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人心目中的《春秋经》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十七日壬寅

          耶稣2016年11月16日

据《汉书‧窦婴传》记载﹐汉武帝刘彻当上皇位继承人﹐也是经历了一番人们意想不到的大波折﹕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春天﹐三年前所立的皇太子刘荣（景帝长子）被废﹐重新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迫在眉睫。喜欢干预朝政的窦太后一再明白地向景帝表示﹐将来要把帝位传给她所溺爱骄纵的小儿子﹑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梁孝王当时占有优势﹐他在不久之前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因堵截叛军西进﹑捍卫京师立了大功﹐加上有太后直接插手﹐景帝祗好附和﹐向梁孝王示意﹕“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外戚窦婴和大臣袁盎则坚持按儒家传统办﹐应当新立景帝次子刘彻（当时是胶东王）为太子。他们当着窦太后的面对景帝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是汉家的规矩﹐皇上哪能传位给梁孝王﹖窦太后对此十分恼火﹐声言不愿再见到窦婴这位堂侄﹗

袁盎曾经当过太常（掌宗庙礼仪﹐九卿之一）﹐他从《春秋经》上找到更加有力的理由﹕《春秋经》上记载﹐宋宣公不传位于子﹐而立其弟为国君﹐结果引起宋国五代的祸乱。专门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就严厉责备宋宣公的错误处置﹐而大力肯定由嫡子正系嗣位的做法﹐称“君子大居正”。袁盎所举《春秋经》这番道理居然产生了巨大的效力﹐窦太后找不到辩驳的理由﹐祗好不再提起此事﹐原先跃跃欲试的梁孝王也打消了这一念头。于是刘彻才被景帝立为太子。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在当时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春秋经》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把刘彻送上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否则﹐此后汉朝所走的道路或许就是另一种景象。到公元前141年﹐武帝登位﹐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王臧为郎中令﹐组成一个尊儒色彩鲜明的班子。过了五年﹐到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次年起大批征用儒生﹐正式进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时期。

西汉初年黄老学说盛行﹐至汉武帝时期却大兴儒学。治国方针和学术思想出现如此“大换位”﹐原因何在﹖如果仅以武帝本人或几位近臣对儒学的喜爱来解释﹐那未免是过于表象之见。实际上﹐儒学的上升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汉初以来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简单地说﹐一是儒学主张的德政﹑仁爱﹑忠孝﹑君臣等级制度等﹐本来就是古代农业宗法社会适宜的治国指导思想。汉初以来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人正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对施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成效人所共见。二是西汉初年社会残破﹑经济凋敝﹐亟须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因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大受尊崇。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到武帝初年﹐汉朝已经具备强盛的国力﹐粮食﹑财物储备充实﹐“家给人足”﹐鼓吹“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需要改换全新的哲学﹑行动的哲学。主张以经议政﹑积极作为的春秋公羊学说恰恰适应这种需要。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三传之一﹐专讲“微言大义”﹐被认为是“为汉制法”。它倡导“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国家统一﹔主张历史演进的“三世变易说”﹐要求“改制”﹐革除旧法﹑创立新法。董仲舒因推阐《春秋》之义﹐成为群儒之首﹔公孙弘因为发挥《春秋》学说﹐策论经武帝亲自阅卷﹑拔为第一﹐后平步青云﹐当了丞相。董仲舒依据《春秋》经义提出的多项施政建议﹐都得到武帝采纳﹐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他又广收学生﹐下帷讲学﹐弟子转相传授﹐使学派更加繁盛。《汉书‧儒林传》载﹐因为武帝对《春秋》格外重视﹐曾特意安排了一次当场比试﹐让通春秋谷梁学的江生与通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论辩﹐结果董仲舒取胜。由此汉武帝更加明确地支持春秋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大兴”。

武帝以后盛行的《春秋》学﹐实已兼有最高理论权威和法律标准的双重地位﹐正如编撰《两汉三国学案》的清代学者唐晏所说﹕“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汉书》各篇中多有记载朝廷或官员将《春秋》作为决定疑难之标准的典型事例。首先﹐是拿来作为决定皇位继承难题的依据。前面景帝时决定立刘彻为太子已是一例。后来﹐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幼小的昭帝继承武帝皇位未久﹐此时才十二岁﹐发生了有人假冒为卫太子（卫太子是武帝原先所立太子刘据﹐九年前因巫蛊之祸逃出长安﹐自杀于湖县）出现于长安未央宫门事件。其时情况真假难辨﹐群情汹汹﹐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命令所有公卿将军二千石官员前去辨认究竟﹐长安吏民围观者有数万人。如此混乱的局面却硬是被京兆尹隽不疑引用《春秋经》一句话给镇下去﹗他的根据是《春秋经》哀公三年记载﹕卫国太子蒯聩违背父命出奔﹐此后被拒于国门之外﹐对此“《春秋》是之”。因为这体现了家事服从于国事﹐下服从于上的道理﹗ 由于隽不疑搬出《春秋》这一权威﹐原先公卿大臣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立即找到处理的经典依据﹐使在场的数万官员百姓人人信服﹐再无二话﹐冒充太子者当即被逮入狱。昭帝对隽不疑大加称赞﹐要求大臣们都以他为榜样﹐“用经术明于大谊”。又其后﹐昭帝卒﹐因无子嗣﹐立昌邑王刘贺继位﹐结果二十七天便被大将军霍光等联名上奏皇太后将其废掉﹐其根据就是《公羊传》所言“王者无外”﹐因而迎立汉宣帝刘询。

其次﹐当时也常常用《春秋》决狱。武帝时﹐张汤为廷尉﹐即奏请征用博士弟子通《春秋》《尚书》者补为廷尉史﹐因为熟习《春秋》即能判案治狱。当时最著名的断狱案件﹐是用《春秋》治淮南狱。此事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胶东王﹑江阴王阴谋策应﹐都因计划败露伏诛。这一特殊案件错综复杂﹐牵涉王侯及其他人员众多﹐汉武帝命令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当时用《春秋》断狱形成风气﹐董仲舒还着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此外﹐当时的大臣奏议也往往引《春秋》作立论之根据。如宣帝即位后﹐博士谏大夫王吉上书﹐引《春秋》大一统之义﹐要求选择良史﹐以正风俗。还有丞相魏相﹑山阳太守张敞先后上书﹐据《春秋》讥世卿﹐要求削除霍氏权力﹐提高皇帝威权。

西汉时期把《春秋经》作为治国施政的依据和学术思想的权威﹐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情﹐对于了解古代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想变迁影响至巨﹐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发掘和分析﹑总结。其中有两点尤其有启示意义。其一﹐一个时代盛行什么学说﹐其深层原因应从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去找。汉初百业俱废﹐因而需要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至武帝时﹐因国家实力雄厚﹐需要兴造制度﹐大有作为﹐于是倡导“改制”“大一统”﹑德刑兼用的春秋公羊学成为显学。这恰好为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二﹐一种学说若想做到“与时俱进”﹐应当具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否则其优势可能转变为劣势。西汉公羊学盛行之时﹐即孕育着致命的弱点。董仲舒的学说是儒学与阴阳五行说的结合﹐他大讲阴阳灾异﹐助长了西汉后期鬼神迷信的严重泛滥﹐直至王莽利用图谶之说取代了刘姓政权。西汉又把诵习《春秋》等经书作为选拔士人的依据﹐今文公羊学说成为禄利之途﹐经师们竞相加上繁琐的解说﹐如桓谭《新论》所说﹐秦延君为讲《尧典》题目二字﹐用十余万言。这种极端繁琐的做法也表明其最终必走向末路。至西汉末年﹐出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争﹐以讲《左传》为中坚﹐重史实﹑重训诂的古文学派﹐压倒了以讲《公羊传》为中坚﹐重解释引申义理的今文学派﹐中国学术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