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棒子”本义补证

作者：林桂榛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十九日甲辰

           耶稣2016年11月18日

所谓“高丽棒子”者，系中国民间对朝鲜人的一种贬低性称呼，是一种鄙视性的绰号或诨号。但此绰号起源于何时何地？该绰号的本义是什么？民间使用该绰号的人一般并不去深究，口语世界的上代人也并不向下代人、周遍人等解释或交代，此《荀子·正名》所谓“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而已。

于“高丽棒子”一词的源起，民间探解甚多。有的说该“棒子”实指木棒之类，其中一说“木棒”语有不开窍、木讷义，如同“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木头木脑”、“呆若木鸡”等；二说木棒有硬直之性，引申为朝鲜人性格硬直故以“棒子”称之（暂未闻谁说“棒”有赞叹义故“高丽棒子”系“高丽很棒”之意）；三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朝鲜人充当“二鬼子”欺凌中国人，但他们只用棍棒而无枪支——日本人不准朝鲜人执枪支；四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迁中国东北生活的朝鲜人常仗恃日本人之威而用洗衣棒殴打中国人；五说隋唐时中央王朝征讨高勾丽时，高丽人持棍棒以抵抗，或以棍棒策马应战；六说该“棒子”本指玉米棒，谓此跟朝鲜人栽种、食用玉米有关或玉米棒小而贱等；七说该“棒子”本指人参，人参在东北叫“棒槌”或“棒子”且高丽最为盛产人参，如此等等。

观察贬低性绰号、诨号的一般形成机制（即源于指代用法且指代者甚鄙贱与形象），上述将“高丽棒子”之“棒子”释木棒、棍棒、洗衣棒、玉米棒、人参等的解释都很牵强，可能性极小。“高丽”无疑是指代朝鲜（高句丽、高丽政权及国制尽管早已无存），然“高丽棒子”究竟本指什么呢？《南京大学学报》文科版2012年第5期刊登了韩国学者黄普基先生《历史记忆的集体构建：“高丽棒子”释意》一文，他首先征引清人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述康熙年间朝鲜使团中“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的说法，并详征朝鲜燕行录文献中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述康熙年间朝鲜朝贡使团进出中国的见闻等，加以朝鲜语言的对证分析，认为“高丽棒子”之“棒子”一词源于朝鲜语“Bangza”，Bangza在朝鲜汉籍文献里写作“帮子”、“榜子”、“房子”。黄该文说：

在韩语里，Bangza是古代在地方衙门干活的男性仆人……结合《燕行录》文献记载和韩语发音，我们可以确认王一元笔下的“棒子”就是朝鲜使团中的仆役。这些仆役也就是“高丽棒子”的最初形象……“棒子”最初来源于韩语词汇“帮子”，该词在朝鲜王国本用来称呼国内的仆役阶层。而在朝鲜朝贡使团中绝大多数成员都属于“帮子”阶层。随着朝鲜朝贡使团的频繁来华，“帮子”一词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而朝鲜“帮子”在中国违法乱纪，骚扰沿途百姓的行为，使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恶劣的印象。“帮子”开始成为令人厌恶的代名词。[①]

图1

图2

据2007年《铁岭文史资料》第20辑靳恩全《〈辽左见闻录〉注释·关于〈辽左见闻录〉的说明》，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成书于康熙六十一年（图1、2为旧抄本，《八千卷楼书目》等录有此书）[②]。《辽左见闻录》关于“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的记载很早就已为历史学家罗继祖所关注，黄普基《“高丽棒子”释意》一文也曾简单提及此，未抹杀罗继祖的发现与关于“棒子”、“高丽棒子”的判断。罗继祖系大学者罗振玉之长孙，生卒于1913-2002年，长期生活于中国东北并精于东北史研究，其1984年中华书局版《枫窗脞语》一书“杂俎”部分第26条“棒子”全文曰：

解放前，闻人呼朝鲜人为“高丽棒子”，不解所谓。解放后禁用，知非美称，然其意义为何尚懵然也。及读王一元《辽左见闻录》，中有一则云：

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其国妇女有淫行，即没入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齿于齐民，鬓发蓬松，不得裹网巾；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

始知其人为私生子，世世相袭，遂自划为一阶层，略如吾浙之堕民。雍正元年曾谕令削除堕民籍而习俗仍相沿未革。清末，商部有摺再请削除，文见杨寿枏《思冲斋文别钞》谓乃据浙江绅士江苏候补同知卢洪昶等呈请，中言浙江堕民散处各郡不下二万余人。予妇家萧山，曾闻堕民男女自为婚配，皆执贱役，是民国初年犹然也。彻底铲除恐在解放后。朝鲜之“棒子”当亦早返为齐民矣。[③]

可见罗继祖困惑于东北“棒子”一语的源起，待读得《辽左见闻录》而认为“高丽棒子”一语跟朝鲜贡使中的卑役称为“棒子”有关，这是正确的判断。但他认为“棒子”本义是“其人为私生子，世世相袭，遂自划为一阶层，略如吾浙之堕民”则是错误的，与《辽左见闻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的判定也完全不符。事实上朝鲜卑役尤朝鲜贡使中的卑役有私生子出身的贱民在其中完全属事实，但“棒子”为私生子出身之贱民的专称却并非是事实，故罗继祖于“高丽棒子”的来源似有一些误读而不够完全准确。

图3

                   图4

朝鲜、琉球、安南等国曾是东亚中央帝国的附属小国，在清代的时候这些属国境内的国民其身份等级森严（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四库全书所录《皇清职贡图》卷一中有朝鲜国、琉球国、安南国、暹罗国、苏禄国、南掌国、缅甸国等国不同等级身份之国民的画像，其中朝鲜有“夷官、官妇、民人、民妇”两性四类国民画像，琉球国、安南国、暹罗国、南掌国有“夷官、官妇、夷人、夷妇”两性四类国民画像（朝鲜称“民人”、“民妇”而琉球、安南称“夷人”、“夷妇”或是归化、亲近差异之故），而且《皇清职贡图》里记朝鲜国处有文字曰（图3、4）：

朝鲜国民人俗呼为“高丽棒子”，戴黑白毡帽，衣袴则皆以白布为之；民妇辫髪盘顶，衣用青蓝色，外系长裙，布袜花履，崇释信鬼，勤于力作。

据《四库全书总目》、《清文献通考》、叶德辉《书林清话》等，官修的《皇清职贡图》成书于乾隆十六年，时在《辽左见闻录》成书后近三十年。《皇清职贡图》记录朝鲜国的“民人”被俗呼为“高丽棒子”，即是朝鲜国的平民被俗呼为“高丽棒子”，故“棒子”应是在指代或指称社会平民甚或社会贱民，此与康熙年间《辽左见闻录》“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的记述完全吻合。

图5                                                                       图6

关于“高丽棒子”起源于朝鲜本土指称本土贱民或平民的“棒子”一语的直接证明，除了罗继祖、黄普基曾征引的《辽左见闻录》这一条以及前述《皇清职贡图》这一条外，清道光二年石经堂刻本《梅庵全集》之《梅庵文钞》卷七《吉林穷棒子说》一文也是很好的证据（图5、6）。该文说：

人何以棒子称吉林产参土人？称参为棒棰，称刨夫为棒子。又高丽称其穷贱者为棒子，棒子而穷，故穷之云尔。参，珍药也，佳者数百换，至下亦数十换，每岁须刨夫数万人。以故直隶、河南、山东、山西以至大江南北无业丁夫多襆被至此邦供刨参之役，至死不返。有徒手起家数十万者，有终身温饱积余赀作经纪者，有仅足供一身衣食年复一年自壮而老者，其最下则死于虎狼者有之，死于岚瘴者有之，死于道路者又有之。其幸而不死于虎狼岚瘴道路则流为饿莩，此穷棒子之所以多也。吉林每岁穷棒子几及千余人，严冬酷寒无衣无食，死亡不计其数，官为抬送城外汇集空地，至春后开一穴掩埋之，岁常五六百人。余甚悯之，奈只身远窜，旅况萧然，既无力以安置之，又无赀以衣食之，直视其死不救，何以为情？因思此等饿莩固死于饿，亦死于冻，使得夜有暖屋栖身，日间行乞糊口，似尚可活其什一……且吉林为边远之区，内地官民有罪者始分遣戍，此辈俱未犯法条，乃甘心自遣死于非命，罪等极刑，其愚真不可解矣。为作《穷棒子说》，以告世之骛意外之利而忘切身之害者。

《梅庵全集》、《梅庵文钞》的作者是铁保。据《清史稿·铁保传》等，铁保是正黄旗满人，姓栋鄂（有书误作鄂栋），先世原姓觉罗而后改，字冶亭，号梅庵，吉林长白人，乾隆十七年生，二十岁中进士并授吏部主事，后官至尚书、广东巡抚、两江总督等，道光四年即1824年卒。

按铁保之说，吉林称挖参之贱民为“棒子”是因人参被称“棒棰”；“高丽称其穷贱者为棒子”，故称“穷棒子”是取其穷之又穷之意。其实朝鲜人称“棒子”和吉林人称“棒棰”未必有关，至于为何人参被吉林人叫“棒棰”则值得谙悉东北语言与历史的学人另考。而吉林人以“棒子”或“穷棒子”称呼刨夫役者，或正来自朝鲜人的“棒子”概念，因为康熙初年大清封禁东北龙兴地后不到30年，朝鲜人迫于人口与土地压力等持续北移中国东北拓地生存，汉人与满人、朝鲜人在中国东北混杂存在及有语言交流互动。

另外，朝鲜入华使团中的卑役被朝鲜人甚或中国人称为“棒子”，本质上并不是因财富贫困，而是因身份下贱甚或人格素养下贱。所以人参被康乾时的东北土语称为“棒棰”应当并非是朝鲜贱民被称为“Bangza”以及由此朝鲜人被鄙称为“高丽棒子”的根源，而康熙时汉人王一元《辽左见闻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的判定及康乾时满人铁保道出的“高丽称其穷贱者为棒子”的事实才是“高丽棒子”及“高丽棒子”之“棒子”一词的真正根源。黄普基《“高丽棒子”释意》一文的其他论证材料，更足证明铁保“高丽称其穷贱者为棒子”的忠实叙述及王一元“盖国中之贱而劳者”的准确判断。

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2008年8月28日曾登出一篇自署作者为“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刘光钟”的解释“高丽棒子”之短文，该文中文版说（按语系本作者校字所加）：

韩国人把曾侵占韩半岛的日本人称为“肘巴里（音，猪蹄子，源于日本人穿着木屐脚看起来像猪脚一样）”，把在古代朝贡体系下炫耀中国大国身份的中国人贬称为“ttaenom（音，没有正确的解释，带有贬义）”。韩半岛人（现在的韩国人和朝鲜人）也并非例外。日本人将韩国人称为带有贬低色彩的“朝鮮人（ちょうせんじん）”，中国人将韩国人称为“高丽棒”或是“高丽棒子（在‘高丽棒’后面加上词缀‘子’）”。

“高丽棒子”和韩国人贬低日本人或是中国人所用的词语一样，词源不祥（按：祥当作详）。为什么加上意为“棍棒”的“棒”字则更无定论。有人认为，这与中国隋朝侵犯高句丽王朝时，整个韩半岛男女老少都拿着棍棒出来抵抗有关。其实，上述说法……与现在的贬称并不相符。下面的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即日本在吞并韩半岛之后，通过满洲地区向中国发动侵略，而部分韩国人（当时国号为“大韩帝国”）则作为日本的傀儡手里拿着棍棒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当时把日本侵略军称为“日本鬼子”，把日本的傀儡——韩国人称为“二鬼子”。[④]

韩国人也曾用不雅甚至不敬的绰号、诨号来鄙称、贱称日本人与中国人等，一如日本人也曾以这种方式来鄙称、贱称韩国人与中国人等一样。这种鄙称、贱称别国或别国人的现象在欧洲历史上也应该是存在的（世界史方家或外语专家可补证之），一如鄙称、贱称个人的现象在民间的交往生活尤其乡村社会的社群生活中（无论中外）是较普遍的现象一样。

黄普基《“高丽棒子”释意》一文曾另征引朝鲜人洪大容《湛轩燕记》所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于朝贡路上的这样一则见闻（按语系本作者所加）：

……过此（按：指某地），有乘车少妇（按：当指中国少妇），掀帘窥望。颇艳丽。平仲（按：当指朝鲜某使官）直视不回避，指点称奇。其帮子看车者（按：指中国少妇的仆役），蹲坐帘前，喃喃谇骂（按：或骂平仲失礼），平仲不知觉也。而已，有群童数十，竞呼“高丽帮子”，吆喝而追之（按：当是追叱朝鲜使者）。余（按：或即《湛轩燕记》作者洪大容）促平仲疾驰，仅以免焉。[⑤]

此则数十位中国少年群叱朝鲜使者为“高丽帮子”的事件似比铁保《吉林穷棒子说》“高丽称其穷贱者为棒子”的记述略早若干年，但“棒子”一语在身份下贱与人格下贱的语义关联或语义发展上并无任何突兀或不可能，反而由身份到人格以及身份、人格皆有之的语义衍变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口语现象。

所以，“棒子”或“帮子”即朝鲜语“Bangza”，一音或一字之转而已，它本是朝鲜人最迟在清代康乾时已出现的、用以称呼朝鲜贱民的一种称呼或称谓，后来朝鲜人甚至朝鲜遣华使者也用“帮子”或“棒子”之类来称呼中国贱民。但是，加了属地限定的“高丽帮子”或“高丽棒子”竟然最后成为了中国人反讽恶俗之朝鲜人的一个指代词，这真是历史的一种幽默或语言的一种滑稽。

走笔至此，笔者不由地想起1980年代读初中时，同班某乡下来的男生喜以“鸭公”戏谑性地贱称同班男生，不料最后“鸭公”竟成为该男生公认的诨号，我们男生都径直呼他“鸭公”，他也久之不恼而习惯地应答，此可供思究“高丽棒子”一语来源时一哂。

罗继祖说“高丽棒子”一词“解放后禁用，知非美称”，今语言真相上厘清“高丽棒子”之真切来源及本义，则更应依礼而行。孟子云：“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于禽兽又何难焉？”甚是。

2013年1月撰于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