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经播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叫好声与批评声此起彼伏，顿时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就如有“大陆新儒家”之称的陈明所言，“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所以，这不仅关涉到对历史人物施琅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问题，也直指现实中的台海关系中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所引发的“中国认同”问题。陈明以儒家身份和民族主义立场肯定施琅，引发种族主义者、道德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对当局不满者的激烈批评，属意料中事。至于由此文化事件所引发的对民族主义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则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网络上对《施》剧及陈明等人的批评，虽然情绪化谩骂大于理性讨论，但其背后的确是有各种理论资源的支撑。极力鼓吹汉族的优越性、正统性、主导性，并不时高调要清算蒙元、满清“遗毒”的“汉族主义”者们，虽然也标榜为民族主义者，但实质上是血统论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这些人对《施》剧批评最起劲，几近于狂热。这些人如陈明所言，“除了寻章摘句，就是破口大骂，哪有半点主义可言？”但是，“他们的表演现实危害性很大很大，可轻视不得！”

    而众多的传统文化及儒学爱好者，大多只从价值信仰和道德评价的角度进行批评，根本不理会陈明所强调的“应该把施郑两家的恩怨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区分开来，把施琅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来，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者与满汉的冲突区分开来”，也不去分辨历史、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此，儒学联合论坛的主持者王达三疾言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先人有功于国家民族，未若空谈心性之腐儒。到得头来，投降卖国的恰恰是空谈心性之腐儒。施琅真真大英雄！”陈明与王达三这一态度，激起了儒学内部的争议，认为陈明、王达三违背了儒学精神，是伪儒、小人儒。不过，我以为恰陈明、王达三代表了儒家的真精神，其重视立德立言立功并举，以及道德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结合，以情境主义判断具体事项，以中庸之道为指导因革损益和经守权变，反对高调的道德苛求，“法圣人之所以为法”，而不仅仅只是抱残守缺，守死善道。而且，儒家强调天下观念，强调文化意义上的“夷夏之辨”，但绝非不重视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不然，如何理解儒家圣人孔子对管仲的赞许。所以，一个儒者，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儒者，才可与时偕行，修齐治平。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民族恩怨，在今天看来，是历史悲剧。悲剧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避免悲剧的再发生。正确的态度就是淡忘历史恩怨，不翻历史旧帐，这也是儒家所强调的仁爱、中和思想以及实用理性精神的体现。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关联到现实政治的问题，绝不能只从单纯的道德、情感、学理的角度来对待。历史是生成变动的，不是凝固静止的。在今天还否认蒙元、满清的非中国性，继续反蒙排满，不仅是对历史文化所赋予的政治合法性的无知否定，也因历史而伤害现实，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华民族大融合给今天的中国带来的正面意义。诚如另一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所言：“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中国文化的价值要求来思考问题，不应该具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倾向，这就是《春秋》‘夷夏之辨’的根本含义。”

    因《施》剧引发的这场争论绝非是一个文化事件，而是一个思想事件。这场争论的重要之处不在于结果如何，而在于将隐藏的很多问题凸现出来。

    西历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