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儒对话——明清之际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探讨及影响

作者：刘梓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3级历史教育2班）

来源：“端庄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十七日壬申

           耶稣2016年10月17日

摘要：中国，是一个包容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度，在宗教上，除了本土的道教外，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体系的外来宗教有佛教和伊斯兰教（虽然基督教在唐代已经以聂斯托利派的形式传入中国，但是影响很小，多数基督徒是后来接受西方宗教体系的），前者本土化最为彻底，与儒道并行；后者虽然并没有完全“华化”，但是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本文就中国伊斯兰教在明清之际的本土化进程进行探讨，并提出笔者一些看法，以进行对这段历史的反思。

关键词：回族 儒学 伊斯兰教 本土化 明清

自唐太宗伊斯兰教东来，到元朝灭亡，中国的穆斯林已经生活在中国达700年之久，但是在唐宋元三朝，中国的穆斯林一直没有被认为是“本地人”，而是以“蕃客回回”取代，除了像马依泽、蒲寿庚这样的在朝廷任职的穆斯林官员或像丁鹤年、高克恭这样受汉化程度较高的穆斯林学者，基本上没有穆斯林用汉语姓名。如赛典赤·瞻思丁、伯笃鲁丁、阿老瓦丁和萨都剌（重点是伯笃鲁丁和萨都剌是儒学功底很好的学者）。

需要注意的是，元朝的“回回”是沿用沈括《梦溪笔谈》里对回鹘的称谓，泛指祖先是白种人的色目人，因此虽然80%的元朝回回是穆斯林，也有一部分基督徒被称为“阿速回回”，犹太人被称为“术忽回回”，而吉普赛人被称为“罗哩回回”，如元朝阿拉伯基督徒学者、政治家爱薛（叙利亚或黎巴嫩的基督徒）。也有穆斯林没有被称为回回，如黄种人康里人政治家茹茹（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被译为拉赫曼）。

可见在元朝，真正意义上的回族并没有形成，除了少数人以外，多数穆斯林都被视为蕃客回回，从字面意思上看，他们依旧是“舶来”而非“本土”。

在元朝，穆斯林因为属于色目人，因此在政治上享有极高的特权，因此被不少汉人（尤其是下层百姓）忌恨。在方国珍的起义中，就有这么一个口号：

“杀尽天下色目人，毁尽也里可温庙（基督教堂，因为元朝称呼基督徒为也里可温）和答失蛮庙（清真寺，因为答失蛮是元朝对穆斯林的另一种称呼，答失蛮是波斯语‘Danishmand’即‘德尔维希’的翻译，意思是穆斯林教士）”

因为这个口号，大批江浙的穆斯林（包括汉化的基督徒后裔）不得不流离失所，泉州的穆斯林本来就因为“亦思替巴兵变”不得不远走他乡，对于汉人的起义，他们作为“蕃客回回”担心被起义军以非本国人的名义杀掉。因此大致可以认定，流传在回族民间的“十回保朱”并不可信。

而当时有一些穆斯林也试图抵抗，如淮地穆斯林官吏纳速剌丁就组织“蕃客回回”与张士诚的江淮起义军战斗，最后战死······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一些人，如丁鹤年就假装学佛来逃避迫害，汉人与“蕃客回回”之间相当不信任。

这一切的改变，在明朝才开始发生······

（一）《大明律》对回族萌芽和永乐朝回族群体的稳定

就在这时，朱元璋成功打败元朝和其他起义军领袖，成为天下共主，建立明帝国。对于当时没有西迁的穆斯林和没有北迁的蒙古人，他本意没有打算迫害他们，不过为了迎合多数汉人对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仇恨情绪，他在《大明律》里有这些记载：

“···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

“···禁绝胡服、胡语、胡姓···”

“···蒲逆（指反叛宋朝的蒲寿庚，笔者注）贬为贱民，子孙不得仕，泉州回逆须北迁至金陵···”

这些贬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条文，在今天看来已经属于严重的民族歧视，但是在当时，对于已经在起义中遭殃的色目人和蒙古人，这已经是“法外开恩”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起义里被起义军残忍杀害的同族······

而随后，明朝又设立“哈密卫”（管辖新疆东部事务）和“回回都督”，为这些“蕃客回回”吃了颗“定心丸”。而对于蒙古人，明朝也没有加害他们，比如元顺帝的孙子买的剌八剌叛乱，朱元璋为了不激怒境内的蒙古人，只是把买的剌八剌放逐到琉球群岛（很难想象得出老朱会有这么仁慈的举动，因为就“胡惟庸案”就有十万人被处死），而且明朝为了对付北元，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组成“朵颜三卫”和“关宁铁骑”。这些蒙古人后来基本上就与汉人无异，如梁漱溟、李四光的祖先就是留居内地的蒙古人。

因此，在《大明律》的框架下，大批中国穆斯林采用了汉语姓名，比如赛典赤的后裔以他们祖先的第一个字用“赛、纳、忽、马、丁、答”六姓，伯笃鲁丁的后代就以“白”为姓，这在今天广西，回族白姓依然是望族，比如白崇禧、白先勇父子。而且，到了明太祖晚年，中国的穆斯林除了在清真寺做礼拜外已经完全使用汉语，与中原人没什么区别——虽然元朝中国穆斯林已经开始“华化”，但是真正把华化落实的，要从明朝开始。

不过，“华化”并没有涉及穆斯林的信仰，相反，朱元璋生前对穆斯林的信仰还是比较重视的，他在穆斯林聚居的地方大规模修建或修复清真寺，如南京的金陵礼拜寺和净觉寺，在修建金陵礼拜寺是就写了《至圣百字赞》，书曰：

“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授受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

在《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则记载道：

“洪武二十一年，西域鲁密国人亦布拉金、马可鲁丁等，为征金山开元地面，遂从金山境内随宋国公归附中华。钦蒙高帝喜其宾服，钦赏绢丝银钞等物，著落礼部与脚力，前往水平府搬家小赴京居住。因而敕建二寺安扎，将马可鲁丁等五户，分在望月楼、净觉寺居住。”

从这些文献里，我们不难看出，事实上明朝不仅没有压抑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还恢复了中国的伊斯兰教——当然是在华化的基础上。

因此，在洪武皇帝在位的31年、建文帝在位的4年，中国的穆斯林除了新疆的突厥·蒙古语系的民族以外，基本上完成“华化”的过程，从“蕃客回回”逐步向“回回民族”演变。这时候的明朝，已经有一部分穆斯林任职，比如波斯人后裔铁铉、赛典赤后裔郑和。

需要注意的是，明朝仅仅只是海禁，并没有采取像雍正皇帝那样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朱元璋对以沈万三为代表的地主商人十分残酷，但是没有限制其他种类的商人的发展，尤其是没有农业基础的回回商人，因此明朝对他们还是比较重视的，并为他们在北京、金陵和西北专门开设“坊”——直至今天，回民还被人称为“坊民”。（尤其是永乐时代朱棣迁都北京）

永乐时代的回回民族在笔者看来，是现代回族形成的时期，因为这个时候的回族，已经在“华化”与伊斯兰教信仰的恢复之间达成一致。就拿郑和下西洋的著名的穆斯林成员来看就知晓了：

郑和（原名马三保）、马欢、哈三、王景弘、陈金汉、蒲日和。

除了哈三是阿拉伯语Hassan的音译（其实就是哈桑），其他人都以汉语名字，其中陈金汉是泉州的伊斯兰教阿訇，他的后代是印尼前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而就是距离陈金汉500年的瓦希德，依旧会讲闽南话，可见在永乐时代回族群体的形成。

朱棣迁都北京，少不了穆斯林的帮助，为此朱棣帮助回族建立“坊市”，并且还协助当时已经80岁的丁鹤年建立“鹤年堂”——丁鹤年也就因此得以光明正大地恢复伊斯兰教信仰并且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雄厚的基业。

从“靖难之变”后，金陵（南京）、杭州、广州、北京、开封、西安等地的回族商贾又开始繁华起来了，广州回族主要从事商业和军事，海南、广西回族主要以文教为主。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昔日中国穆斯林集聚地的泉州，反而从此一蹶不振——绝大多数穆斯林北迁至江浙，留下来的还坚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少之又少。

在泉州，除了陈棣丁氏和晋江郭氏外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尤其是雁门萨氏——雁门萨氏在定性自己的民族是，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汉族、回族还是蒙古族（这个是有历史遗留问题，因为也有蒙古贵族在泉州以“萨”为姓，而汉族也有“萨”姓）而一些知道自己祖先是穆斯林的泉州人，因为没有伊斯兰教的氛围生前难以遵从祖先的宗教，唯有要求子孙以伊斯兰教的礼仪下葬他们。

当然，明朝回族群体繁荣是主体，因此大批回族人获得了相当的经济利益，大批汉族中层民众愿意与回族联姻，而回族坚持自己的信仰，因此中国伊斯兰教不仅没有被打压，反而得到新的发展。

在云南，有一批回族穆斯林群众以“林”和“杜”为姓，他们绝大多数是与回族联姻而接受伊斯兰教的汉族后裔，因为传统回族的汉姓里没有这些姓氏。

《史记·货殖列传》里有这样的话：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逐步富裕的回族群体，开始考虑自己的文化问题。虽然在元朝，有萨都剌、高克恭、瞻思丁、丁鹤年这些儒学功底很好的穆斯林，但是即使是《大明律》颁布开始，绝大多数回族群体依旧难以调和文教与信仰的关系。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大批有识之士开始尝试把伊斯兰教与儒学结合起来，也就有了跨越明清两朝的“回儒对话”。

（二）“回儒对话”下的中国伊斯兰教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伊斯兰教比较特殊。首先中国伊斯兰教传播方式是和平方式，第二就是中国伊斯兰教没有明显的教派分歧（当然清朝末年的“新教”与“老教”是因为清政府挑拨穆斯林的起义队伍和“瓦哈比派”东来有关，而且没有上升到世世代代的教派冲突），中国伊斯兰教不能完全归为什叶派或逊尼派，他们既以《圣训》为标准，但是不排斥什叶派对阿里、法蒂玛和哈希姆家族的尊敬。

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应该比基督教、犹太教强，相对没有佛教强，因为伊斯兰教比较容易本土化，《古兰经》虽然反对效仿其他宗教的仪式，但是不反对和与伊斯兰教教义不冲突的民族传统相结合。因此，在中国西北的突厥语系各族穆斯林（以维吾尔族为代表）就与突厥人的传统结合——如诺鲁孜节就是突厥、波斯民族在前伊斯兰教时期就有的民族节日。

居于内地和东部沿海的回族，由于多数在城市定居，因此与当时的儒学接触会比较多，加上当时中国印刷书籍已经很流行，借助这个机会，中国穆斯林开始培养既通伊斯兰教教义又有儒学功底的学者，在民间也开始与中国传统民间习俗交流起来。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明朝，虽然说基本上已经在民间已经流传，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一批有相当水平的宗教人士，所以在明朝初期，“蕃客回回”一直难以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不过随着西察合台汗国的灭亡、东察合台汗国对新疆统治的削弱以及帖木儿帝国的分裂，许多西北的穆斯林（在此指的是讲汉语回族）得以在“哈密卫”的保护下到麦加朝圣，因此吸取了许多阿拉伯文化的因素，以此形成与苏菲派、什叶派和正统逊尼派相结合、以阿拉伯思想为主题的西部学派；与此同时，在东部，由于东部的穆斯林多数在元朝以前就已经定居中国，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同时有汲取了许多中华文化因素，当然，在元朝，这些被称为“色目人”的“蕃客回回”始终带有一个“蕃”字，因此一直没有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

然而，明朝对于他们的强制“华化”政策，加上他们居住的地区以汉族人为主，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士大夫”的形式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明朝，“儒商”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商人们都希望通过他们的财富为自己家创造家学，作为“商业民族”的回族更是如此，因为相比起汉人商人多发家于草莽（是因为汉人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导致汉人商人多数没有文化），他们（指回族）在元朝就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子，因此他们积极地求学于儒释道三家，从中华文化的经典里寻求对古兰经的“本土化”解读。

（1）          东部穆斯林——“道统同源”的回儒对话

在东部地区，出现了以金陵（今天的南京城）为中心的“金陵学派”，“金陵学派”是中国“回儒对话”的核心地段，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以儒释经”的学派只有金陵学派一家，但是，仅仅就是“金陵学派”，无论是“阿拉伯化”还是“华化”的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流派，都深受其影响。

总所周知，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直至篡夺侄子建文帝皇位之前，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都在金陵，而金陵从宋朝以来就聚居了大批穆斯林“蕃客回回”，而陈垣先生在《元代西域人华化考》里，就提到那些“华化”程度较高的穆斯林基本上要么就住在金陵，要么在金陵附近定居，也就为之后的“道统同源”奠定基础。

而金陵，就因为这些拥有极高的“华化”基础，因此得以培养一大批有才干的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张中、伍遵契、马注、刘智（跨越明朝与清朝），而且也让他们在中国伊斯兰教里起到推动“本土化”的效果。如论文《“金陵学派”及其他》里讲到：

“···这里还出现了不少穆斯林的名门世家。这些人中不仅娴熟伊斯兰教教义，而且有着极高阿拉伯文(经文)、波斯文和中亚突厥语系的语言造诣，这些出身名门的穆斯林不少人还兼具儒家学者的身份，所谓经汉兼通。他们中许多人有着科举功名的背景，或秀才、或举人、或进士，个别的甚至是会试一甲······产生的结果便是，他们将具有浓厚异域色彩的伊斯兰教的本质和宗旨同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为主体的文化)相结合，既保持伊斯兰教的本质和宗旨，同时推佛拒道，容纳中国传统于自身，弘扬仁义爱人。两种文化的交接，通常会互相妥协、融合，各自的边界模糊消失。伊斯兰教思想进入中国仍能保持自己认主独一的本质，不卑不亢地在中国土地运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大表征。正如一位作者论文所言人类思维之树上这一伊儒融合之果，体现出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较强的趋同交融性和相通性···”

因此，这些穆斯林学者用中华文化的智慧结合伊斯兰教文化，创造了一系列的文化成果，例如王岱舆的译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以他的观点，有以下几条，例如：

①他首先提出了“真一”、“数一”、“体一”3个基本概念，阐明了真一“独一无偶”，真一“为天地万物主宰”，真一“显而为天地万物种子”(数一)。而人则通过对“当体”(即自身)及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去“体认”真一，以达到“正教唯尊兹真一”的认主学目的。

②在宇宙论方面，他认为“真主(真一)乃无始之原有”。“数一乃万物本始”。其生成序列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太极乃真主所立万物之理，而后成天地万物之形”的宇宙生成论。

③在教义学方面，他以认主学为纲，阐述伊斯兰哲理，然后将基本教义、宗教功修、宗教伦理、教法制度、生死观、两世论等综合概述，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说。

④为了“明真一，显正道之光明，驱异端之谬讹”，他除著书立说外，还以非凡的理论勇气，与人“盘道”(即讲经辩论)，大胆阐发伊斯兰教的教义。

他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的学者，毕生致力于伊斯兰教经籍的研究与译著，还与人公开辩论，阐释伊斯兰教的义理，批驳“理气空无之论”，被誉为“学通四教”(指佛、儒、道与伊斯兰教)的回儒。

而更早时代的伍遵契，在他的介绍里有提到：

“···潜心研习伊斯兰经典。曾投师胡登洲四传弟子山东学派的常志美门下学习，后在南京、苏州、镇江等地清真寺设帐讲学，培养经师。他曾摘译波斯人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著《米尔萨德》一书中有关修身养性、性命义理及复命归真的理论要点，辑为4卷，取名《归真要道》，长期以来为经堂教育的选修课本。他还曾口述，并由‘吴门掌教’周士骐笔录，著成《修真蒙引》一书，讲述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宗教功课、婚姻丧葬礼俗及宗教伦理等当行当止之道，被誉为‘暗室之灯，迷津之筏’，是以汉文宣传伊斯兰教的基本启蒙读物。他在译著过程中，首先摘引《古兰经》与圣训的有关论述，然后讲述自己的理解，采取经堂语直译方式，严肃认真，字斟句酌，自述“译义求达，不敢藻饰”，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早期从事译著的主要人物之一···”

与王岱舆同一时代的张中，就以清晰的汉语解释《古兰经》见长。在对他的介绍里，就写道：

“（张中）字君时，自号寒山叟，江苏省苏州人，回族。他出身于一个伊斯兰教经师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广泛学习了伊斯兰教以及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长大后，到其他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那里求教，认识了许多当时知名的穆斯林人物，与他们交往密切，经常一起讨论伊斯兰教哲理。以后他又在苏州、扬州等地从事伊斯兰教经典的教育。

1638年印度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师阿世格来到南京讲学，张中去向他请教，跟随他学习了3年，并且根据阿世格的口述写成了著作《归真总义》的初稿。后来这部著作遭到破坏，他又在亲友的资助下重新整理，流传至今。此外，他还有其他著作问世。

在教义方面，他擅长“认主学”，特别是在用汉语清楚地翻译解释方面有着很大贡献。”

需要注意的是，张中经师不仅熟读儒家经典，而且，他还有一个具有传统中华文明特色的“号”——“寒山叟”，因此，儒学在这些穆斯林学者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事实上，虽然说明朝是穆斯林学术的巅峰，但是真正为“金陵学派”做出最突出贡献的，是一个生活在“康乾盛世”的清朝穆斯林学者——刘智（即刘介廉），回族同胞称其为“介廉巴巴”。

在关于刘智的介绍里，提到：

“刘智（1669—1764年），字介廉，号一斋，清上元（南京）人，为清初回族伊斯兰教著名学者著作家，据刘智研究专家马在渊先生考证，刘智高寿达96岁，详见《刘介廉先生编年考》。其修身研阅经史百家之籍，览读西洋书百余种，呕心沥血，潜心著书立说达40余年，遂创具中国特色之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学者誉之为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集大成者，广大穆斯林尊奉为“先贤”。刘智一生著书数百卷，《天方典礼》被收入乾隆时编纂之《四库全书》。”

刘智出生于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经师家庭，他的祖先曾经在农民起义时几乎灭亡，因此导致“粤匪之乱，全家歼焉，谱牒无征···”也为此幸免于难的刘汉英阿訇对儿子刘智的要求相当严格，要求他必须研究和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及有关著作。同时，出于对自己的要求，刘智还深入研究儒家的传统著作和佛教、道教的经典，对各种学术思想都有了全面的认识。此外，他还精通阿拉伯、波斯和拉丁语。为了进一步扩大视野，他到全国各地去旅游，认识了不少著名人士，接触到了各种文化。在最后的十几年中，专心从事研究和著述、翻译。

刘智一生著作丰富，被尊为“汉克塔卜”（汉文经典，又译为“汉刻它布”或“汉语库特卜”，笔者注）。在其父归真后，他立志用汉文阐释伊斯兰教，结庐金陵清凉山麓，闭户山居10余年，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著译《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

而后裹粮负笈，遍访全国宿学，在河南朱仙镇偶得波斯文《天方至圣录》，遂著译《天方至圣实录》。他一生著译数百卷，刊行仅十数种。传世尚有《五功释义》、《真境昭微》、《天方三字经》、《天方字母解义》等。

刘智的著作反映了公元17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特别对于中国穆斯林最为集中的西北地区影响尤其深远。

刘智具有深厚的国学底蕴，他的著作《五更月》就是一部中国伊斯兰教诗歌：

“五更月

一更初，月正生，参悟真宰无影形。

妙难喻，无所称。不落方所乃实真。

永活亘古无终始，独一无偶唯至尊，

开造化，理象成，大命立开众妙门。

一更中，月正新，参慧无极性理根。

元气剖，阴阳分，万物全备人极生。

无极是种太极树，树藏果内果即根。

慎分明，须认真，莫把种作种根人。

—更末，月正高，定信吾教异诸教。

修后世，望恕饶，遵行天命与圣条。

顺享天堂无限福，逆罚地狱受刑牢。

劝童稚，莫逍遥，免得死后哭嚎啕···”

从《五更月》里，我们可以看出，介廉巴巴把伊斯兰教教义学与中华文化的传统精华、中国民间思想相结合，体现了回儒对话的实质。刘智生前还留下了一句话，就是：

“今夫见草木之偃仰，而知有风；睹缘翠之萌动，而知有春；视己身之灵明，而知有性；参天地之造化，而知有主，必须之理也。”

因此，有人评价刘智是这样讲的：

“刘智是清初中国穆斯林学者中的佼佼者，在他那里，伊斯兰哲学完成了由阿拉伯源文化到中国儒家本土文化的转型，刘智被后世赞誉为“圣教功臣”、“大伊玛目”，在西北门宦中则尊崇为“介廉巴巴”。他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神学；还把中国的传统哲学与阿拉伯的医学以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

也因为这样，刘智在中国伊斯兰教学者里，无论是儒学派，还是后来在西部流行的，主张“恢复正统”的“伊赫瓦尼”，都受到相当的尊敬。而且，刘智以后，不仅有像虎嵩山阿訇、马松亭阿訇、达浦生阿訇等这些支持“回儒对话”的穆斯林学者，许多持“伊赫瓦尼”观点的穆斯林学者如马德新、马联元或门宦制度下的教士马启西（他们基本上都是西北人），也都受到刘智的影响，而近代持“回儒对话”态度的西部穆斯林学者马新三阿訇（1911—2011）、马得宝阿訇（1900—1977）更不用说。虽然马得宝的爷爷马万福阿訇（1849—1934）不怎么支持儒学，但是对刘智依旧是尊敬有加。

不过，随着刘智的去世，中国的“金陵学派”逐步消失了，并不是其消亡，而是“金陵学派”因为刘智的贡献融入了其他学派里面，如西部的“陕西学派”及其两个子学派——“山东学派”和“云南学派”，已经西北的门宦······

因此，对于结合“儒释道穆”四家的“金陵学派”，其在明清之际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进程，也大大促进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中国穆斯林群体的产生。

（2）西部穆斯林——融通百家，以中东为核心

西部穆斯林有“陕西学派”——与“金陵学派”并立的另一个伊斯兰教学派。这个学派与后来的清朝时的“门宦制度”并不太一样，它更侧重于教义学方面的，而且分布比较广，从西北的陕西、西南的云南和华北的山东，都是“陕西学派”所影响下的。其中，云南学派与山东的“泰州学派”是以“陕西学派”为基础的。

为什么“陕西学派”的影响面会那么广？这就要从“陕西学派”的代表人物胡登洲说起。

在中国的穆斯林里，伊斯兰教学界有两个公认的“巴巴”——一个是“介廉巴巴”，即刘智；一个便是“胡太师巴巴”，也就是胡登洲。如果说前者博通古今中外，既通儒学有精于教义学而且还会拉丁语，那么后者虽然没有前者知道的那么多，但是其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与中国伊斯兰教解读《古兰经》的历史进程起到了启发性作用。

胡登洲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奠基人、著名经师。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回族。出生于1522年，与1597年归真。

他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县渭城胡家沟，被穆斯林尊称为“胡太师巴巴”。通晓经典教义，长于阿拉伯文，率先改革口头传授教义的传统方法，在陕西地区清真寺内招收学员，讲经授业，开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的先河。注意研究宗教哲学，侧重讲授阿拉伯文经籍著作，逐步发展成为“陕西学派”，当时被尊为“胡太师”，陕西地区被誉为“念经人的教场”。

胡登洲亲传弟子有两个家族，即“冯、海二门父子祖孙得受宗旨”。冯氏名少川，陕西人，著有《纳直问》(Masa’il a1-Naj)，是以阿拉伯文所写的问答体教义著述。海氏名东阳，字文轩，西安人，后在宁夏地区有所发展，成为经学世家。他的再传弟子据传有兰州马、摆阿訇等人。一说从兰州马开始，才将他创建的教育形式移在清真寺专设的讲堂内进行，并且加以完善，后遂称“经堂教育”，也称“寺院教育”。胡登洲再传弟子在清代活跃于各地，比较著名的有山东常志美、陕西周良隽、云南马德新、河南张万东和杨泰恒、杨泰贞等。由于胡登洲及其传弟子几代人的努力，经堂教育在中国穆斯林居住地区普遍兴起，培养了大批宗教人才，从而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殁后葬于渭城渭河岸边。清康熙元年(1662)渭河泛滥，旋被迁葬于原上胡家沟。渭城里清真大寺旁，其墓至今犹存。

而胡登洲的“经堂教育”秉持以教义学为基础，对其他文化融会贯通的原则，在“陕西学派”及衍生出的“云南学派”和“山东学派”体现地相当明显，因此受“陕西学派”的穆斯林比较强调自己的民族性与表现出较强烈的宗教意识（当然与“伊赫瓦尼”相比还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意识，笔者注）。

在云南著名阿訇马新三老先生生前的访谈录里，就提到经堂教育里对教义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格要求。一些穆斯林学者主张“以阿解经”，一些穆斯林学者则引导学生看“四书五经”······因此，“经堂教育”所呈现的多元化，奠定中国伊斯兰教教育的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教义学教育的“本土化”。

除了胡登洲以外，像常志美、马注等穆斯林学者也为“经堂教育”出谋划策，他们大大促进了“经堂教育”的发展，也为现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过，与“金陵学派”所不同的是，“陕西学派”更加强调阿拉伯文化为伊斯兰教教义学的本源，他们不怎么愿意在文化上像东部沿海的穆斯林一样“华化”程度深，因此他们的“本土化”相比起“金陵学派”的穆斯林要少一些，本来“金陵学派”的本土化只能说是“局部本土化”，而“陕西学派”虽然结合了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但是由于其教义学本源选择在阿拉伯文化体系，因此在西部的穆斯林会比东部的穆斯林更强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

虽然“陕西学派”在“华化”上没有“金陵学派”那么深刻，但是，在“陕西学派”经师们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是中国伊斯兰教独具特色的宗教教育方式。这在世界上的其他穆斯林国家，虽然也有宗教教育，但是鲜有如“经堂教育”这种融汇百家的伊斯兰教教义学教育模式。因此，虽然没有“金陵学派”为回族同胞融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做法，但是也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增添光彩。

（三）影响

在明清之际，中国的独有穆斯林群体——回族，在不停探索信仰与主题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之处里，慢慢地形成了。而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无数穆斯林学者在“回”（伊斯兰教文化）与“儒”（传统中华文化）之间产生对话，慢慢地完善中国伊斯兰教。

在《古兰经》里，先知穆罕默德虽然强调不要分裂圣教（“他们相互分裂，彼此争议，这些人将遭受巨大刑狱。”——《古兰经》3：103，105），但是也允许求同存异（“众人啊,我确以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尊贵的人,是你们中最敬畏的人。”——《古兰经》49:13)因此，中国的回族穆斯林在一个以儒学为本的多民族国家里不断发展，最终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点的民族。

一个撒拉族拉面馆老板对我说：“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使伊斯兰教得以散发出真主的光芒，因为中国的穆斯林没有阿拉伯世界那样的部落割据，却又有先知最欣赏的文化之一···”在穆罕默德的原话里，有这么一句：“求学问尤当去中国。”先知因为事业与身体原因一生都没有踏足中国，但是却派出他信任的学生来中国求学——虽然“四大贤”在唐代仍旧是“蕃客回回”而非“大唐子民”，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融合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共通性。

在明朝回族十分流传的《唐王谈道》里，就以“四大贤”里的其中一位穆斯林大师与唐太宗的对话为背景而写下的。虽然《唐王谈道》是一部民间小说，本身没有什么历史史实，但是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因为在此处我们可以知道“回儒对话”在明朝，已经深入到民间，而不是元朝时仅仅仅限于少数几个色目人学者。

因此，“回儒对话”对回回民族的产生、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至少是在以汉语为母语的穆斯林群体里（新疆的突厥语-蒙古语穆斯林各族也实现了与自身民族特色的相融合），对于信仰与现实的相交集，能做到既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又保留了自己的信仰，“回儒对话”功不可没。

最重要的是，“回儒对话”以后的回族同胞，不再是“蕃客回回”，而是作为回族——中国多民族里的一个重要成员，生活在中国这个饱含历史底蕴的土地里，增强了以汉语为母语的穆斯林民族——回族对于中国的认同感。这一切，无论是“金陵学派”的“以儒释经”还是“陕西学派”的“经堂教育”，这些为中国穆斯林实现“本土化”（至少是局部“本土化”）作出贡献的穆斯林学者，他们推动了“回儒对话”，也推动了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促进了民族团结。

而今天，中国进入了网络社会，相当一部分青年人热衷于攻击不同地方或不同民族的人，这样看来是相当危险的，而且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是一种挑战，因此，“回儒对话”即使是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只有不同文化之间在一个核心的文化体系下平等交流，中华文化才能更好的发展。

而且，由于近代，一些“回归原教旨”的教派（如“赛莱菲耶”、“瓦哈比派”和“伊赫瓦尼”）的东传，虽然说对西北的穆斯林而言，这些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外来教派大大节省了以前中国穆斯林在仪式上的繁杂（如伊赫瓦尼极力反对披麻戴孝），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据我平时的一个观察，西北回族群体基本上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讲他们则以回避、乃至反对为主，这个与东部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与新疆昌吉地区的回族则大有不同——因为只有在受外来教派影响较大的两个省份（甘肃、青海）的回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排斥性。比如说据我在微博上的了解，一些西北回族在面对春节时是有点抵触的，而其他地区的则比较包容。

并不是说这些外来教派不好，但是就文化认同而言，“回儒对话”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作用，那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中国的穆斯林完全可以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以促进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

因此，无论是回族还是汉族，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在今天，如果能秉持“回儒对话”里相互尊重的态度，中国的文化会更美好！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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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12月1日

【4】马坚（翻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4月第1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中国伊斯兰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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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3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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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刘智·《五更月》

【12】（明）王岱舆·《希真正答》

【13】（明）民间流传·《唐王谈道》

【14】清真网·回族人物

【15】金宜久·《伊斯兰教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

【16】金宜久·《王岱舆思想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8年4月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