，并不另外祭祀后土。臣等愿意东封车驾出京后，派遣官员到汾阴告祭，封禅之日不再到汾阴同时祭祀。”

真宗更知道一场祭祀大典耗费国帑不菲，因此同意“有司”意见，也即在泰山同时祭祀天神地祇，就不再专程赴汾阴西封了，甚至以后也不再西封。所以，最初，真宗是没有祭祀汾阴后土神的打算的。

但，究竟在哪里祭祀地祇算是正宗？

山东地界的社首山上社首坛？

山西地界的汾阴脽上汾阴祠？

这事不免纠结。

纠结中，更出现了“不可违”的“民意”。

“民意”认为：东封了泰山，也应该抽出时间再来西封汾阴。

真宗开始为民意所迫。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知河中府（永济县，今属山西运城）杨举正向朝廷报告：河中本府父老僧道1290人联名上书，请求车驾亲自来汾阴祭祀后土，并且还要到朝廷来亲自请求。当时的宁王，真宗的兄弟赵元偓“领护国军节度使”，而护国军镇所就在河中，所以也接受河中父老拜请，来撺掇皇兄驾幸汾阴。但真宗下诏不允，又诏告河中：不要让父老来朝廷。

但是满朝文武已经被“泰山封禅”这一场大典煽动起来了，热情不退。于是，到了七月，文武官员、将校、僧道、耆老3万多人“诣阙”也即到朝廷，请求祭祀汾阴后土。

真宗仍然不许。

他还是担心动用国帑太多，毕竟各种兴作都要用到钱帛。

丁谓似乎看透了真宗心思。

有一次，真宗召集近臣到龙图阁观书，翻阅到一部唐代的旧书《元和国计簿》，这是一册关于财政方面的档案。三司使丁谓趁机对真宗说：

“唐时，江淮地区每年漕运米粮到长安，不过40万担，现在，运到汴梁的达到5百余万。府库充盈，仓廪满实。”

真宗听到这个数字，大为高兴，就对丁谓说：

“民间康乐富有，实在是有赖于天地祖宗降下祥瑞啊；但是国家有如此储备，也与你这个财政部长尽心尽力有关系啊！”

这件事让真宗觉得：国家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于是，当年李沆担心的事出现了：真宗皇帝“侈心起”。

于是，八月间，诸臣表章上到第3次时，真宗心动，让大臣陈彭年搜寻历代关于祭祀后土的兴衰记录，然后，拿到这个记录，给臣辅们看后说：

“以前的历史记录，说‘郊天’而不祭祀地祇，有失阴阳对偶之大义。朕这次既然东封了泰山，汾阴脽上的祭祀，恐怕不能缺少，何况河中父老又多次申请。我只担心，泰山封禅事刚刚完毕，这才几年，就要行这个大典，岂不是要因为地远人众而又要劳费了吗？”

众大臣几乎异口同声，都说：

“陛下为民祈福，不怕栉风沐雨；圣上之心一定，已经上达于神明了！”

真宗说：

“朕但希望万民能够因为祭祀祈福，而获得大吉大利，朕是不怕什么风雨劳顿的。”

真宗认为如果不去汾阴，确可成就帝王谦恭之德，但却违逆了万民心意。最后答应了这个事，史称“诏以来年春，有事于汾阴”，下诏告知天下，明年春天，将在汾阴有活动。

于是，规模不亚于泰山封禅的一场大典开始了。

又是选任活动总管、总监；派员充实河中府官员力量；调拨国库粮草钱帛；发动河中周边郡县工役兴修土木建设；组织翰林文书队伍详细制定“仪注”；安排地方警卫和随驾扈从；推演天象选定吉祥时日；挑选才兼文武大臣留守京师；拟定各类注意事项，如汾阴路禁止射猎，车驾不得侵占民田，诸如此类，一如东封之制；还要征召玉匠、石匠等各类手艺人，制作玉柜、石䃭之类；

道路选择也颇费周折。西幸之路多山、多水，较东封险途为多。一般行动，从京师汴梁到河中府，有两条路，一条经陕州过浮桥翻山；一条经三亭渡过黄河。司天官员认为，这两条路都不佳，山路险峻、水流湍急；不如过洛水、渭水、出潼关，直抵河中，这里道路比较平坦。虽然要在渭水、洛水兴工，但不过几十里路，过去后，就是平川。

真宗要陈尧叟等人讨论决定。

陈尧叟选定了司天官员的意见。

但是这几十里工役也不是简单事，渭水很多滩涂石坎，因此要从此地往南而绕出十几里路，遇到渭水狭窄之处，可以联舟捆缚为浮桥。洛河之上，也可以做浮桥，而后抵达河中，但路上村落稠密，桑田遍布，车驾行过恐怕不方便。旧路则靠近山崖之南有峭壁，有些已经年久失修，泥石流毁坏道路，行走不易。于是换一条路，从灵宝县南进入虢州路，到函谷关，与汉武帝庙前的当年旧路汇合。

汾阴脽上的祭坛开始建设。恰好脽上庙北有两株古柏，就在古柏旁起坛。

“仪注”规定，在正式祭祀后土之前7天，要派官员到河中府境内祭祀伏羲、神农、黄帝、禹、汤、文王、武王、汉文帝；还要祭祀周公庙；汉唐时有六位帝王祭祀过地祇，这次也一并祭祀这6位帝王。

各种神迹、瑞应开始不断出现，一如泰山封禅之前。

十月，就有河中府庶民王沼来见州官。

此时陈尧叟恰判河中府，就接待了他。

王沼说他的五世祖王诚，在大唐德宗时，曾经夜里有梦，梦中人对王诚说：中条山苍陵谷有“灵宝真文“帛书，用黄金缠绕。明天应该去取。等到以后有“天书”红色的篆字降世，可用来互相参验。这位王诚就到山里去寻。据说来到苍陵谷地三四里路，晚上看到了黄色的光芒。到光耀处，发现下面有块石头，敲碎后，看到了帛书。缠绕帛书的黄金有一斤多。帛书藏到家中，王诚亲手写了封条。后来2百多年，世上屡屡有兵荒马乱和灾害饥馑，但是因为有黄金一斤，所以家里没有吃太多苦。

帛书长2丈，宽9寸。河中府另一位通判曹谷审视后说：“这是篆文，但不是寻常书体；文词类似道经。”

有中使到河中府，陈尧叟就让中使返回时带上这份帛书，献给皇上。

真宗下诏，王沼命为本府助教，赐给衣服、银带、器币。

群臣得到消息，纷纷“诣阙”上表称贺国家得到“灵宝真文”。

河中府附近的宝鼎县有黄河流过。黄河，千年浑浊，这一天，忽然变得澄清透亮。经度制置副使李宗谔赶紧将这个“祥瑞”报告给真宗，古语有云：“圣人出，黄河清。”真宗高兴，为此而作诗，近臣都来唱和。

……

种种“祥瑞”，难于穷尽细说。

“祀汾阴”程序一如泰山。

车驾之盛令汾阴父老为之振奋，祭祀大典完成后，远近来观光的士庶甚至有人为天下太平感动得哽咽。有父老说：

“河东这个地方，自五代以来，就是战场，现在看到天子巡祭，这种太平景象，‘实千载一时之幸’啊！”

大典顺利成功，恩赏也一如“泰山封禅”之时。

回程时，真宗发现诸处递解来的犯人脸上刺字，很多大字，几乎等同于毁形。他认为这事不文明，令人悯伤。于是下诏：“自今不得更然！”从此以后不要再这样。并且规定：“律令编敕内条目失于重者，宜令法官详定闻奏，务从轻典。”即使是《宋刑统》大法和修正条款规定的条目，有此类刑罚过重之处，也要令法官重新“详定”报上来，能够轻刑就务必轻刑。

“祀汾阴”之后，真宗又有重修北岳庙的“神道设教”活动，将北岳恒山之神由“王”升格为“帝”。三代之际称北岳神为“公”，唐时称“王”，宋时称“帝”。但这种由人给神封号的行为，逻辑上似乎不通，所以到了大明时期，朱元璋改了规矩，不再对北岳以及诸山诸水之灵称“王”称“帝”，一律重新回归“神”位。假如正经论“封神”之“礼”，窃以为，朱元璋的“礼”合“理”。神，无以命之，所以称“神”，为“神”而上人间帝王公侯爵位，不伦。

“北岳神”封“帝”之后，大宋帝国开始建造“玉清昭应宫”。

当初要建造玉清昭应宫这个道家宫观时，丁谓负总责。

丁谓报上来的规划极为浩大，史称“欲殚国财用”，要用尽国家钱财。于是，朝廷审议时，近臣大多认为这事不能干，规模之大，太恐怖了。真宗召丁谓，告诉他诸臣的反对之声。丁谓回答：

“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宫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宫于宫城之乾位之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期望用这个道理晓谕诸臣。”

建造宫观，一是为了置放“天书”，二是为了“求子”，特别是后面一个理由，让诸臣望而却步了。大宋帝国的皇室子嗣是国家大事，谁敢阻止皇上“祈福”“求子”呢？果然，王旦给皇上上了密疏，要求停止宫观建设，真宗兜出丁谓的一番议论后，吓阻了王旦，史称王旦“遂不敢复言”。于是，特意为宫观建设设了一个使名，“修昭应宫使”，并铸了“使印”，可以专权使用。这个“使”也即总管、主任，就是丁谓。

于是，真宗在拜谒赵氏诸陵后，开始动工，修建史上规模最大的地上建筑，玉清昭应宫。

但还是有些批评意见，主要来自于朝臣。真宗“原则上”都没有接受，但意见中有关于暑热之际不宜施工的建议，所以，昭应宫“役夫”们夏季施工问题，引起真宗重视。他下诏要三伏天执作土石工程的役夫们，全部暂停；其余工匠，如果天气转凉，可以不必停工。

丁谓不同意，他督工严厉，务必期求早日完工，所以请求三伏天也不放假。宰辅王旦说：“当顺时令。”真宗同意王旦意见，说：“理固然也。”大宋的工程建设不是“奴隶制”。

从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开始兴议建造昭应宫开始，二年四月正式动工，到七年冬十月落成，原来规划要用15年时间完工，但在丁谓严格催督和科学管理之下，每天3万多人同时服役，只用了7年时间。宫观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成后，房间总2610楹（按古来计算房屋，一楹即为一间）。占地，东西310步，南北430步。按古人“一足为跬，两跬为步”，“一步五尺”的说法，一步约等于1·5米。如此，则为465x645=299925平米，近30万平米。

这就是玉清昭应宫的建成规模。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说此事，说到秦始皇作阿房宫，隋炀帝造宫室，都很奢靡，于是说到丁谓造宫观，所用木材、石料几乎来自全国各地，有秦、陇、岐、同、汾、阴、潭、衡、道、永、鼎、吉、温、台、衢、吉、永、沣、处、越、郑、淄、衡、莱、绛……遍及数十州郡，更有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垩，郓州之蚌粉，兖、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京师则置专局化铜、冶金、锻铁。天波门外土地多黑土，土质疏松不佳，于是又在汴梁东北取良土调换。挖土自3尺至1丈6尺不等。书中又引用沈括《笔谈》说：“温州雁荡山，前世人所不见。故谢灵运为太守，未尝游历。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这意思就是：今天作为旅游景区的雁荡山，乃是因为修建玉清昭应宫，伐木，才被人发现景致幽美的。

洪迈评价此事说：“是时，役遍天下，而至尊无穷兵黩武、声色苑囿、严刑峻法之举，故民间乐从，无一违命，视秦、隋二代，万万不侔矣。然一时贤识之士，犹为盛世惜之。国史志载其事，欲以为夸，然不若掩之之为愈也。”这一场工役，用遍了天下的人力和财富，但是因为真宗没有穷兵黩武，也不爱好声色、狩猎，更无严刑峻法，所以民间乐于兴工，没有一人抗命怠工。这方面与秦始皇、隋炀帝比起来，要合情合理得多，根本不能比。但尽管如此，真宗时的贤良俊才们，还是认为盛世有此劳役，德行有亏，不免为之痛心、可惜。国史记载此事，还当做好事夸耀，但实在是不如遮掩一点更好啊。

这么大的工程，民间没有反对之声，还“乐从”其事，其中有道。

此道有三：

一、真宗恪守“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以史上最为优厚的待遇给“役夫”和官员。除了“暑假”之外，前后更是赏赐不断。动工兴建的七年间，史上屡屡见到赏赐记录。全部工役，几乎只动用了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没有骚扰黎民。大宋从来不在高调标格噱头之下白使唤人，更不在高压威权奴役之下白使唤人。“白使唤人”，这事，大宋，不干。禁军、厢军都是“雇佣军”，本来就有薪俸，参与工役更有奖赏。而“役夫”们的工期，禁军开始每个季度一换，史称“更代”。后来改为一个月一换，因为真宗要让更多人都得到“赏赐”。换一句话说：兴修昭应宫，是人人都想干的活儿，只有缩短“更代”时间，才能让更多人轮到机会。而厢军则到了冬天要“休息”。所以，“昭应宫工役”不是“苦役”。劳有所得，人有期待，故天下无怨气。

二、整个工役，黎民不动，不误农时，故天下无怨气。

三、“神道设教”以来对“役夫”们也有“化成”之功。玉清昭应宫，主要功能是祭奉“天书”，此事几乎可以无言激励“役夫”。这不是在为盘剥私财的藩镇做工，也不是为贪图享乐的皇室做工，而是为“昊天上帝”做工。人有敬畏，乐于祈福，故天下无怨气。

除了上述种种，真宗大帝雍容大度、和气宽宏的人格力量也让“役夫”们口服心服，前后近无数父老“诣阙”请求封祀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真宗之外，“鬼才”丁谓的管理才能，也让“役夫”们钦佩。

三司使、修昭应宫使丁谓，虽然催督严厉，但从未有过刑罚“役夫”的记录，而且他在土木工程方面，也有不凡的天才设计。

宫观建设需要大量泥土，京师平敞，无山无丘，何处可得？到郊外掘取，增加运距，工程量就要翻几番。还需要大量石木建材，往往从外地水路运来，但是到达汴河后，就要离岸，一搬一卸，工程量又要增加；再由陆路运往天波门外，再增工程量。最后，工程前、工程后的建筑垃圾，山一样积存，如何处理？

丁谓的办法是：先挖一条人工沟渠，直抵汴河。这样，外地到汴河的船只不必停留，直接到天波门外指定地点，石木建材上岸即用。大船进不来的地方，就用小舟或木排将石木物资运到工地。而人工沟渠挖出来的泥土又恰好作为工程用土。所有物资运输完毕，即开始排掉沟渠存水，将各类建筑垃圾填入沟渠。全部工程完工，沟渠重新成为平敞之地。三项工程目标，一个系统内完成。

泰山东封前，也是这个丁谓，发明了“随驾使钱头子司”，保障了士卒在京家属能够及时拿到赏赐钱帛。现在的“役夫”们，有不少就是当初扈驾士卒，不免心存感激。

遇到这等人物来主持这个“神圣工程”，江湖间传扬开来，几乎只有赞美。我几乎能够听到，天波门外，工地上，几万“役夫”看到丁谓这个瘦小的财政大臣、总设计师，佝偻着腰身走过，那些充满钦敬的窃窃私语。

由真宗、王钦若、丁谓三人为核心，推导的“神道设教”活动，士林反对，但敢于直言反对的声音，不算多。寇准曾经反对，但后来也主动加入到拥护者的队伍中来。王旦开始反对，但后来成为重要赞襄力量。能够提出异议的大宋臣僚，很少，尽管“腹诽”者比比皆是。

这些少数“反对派”，其实代表了士林的基本意见。

孙籍是一个。他是一个普通的进士，真宗东封泰山回来后，他向朝廷献书，同时进言：“封禅是帝王的盛事，但臣希望陛下要在满盈有成之际能够谨慎，不可因此而恃功自满。”

这是提醒真宗“神道设教”事可以就此终了，不要继续扩大开来，没完没了。

周起是一个。他是当时的政府秘书知制诰，泰山大典后，他不怕煞风景，真诚地对真宗说：“天下之形势，常常因为恬于安逸而忽于兢畏，导致祸患。愿陛下不要以大典告成为精神上的仗恃。”

崔立是一个。他是朝廷小官大理寺丞，负责执法工作。“泰山封禅”之后，士大夫争着来献“符瑞”、献“赞颂”，崔立却上言说：

“现在徐州、兖州连续有水灾；江淮之地连续有旱灾；无为郡有烈风；金陵州有大火；这些都是上天用来警戒骄矜的兆头啊！但朝廷内外却来奏上云露、草木、禽虫诸物的什么‘祥瑞’。这些‘祥瑞’何足有益于国家治道呢？期愿下诏，敕令有司，草木之异，虽大不录，水旱之变，虽小必闻。”

崔立前后上书40多事。

张詠是一个。他就是多次治理巴蜀，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的大宋名臣。大中祥符八年秋，他年老病逝，当时真宗已经完成了“天书降临”、“泰山封禅”、“祭祀汾阴”、“建造宫观”四件“神道设教”的大事。张詠临终时，呈上最后的奏疏，批评真宗道：

“陛下不应当造玉清昭应宫，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丁谓的脑袋放置在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的脑袋放置在丁氏之门以谢丁谓。”

这都是对“神道设教”中“怪力乱神”事不满的人物。

但在“反对派”人物中，最坚定的是孙奭。孙奭的理性批判声音和激情反对姿态，是真宗朝整个一场“神道设教”运动中，最富光彩的圣贤亮色。

当着各地纷纷呈献“祥瑞”时，大儒孙奭（音是）实在忍无可忍了。

他已经忍很久了。

在他看来，“神道设教”可以，但不可以“怪力乱神”，后者是孔孟之道不赞同的政界现象。时任龙图阁待制的孙奭，从做官那天起，就“守道自处”，这个“道”就是“孔孟之道”、“圣贤之道”。道是他的终极依归，因此他的所有言论，都不离大经大法，必在孔孟格局中论仁，必在圣贤苑囿中取义，即使面对皇上，他也不愿意苟苟且且，史称孙奭所言“未尝阿附取悦”。

早在“天书”事件之初，连宰辅王旦都被“收买”，真宗更希望这位大儒也能支持他一下，不料当真宗向他咨询时，孙奭回道：

“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臣虽然愚笨，但也听过圣人教诲说：“天何曾有过言语”，由此而观，哪有什么“天书”！

孙奭此言，好比一针见血，更似一剑封喉，确是一矢中的，话是说到了点子上，一语击破了“怪力乱神”的命门，更有意味的是：这话也映射出儒学内部之紧张所在。一方面，“神道设教”有族群自我教化的功能；自汉代董仲舒以来，赋予天道与人事以互相感应之功能，史称“天人感应”，并演绎为不仅教化天下，也同时制约皇权的超验维度；但另一方面，“神道设教”也有了让“谋略家”们以此为“方法”，敢于挑战神祇的性质，终于令谶纬流行，淫祀蜂起，迷乱之信胜过正大之信。“怪力乱神”的局面下，天道神意与权谋造作混同难辨，真实敬畏与工具理性纠缠不清，政治治理与宗教信仰合而为一。这样，就让中原文明在丰富中呈现为昏妄，在清明正大之主流中支离出浑浊芜杂之一脉，神圣，从此不断面临亵渎与流失；道德，从此不断面临蚀毁与危机。

孙奭一言，不啻癫狂之际的棒喝，但真宗已经被王钦若蛊惑得不能自己。

孙奭的意见已经不能纠正这位受过圣贤教育的真宗赵恒，皇上在清醒中继续推演疯癫。

主张“纳谏、恕直、轻徭、薄敛”四事的孙奭，对民生看得极重，“祀汾阴”那年，恰恰赶上“岁旱”，京师附近的郡县粮价开始上涨，冬天的时候，还打了一个炸雷，孙奭坐不住了，在家中拟定好一篇措辞尖锐的奏疏，递了上去。

奏疏大意说“祀汾阴”之事有十个理由不可施行，约略为：

一、先王在祭祀征战后，要有5年的修德时间，现在东封才毕，不到5年，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二、“汾阴后土神”这事，经书不载；汉武帝不过是在封禅泰山之前做热身，所以“优游其事”，但最后还是以东封终结。现在皇上已经东封，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三、自周代以来，就有“郊祀天地”的传统。郊祀可以替代祭祀土地神，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四、汾阴遥远，京师为天下根本，不应远离，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五、唐代之所以祭祀汾阴，是因为汾阴所在河东为大唐事业起家之地，与我们大宋龙兴之地迥然不同，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六、遇到灾害要有敬畏，今年以来，水旱相继，陛下应“侧身修德”来回应“天谴”，岂能远劳民庶，忘民生这个社稷大计，而羡慕那种弄着“箫鼓”，借祭祀理由去游玩？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七、冬天打雷，这是人君“失时”，这个奇异天象乃是上天对人君的叮咛，“陛下未悟”，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八、民，乃是“神之主”，所以先王都是先成就民事而后致力于祭神。现在国家土木之功，多年没有停息；水旱灾害，饥馑不少，这样还要“劳民事神”，神能享用你的祭祀吗？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九、陛下必行此礼，不过效法汉武帝、唐明皇，刻石颂功而已，这都不过是些“虚名”。陛下英明，应该效法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岂可模仿这种虚名？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十、朝臣引用唐代开元年间“祀汾阴”的故实认为是一种政治“盛烈”，以此来倡导陛下，臣，“窃为陛下不取”，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孙奭这“十条”，最后一条的理由是“我孙奭认为不可”，所以也是一条理由，口气很大。但真宗毕竟气量更大，所以根本不计较他，当然，也不听他的。

孙奭更在奏疏后面说：臣还是担心所说的这些不够充分，愿陛下能继续来问，我想说个痛快，奏疏中的说法就是：“以毕其说”。

真宗果然派内侍皇甫继明来晓谕孙奭，说你要是还有话，尽可“具条上之”，罗列出来，写成奏疏给我。

孙奭狠狠心，再上一篇，这一篇文字说得就更重了，内中说到：

“往往大兴土木之际，就有劫夺盗匪之行。黄巢起事是因为灾后的饥馑；陈胜倒秦是因为异地的徭役；隋炀帝贪图远方之功，导致唐高祖借机成事；后晋疏于边防导致契丹侵略中夏。陛下现在听从奸佞之言，远离京师，不顾民生疲敝，不念边境隐患，非要到河东那个连年饥荒之地，去修什么长久废弃的神祠，怎么能知道此时饥民之中没有效法黄巢那样的剧贼呢？役徒之中没有类似陈胜那样的图谋呢？肘腋之下没有仿佛唐高祖那样的英雄窥伺呢？边疆之外没有天骄可汗那样的劲敌在等待机会呢？就说这契丹，如果陛下祭祀后土，驻跸河中，敌骑猖獗，乘机忽然来到澶渊，现在的魏咸信，这位河北行营都部署，能坚守黄河吗？周莹，这位边防大帅能摧锋却敌吗？”

这一番话把个真宗赵恒，这位太平天子，比配成了“乱世暴君”秦始皇、“浊世昏君”隋炀帝、“末世庸君”石重贵！但真宗并不恼。

孙奭意犹未尽，更在奏章中，直接对王钦若、丁谓这一辈人开骂，他说：

群臣不过是借着“神道设教”来“出奇”。过去太宗因为恭谨而畏惧，看到天灾流行，而停止泰山封禅，所以群臣就怂恿陛下力行东封，所谓“继成先志”。但当初太宗往北，要追讨幽州等失地，往西要追歼西夏等顽寇，这个“大勋”还没有完成，就要留给陛下去做，群臣却不在这方面献一谋、画一策，以“继成先志”，却卑辞重币，向契丹求和；封地姑息，向西夏让步。于是，“主辱臣死”的荩忠大义成为空言，“诬下罔上”的奸佞行径成为现实。他们伪造祥瑞、假托鬼神，东封西幸，轻易就来劳烦圣驾，虐害饥民，只是寄希望于往还顺利无事，就可以自谓大功已成。这是将太祖太宗艰难中所创之基业，当做了奸佞邪僻为个人谋利的资本，臣所以为此而长叹痛苦啊！

直斥奸佞之际，还不忘夹枪带棒，奚落真宗皇帝。但真宗并不恼。

孙奭觉得还不够犀利，最后甚至给出了带有诅咒的警示，他说：

“天地神祇，聪明正直。一般来说，人间作善，神祇会降下各种吉祥；人间作恶，神祇会降下各种灾殃；但这种感应，并不在于陈列各种礼器的祭祀大典中啊！古圣贤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话可不是愚臣敢于随便议论的啊！”

他说真宗皇帝如果一意孤行，非要“祀汾阴”，没完没了地去犒劳神祇，那也到了大宋“将亡”的边缘了！但真宗还是不恼。

史上没有记录真宗对孙奭这一番泣血进谏的回应，但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是事实。于是，孙奭不满，更借助后来群臣不断上奏“祥瑞”的事，再上奏疏，痛陈一家之见。他说：

“相隔五年做祭祀封禅，虞舜有此常典；观察万民成神道设教，伏羲有此明文；但哪里需要什么这个那个‘祥瑞’，才能做这种庄严的大事？但现在，来个野鹰山鹿，也算‘祥瑞’，还要弄成国家档案记录；有个秋旱冬雷，也叫‘祥瑞’，还要相率上奏集体称贺！这是要欺骗上天吗？但上天不可欺！这是要愚弄下民吗？但下民不可愚！这是要糊弄后世吗？但后世必不信！只要有点智识，就会‘腹诽’，就会‘窃笑’。这样一来，玷污圣明，不是小事！”

但是奏疏呈上去了，真宗的反应是：不报。不回应，既不批评反驳，也不虚心接纳，就当什么事没有。

修建玉清昭应宫时，孙奭，这位老儒，继续反对，他上奏疏说：

“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现在又要修建昭应宫。陛下可知道外议纷纷，都认为陛下事事都效法唐明皇。难道您以为唐明皇是一个有美德的君主吗？那个唐明皇种种祸乱败亡的形迹，不仅仅是臣一个人知道，近臣不说这个事，那是怀着奸邪之心在侍奉陛下啊！那个唐明皇的无道之事，居然没有人敢说。可知他被安禄山追赶着跑到马嵬坡，军士已经诛杀了佞臣杨国忠，唐明皇这才下诏说自己识人不清，见理不明，所以流离失所。当时虽然有这么个罪己之言，但是觉悟已晚，还能挽回什么呢？臣，愿意陛下早早觉悟，抑制并贬损自己的虚荣浮华之心，斥退并远离身边的邪佞奸宄之人，罢兴土木，不去效法那种危乱的故实，不要再做唐明皇那种不及的悔恨！”

“祀汾阴”的活动中，真宗就在唐明皇后之后，所以孙奭有此联想。

史上记录曾有8位皇帝，先后19次祭祀汾阴祠。

汉武帝祭祀次数最多，先后5次，唐明皇先后2次。有意味的是唐明皇祭祀后不久，安史之乱发生，诗人李峤看到国家兴衰，联想到汾阴祠，写了长诗《汾阴行》。诗中只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而祭祀土地神，后来还乘着“玉辇金车”去求黄老，但最后还是一去不还而死掉。即使“四海为家”，求取长生之事也没有可能。最后，诗人感叹道：

……

自从天子向秦关，玉辇金车不复还。珠帘羽扇长寂寞，鼎湖龙髯安可攀。

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

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唐明皇读到这首诗时，心中当有“哲学式”的感慨。

此外，唐明皇时，还曾在洛阳城北翠云峰上建造著名道观上清宫。

真宗紧接着唐明皇祭祀后土神，又紧接着唐明皇建造昭应宫，此事让孙奭不得不展开联想。但他一番话，将唐明皇的“下场”摆在那里，几乎等同于咒诅。但真宗却很学术又有风度地回复他说：

“封泰山，祀汾阴，谒祖陵，祭老子，并非始于唐明皇。唐明皇之前就有啊。这些大礼，在《开元礼》中都有记录，今世所循序而用，不可以唐代天宝之乱，就认为丁谓所做是错误的。譬如，秦代，无道甚矣，但今天的官名、诏令、郡县都还在袭用秦代的旧制。岂能以人而废言乎！”

甚至，真宗还为此特意写了一篇学术文章《解疑论》，像个学者一样条分缕析，来说明虽然与唐明皇行动相似，但并不能因此而说今事为非的道理。这篇论文出示给群臣看，仿佛在与孙奭“商榷”一个学术命题。

至于孙奭的言辞峻烈，指斥皇上，态度上的“狂妄”，真宗不做任何评价。

孙奭是真宗朝与杜镐、邢昺齐名的大儒。他的经学成就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有不俗的地位。他著作不少，很多都流传下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今天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家赵岐著有《孟子注》，但注文深奥，且年代久远，已经很难为时人认知，孙奭在这个注本基础上，再做疏解，于是成为“十三经”注疏本的一部经典。孙奭喜欢孟子，更认同孟子，他身上，有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浩然正气”，对校正大宋“歪风邪气”有重要的德业功勋。

宋人笔记中记录孙奭一事，颇有意味。

千年以来，朝廷礼官祭祀天地神祇，主神往往难定，到宋代真宗时，总算命名为“昊天上帝”。但在“昊天上帝”之外，又有“东西南北中”之“五方神”，无论郊祀还是封禅，都要同时列出神位祭奠。孙奭认为：这六位天帝，只不过是天帝的六个名号，实则为同一个天神。现在名号重复，不合典礼。因此他主张祭祀活动中罢掉五帝名号，只祭祀“昊天上帝”即可。并希望以此与群臣议定。但当时修习礼制的官员很少，一般又担心改作太麻烦，结果没有实行。

孙奭这个意见，其实质，是由“多神信仰”转为“一神信仰”，意义重大。假如宋代能够借着孙奭这一番议论成就单一神信仰，则中国在“唐宋变革”这一场世界史意义上的大转型中，有希望在信仰天地，开辟出更具现代性的前景来。但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应该属于人类永久性的遗憾之一。

真宗的学术文章《解疑论》发布后，孙奭感到人家皇上似乎也有道理，不再多言，但还有反对之声，这个人就是知制诰王曾。

王曾感觉这个事似乎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国家治理”问题。因此他不同意真宗意见，再上一篇奏疏，反对大规模建造宫观。他认为虽然宫观工程已经动工，似不能全部停工，但万一能采用他的建议，能够省出工用，减少预算，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王曾意见前言后语不算，干货共有5条：

宫观建筑所用的名贵木材，在全国各地收购，搬运到京师工地，所费人力太大。虽然说用的都是军人，不去烦扰黎民，但军人也是从黎民中来的啊。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一。

泰山、汾阴两场大典刚刚结束，颇花费了国用经费。现在又造宫观，尤其耗用资材。虽然说府库之中，货宝山积，但这些都是历代之积藏，所有钱财都是出自于生民之膏血，花出去很容易，积攒起来很艰难。国家财帛丰盈，但更应该珍惜。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二。

圣人贵于谋始，智者察于未形。灾祸往往起于隐微，危乱往往生于安逸。现在京畿之间，万众毕集，如此劳作，役使的诸杂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如果有人流窜城郊，有偷有盗，很容易令圣上忧虑。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三。

王者抚御天下，自当顺承天地，举动必遵于时令，规划不失于万物当然之态。按古来传统，孟夏之际，不要发动大众，不要兴起土木工役。现在又是开挖地基，又是砍伐树木，冲冒郁蒸之暑气，惊扰安谧之厚土，不免违背古训。何况近来屡有旱灾、雨灾、风灾，这不正是天人感应的明效吗？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四。

臣听说陛下得到的“天书”，内中符命之文，有“清净育民”的训诫。现在所修宫阁，距离这个训诫很远，各种倾力之功，雕镂之巧，即使用尽人力物力，恐怕也未能符合天心。此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五。

王曾的意思是：即使一定要建造这座宫观，也希望能够减损规模，削减用度，不取“瑰奇”，但求“朴素”。只要内心“诚明”，祭祀“严洁”，会更符合天意。而节俭从事，四海之内，也更会知道陛下“爱重民力”之意。

真宗似乎觉得自己辛苦研究的学术成果《解疑论》，已经回应了这类问题，于是，不再回复王曾，只管盯住丁谓，努力建设玉清昭应宫。

说几个数据。

陈尧叟、李宗谔在“祀汾阴”之初，作为朝臣到河中府充实官员力量，后来他们回到朝廷，告诉真宗说：他们在汾阴，经度这一场大典，一直到礼毕，土木工役总390万人次。整个过程，只役使了军士辇运粮草供应，没有搅扰地方，没有调动“编民”服役出工。

对这个结果，“上称善”，真宗认为很好。

但事实上国家花费主要钱财不在此处，而在赏赐。

东封、西封，真宗赏赐文武大臣士卒，极为丰厚，以至于三司使丁谓也感觉到了紧张。他上书说：

“东封及汾阴赏赐亿万，加以蠲免各路的租赋，除掉很多个税，恩泽如此宽大，臣恐有司经费不给。”

真宗说：“国家所务，正在泽及下民。但敦本抑末，节用谨度，自当富足！”

大宋帝国是不吝于赏赐的邦国。从太祖时代起，就有这个传统。

太祖时，有一个将军叫周仁美，在关南边帅李汉超麾下，多次抓捕契丹间谍，打仗曾负伤，有战功。有一次到朝廷，太祖赵匡胤奖励了他，并命宦官王继恩带着他在宫中转悠转悠，太祖一时也来了情绪，跟着转，走到一座国家仓库时，太祖忽然问周仁美：“哎，你能负重多少铜钱？”周仁美吹牛：“臣能背负七八万。”太祖道：“可惜压死。”算啦吧，七八万压死你，怪可惜的。说着，让他扛了4万5千钱，算是奖励。

按宋代铜钱，太平兴国年间，“77钱为陌，每千钱必及4斤半以上”。读史，常见多少多少钱为“一陌”这种说法。解释起来很麻烦，大意是：市面流行各种钱，但一般都越来越不足，或是分量不足，或是成色不足等等，于是，根据古来的“五铢钱”作为标准，大致估算流行的钱币多少枚可当“一陌”也即“一百”。按77钱为“一陌”，则“十陌”当“千钱”，也即一贯，实际上就是770钱，意思就是这样的一贯也要到“4斤半”以上。如此70贯，也要315斤，如果是足钱，还要增重。一般人背扛不动。

太宗也不吝于赏赐。

淳化四年春正月，祭祀太庙，又有郊祀。大典之后，太宗给军士赏赐，当时的度支副使，负责财政的副部长谢泌经过统计后，一条条地将应该颁赏的名单和数量报上。太宗看后即行批准，他说：“朕之所以爱惜金帛，正是要用它们来准备赏赐啊！”谢泌说：“大唐德宗时候，后唐庄宗时候，都因为赏赐不丰，让军士不满，有过叛乱。现在陛下自己生活供应如此菲薄，赏赐却如此丰厚，真历代王者之所难也！”

孔夫子曾有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这么做就是算计过分。

孔子将这种行径视为官吏“四恶”之一。

太祖赵匡胤曾引用过孔夫子这句话，拒绝接受国营场务的“羡余”也即年终结余进入国库。因为他认为预算中的钱财是要按计划发放给场务工人的，现在有结余，就是克扣的结果。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尤其不得与民争这种不义之利。现在看得到，真宗与太祖太宗都是格局宏敞的人物。

但是国家财政用在如此赏赐方向上，而不是更急迫更重要的民生方向上，宋真宗还是过于大手大脚了。这与他生于皇室，长于皇室有关。钱帛，对他不过是些数字，至于锱铢粒米之来源，那种辛苦，与“祖宗”比起来，他的感觉还是隔膜了许多。花钱，他不心疼。

有一天，皇上对王旦等人说：

“最近朕阅览四方奏章，都说今年物价甚贱，草料3个钱可以买两束，麦粟1斛才百余钱（按1斛有5斗，或10斗说，1斗约合今重10斤以上）。这正是民间储蓄的时机。年头有丰收有歉收，当然是常理。古人之善于教化士庶，不如提早备预。我们的‘澶渊之盟’后，就需要备预。现在北边契丹愿意保持和平，已经能看到他们的真实意思了。只要固守边疆，就足以安顿我大宋士庶的民生。有的人说什么敌人很狡诈，形势危急时就会来侵略，这是没有看到更远——契丹也不想打仗了。”

王旦说：

“国家接受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才获得安居乐业。我们虽然每年要给他们30万赠遗，但和年年用兵的费用比较，不及百分之一。日前，陛下东封告成，天地帮助我们如此顺利，这就是‘人事和、天象应’啊！”

这一年，大宋版图内，有户7908055，人口17833401。近8百万户，只有不足1千8百万人，每户平均只有2·26人不到。此事也可以约略见出真宗时代的大宋帝国多是小户人家。

国家赋税，就出自于这8百万户，以及部分国营专卖。

如果按照王旦所谓，赠遗契丹30万，为一年战争经费的“百分之一”，则战费当为3千万。大宋人户平均需承担3·75。但大宋每年收取的夏秋两税和专卖收入，具体数字很难统计，但有人曾有估算，认为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当在1亿以上。如果这个数字的单位是“緍”，也即“贯”，则每户平均需要负担10緍以上。

按照“一斛百余钱”统计，一斛可以50斤，假定150钱，则百斤为300钱，须300斤以上，值钱1緍。如果每户缴纳10緍，则须缴纳3000斤粮食。有统计资料显示，北宋粮食产量曾经最高达到1千亿斤以上，如是，则每户人家平均生产1万3千斤左右。缴纳赋税，约等于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但事实上，户均可能远低于10緍，因为还有一笔财政收入就是国营专卖。这部分也没有具体数字，但约略可占到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所以，扣除种种出入，从直觉判断，农户缴纳赋税可能占到家庭年收入的百分之十五。

一场“封禅”大典，结束，花了多少钱？整个“神道设教”活动，花了多少钱？都已经难于统计，但各种史料记录这一时期事件，开始频繁出现一个词语：“三司假内藏”。

可以统计的记录就有——

三司假内藏库银十万两，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绢二万匹，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绢三十万疋，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钱三十万贯，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钱五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钱四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库钱五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银九百两。

三司假内藏钱二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银十万两。

三司假内藏紬万五千疋。

三司假内藏库银一十三万。

三司假内藏钱五十万贯、绢十万疋。

三司假内藏钱帛二百四十五万。

三司假内藏金二千七百两。

三司假内藏绫万三千七百四十匹。

这意思就是国家财政部向皇家库藏借款。“三司”是大宋财政机构，“内藏”是皇室用度库藏。

宋代的国库系列在记录中有不同，考核各类说法，可以大略得到如下印象。

三司也即财政部管辖下的国库，因为在宫城之左，故称“左藏库”。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左藏库”分为3个大库，分别贮藏钱币、金银、匹帛。淳化年间，又分置左右库藏，所以史上有个“右藏库”。但右藏库存在时间很短，一年后废除，不论。

太祖时，“左藏库”分出一个分库，为“左藏北库”。“左藏北库”再分一个，就是“内藏库”，而“左藏北库”的余下部分就是“封桩库”。

国家每年财政结余的财帛，大多存入这个“封桩库”。按照太祖时的意思，这里的钱财，主要用来充作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经费。后来“封桩库”改名为“景福内库”，与“内藏库”一起，均属于内藏，由皇室管理。

后来又有各种藏库，但国家藏库大略为“左藏库”“内藏库”“景福内库”。而后面两个均来源于“左藏库”分出的“左藏北库”。

其中的“内藏库”多为从全国各地收复“僭伪”之国后的收藏。这些“僭伪”之国就是吴越、南唐、南汉、后蜀、后汉等。太祖时有规定，整个“左藏北库”，是为了“军旅、饥馑”两件大事，属于“预为之备”的国家基金性质的储备，就是为了有事时，急用，“不可临事厚敛于民”。

皇室用度在“内藏库”中支取。

国家用度在“左藏库”中支取。

但有规定：国家有钜费，“左藏库”积存暂不足给，则发“内藏库”佐之。

“景福内库”则为基本储备，基本不动。

天下财富多在“左藏库”，这里是国家税赋的集散之地。但流动性很大，今日收入，明日支出是常态。“神道设教”以来，侍奉神祇需要庞大支出，以至于“左藏库”往往一时难于拨款，于是开始向“内藏库”假借。

上述，我很费力地做过的统计，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迄真宗晚年，即从1008年到1022年，总14年间，“三司假内藏”的记录总16次，共借出钱帛如下：

黄金0·27万两，白银33·09万两，钱币240万贯，绢42万匹，绫1·374万匹，紬（绸），1·5万匹；另有“钱帛”混合245万单位（贯、匹）。

这个数字，按通常换算，将黄金折合成2·7万两白银，每两白银折合1贯铜钱，总数则近280万贯钱；绢、绫、绸则统称为“帛”，总数近45万匹，二者之和即为325万，加上混合的245万“钱帛”，总数就是570万。这个不完全统计的数字，虽不中，当也不远。当时规定每年赠遗契丹岁币也即钱帛“30万”，那么钱帛570万则可以支付19年。

三司假借的这些钱帛，主要用来支付“神道设教”以来的各种支出；其中大部分“假借”发生在大中祥符年间。

大宋帝国的8百万户士庶，就要在14年中，承受这份财政负担。

但还不止于此。需要知道的是，用于“神道设教”的钱帛远远超过570万。这些，只是“左藏库”一时周转不开，暂时从“内藏库”借出的钱帛，至于“左藏库”正常的支出，当超过这个数字几十倍不止。其中，最大的支出是建造玉清昭应宫，以及官员和军士赏赐，二者估计用度，14年间，超过2亿。

真宗“祀汾阴”回程时，在河中府辖境的河神庙附近，登上一个亭子远眺（真宗似乎喜欢远眺），但见黄河之上有渔夫在驾驶小船捕鱼，岸边田野有农夫在操练耒耜耕耘，不禁说道：

“百姓作业其乐乎？使吏无侵扰，则日用而不知矣。”

真宗这一段话，很“哲学”。“日用而不知”，是《周易·系辞上》中的话头。一般以为《系辞》等解释《周易》的文字为圣人孔子所作，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但这类文字确实藏有高妙的生命智慧，值得现代人慢慢玩味。

《系辞上》中的完整话语如下：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解释这番话，很麻烦，可以知道几个事实帮助理解。

世界处于阴阳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乃是“大德”所在，很难测知；但其正道在“生生”之际，因为天地之“大德”是“好生”。故天下万有“生生不息”，是圣人也是神祇的愿景。

而“生生不息”，是不需要被打扰的。因此圣人与神祇都期待“无为而治”，也即在民间自发秩序原理下，百姓自发呈现生命活力。但达致这个生态，以抢劫、盘剥私有财产为能事的“非生产性掠夺集团”就是一种祸害，如官司聚敛，如墨吏榨剥，如藩镇割据，如契丹南侵……圣人作为邦国精英，百姓让渡于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他们制止各种“非生产性掠夺集团”的巧取与豪夺。而百姓可以不必知晓此中逻辑。

仁政，也即合法权力的“体”就是致力于“无为而治”；“用”就是达致“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一切合法权力最重要的民生诉求。君子之道在到达此一境界的日用伦常中，几乎看不出它的使用，所以称之为“无用”。但正是这种“无用”才彰显出“无为而治”的“大用”。

真宗读书颇勤，对《周易》有心得。可以说，这话头，扪着了圣贤之心，也接近了神祇之道。邦国治理中，“百姓作业其乐”，是公序良俗条件下的最优生态；“使吏无侵扰”，是通往无为而治的法制成效；“（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圣贤放弃种种自我旌表后的天下浑仑之象，此象，元、亨、利、贞。

这一段话，透露出大宋君王“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总诉求，是传统中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正大自律。所以，他的好大喜功，确实如洪迈所说，与秦始皇、隋炀帝不同，基本不动用黎民力量，不因大典或工程而延误农时，更不像无耻帝王们那样打着冠冕堂皇的种种旗号“白使唤人”。大宋只要用人，就有赏赐，也即嘉奖，也即报酬，而且还很丰厚。大宋，讲理。因此，他的大典、大工程，几乎相当于开辟了特殊的临时就业渠道，用一种劳役方式给予文武士庶以足够犒赏。这事带有相当程度的“富民”政策性质。

当他面对天神地祇，像孩子一样宣誓，并以“受命于天”的“代表”资格，为天下祈福时，我相信他的真诚。

帝王与帝王不同。

大宋帝王与历代帝王不同。

真宗更不同于其他大宋帝王。

他一方面需要按照时代给定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寻求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以“神道设教”的模式“恫吓”可能的异族侵略者，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他也虔敬地相信：这个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一定存在——虽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个超人力量，这个绝对力量，是单数还是复数？他更无以名之，这个力量究竟是“昊天上帝”还是“玉皇大帝”还是“太一真君”还是“后土神”还是“五方帝”还是“北极星”……？但他知道的是：在“我”赵恒之上，定有一种“绝对力量”。能够庇护大宋帝国的不是“我”赵恒，而是这个“绝对力量”。为了获取这个力量的支持或恩典，“我”赵恒必须“爱民”！从《尚书》以来的传统，就已经早早告诉了他：天心即民意。“我”赵恒，不过是“受命”来管理这方民庶而已。

简言之，“我”赵恒“受命于天”，对天而祈请的，是“佑民之道”。

这种真诚，了解真宗一朝种种故实，就知道并非虚言。

说到“受命于天”以及“神道设教”，安于百年激进思潮的人物往往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欺骗民众”的措辞，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但在我看来，“受命于天”以及“神道设教”，这类讲述或书写，乃是一个“天大的文明”。将“受命于天”或“神道设教”背景下的种种祭祀讲述为“迷信”活动，事实上是言不及义的；讲述为中国独有的“迷信”活动，尤其是言不及义的。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大夫刘康公的话说：“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祭典。戎，事实上指称的也是祭祀、祭典，不过是军事祭祀和军事祭典，也即“军礼”（不同于一般理解，仅仅解释为战争）。主导祭祀之礼，是国家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本象征，所以古人要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如此之“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左传·隐公十一年》）的隆重仪式。君王公侯之所以行此大礼，乃是维系“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左传·昭公五年》）的国之大事。负责任的君王公侯，无人敢于在此大礼之中玩忽职守。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类构建性信仰活动，事实上，中外皆然。古代欧洲，就有圣·奥古斯丁懂得，君主明知宗教之妄而诱导民信为真，目的在“俾易于羁绊”，使其易于治理。更相传奥古斯德大帝（Augustus）有言：“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参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8-19页）。

事实上，相信并敬畏“绝对力量”（天神地祇祖灵等），在困境时，更向“绝对量”吁请救助（福佑），是文明人类之共同习性。这一习性，迄今犹然。

譬如，具有巫术性质的天旱祈雨，作为世界各地的一种“祈福”活动，就常常被现代媒体所披露。，

2016年，中新社约翰内斯堡4月25日电 (记者 宋方灿)就曾报道：南非总统府宣布，总统祖马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与宗教领袖等人一起参加国家祈祷日活动，祈求南非国泰民安，更祈求早日天降甘霖驱除旱魃。

在美国，2014年1月20日，加利福尼亚州圣盖博山谷的穆斯林居民曾经祈求真主降下雨露。

据英国天空电视台2012年7月20日报道，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在向奥巴马汇报美国干旱的严重性后，在白宫告诉记者，他每天都会双膝跪地求雨。他表示：如果他知道祈雨词或会跳求雨舞，他绝对会照做以化解干旱。

更有媒体报道：2007年11月13日，美国佐治亚州遭遇大旱，州长佩尔度带领州民，拿着十字架，一起向上帝求雨。

……

而“受命于天”，更是世界性经典文明话语。

久负盛名的英国宪法性文本《自由大宪章》，第一句话就是：John，by the grace of God，这位约翰，英格兰国王兼爱尔兰宗主，就认为他的权力恩典来自于上帝。通常，by the grace of God这句话即翻译为“受命于天”。

事实上，美利坚的《独立宣言》虽然将主题指称由君王替换为人民，但《宣言》所引入的“超验维度”仍然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且认为人的权利乃是“造物”所赋予。

更早于《独立宣言》1百多年，奠定了“美国精神”的《“五月花号”公约》，那是百多位来自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在上岸之前为了寻求约束与自治，起草的宣誓文本。它也同样引入了“上帝”这个超验主体。《公约》的第一句话就说：In the name of God。通常，这句话被翻译为“以上帝的名义”。

世界范围内，自诩“受命于天”“天赋人权”“以上帝的名义”，开始讲述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文本，很多。这类讲述，就是“政治文明”。

理解人间秩序的“超验性”前置，需要一点植根于人类心底，也即植根于“集体无意识”的冲动。抱持一点敬畏之心，抱持一点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感觉，甚至不必一定是多么深刻的认知，对这种“超验性”的肯认也会获得趋近它而不是背弃它的——能力。真诚说：谦卑，敬畏，对超验的肯认，是一种能力。在“无法无天”流行长久的时空，一些人渐渐失去了这种能力。

真宗很可能明了中原衣冠文明，其源头，是接续《尚书》《周易》传统的。在那里面，有敬畏，是在“畏天”感觉中，试图对人间的混乱做出神圣的救赎。所以，“神”“天”“帝”总是频繁地被讲述、被推演，甚至，被建构。

但是，中原，自嬴政以来，将“封建制”破毁之后，万代承袭秦制，而诞育于先秦“封建制”的天道敬畏，在离散中不断稀释，吾土渐趋一统，而吾民渐趋散分。领主庄园的消失，集权冷酷的高压，让“社会”也一个个分离。“绝地天通”在秦后成为现实，吏治无情而冷硬，民间苍白而无助。很多官员少操守，不少士庶无信仰，普遍社会不自治。是不是可以回归《尚书》《周易》传统，召回“敬畏”感，在“秦制”千年传统下，重新凝聚散沙而成磐石？

自从“五胡乱华”之后，中原迭经战乱，异族入侵成为中原不得不防的祸害；而藩镇更往往借助异族力量一逞私欲。如是，中原，现在已经越来越呈现为异于“他者”的存在，这是古圣没有遭逢的格局。但天下可以由契丹来安排吗？可以由西夏来安排吗？可以由大食、占城、蒲端、日本来安排吗？契丹人的殉葬制行径，井下投毒残害大宋子民的行径，射鬼箭行径……让真宗大帝感到不安。他能想到：当我“受命于天”开始治理中原天下时，事实上，正承受着一种沉重的责任。中原如果是“散沙”而不是“磐石”，就没有力量；而在我之上，更有一种无限的“大能”也即“绝对力量”，我需要寻找这个“绝对力量”来启示我、保佑我、推动我，救赎秦始皇嬴政以来“散沙”化的中原，也救赎遍布野蛮勍敌的世界。

当我这个“受命于天”的帝王与祭司一般的士大夫们共同治理这个帝国时，遭遇了他们那么多的批评和反对之声。我，赵恒，是正确的吗？

在赵恒“这个人”那里，他自己存在于此岸的“成”与“败”，不是他行事的主要考量，“是”与“非”才是。做重要的事，但要做正确的事。如果这件事正确，也很重要，“这个人”可以不畏惧面临失败。

“受命于天”，说明世俗的权力并非至高无上，甚至，连江山社稷也不是图腾，不是信仰对象，不是无条件效忠的实存。终极至高之绝对，在人类精神结构中，只能是神。“受命于天”之后，可以藉此而生成或培育超验信仰的萌芽。通往信仰的逻辑在此。真宗似乎有意要将“大宋帝国”由一个“世俗帝国”漂洗为“神圣帝国”。而“神圣帝国”，乃是凯撒与祭司合为一体的宏大叙事。当着萨满巫术传统已经式微，而“一神教”还没有机缘进入世俗世界时，这种宏大叙事是建构性质的，而不是演绎性质的。因此，它先天性地缺少神恩惠顾与时间浸淫，没有支撑这种叙事的根脉、逻辑与普适精神；相反，在“多神信仰”久远而又辽阔的背景下，不过又添加了一种信仰而已。

当他不自觉地试图将“大帝”与“祭祀”两副担子同时挑起时，事实上是力不从心的。

所以，我相信这位十一世纪的帝国领袖，有一种为他朦胧感知但无法指陈的隐秘的悲壮感。他用“神道设教”的方式去相信神。他对神的最高吁请，就是“天佑大宋”。他已经被他推演的逻辑萦回旋绕得进入了圣洁的迷狂，也许，他以为这种感觉就是“神召”，是神在他自造的“天书”中，召唤他成为合格的“受命于天”的俗世领袖。而他的“使命”，就是救赎这个混乱的天下，在与“他者”共存的世界上，安排中原华夏以“敬畏”为主题词的未来。

敬畏，以及敬畏的对象，不是假相。那是金星与火星之间，人类能够感觉到的基本实在，就像一个人感觉到了晕眩和坚硬一样。对星辰大海，对天命神道，对上帝或昊天上帝的敬畏，并非简单的“假设”，那同时也是人类对宇宙真相和“绝对”力量的知性理解，与，实在感觉。

“神道设教”，即使是人为构建的，也可以是真诚的、虔敬的、实在信仰的，一句话，充满敬畏的。前引《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说到方望为隗嚣“神道设教”，也可以看到他的敬畏。他说：“……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偏远的地方，战事初起，没有准备，不能丰厚地祭祀神灵，但礼因时不同常有增减变易，质朴或华丽并无常规。只要真诚，即使是茅草屋土台阶，也可以表示庄重敬畏。我们虽然现在还简陋到没有准备好祭祀的供品，但神明哪里会因此而离开我们呢！他们是相信只要“构建”，也即只要“神道设教”，神明就会保佑我们。

“神道设教”，就这样有了怀着敬畏之心，在构建中展演信仰的性质。这种在构建中展演信仰，与英王约翰、美利坚领袖杰斐逊和“五月花号”上的1百多位大不列颠清教徒一样，信仰，是真实的。

所以，嘲笑宋真宗“神道设教”是可以理解的；嘲笑他是否真的“受命于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嘲笑他的虔诚敬畏之心，嘲笑他信仰的真实性，就如同嘲笑英王约翰、嘲笑美利坚领袖杰斐逊，和嘲笑“五月花号”上的1百多位大不列颠清教徒一样，实在是没有认清人性源于自然而求索真相的真相。政治文明之所以需要“超验”前置，也即对“绝对”的敬畏，是对文明的一种自动趋近，是对野蛮的一种自我剥离和制衡，是走出犬儒和厌世藩篱、不可承受但必须承受之“重”。当“敬畏”开始照耀时，生命会获得一种赏心悦目的感恩。祖荫或是神创，生命之来源会与当下共时存在。于是，一种克己性质的道德律令让敬畏者变得洁净而又丰富。即使他在积建的大厦注定失败——如玉清昭应宫——那“敬畏”的道种还是会氤氲存在，游荡于大地、升腾于天空，在大海星宿之间迤逦穿行。所以，神享用的不是“太牢”，不是“燎火”，不是“大典”，不是跪拜匍匐，而是——敬畏，源于信仰的真实敬畏。

有此敬畏，与，无此敬畏，中间横亘着的，（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是“辽阔而顽厚的隔膜”。

基于此，我甚至愿意同情理解真宗大帝以“敬畏”为主题词，大搞“神道设教”这四场“劳民”而“不伤财”的求神祈福运动了——之所以说“不伤财”，是因为借助真宗毫不吝啬的赏赐和蠲免，以及种种商业性购买，财富，已经重新回到了民间。

但由于“近代性”初露曙光之际，更由于王钦若等人初衷不诚，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导致真宗试图如“河图洛书”时代那样构建绝对力量，即“神道设教”活动，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推演为一神崇拜，可以看做是一场哲学意味浓厚的中国悲剧，也是一个永久的、无可挽回的信仰遗憾。

不过，中国大地上今日流行的星星点点的“多神崇拜”毕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民间信仰。

真宗的“神道设教”故实，昭示今人，在中国，神谱如此丰富，伴随着“祈福”的人性恒久动因，她的族群，必将呈现多神信仰。华夏大地，是一个天然的多神崇拜共同体，而不大可能是一神崇拜共同体。古希腊虽然也有“群神”，但这些神并不是信仰的对象。而华夏大地上的“群神”，至少从汉代开始，就成为国家祭祀的信仰崇拜对象。崇拜或信仰，是人类步入文明的福音，无论一神崇拜信仰，还是多神崇拜信仰。世界上已经存在多神信仰的文明邦国和地区，如日本、印度和台湾地区，都在盛行多神崇拜信仰；中国大陆也没有理由拒绝多神崇拜信仰。所以，思想界耳熟能详的言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不是实然判断；也不是应然愿景。

吾土吾民，不乏对“绝对力量”的“敬畏”。这是从远古、从《尚书》时代就开始诞育的中国族群精神和文化精神，也是植根于“祈福”文化的宗教冲动。有此精神与冲动，吾土吾民在未来可能的自由条件下，在未来可能的自发秩序下，演绎足以推动公序良俗和信仰文明，与一神崇拜并存的多神崇拜是可能的。

当然，期待中的多神崇拜与信仰，应该是省略了种种“淫祀”，省略了坊间流行的种种庸俗和鄙陋的多神崇拜信仰。期待中的多神崇拜信仰，也不应该再是宋真宗一厢情愿，在刻意迷狂中“神道设教”性质的多神崇拜信仰；更不应是王钦若工具理性主导下怀有非宗教目标“神道设教”性质的多神崇拜信仰。

宗教，崇拜与信仰，当，且仅当，与真实的奇迹或近于奇迹的神秘体验相关联，价值理性与虔诚敬畏之激情共存时，才有可能是正大正当，且富有恒久生命力的。“祈福”，无须作假。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