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文辉（评论家） 
 
　　历史叙事中的施琅

　　在这种新的语境中，施琅平定台湾、统一版图的功绩就得到过度诠释，他作为“投降派”的传统形象，也因此戏剧性地转变为“民族英雄”

　　近世以来，明清易代前后的史事和人物，不断作为当代的政治修辞，被普遍地古为今用。

　　清末民初之际，革命派极力渲染明末清初的血腥历史意象，以强化反满的种族主义话语；与此约略同时，敌视革命的遗老派，也通过挖掘明遗民忠于旧朝、不事二主的事迹，以凸显对清室的政治忠诚。

　　1930年代以后，日本势力步步进逼，在内忧外患交攻的情势下，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更被中国知识界反复强调：对外，明朝末年面对满清崛起的政治困局，被等同于国民政府面临日本侵略的国家危机；对内，李自成、张献忠的揭竿而起，又对应着现代的革命运动。

　　自1950年代以降，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郑成功作为现实政治的投影，遂成为两岸显学。不同的是，台湾方面强调郑成功据台自守，延续明室的“正统”；大陆方面则强调郑成功征夷复台，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这是双方对郑成功形象的政治争夺，是表现在历史学领域的阐释权之战。相对于郑成功，在1990年代以前，施琅一直是位被刻意冷落的人物。

　　造成施琅被冷落的原因，在于晚清以来的种族主义话语对现代历史编纂所造成的浓厚影响。按照这一种族主义历史观，明朝代表中国政治兴替的“正统”，而清朝则为外来的异族统治；于是，施琅作为背叛汉族、背叛明朝、背叛郑氏的“投降派”，就成了现代以来中国人最不齿的“汉奸”。因此，尽管施琅代表清朝“解放台湾、统一中国”，史学家却难以将他的形象正面化。历史叙事中的民族英雄，依然只能是保持政治气节的郑成功，而不是有违民族大义的施琅。

　　直到1980年代，世易时移，对施琅的历史审判才开始出现翻案。如已故史学家傅衣凌指出：“从这些表面的现象看来，好像郑成功和施琅始终是一对对立物。然而历史的发展，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却是相成，使他们服从历史的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成为一对不乐意的合作者和继承者……从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都是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而不是一姓的私仇。”这类论说，以所谓“历史的规律”的名义，已完全抹平了郑成功、施琅之间所代表的国族冲突，开启了将施琅英雄化的历史叙事。到了近年，通过“清初统一台湾学术座谈会”、“施琅与国家统一学术研讨会”、“施琅与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之类的史学活动，否定施琅的历史思维惯性更出现了逆转。一方面，时过境迁，传统的历史影射渐行渐远，明、清种族冲突的历史主题也已逐渐淡化；另一方面，清朝作为“正统王朝”的历史地位已悄然确立，降清者的“汉奸”形象，在历史编纂中也显得轻描淡写。正是在这种新的语境中，施琅平定台湾、统一版图的功绩就得到过度诠释，他作为“投降派”的传统形象，也因此戏剧性地转变为“民族英雄”。

　　当代语境中的施琅

　　对施琅的全盘肯定，实质上就意味着对政治背叛、对民族背叛的肯定；也就是说，朝三暮四，趋炎附势，反身事仇，都是顺乎历史潮流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政治观，即便按照市井小民的日常道德来衡量，也是可耻的

　　将施琅的历史形象完全正面化，《施琅大将军》并非始作俑者，但它与同名电视剧首次将这种小范围内的历史叙事，推向大众传媒的前台，故引起了广泛争议。

　　《施琅大将军》的支持者将施琅定性为“民族英雄”，而反对者则继承过去的历史视角，将施琅视为“汉奸”。如果说，反对者的思路多少仍未摆脱僵化的爱国主义教条，以一个“汉奸”标签作为历史的尚方宝剑，就将施琅盖棺定论，对以施琅为代表的明朝降臣群体也缺乏“了解之同情”，未免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但相比之下，支持者出于迎合当下政治修辞的需要，完全由现在时的国家地理和民族关系出发，来解读明清之际的古典世界，掩盖了明(汉)、清(满)之间的国族敌对性质，而将台湾郑氏政权对明朝正朔的死守，误读为地方势力的分裂，将满清对台湾的异族征服，扭曲为中央政权对地方割据的政治收编，这种“影射史学”却更加是荒诞的反历史主义。

　　施琅降清，扫荡作为残明反抗势力最后代表的台湾郑氏政权，与吴三桂降清，剿杀作为明朝政治法统最后象征的南明永历帝，在性质和逻辑上是一致的。假如说，只要有利于国家统一，就是“民族英雄”之所为，那么施琅不过是给明王朝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而吴三桂才是埋葬腐朽明王朝的先行者，对于满清迅速“统一中国”，吴三桂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远比施琅重大得多；如果施琅是“民族英雄”，那吴三桂又是什么呢？

　　从政治的现实主义立场，我们可以承认，清朝取代明朝，是弱肉强食，是优胜劣汰，他们拥有作为胜利者的“合法性”；我们甚至可以相信，清朝在历史上是比明朝更为辉煌的一个朝代，康熙是比明朝所有皇帝都要杰出的统治者。但我们依然不能因此就取消了政治的道德主义维度，抹杀了康熙的敌对者kk南明政权、郑氏政权作为明朝“正统”继承者的地位，抹杀它们抵抗满清的“合法性”，抹杀它们作为失败者的政治英雄主义。我们还可以相信，不论有没有施琅，清朝征服台湾都是大势所趋，难以逆转；但不能因此就肯定施琅降清是“弃暗投明”的正当行为，否则所有残明势力对满清的抵抗就成了冥顽不灵之举，而史可法、郑成功辈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识时务者了。

　　总而言之，我接受胜者为王，但不承认败者为寇。

　　电影《英雄》借刺客无名之口，表述反对刺秦的理由：“七国连年混战，百姓受苦，惟有大王才能停止战乱，一统天下。……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我曾在《〈英雄〉与〈鹿鼎记〉》一文里批评这种论调说：

　　如此，就以“统一”的合理性完全取消了“独立”的合理性，以强者征服的合理性完全取消了弱者抵抗的合理性。如果六国对秦的抵抗就是反历史的螳臂挡车，则以后宋朝对辽、金、蒙古的抵抗，明朝对满族的抵抗，甚至民国对日本的抵抗，岂非也属多此一举？如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就可以证明其暴力的合法性，那么元朝和清朝比秦朝武运更长久、疆域更广阔，这就足以证明异族征服中原是合法的吗？假使抗日战争失败，假使日本能使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有所改善，日本是否也有征服中国的合法性？日本管治下的台湾和满洲国在民生方面确较中国本土为优，这就可以证明其殖民统治的合理吗？

　　这个批判，对于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也仍是恰当的。从《英雄》到《施琅大将军》，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同样的历史逻辑：将统一绝对化，只要能够统一，那就是合理的，就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作为“民族英雄”的施琅，跟作为“英雄”的秦始皇，其口径是何等相似啊！

　　对施琅的全盘肯定，实质上就意味着对政治背叛、对民族背叛的肯定；也就是说，朝三暮四，趋炎附势，反身事仇，都是顺乎历史潮流kk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政治观，即便按照市井小民的日常道德来衡量，也是可耻的，更何况是按照儒家道德kk作为最强调培养人格、磨砺气节的思想体系kk来衡量？

　　当代新儒学家以所谓“即用见体”的玄虚义理来将施琅的行为正当化，那等于是利用一种泛道德化的古典学说，来为一种不道德的人格辨护；是用一种由当代政治需要出发的“统一”至上话语，遮蔽了王朝时代的基本社会道德；用建立在近代主权观念之下的国家地理观，扰乱了施琅时代国族冲突的历史现场。这是典型的“曲学阿世”。甚至可以说，这是当代新儒学在重知识实践上失败的又一明证，儒学只不过成了用来遮掩施琅形象污点的装饰品！

　　即使我们退一步，暂且取消施琅问题中的历史维度，脱离施琅问题中的历史情境，而只将它置于当代政治这一“平面”之中，施琅形象仍体现出两种价值的对碰———“国家统一”(国家主权)的政治价值，与“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的政治价值，在此狭路相逢，互不相让。

　　伯林在《自由五论》中说到：

　　……目的是相互冲撞的，人不可能拥有一切事物。……选择的需要，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的需要，就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

　　伯林主张价值的多元主义，也即价值不是惟一的，而是多元的；并且不同价值之间未必能求同存异、和谐共处，而是相互冲突、无法兼容的。施琅问题中的价值冲突，或许正可以视为伯林价值多元论的一个典型例证吧；而对施琅问题的辨难，也正体现了我们的思想困境。将施琅英雄化的历史叙事，其实是以“国家统一”的政治价值，完全抹杀了“民族气节”的政治价值，这是一元价值观的惯性思维，其招致另一种价值观的激烈反弹，也就毫不意外了。

　　小说家言中的施琅

　　金庸尽管努力丑化郑氏政权，但并不因此就美化扫灭郑氏政权的施琅，反而也尽量使施琅的形象负面化

　　《鹿鼎记》以天地会反清为基本线索，大量写到台湾郑氏政权，直接刻画施琅之处也有不少。金庸对施琅形象的塑造，与《施琅大将军》形成强烈对比。

　　金庸对清朝的历史定位是相当暧昧的：在思想前提上，他不能不坚持反清的正当性，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就代表了反清的绝对正义性；但与此同时，他又为清朝统治的政治现实寻找理由，康熙就代表了清朝存在的合理性。康熙在小说中直接表示：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韦小宝向顾炎武、查继佐、黄宗羲、吕留良四位大儒转述这番话，结果四人相顾无语，不得不承认明朝皇帝，无一可及康熙。

　　于是，在天地会与康熙之间，在反清复明的大业与维持清朝统治的大局之间，作为一个缺乏担当的市井之徒，韦小宝无法作出取舍，只有逃避，诈死退出江湖。———非知识分子的韦小宝，其实可以说代表了作为知识分子的金庸的潜在立场。

　　金庸对明清之际历史的暧昧立场和双重标准，既体现在清朝和康熙身上，也体现在台湾郑氏政权和郑克?身上；既体现在逃避现实的韦小宝身上，也体现在处于矛盾中心的施琅身上。

　　表现在对郑氏政权的态度上：一方面，出于对清朝统治进行合理化的隐性立场，金庸极力贬抑台湾郑氏政权，尤其对作为郑氏政权继承人的郑克?极尽妖魔化，甚至不合情理地让他卑劣地将代表反清正义性的陈近南置于死地；如此，通过丑化郑克?，就有效地削弱了郑氏政权所象征的民族主义意味，使得郑氏政权最后的覆亡显得不那么感伤；而另一方面，金庸写到韦小宝得知施琅平台之后，感觉茫然若失：“他和郑克?一见面就结怨，师父陈近南为其所害，更是恨之切骨，但台湾一平，大明天下从此更无寸土，也不禁有些惆怅。他年纪幼小，从未读书，甚么满汉之分，国族之仇，向来不放在心上，只是在天地会日久，平日听会中兄弟们说得多了，自然而然也觉满洲人占我汉人江山十分不该。这时听说施琅将郑克?抓了去北京，并不觉得喜欢。又想师父一生竭尽心力，只盼恢复大明天下，就算这件大事做不成功，也要保住海外大明这一片土，哪知师父被害不久，郑克?便即投降，师父在阴世得知，也必痛哭流涕。”可见他仍然不能不承认，偏安一岛的郑氏王权是对明朝“合法性”的继承，是中国政治法统的延伸；故他对于郑氏政权覆亡的无奈结局，仍不免有黯然之感。

　　表现在对施琅的态度上：一方面，金庸对于清兵扫平台海、一统江山，大致是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甚至施琅原来闲居北京，还是由韦小宝保荐才得到重用；但另一方面，出于对反清的种族主义话语的承袭，出于“民族大义”的心理惯性，他又通过韦小宝，对施琅kk他首先作为明朝将领降清、后来又作为郑成功部属而再次降清kk冷嘲热讽。韦小宝当时已被康熙封为二等通吃侯，行政级别更在三等靖海侯的施琅之上；但作为大清的一殿之臣，韦小宝在通吃岛上设宴款待平台得胜的施琅时，却极尽挖苦之能事，当面说：“施大人本来是台湾国姓爷部下的大将，回过头来打死台湾的兵将，死了的冤鬼自然心中不服……”下面更写到：“施琅默语，心下甚是恚怒。他是福建晋江人，台湾郑王的部属十之八九也都是福建人，尤以闽南人为多。他打平台湾后，曾听到不少风言风语，骂他是汉奸、闽奸，更有人匿名写了文章做了诗来斥骂他讽刺他的。他本就内心有愧，只是如此当面公然讥刺，韦小宝却是第一人。”以下的言谈，韦小宝更有意不让施琅自表其平台战功，而让郑氏政权的降将大谈早年郑成功的攻台事迹。kk以郑成功的复台，贬低施琅的复台，这正与两岸学界早年的史学影射正相一致。可见，金庸尽管努力丑化郑氏政权，但并不因此就美化扫灭郑氏政权的施琅，反而也尽量使施琅的形象负面化。

　　对于清朝，对于施琅，金庸的态度可谓都是自相矛盾的。但在我看来，比之《施琅大将军》那种一面倒的歌功颂德，这种自相矛盾，倒是恰当的自相矛盾。

　　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