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庆 

     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文件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目前在大陆引发了思想界的一场激烈论争，核心争执点在于对施琅的评价。这部长达37集的电视连续剧，不仅是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扶持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而且也得到国务院台办、国家广电总局、中共福建省委、中央电视台、台盟中央、全国台联的支持，可以透视出摄制该剧的基本政治意图所在。

    在这部电视剧中，施琅收复台湾这一历史事件，明显是以历史的重新描述来确立两岸关系论述的主调，即统一成为最高的政治价值，历史人物的形象也在这一标准下重新归类和排序。在这样一个政治论述的前提下，施琅成为弘扬国家尊严、促进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撇清了他早年降清以及后来背叛台湾郑氏政权的经历。这样由国家宣传机构根据政治情势来塑造主流人物形象的作法并非首次，但是随之在公众与思想界爆发的争论，却将施琅的形象推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漩涡当中，论争的各方所呈现的观点，背后展现的是中国大陆从晚清以来争辩不休的一些关键议题，比如汉族中心的种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帝国，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等等。因而，通过施琅事件的争论，可以大致透析出大陆目前的一些意识形态光谱，并且也可以挖掘出随着大陆政治的发展变迁，历史人物是如何被重新评估和争议的，进一步可以了解大陆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论述上的一些困境所在。

    这一场争论中的核心人物，莫过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陈明副研究员。在大陆公共舆论界，他一直被看作为“新儒家”代表。他在此剧播出后接受媒体采访，称自己是该剧本的幕后推手，并且坦承对施琅有所认同，因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对领土的要求是第一要义，并且认为在两岸问题必要时不惜以武力来解决。但是这一看法，马上引起几方面的驳斥，比较直接的指控，是认为他为施琅早年降清的经历“漂白”，道德上并不符儒家正统道德；更为极端的，则是指责他是“汉奸”。

    抛开具体的人身攻击不论，比较温和一点的，如同属“新儒家”代表的蒋庆就认为，“施琅大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换言之他直接以儒家伦理来评价施琅，并不因收复台湾有功而改变对施琅的评价。李泽厚更为直接的批评说，伦理价值是有绝对性的，施琅作为再三降清者，伦理上的阙失是肯定的，根本不能将他的平复台湾当作辩解的条件。至于统一这一政治性的目标，李泽厚则是以满清入关后所带来的包括文化经济上退步，来否定所谓“统一”的价值优先性。

     追溯施琅在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形象，基本而言，由于晚清反满的种族主义话语的影响，更加上抗日战争中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施琅作为背叛明朝而降清的历史人物，显然不符合汉族VS异族政权的话语体系，因此一直无法得到正面评价。在对公众甚有影响的金庸小说中，施琅也因为降清而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长期以来，史学界也对施琅并无太多着墨。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两岸关系成为政治的中心主题，对郑成功包括施琅的评价开始转移，慢慢将对施琅的评价放在以统一台湾的政治标准下来衡量。最具代表性的是大陆主流清史学家戴逸在2003年接受访谈时，大力褒扬施琅在收复台湾事件上的贡献，并淡化明朝与清朝作为异族政权轮替的“汉族政权论”。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大陆史学界现在的基本看法，即以“国家一统”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前提，有意淡化朝代更替间个人身份的政治伦理困境。

    施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则显得尤为复杂。这里面牵涉有三层纠缠的问题，一是传统政治的朝代更替中，关于忠诚与背叛的儒家伦理判断，是否仍然继续有效；二是如何解释传统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比如岳飞、文天祥等反抗异族入侵的行为，如何在今天合理评价；三则是考虑到以上两个层面，今天的中国作为转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种族主义话语以及“大一统”等等政治话语，在这个民族国家的建构当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由施琅引发的争论，一方面可以看到“统一”这一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不仅在官方，而且在民间，也拥有大量的拥趸。在这个前提下，统一是最高的政治价值，历史人物也可以依照此绝对价值来重新定位光谱。但是当遇到如何评价岳飞等历史人物时，就如陈明一样，基本上采用的是历史主义的方式，以不同历史情境的差别来消解伦理上的困境，并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割裂清朝以后的基准，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最高目的就是版图完整。

     但是这样一种论调，有些难以自恰，因为它割裂了传统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政治与伦理评价的难以分割。在今天的大陆，功利主义盛行，政治伦理标准的阙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担忧的重心，例如蒋庆、李泽厚等人，尽管前者信奉儒家王道政治，后者相信自由民主价值，但是他们都认为，对于政治及历史人物的评断，不可脱离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的内容如何，各有不同的说法，或者以儒家伦理为资源，或则以康德式的绝对伦理为依归。由于今天的大陆，道德标准在公众中尚缺乏一套共识，因此并无一套足够有力的论述来整合公众道德观念。 

    在这样一种道德性的要求下面，还有一种声音，就是以“汉奸”这样一种种族主义的话语来进行指控，但是这样一套话语本身到底有多少种族主义的实质，我个人表示怀疑。因为从抗日战争以后，汉奸一词越来越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联系起来。“汉”如果仍有区分的含意，也是与日本相区分，而消退了满汉之类的种族主义区分。尽管在今天的大陆，由于新疆、西藏包括西南少数民族话语仍然强有力的存在着，但是基本上在目前的公众话语中间，“汉奸”这一类的话语中种族主义色彩并不明显，更多只是以此表达对“卖国”的指控。而在施琅的争论中，如指责施琅为“汉奸”，基本上和当下语境有所脱离。由于“汉奸”这一话语的复杂性，很难预料未来的大陆政治话语中，“汉族中心”的论述会如何借助历史复活。但是基本来看，公众对岳飞、文天祥等人物作高度评价，对施琅则作负面评价，一是因为前者政治道德上的成就，二是因为汉族与异族这样一个内在紧张的因素，由于晚清的种族主义话语的遗留而潜藏着发酵。

    对于这样一场争论，大陆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归结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决：他将陈明归到“国家主义”阵营当中，而将指责他为“汉奸”的网民和知识分子归到“民族主义”阵营当中。这一区分自然简要的概括了这一论战的特征所在，但是其具体的内涵、以及在大陆思想界中的意义如何，则恐怕需要另一篇文章才能梳理清楚。而值得提及的是，在上海的现行历史初中教材中，将蒙古统一解释为“人民都希望统一”，而高中教材则完全将传统历史教科书体例更改掉，王朝更替的历史变成以“大河文明”、“草原文明”等空洞的概念组成的历史，这进一步的加剧了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教育“去历史”、“去道德化”的倾向，未来中国大陆公众对于历史的理解，将会遇到更严重的危机。

    整体来看，施琅事件的争论，一方面是由于今天大陆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认同危机，由于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平等身份的认同开始瓦解。今天官方试图依靠“爱国”这样一套民族主义的论述来整合公众认同，但是由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内在复杂性，它又无法响应中国传统历史中各种民族英雄与败类的道德评价。结果，要么干脆就无视道德伦理的层面，转而走向极端的政治现实主义，即“统一”的目标。而这一目标也可以最直接的唤起公众的“国家”想象，快速有效有余，但是却对政治伦理造成了损害。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则意识到今天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内在困境，尽管他们也有分歧，但是基本上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不应该让位于“统一”的前提，其中问题牵涉到对中国儒家政治伦理的根本认同，不可轻言废之。

如果更为深入的来看，“一统”与“正统”这一对传统政治概念的内在紧张，在今天仍然在发挥著作用，中国传统政治中对国家领土“统一”的空间要求，在秦朝得到高度体现，并以此成为“正统王朝”的一个标准。但是另外却也有以道德标准来判断政治正当性的线索，如朱子。因此“统一”的功利性目的与“正统”所蕴涵的道德要求，在今天大陆对历史人物判断的语境当中，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延续与发展。这不仅涉及我们如何来描述历史，也涉及大陆未来政治文化的发展，值得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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