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畅著《自然与政教——刘宗周慎独哲学研究》  出版暨目录、序言及后记   

书名：自然与政教——刘宗周慎独哲学研究

丛书：同济·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

作者：陈畅

出版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作者简介】

陈畅，男，1978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96年9月至2007年6月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学士（2000年）、哲学硕士（2003年）、哲学博士（2007年）学位。2007年7月至2009年7月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宋元明清哲学。编有《儒学与古典学评论》（第三辑），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录】

序 冯达文

导论  良知与自然：刘宗周慎独学论域构成及其开展

第一节、本书问题意识

第二节、自然三义与阳明学学术发展

第三节、本书研究方法、路径与结构

上篇

第一章“无善无恶之辩”与晚明理学困境——以管志道、顾宪成为中心

第一节、思想史背景

第二节、无善无恶之辩

第三节、辩论双方立场分析

第四节、评论

第二章孙慎行慎独学的义理结构

第一节、喜怒哀乐说

第二节、隐见微显之独

第三节、慎独功夫

第四节、小结

第三章刘宗周中、晚年思想差异与分期问题研究

第一节、孙慎行对刘宗周思想的影响

第二节、刘宗周中、晚年慎独思想之差异

第三节、刘宗周思想发展分期

第四节、结语

下篇

第四章论刘宗周晚年思想中的“独体”概念

第一节、独：作为气序的喜怒哀乐

第二节、体：体用与形上形下之别

第三节、小结

第五章何谓自然之道——以刘宗周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批评为中心

第一节、管、顾“无善无恶之辩”中的《太极图说》

第二节、刘宗周对《太极图说》的批判性诠释

第三节、小结

第六章宋明理学中的研几义蕴——以朱子、白沙、阳明后学、刘宗周为线索

第一节、朱子论几：严防“认欲为理”

第二节、白沙论几：静中养出生生活泼的宇宙

第三节、中年期刘宗周对白沙端倪说的批评及其困境

第四节、阳明后学论几：中和分歧及其辩难困局

第五节、刘宗周论几：存发一几、中和一理的解决方案

第六节、余论

第七章牟宗三与刘宗周论寂感真几：比较与省思

第一节、牟宗三对寂感真几的论述

第二节、刘宗周论寂、感、几

第三节、牟、刘论述之对比考察

第四节、余论

第八章理学与政教——以刘宗周“一心万化”观的文本解析为例

第一节、思想史背景

第二节、概念辨析与形上学结构

第三节、思想史与社会政治义蕴

第四节、结语

第九章在性理学与经史学之间——论刘宗周“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格物思想及黄宗羲之阐发

第一节、牟宗三先生之辨析及其启示

第二节、刘宗周气论哲学的思想结构

第三节、“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释义

第四节、刘宗周、黄宗羲与明清之际思想转型

第五节、结语

附 录

论《明儒学案》的道统论话语建构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序／冯达文

在我个人粗疏的宋明儒学研究中，不敢多谈刘宗周。原因有二：其一是，以为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已步入俗世化的通途。从思想史的客观变迁的立场看，刘宗周虽不无触及如何从形上先验回落到形下经验以冀有所“经世”的问题，但毕竟还是以气节与操守为终极追求，故难以置入“思想发展的近代历程”予以评估，尽管近代这种发展的趋向提供的价值意义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其二是，刘宗周本人在理论上有时候称“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有时候又说“盈天地皆心也”，这些不同说法以致使以“圆教”褒誉“五峰蕺山（宗周）系”的牟宗三先生，也不得不常以“无实义”、“滞辞”点出他在理论上的不足。有鉴于此，对刘宗周的讨论便显得无下手处。

本书作者陈畅君，2003年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有意取难以把捉的刘宗周之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历经四年之博览与玩味，2007年提交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尔后又经过多年的不断修改，才终于使全书脱稿。陈畅君潜心于学术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其中甘苦可以想见。在他送来的这份书稿中，我终于看到，刘宗周思想自有其独特性与圆熟性。

本书紧紧扣住宋明儒学的一个中心话题开展对刘宗周的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个人的主体性与礼法所要求的秩序的公共性二者的关系？

我们知道，程（颐）朱（熹）之学，以“理”为形上本体，在其赋予“理”以客观必然性意义时，无疑是通过把价值存在化而突显价值及相关礼法的公共性与他律性的。程朱的做法却使陆（九渊）王（阳明）一系深以为格格不入。陆子阳明子主“心即理”，把“理”收归于“心”，极大地张扬了每个个体的自主自足性。然而又因为缺失一外在客观的与公共的标准，不免出现有“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超洁者荡之以玄虚”的种种偏向，以至于“满街都是圣人”，却没有几个勇于为国家天下担当的悲凉状况。

依本书的研究，刘宗周之学，毫无疑问是从阳明之“心学”出发的。然而不同之处在于：阳明子以无善无恶之“心”为形上本体，把有善有恶之“意”贬落为形下经验性的心理态势。刘宗周不然。他以“意”指“心”，把“意”本具的喜怒哀乐之“情”升格为本体。这一改变使心意更具活泼性与开放性，然却又不至于泛滥为感性情欲，因为宗周子注意到了“存”与“发”的区分。这一区分使他似乎回到了程颐子与朱熹子。可是，宗周子以为所“存”于“中”的不是“理”，而是“气”之“机”。心意的喜怒哀乐四情（四德），源于气机发动之四时流行。一心与一气，由之而贯通。心意作为活泼的主体，与气机在自然流动过程所呈现的秩序性、客观性与公共性，是一体的。由之，在宋明儒学发展的脉络中，个人的主体性追求，与公共社会的秩序建构得到了巧妙的整合。宗周之学，正在这里得以确立其在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刘宗周的这种整合，也有学者指斥为把“事实”与“价值”、“经验”与“超验”作了混淆。[i]这些指斥之错失在于：他们对人与自然世界缺失“生命的意识”。从“生命”的视域看，恰恰不是人的认知活动，而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生活，最能体现人的生命过程的活泼性与开放性；而人的生命过程及其情感的这种活泼性与开放性就来自于自然世界—天地宇宙在生生不息的无限发展过程中的无私的赠予（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因之，这种生命情感与自然世界春夏秋冬的变迁节律便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这种内在关联不仅为人的生命成长及其情感活动提供了“存有论”（春夏秋冬的往复）的依托，同时也为个体生命通过融入自然世界—天地宇宙生生不息的无限发展过程的意义追求（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建构了“价值论”（喜怒哀乐的生发）的通道。由是，宗周之学作为独特的思想体系，毫无疑问自有其正当性。

本书除了对宗周子的思想有精细的辨析，检讨的的范围还广及管志道、顾宪成、孙慎行、陈献章、黄宗羲和现代新儒学大家牟宗三的相关论说，许多分疏甚有见地。陈畅君本书之出版，诚然可以为读者提供晚明学术研究的若干新视角。

2016．5．4

 【后记】

后记／陈畅

第一次读到《刘宗周全集》，是博士一年级时在学校图书馆的港台阅览室。至今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初阅读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刘子之著述文字艰涩难懂，最初的阅读可谓困难重重。其中最令人困惑，同时也是使我萌生研究兴趣的，是刘子的一则学言：“自喜怒哀乐之说不明于后世，性学晦矣，千载以下，特为拈出。”正是这个谜一般的句子，吸引着我一步一步深入探讨。

借后记这个场合，对本书的解谜方案做一个总结，或者说是补充。刘宗周是晚明阳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慎独哲学表达的是一种个体性哲学立场，这种哲学立场的理论内涵恰如阳明所述：“人人自有，个个圆成”。按照黄宗羲的观点，刘宗周所说的慎独诚意就是阳明说的良知。但是，就良知学中的自然三义（无为、自发与秩序）而言，刘宗周之慎独学说在保持无为、自发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具有公共、共知意义的条理、秩序涵义。由此开展出阳明学的另一思路：言性命必究于经史。

慎独本来是指涉工夫之理论，但在阳明学中特指一多关系。牟宗三先生对此有精辟见解：阳明学把《中庸》以存有论进路讲的客观性体，顺着《孟子》心学之道德实践（主观、具体）地讲，这种思路将良知与性体画上等号；因此，阳明学派所说的慎独是“套在不睹不闻莫见莫显底方式中说良知”。换言之，阳明学派语境中的慎独，是以心体、知体说性体的路数，其义理实质是处理主观与客观、一与多的关系议题，亦即个体之主体性与礼法秩序之公共性的关系议题。

刘宗周慎独学说一方面确认万物都是自生、自得、自化、自足的，祛除整齐划一之外在束缚，强调个体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确认天理就是万物自生自长内在的通达条理，强调建立在个体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公共性。这意味着阳明学个体性哲学的真正完成。个体性哲学所涉及的个体性与公共性议题，在古典文教系统中具有最为根源性的政治意义。这也就是本书取名“自然与政教”的原因所在。上述观点在我即将完成的“《明儒学案》的道统论哲学及其话语特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书稿中会有进一步阐述。

本书的原型是我在2007年提交中山大学哲学系答辩的博士论文《刘宗周性学思想研究》。本书上篇的内容是博士论文中相关内容的修订版，导论和下篇则是近几年陆陆续续写成的。

感谢我的导师冯达文先生，我在中大哲学系求学十一载，自2000年读研开始就在冯师门下读书，多年来冯师在为人、为学方面所给予的教诲，是我受益终身的宝贵财富。我的博士论文和这本小书的完成，尤其要感谢冯师的宽容和鼓励。就具体的研究思路而言，冯师的“情感”哲学研究对本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明眼人不难看出，本书立论主要基于冯师《事的本体论意义——兼论泰州学的哲学涵蕴》、《从理性到觉性——论慧能禅学在中国佛学发展史上之价值》、《再论从理性到觉性——中国佛学与宋明儒学一个公共话题》等宏文。

感谢中大哲学系的老师们，感谢陈少明老师、张永义老师、陈立胜老师、李兰芬老师、张丰乾老师、龚隽老师、冯焕珍老师！诸位老师精深的研究，以及母系温馨的学术共同体氛围，是启发和熏陶我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主要助力。

感谢郭齐勇老师接纳我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在美丽的东湖之滨、珞珈山麓学习和生活的两年，让我获益良多。郭老师循循善诱、奖掖后学的长者风范，更令我感佩。感谢武大中哲教研室的吴根友老师、丁四新老师、胡治洪老师、欧阳祯人老师、田文军老师、秦平老师！尤其要感谢我的师兄文碧方教授的诸多帮助！

感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孙周兴院长和柯小刚教授，同意将本书纳入“同济·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出版。感谢同济大学研究生院“2014年度同济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创新项目（教材建设）”的资助。同时也要感谢本书编辑薛羽先生的大力帮助！

是为记。 

陈畅

2016年10月8日 于沪上 惕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