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爆发在外人眼里的保守主义圈子内部。其中一方，是当代大陆新儒家，“北陈南蒋”中的陈明，及新锐人物王达三；另一方则是曾经掀起“汉服运动”的群体，为了方便，我将其称为传统主义者。

　　争论围绕着如何评价施琅而展开。施琅生活在明末清初，先为明臣，再从郑氏，后降满清，又劝说满清攻灭郑氏。这其间涉及到相当多个维度的道德与政治问题：施氏如此反复，按照当时的道德是否可取？满清与郑氏，究竟谁属于正统？

　　关于第一个问题，争论双方似乎没有太大分歧，都认为施氏私德有亏。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双方就存在严重分歧。陈明和王达三的评价可用一句话概括：当时如果不收复台湾，“国家”就会分裂，因此，施琅是民族英雄。传统主义者却指出，当时的正统在延续明祚的台湾郑氏，满清反而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因而，施琅灭郑乃是以夷变夏，颠倒乾坤，施琅其实应当被归类为“汉奸”。

　　这种指责当然过于情绪化，但至少传统主义者所坚持的是儒门古典传统中的“夷夏之辨”原则，且以古观古，用当时的伦理政治标准判断当时的历史事件。当代新儒家却以今天的伦理政治标准来判断历史上的人物、制度与事件，其被指为实用主义者，当不为过。

　　非常悖谬的是，当代大陆新儒家这种明确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却出自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理念和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观念。因此，可以说，90年代后期兴起的当代大陆新儒家是非常“现代的”。

　　列奥•斯特劳斯在探讨霍布斯的哲学与古典哲学的区别时强调指出，在古典时代，柏拉图，或说大多数古典政治哲学家所讨论的都是政治的正义问题。没有正义，就没有健全的城邦生活。而政治的正义性完全取决于城邦内部的制度安排和精神生活，与外部环境无关。近代政治哲学却采取一种外向的视角。一个共同体的命运不取决于自身的内部制度安排，而取决于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因此，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哲学有两大基本命题：世俗国家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与国之间是丛林关系。版图在民族国家时代具有了神圣意义。

　　应当说，这种概念是传统儒家所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也不能接受。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古典政治学一样秉持内向视角。儒家的基本理念是，王者只须行仁政，即可无敌于天下。

　　当代大陆新儒家已告别儒家的这一基本教义，而几乎完全认同西方近代形成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他们正是据此评价施琅的。他们说，施琅率兵攻占台湾实现了“国家统一”，但这里的“国家”却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他们说施琅是民族英雄，而此处的“民族”是指今日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而非彼时儒生心目中之“华夏”。

　　陈明是我的朋友，我们也比较自觉地试图寻找现代宪政与儒家传统之间和解、甚至共生的可能性。但看到陈明及一些同道的论述，我不能不说，包括当代大陆新儒家观察、思考现实问题的方式，似乎比别的主义的信奉者更像近代的西方人。他们是最极端的西方主义者。他们似乎在振兴儒学，并且要抵抗西方，但自己却已经堕入到西方近代所形成的思考政治、国家、国家间关系的模式中，成为欧洲大陆近代以来的强权政治理论的信奉者。在整个世界反思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及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后果的时候，他们却把关注的重点从共同体内部的文化、道德与政治秩序，转向了版图，转向了与设想中的敌人的实力对比。

　　这也许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假如将儒家的基本教义完全放弃，而用民族主义的万应灵丹使其还魂，那么，儒家理念自身的价值又是什么呢？如果儒家的基本教义都是迂腐的，那为什么还要振兴儒家呢？

　　在陈明及其信徒那里，儒家已徒具符号形式。对于人们称其为民族主义者，新儒家人物向来挺自豪，他们似乎忘了，民族国家理念及民族主义正是他们要抵抗的近现代西方的核心理念和制度。陈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接将“修文德以来之”斥为腐儒的冬烘之论，“今天支配世界的规则已经改变，跟狼打交道，就必须把牙齿磨得比狼更尖利！”问题是，用魔鬼的手法来抵制魔鬼，这些新儒家最终能得到什么呢？★

2006年04月30日15:16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