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燕作者简介:孙海燕,笔名孙齐鲁,男,西元一九七八年出生,山东鄄城人,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国思想史、人性论等,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陆门禅影下的慈湖心学——一种以人物为轴心的儒家心学发展史研究》。 |
原标题:现代人应该行拜礼吗?——兼议黄玉顺先生对集体跪拜孔子的批评
作者:孙海燕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廿二日丙子
耶稣2016年10月22日
跪拜,俗称磕头,细分来又有“稽首”、“顿首”等名目,其作用主要是晚辈向长辈,身份低向身份高的人表示礼敬。作为约定俗成的传统社交符号,跪拜的意义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的效用十分复杂,甚至包括尊崇、感恩、臣服、求肯、自贱等多种含义。这一礼节究竟起于何时,今已颇难说清,但它在我国古代社会是司空见惯而又十分重要的一大礼节,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自上个世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以来,经“新文化运动”、“破四旧”等社会浪潮的冲击,跪拜礼与许多其他传统礼节一样不断被扫荡、“祛魅”,在神州大地一股脑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要说完全绝迹,也不尽然。因为跪拜行为除了在一些宗教领域(如佛教内部),以及丧葬祭祖等特殊场合有所孑遗外,在一些地区仍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如在笔者老家山东省西南部的不少农村,至今过春节仍有晚辈串门向长辈磕头的习俗。就我本人来说,有几年对此事特别抵触,自以为是读了书的文明人,不应再随波逐流地蹈此陈规陋习(当时脑子里甚至浮现作家巴金“不向任何人下跪”的告誓)。但人在老家过年,委实身不由己。尤其是母亲每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向我再三叮嘱此事(她甚至会专门提醒要给某人磕头)。我为此挣扎、犹豫、苦恼过,但想想自己一年到头在家之日少,何苦为此小事使母亲不快,最终也就被动服从了。不必说,我对此跪拜之礼是深不以为然的。只是这般年复一年过去,习惯成自然,内心也早已不复纠结此事,有些入乡随俗的心态罢了。平心而论,这类乡间礼节,多少也有点增益感情、加强团结的功效。譬如邻里间有两家不和睦的,趁着过节给对方的长辈磕个头,彼此寒暄几句,关系也就舒缓多了。这一习俗在当今中国毕竟极少见了,我在南方读书时,将其讲给舍友听,彼辈竟瞠目结舌,似乎不相信天底下尚有如此蒙昧的群落。
举这个切身的例子,意在说明:像这类跪拜行为,是一种民俗性的社会历史遗存,你说它是陈规陋习也罢,流于形式也罢,这都不无道理,但要说反映“奴性人格”、“跪拜心态”什么的,恐怕也扯不上。总体看,这一习俗在我们当地也日渐衰微,再过上一两代,说不定真要绝迹了。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出现,一些沉寂多年的传统礼仪渐有复苏之势。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复苏并非出现在“落后”农村,反倒是一些“文明”相对较高的大、中城市,而且有一批敬仰传统的文化人在自觉提倡,乃至于蔚为风尚。在诸多礼仪中,或许因为跪拜礼最有象征性,又集中展现古今文明的价值冲突吧,故最易引起媒体关注和社会热议。如某学校组织师生祭孔啦,某社区孩子集体跪拜父母啦,某行业学员集体跪拜师父啦,某地群众公然跪拜官员啦,此类事件一经报道,每每令世人侧目。于是,现代人该不该行跪拜礼忽地成了一个尖锐的社会话题。
就反对意见看,一派观点是斩钉截铁的,认为现代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坚决不能下跪,甚至认为组织跪拜者是侵犯人权。理由是:跪拜礼是专制文化下的产物,只能展现封建礼教培养出的奴性人格。作为现代公民,应追求人格上的平等与尊严,正所谓“启蒙”尚未完成,岂能再让这种体现尊卑等级制度的腐朽礼教死灰复燃?有的观点则相对温和,认为个人性的自愿跪拜本无所谓,但跪拜毕竟是落后的东西,有组织的公开集体跪拜就非常不妥,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须加以反对。有篇题为《跪拜孔子应该批评吗?——站起来不容易,又何必跪下》的文章,被采访者孙立群先生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
支持派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内容必须赋以必要的形式,否则不足以显示其内容。既然跪拜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代表着表示一种谦卑、感恩和礼敬,恢复这一礼节,不仅不是奴性人格的表现,恰恰是一种德性的觉醒。今人应该为跪拜去“污名化”、“脱敏化”,面对天地鬼神、古圣先贤,父母师长,他们生养你、教化你,你在某些场合跪一下又有何不可,怎么就有损你的人格尊严啦?对持此类观点的人士而言,“有些人虽然跪下了,但跪得感天动地;有些人虽然站着,但总是奴颜婢膝”,在一些特定场合,不跪还不足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崇敬感恩心态呢!他们认为在“礼崩乐坏”的当下,应该适当地复兴这种古礼,即使显得“夸张”、“另类”,或担负“哗众取宠”、“奴性未改”等恶名,也在所不惜。
当然,相当多的人持中间立场。认为当今是多元化社会,不跪是个人自由,跪下也无可厚非,都不必大惊小怪,心安理得就好。更有人认为形式无所谓,内容才重要,甚至搬出孔子“无可无不可”的话。但这类高妙而旷达的议论,并不能解决社会上一般人的困惑。
就个人观点说,窃以为在社会层面大规模地提倡跪拜,尤其是强制性跪拜,不仅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会适得其反,易激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感。有道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跪拜毕竟是今人不肯轻易做的事情。百年来的“反传统”,固然值得反思和纠偏,但文化重建并非“翻烙饼”,非要将以前打倒的尽数复原。吾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向禅师参禅一样,知道何为“死句”,何为“活句”。既然跪拜在绝大多数民众心中已较少正面价值,与其让其在日常生活中重现礼仪之大端,不如把更多精力用在其他方面。即便孝敬父母,尊敬恩师的礼节,形式上也可以灵活掌握,比如在一些庄重场合拱拱手,甚至鞠个躬,也就够了,不必非跪下不可。因为后者既不方便,又不卫生,别人看着矫情,自己说不定也心理别扭。有些人定要在跪拜礼一节上继承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在有点食古不化、近乎迂执。有人甚至鼓吹跪拜是古人的伟大发明,说什么磕头不但使人懂得谦卑、感恩,而且可以调和五脏六腑,是一种极好的身心锻炼方法。这也未免有些滑稽。无论如何,社会上的各类反对意见,已警示提醒真心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大可不必在某种具体环节上以一种强势姿态与大众较劲。君不见一些明星大腕,坦然接受所谓弟子跪拜的表演,已足够让人恶心反胃。至于那些对官员下跪的行径,更是要鸣鼓而攻之。
图片新闻链接:河南一高中要求学生集体跪拜孔子 每天读“圣贤书”
支持复兴传统礼仪者,多是一些研究和亲近儒学的学者。但在对行跪拜礼这一点上,儒学界内部也有不同声音,甚至不乏极力反对者。如推广“生活儒学”的黄玉顺先生,就撰有《孔子的悲哀——关于集体跪拜孔子的感言》一文。此文乃针对河南某中学组织学生集体跪拜孔子这一事件,以及《人民日报》所刊发的张贺先生的批判文章《“跪拜心态”岂能弘扬传统文化》而发。黄先生对张先生的文章表示赞同之余,又觉得张文论说不充分,遂亲自撰文,从“跪拜孔子有违孔子思想”、“跪拜孔子有悖儒学原理”、“跪拜孔子现象体现‘跪拜文化’”三个方面,对集体跪拜孔子事件予以批判。
黄先生反对学校集体跪拜孔子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这种把孔子当偶像崇拜的行为,有违孔子本人的思想。其二,产生于宗法社会的跪拜礼是“前现代性”的东西,“违背现代生活方式”,“违反现代文明价值”。因此,集体跪拜孔子表面上看似尊重孔子,实质上违背了主张因革损益、与时俱进的儒学原理。其三,集体跪拜是一种“奴性”行为,组织集体跪拜,违反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违反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文章最后,黄先生还沉痛地写下了“孔子地下有知,其不悲哀”结语。
如前文所述,笔者本来本并不支持全面复兴跪拜礼节。但读了黄先生的“批判”,却非但不敢苟同,反倒激起了对集体跪拜孔子一事的同情。理由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黄先生缺乏对“跪拜”礼节的客观评价。以黄先生的学养,看问题应该考虑正反观点,以增强论说的力量。跪拜作为一种传统大礼,是中华礼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存在了几千年,岂能无一点正面价值,以至得不到黄先生的半点同情?即使黄先生反对“集体跪拜孔子”本身(尤其是校方有“裹挟”行为),总该对此礼仪写几句正面话吧,何必将其妖魔化,将其等同于女性“缠脚”的陋习,贴上“奴性”、“封建”等标签呢,使其万劫不得复生呢?个人觉得黄先生并未从百年来所谓“礼教”的“污名化”中走出来,对于“跪拜”过于敏感了,才有了上述看法。黄先生可以大声质疑“传统的就是正当的吗?”我们也可以大胆质疑黄先生:跪拜就一定“违背现代生活方式”吗?学校组织集体跪拜孔子,就一定“违反现代文明价值”吗?按照黄先生的思路,东亚的一些国民,比如日本人、韩国人岂不都因该羞愧自惭而死,因为韩国学生毕业要行跪拜礼,而日本人仍将跪拜普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日本人也无疑是世界上“奴性”最强、最不讲究自由平等、乃至文明素质最差的群体了。
其二、集体跪拜孔子未必违背儒学原理。诚如黄先生所指出的,“因革损益”是儒学的重要精神之一。这也是笔者从总体上反对复兴跪拜礼的理由。但因革损益,是既有“因”、“益”,又有“革”、“损”,不能只强调一面。如黄先生批评对象是跪拜官员之类,我辈自然毫无异辞。但师生在特定场合“跪拜孔子”,毕竟与归拜官员等行为大为不同(后者大可“革”去了)。尤其是国民尚缺乏一种民族特色的礼仪系统的当下,师生该如何表达对孔子这位伟大人物的敬仰呢?在这样一点上,我们能不能发挥下孔子“虽违众,吾从下”的精神呢?就拿某学校教师节组织学生祭孔来说,试想如果该校校长,能在讲清楚跪拜孔子的历史文化意义的前提下,通过带领师生集体跪拜本民族的至圣先师,营造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让学生亲炙一次直抵身心的人文教化体验,岂不胜过许多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吗?须知当今国人的精神世界,正面临扁平化、世俗化、虚无化的危机,这本来也是百年来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但西方在社会层面还有基督教,使遵守现代礼仪的西方人还多少保持着内心的神圣性,很多人仍自动祷告、礼拜、忏悔,他们是否认为在主前的“忏悔”就是人格低下的表现呢?我们民族本来缺乏严格的宗教信仰,端赖“天地君亲师”的人文教化精神,才让一个偌大民族知道敬畏、担当与自性,从而开辟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向上一机。故而跪拜孔子,岂能简单地以“奴性人格”、“跪拜文化”视之?坦白说,我们对西方的“人权”、“自由”等所谓现代价值应保持一定的谨慎。这些东西在政治领域可以大谈特谈,但在文化领域要尤其慎重。很多现代人缺乏这一自觉,满口是人格平等,却疏于反躬自问,自己跟孔子有什么人格平等的呢?夫子的人格,是在救世觉民的路上毕生修来的,你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其三,集体跪拜孔子未必违背宪法。大凡一种集体活动,尤其是盛大的典礼,必须有规定的程序,正如今日升国旗要行注目礼一样,要统一纪律,这与违反宪法是两回事。试想,学校在教师节组织师生向孔子拜祭,你非要在此场合发扬什么“自由”、“民主”精神,结果有人或跪或站,人格自由是有了,但整个典礼乱作一团,又成何体统?不用说,一种人数众多的集体活动,有一些“表演”、“其心不诚”的成分是在所难免的,但不必因此就否认这一活动本身的意义。而按照黄玉顺先生的思路,校方组织跪拜孔子,必然有学生不赞成,结果势必造成“裹挟”,从而有辱学生人格,这是强迫学生信教,从而又违背了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这就未免言重了。事实上,学校组织这种跪拜,是对中华人文精神(或者说“道统”)的一种接续,未必就是强迫学生“信教”,更未违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若要非拿“违背宗教信仰自由”,今天的教科书向学生灌输唯物主义,算不算违背信仰自由?
本来,经过百年的反传统,“跪拜礼”已经被污名化。社会上很多人一听到有组织的“磕头”行为,就容易上纲上线,不问青红皂白地深表悲哀,怒骂连连。而黄先生作为当代十分活跃的儒学名家,其对集体跪拜孔子的批判有很容易被误解为儒学界的内部声音。一方面,可能使一些想通过拜祭孔子来重振文教精神的学校或团体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某些家长以“侵犯人权”、“侮辱人格”来反对学校。——今后只要有学校组织“祭孔”等活动,就会被人批判“违宪”,害得上级主管部门也不得不对校方施加压力。
我想不明白的是,学校组织学生集体“跪拜”孔子到底是何等程度的“违宪”?在当今中国,侵犯人权的事情岂不多了去,何须在这类事上不依不饶、喋喋不休?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见到有人动辄宣扬人格独立,决不在任何场合下跪,话说得貌似很有骨气,其实人在形体上不跪易,在精神上不跪难。关起门来说,我私心里还期盼着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在孔子诞辰,率领百官举行全国的祭孔大典呢!须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光有自由、人权、平等、法制这些舶来品是远远不够的,其灵魂深处还要有信仰和敬畏的东西,否则乃是求建大厦者自废其地基。在没有比“跪拜”更能表达一种最高尊敬心态的当下,跪一下又有什么值得深感悲哀的呢?窃以为在一些特殊场合,别说集体跪拜孔子,只要真诚自然,跪拜一下父母、师长,也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在当前国情下,该不该行跪拜礼,不可一概而论。对此流行千年,而一时中辍的古礼,我们固不必大肆提倡,也不可任其继续“污名化”,要分清跪拜对象等是非曲直,该肯定的就要勇于肯定,该反对的就要坚决反对。因为事实的真相往往是:在一些场合,有人坚决不跪,可能代表着一种尊严与傲骨;而在另一些场合,有人坚决不跪,却可能只显露出一种浅薄与偏执。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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