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旅行文化的集大成著作——略评张聪《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

作者：杨丁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三十一日丙戌

           耶稣2016年10月31日

书名：《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

    作者：张聪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昨日收到快递来的张聪所著的《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此书于2015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刚打开包裹后就迫不及待的浏览了一遍。今日细读之，对其中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读完全书以后，更感觉这该书确实是一部反映宋代旅行文化特别是中上层官僚的旅行文化之集大成之作。

张聪是南开大学本科，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分校的硕士，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现从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师从著名美国宋史研究专家伊沛霞女士。这该书可谓张聪博士多年宋史研究的呕心沥血之作。该书对宋代中上层文人官僚的旅行生活作了相对详细的考证，并尽可能的采用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将文化史、制度史、历史地理和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亦从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等学科维度进行观照，可以说是将多学科结合研究运用相对较好的一部著作。

全书以旅行、生活与宋代文人开篇。接下来讲述了旅行与宋代文人之关系和旅行的基础设施。然后作者对旅行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梳理。包括旅行前的准备，旅行前所要办的公文手续，旅行的人员、交通工具、住宿、送别仪式、旅行者的接待、游览探访。最后作者以黄州为个案探讨精英、旅行、名胜与地方历史之间的关系。该书将整体论述与个案分析结合，由宏观到微观，探幽入微，亦使文章在结构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对宋代旅行文化的各个方面探讨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其中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张锦鹏《南宋交通史》系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作。对水道的神灵祈祷体系的研究则有黄纯艳先生的最新论文《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此外，一些文学史研究者亦从不同角度或个案研究文人的旅行，如朱东润《陆游传》等皆是如此。但这些研究成果对整体和个案进行整合的研究仍有提升的空间。该书则把长江水道和文人旅行有机地整合在一起，风格独具，蹊径另辟，因此该书的出版，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可以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

该书以五位宋代著名文人欧阳修、王安石、洪迈、陆游和范成大的旅行为典型，以小见大，展现宋代中上层文人的旅行活动。这种思路显有可取之处。

作者在开篇第一章首先讲述了旅行的类型之后，转而用个案分析法，对上述提到的五个文人的旅行情况作了考证之后，指出科举制度使得整个王朝的受教育者都成为频繁的旅行者（第54页），而这些官员对仕途的追求又把他们带入到不可知的旅行世界中（55页）。这种见解一语破的，道前人所欲言而又未言者。此后，作者又转入了对陆游和范成大两位旅行家长江行的深入探讨。关于陆游《入蜀记》和范成大《吴船录》两部著名的长江笔记，前人已经有相关的论述。但该书则见人之所未见：作出长江水道是生命线这一判断，作者从陆游《入蜀记》中看出长江水道生命线对造船业的发展，以及这条“生命线”上运输的繁忙，这是过去陆游研究的相对不足之处。而由此引发的水路旅行、安全保障和神灵祈祷亦成为旅行者途中生活的重要方面。作者对这个问题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此后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来叙述宋人出行的准备，包括公文和手续办理。如果说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是从相对抽象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那么该书则把这个问题大为具体化了。该书以鲜活的实例，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文人启程前手续办理的画卷。作者特别对陆游、范成大、洪迈三人出行前的准备作了详细论述。指出：“旅行准备中的有关礼仪规范和政策规定给了旅行者相当大的灵活性······当官员上路后，他们还可以享受中央和官府提供的各种旅行好处。”（第111页）作者在吸取前人诸多研究成果的同时通过举例论证将这些成果进一步进行细化，其运用史料对此详细考证的方法在这一章表现得十分充分。

书的第四章讲述的是政府对官员的旅行帮助，其中特别讲到挑担军人、交通工具和住宿三个问题。作者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依然以陆游、范成大的旅行作为典型个案，弥补了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一书的某些缺失，如结合具体个案对住宿条件进行比对考证。以笔者愚见，此为前人论著多数所无。特别的，作者还论述了一个曹先生以及张锦鹏《南宋交通史》等书都不曾论及的话题，即旅行者对住宿和出行条件的抱怨。

第五章则专讲送别仪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酒、诗友谊为例引申出送别聚会的社会含义。作者将1177年范成大出川时大阵仗的告别队伍与叶祖义出行无人相送的案例相比较，表明官员地位身份和送别仪式规格是成正比的。作者还举了陆游送儿子子龙赴吉州的例子，证明宋代文人在思考处理财务问题，与同辈人和当地名门望族交往的处理上确实经验丰富。这些多为前人所未指出者。作者还一语中的地指出，送别文学体裁揭示了聚会参与者们“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引领者。”（第178页）

书的第六章之内容是旅行者的接待、娱乐和花销，第七章则是文人的旅游观光与题写碑刻。这一章最大的亮点是以三游洞探访为个案，表明“只有通过历代访客的参与，包括亲身前来探访、文学创作、与洞穴有关的碑刻铭文的题写，洞穴的名气才能延续下去，并在几个世纪内越来越为人们所知。”（第232页）作者就这一问题首先通过事实证实，正是由于中唐元稹、白居易和白行简三位文人首次探访三游洞，三游洞的名气才逐渐大了起来，并在宋代以后为大批文人所探访。而南宋以后，由于三游洞又经过了欧阳修和三苏的探访，三游洞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景区。作者便就此论述陆游对三游洞的探访，指出陆游认为，相比白居易等人和三苏，欧阳修和黄庭坚对三游洞的探访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欧阳修和黄庭坚都在三游洞中留下了碑刻。因此作者指出：游客的到访及“碑刻和著作也产生了一个积聚效应，构建起一幅洞穴名人访客的谱系图”。（第239页）作者还又一次以范成大1177年沿江发现景点这个个案为例，指出“探访重要的自然和人文景点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增长学问和修养品行的方式，同时也使学者们感受到通过亲身踏足前代名人留下的遗迹，他们与过去的文化建立了最为密切的联系。”（第244页）作者由此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对过去访客的尊崇使得旅行者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朝圣之旅，所论甚是。笔者认为，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朝圣之旅依然可以在今天的旅游业当中作为一种借鉴。这种活动有助于提高旅行者的文化品位。

最后一章是以黄州这一苏东坡曾经贬谪的场所但在他之后却成为著名的文化旅游城为例，展示苏轼之后的黄州城。这是最能体现作者小中见大写法的一章。其中作者又以黄州一地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景点——赤壁、雪堂、东坡为例，探讨苏轼到来以后这些地方的变化。作者指出：这三大景区因为苏轼，成了后代访客的热门景点，黄州的形象因为苏轼而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本章的结尾，作者指出：“当各地城乡在努力重建其历史，力争在国家历史凸显自己地位时，士大夫们在各地探访的文化意义甚至就一直延续至今。”（第282页）这个论点非常准确，亦是前人所未道者。笔者也认为地方的名气确实是本地名人和走访过当地的非本籍名人共同开创的。正是两者的共同努力，确定了当地在一个国家历史中的地位。而正是一些非本籍名人的走访，提升了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如当涂因为李白而为许多人所知，当涂本地人至今仍然以李白为自豪等）。

因此，该书虽然各章内容不同，但总的来看，一直是围绕陆游、范成大等人的旅行展开论述。作者正是以具体个案为主线看出若干重大问题，并由此引发对当时制度文化的思考。该书的另一大特色，笔者认为是个案分析法，作者正是从这些个案当中小中见大，看出其背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意。

在谈到该书诸多优点的同时，也必须谈到该书的不足，该书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对宋人的海外交通旅行进行论述。但实际上，海外交通旅行是宋人旅行的重要一环。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就记载了他旅行于海外诸国的所见所闻，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作。然而这些却为作者所忽略。同时，作者对宋人海上旅行（包括海外和宋朝境内的沿海旅行）生活关注较少。而作为宋代旅行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对此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与此类似，还有宋代的运河上的旅行。两宋时期运河上的交通和旅行是交通文化史的重要一环，在欧阳修、陆游等人的诗文中，都保留了一些运河旅行的内容。作者未能就这个问题展开研讨，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遗憾。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