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抑或“黜周”：《论语》“吾其为东周乎”“吾从周”析论

作者：殷慧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张子峻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1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廿六日辛亥

          耶稣2016年11月25日

内容提要：汉代公羊学家提出的“黜周王鲁”说是经学史上争讼已久的话题，它引起了“宗周”与“黜周”两种异见。围绕这两个问题，诠释者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探析文本，《论语》为孔子与门人对答之辑录，最能反映孔子真实思想，从《论语》本文来检视孔子的政治取向，更有典据意义上的说服力。本文立足历代《论语》研究之诠释史，对“吾其为东周乎”“吾从周”加以梳理，又摭拾于他经，在经典互证的基础上，突破“以经证经”的诠释传统，试图以史、子、集证经，期以实现经、史、子、集间的对话，以求孔子所言之本义，解决孔子宗周，抑或黜周的经学问题。通过对《论语》的诠释史的考察，以及与儒家典据之间的互动、互证，可以得出汉儒与清儒所大倡的“黜周王鲁”说，乃是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所作的诠释，孔子实际是以损益的精神“宗周”。

关键词：宗周；黜周；公羊学；为东周；从周；

孔子之政治取向，于《春秋》一书呈现最为鲜明。《春秋》所传之者，有左氏、穀梁、公羊三传。汉代今文经学家解《公羊传》有黜周王鲁之说，历代学者于此多有争讼。揆度其论，“黜周”抑或“宗周”，实难以确解。若能从《春秋》经传的视阈中跳出，可知《论语》“吾其为东周”“吾从周”的诠释史上，亦有此争论，其焦点大致有二：1.“吾其为东周乎”一语，孔子是否表达了“黜周王鲁”之意；2.“吾从周”又是否表达了“宗周”之意。探析文本，《论语》为孔子与门人对答之辑录，最能反映孔子真实思想，从《论语》本文来检视孔子的政治取向，或更有典据意义上的说服力。本文立足历代《论语》诠释史，对“吾其为东周乎”“吾从周”加以梳理，又摭拾于他经，在经典互证的基础上，突破“以经证经”的诠释传统，试图以史、子、集证经，期以实现经、史、子、集间的对话，进而求孔子所言之本义，解决孔子宗周，抑或黜周的经学问题。

一、《论语》“公山弗扰”章歧解：“宗周”与“黜周”

“吾其为东周”出自《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大意是：费邑宰公山弗扰为季氏家臣，叛乱时想召孔子过去，孔子也打算去，但门人子路反对，孔子做了解释以答复子路。

公山弗扰即《左传》公山不狃。依《左传》，公山氏于定公十二年叛乱，其时孔子任鲁大司寇，且下令讨伐之，公山氏以叛臣身份召朝臣，不知其目的何在，也不知孔子为何欲从其召。因此，孔子所说“吾其为东周乎”一句，才引发了历代儒者众说纷纭的诠解，分歧主要在于对“东周”“其”“乎”等字的解释，大致形成了两类意见：黜周说与宗周说。

（一）宗周说

“吾其为东周乎”的“为”字解释较一致，大体与“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为”字同义，是治理之意。争论点在“其”“乎”的不同训释。

“其”字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其”与“乎”字是照应关系，“乎”字表反问、质疑之意。宋人孙奕说：“乎，反辞也。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则必兴起西周之盛，而肯复为东周之衰乎？”[1]以至于宋人陈天祥释“其”为“岂”，以此反问，此则暗示：“凡其召我者，岂虚召哉，必将听信我言，用我之道耳。譬如今此东方诸国，有能信用我者，我必正其上下之分，使之西向宗周而已，我岂与之相党，别更立一东周乎？”[2]这样看来，“为东周”实是“不为东周”，即不另立一东周。依陈氏之意，两周代表截然相反的政治环境，“东周”上下之分混乱，不为东周即欲正其名分，使“西向宗周”，进而复归西周之序，表达出“宗周”之意。对于“东周”的解释，近人朱彝尊认为：“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3]显然，东周已区别于西周。近人程树德也认同此观点，他说：“东周句指衰周，吾其为东周乎，是言不为衰周也。”[4]在这里，“东周”一词，具有了后世历史分期意义，其以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但这种时代分期观是“后司马迁时代”才有的。[5]故孔子所说“东周”，非历史分期意义而言。

细析文献，孔子说召我者“岂徒哉”，这透露出孔子欲有所作为，故说“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语义分析看，本章以一设问，意指如我得用，则必定有所为，“吾其为东周乎”即表达了有为之意。若以“东周”为“衰周”，孔子不治衰周，显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况其时周室虽微弱，但周祚尚在，自名分论，孔子也断不会出此语。究其原因，乃后世学者将孔子所云之“东周”，混淆为历史分期之“东周”，其义也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但陈天祥解不为“东周”，实际是说“西向宗周”，孔子之所以最终不应公山氏之召，正在于孔子欲复兴周室，故不与东周之乱臣“相党”，更非“更立一东周”，这实际是“宗周”之意。

（二）黜周说

元人刘因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说：“吾其为东周乎，‘其’字、‘乎’字只是闲字，与‘吴其为沼乎’同，不当作不为东周之事说。”[6]他认为“其”“乎”二字，与“吴其为沼乎”类似，并无实意。那么，“吾其为东周乎”实质表达孔子欲“为东周”。在这里，“其”“乎”为陈述语气。从语境分析，孔子先以“岂徒哉”反问子路，那个召我去的人，难道只是白白召我去吗？言下之意，断非如此，他必有所作为。因此，后文“吾其为东周乎”，则是孔子所欲有为的内容，即“为东周”“兴周”。那么，这里的“东周”到底所指何意呢？

刘因虽是元人，且为亡金遗血，但究其学术渊源所自，实是朱子后学，或许可在朱熹的诠释中找到答案。翻检文献，《论语集注》说：“‘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7]《论语集注大全》又补“东鲁”二字。朱注所本乃何晏成说，何氏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梁皇侃疏解何氏注曰：“鲁在东，周在西，云东周者，欲于鲁而兴周道，故云吾其为东周也。一云：‘周室东迁洛邑，故曰东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择地而兴周室也。’”[8]宋邢昺疏从何注、皇疏：“如有用我道者，我则兴周道于东方，其使鲁为东周乎，吾是以不择地而欲往也。”[9]何晏注“东周”以孔子所待治之地在周朝的东方，故曰“东周”，而皇侃所引三说，第一说其根于何注，意较何注更进一步，指明孔子兴周道在鲁，此说近于公羊学家的“王鲁说”，且为后儒所接受，如清儒惠栋就指明：“‘吾其为东周乎’，何晏注云：‘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此与《公羊》黜周王鲁之说合。”[10]第二说从具体地理意义上而言，其意最浅。第三说王弼“不择地”之说，大概最得孔子之意，但是否合本章文意，[11]“兴周室”是否合孔子本意，则需斟酌。

历史上，公羊家的“王鲁”说即同“黜周”之义，在理学家那里，亦有类似议论。宋人张载曾说：“仲尼生于周，从周礼，故公旦法坏，梦寐不忘为东周之意，使其继周而王，则损益可知矣。吾其为东周乎，兴周公之治也。”[12]“继周而王”实际就是“黜周”之意，所兴之者，非周室，而是“兴周公之治”。朱熹论“公山弗扰”章，也认为“为东周”当从齐、鲁做起，然而齐、鲁兴，如何对待周室与鲁，朱熹认为：“这般处难说，只看挨到临时事势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个响合处，也自不由圣人了，使周家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13]可见，朱熹也认同“兴周道于东方”，其深意暗含有取代周祚的可能。若鲁能兴周道，则继周统，周室只能“作宾于王家”，“王家”就指新王，而周则退为“国宾”。明儒蔡清认为丰镐在西，鲁国在东，“使孔子用于鲁，则周道其东矣。言使鲁为东周也。”何为“东周”呢？蔡氏说：“毕竟是鲁，然兴之者孔子也。”[14]鲁为东周，意即鲁继周之道、统。继周道而兴邦，即是继周以德取邦、以德治邦的政治理念，以“大德必受命”的儒家政治伦理传统而言，显见，周室是定要退出天下共主之位。无怪乎惠栋评何注，近于公羊家“黜周王鲁”说。同时，清儒牛震运就认为“为东周”是“兼兴周道、继周统言之”，[15]“继周统”实质即是“黜周”之说。

特需注意，张载以“使”字为假设，而非实指；朱熹认为“作宾于王家”关乎时势，系于“天命人心”。这即是说，张载、朱熹皆认为，孔子本人并不黜周，而是宗周，但现实之“时”“势”的变化，却不是孔子可以主导的。张载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二人都认为“为东周”有使周室被取代的可能，今人亦有此类猜测。[16]这与孔子一贯尊奉周礼，强调“名分”，存在巨大出入，孔子作《春秋》，在于以微言阐发名分大义，以反对春秋中晚期的子杀父，臣弑君的政治现状。若孔子本人提出“黜周王鲁”，岂不与孔子之旨趣肝胆楚越吗？基于此，有必要对“黜周王鲁说”这一理论进行历史性梳理。

二、“王鲁黜周说”辨析

“王鲁黜周说”最早见于汉代经师，实质上，经师把这种理论的渊源溯及先秦儒经。通过阐发《春秋》经旨，建构了一个由“《春秋》当新王”到“王鲁说”的动态过程。因此，欲明此说，须首先对“《春秋》当新王”进行检视。

（一）由“《春秋》当新王”到“王鲁说”

历史地看，“王鲁说”产生于《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源于对《孟子》的发挥。《孟子·滕文公下》载：“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认为，有鉴于乱臣贼子横行，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于其中。但据儒家仪法，“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针砭乱臣贼子，是天子之权，孔子“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只得修（孟子曰“作”）《春秋》，以《春秋》褒贬代行王之法，以回应失序的政治现实。故司马迁说：“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当王法”的“当”字，即是充任、担任之意。这就是《春秋》当新王的理论来源。

“《春秋》当新王”是“王鲁说”的理论根据。周室虽有其位但实失其势，已不能发挥天子的权威，以至于天下大乱，而《春秋》之微言大义则如同一新王，能够“寓褒贬，别善恶”，如“弑”“诛”“篡”等数字，以见褒贬，发挥了“天子”的作用。但《春秋》只是书册，并非真实的国、人，故必须托之于国、人，加之《春秋》以鲁十二公为线索，这就产生了王鲁说。汉董仲舒说：“《春秋》应是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黜夏，亲周，故宋。”董仲舒“黜夏，亲周，故宋”即“三统说”。所谓“三统”，即“天子存二代之后”，新王朝自觉地存前二王朝之后，以周为例，周朝建立，存夏、商之后，夏之后为杞，殷商之后为宋。若鲁国取代周室，“三统”就变为“商”“周”“鲁”，“夏”则退出三统系统，即所谓“黜夏，亲周，故宋”，这里的“亲”，即“新”之意。这就是“王鲁说”，鲁尚黑，周尚赤，实是改正朔，易服色，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篇》云：“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据董仲舒之说，作下表：

依董仲舒之意，周王天下时（上表列3），三统当是夏、商、周；而《春秋》当新王时（上表列4），则三统应为商、周、《春秋》之王，显然，他认为《春秋》之王要取代周祚，而夏则退出三统的循环序列。董仲舒说：“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不以俟。”何休说：“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春秋公羊传解诂》卷16）董仲舒说“存周”，何休说“新周”，实同刘逢禄“黜周”说，即周室失去了王者地位。 

（二）辨“黜周王鲁说”

那么，当如何理解“黜周王鲁”？从语意上看，认为“王鲁”即鲁国为天下共主吗？东汉经学家何休解释说：“《春秋》托王于鲁，因假以见王法。”（《春秋公羊解诂·成公二年》后引同此书）又，“《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庄公十年）“《春秋》王鲁，……亦因都以见王义。”（宣公十五年）“假”即“借”意。何氏之意显然清楚明白，《春秋》所以有王鲁之意，乃是假借之以见王之法。可知，依何休之意，《春秋》王鲁说，并非在现实层面而言，只是诠释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其如为王之立法而已。唐孔颖达在答黜周王鲁时认为，鲁用周历（“周正”），是“鲁事周”之意，《春秋》中仍称周室为“王”、诸侯为公侯，名号未变，若其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而《春秋》称“周王而鲁公”，知无黜周王鲁之意。因此，孔子作《春秋》本欲兴周，并非黜周。[17]清人刘逢禄也认为《春秋》以周王号令甚多，书中所引年号，“仍系于周”，又“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故“何尝真黜周哉？”[18]同时，鲁十二公僭越悖乱，“皆在诛绝之列”，如何当王？[19]刘氏是清代今文学家，主黜周说，何故有一番与公羊学家法看似抵牾的话呢？原来，《春秋》三传本是圣人“立法垂教”之书，鲁已僭越，本是“大恶”，“王鲁”说仅托名而已。我们还可从皮锡瑞的解释得到启示。皮氏认为，鲁隐公非“受命”，但“《春秋》始于隐”，哀公也不曾“致太平”，但“《春秋》终于哀”，托名二人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尽管《春秋》未载“鲁为王”，儒者“据鲁史成文以推其义”则称“王鲁”。如同孔子“修”《春秋》，本是王者之事，而孔子为之，后儒“据《春秋》立一王之法以推其义，则曰‘素王’”。[20]

但孔子并不“王鲁”，更非欲作“素王”，这些说法是后儒的诠解与发明，所谓变法改制，亦即“损益四代”而已。[21]欧阳修认为《春秋》不仅不黜周，还是“正统”之说的肇始之书，他鲜明地指出：“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统之所在，故书王以加正月，而绳诸侯。王人虽㣲，必加于上；诸侯虽大，不与专封。……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鲁，……殊不知圣人之意在于尊周，以周之正而统诸侯也。至秦之帝，自为五胜之说。汉兴诸儒，既不明《春秋》正统之旨，又习秦世不经之说，乃欲尊汉而黜秦，无所据依，遂为三统五运之论，诋秦为闰而黜之。夫汉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义而起也。”[22]欧阳修从两个层面剖析了“黜周王鲁说”的误谬。其一，黜周王鲁是对《春秋》的误读和成说的盲从，所引例证，实是杜预、孔颖达之成说，兹不赘述。其二，作为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对“黜周王鲁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认为此一学说立足于“尊汉”，但无所据依，于是诉之神学，“遂为三统五运之论”，孔子本无“黜周王鲁”之意，政权获得的合法手段只“至公”而已。显而易见，汉儒的问题意识所及，是立意解决政权继承的合法性问题。汉统受命，本是汉立国初期的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汉景帝年间，黄生与辕固生关于“汤武革命”定性为“弑”还是“诛”的大讨论，实质是“为汉制作”的缩影，以明君主统治的正当性。因此，汉儒为证明刘氏的统治合法性，即以三统五德终始之说为佐证，黜周王鲁就在此历史循环的序列之中，这一点，前文论析董氏学说已经论及。

细研历史，孔子从无废黜周室之意，他周游天下，游说诸侯，正是为了复兴周道，匡扶周室。以至于“环车接淅，席不暇煖”，“于南子、阳货则见，于佛肸、公山则欲往”，“吾其为东周乎”是其“汲汲于行道”的表现。[23]元人朱公迁说此是：“圣贤行道之心”。[24]明儒高拱认为“为东周”，是孔子“欲见诸行事”，明确认为“为东周”是“行周公之道以兴东周之治”，并非“于文武之政之外别立一代之制。”[25]《日讲四书解义》更是开宗明义说“吾其为东周乎”章“见孔子有振鲁兴周之意”，孔子欲应公山氏，是“为鲁也”，非为公山弗扰。如孔子得行其道，“必以政在大夫者”，还政诸侯；“政在诸侯者”，还政天子。[26]

那么，据《孟子》阐发出来的“《春秋》新王说”，当如何理解呢？察孟子之意，面临礼崩乐坏的政治现实，其意乃欲重建礼乐文明和秩序。然而，孔子有德无位，只能作《春秋》以为王法，代行赏罚褒贬之权。换言之，《春秋》一书，恰如一个赏善罚恶的“新王”，并非在现实存在意义上立一位新王。所以，应当把《春秋》理解为一个被赋予了意义的符号。这一符号，本身并非现实的王者，更非改朝换代的新王，而是一规范人伦家国的“规则或理则”。董仲舒把“《春秋》当新王”纳入三统，从而把一个符号意义、理论意义上的、虚设的“规则”作为现实意的王者，这种故意曲解孟子原意的做法，实际是为解决汉代统治者的合法性危机提供策略与资源。翻检《孟子》，可知他明确反对僭越、悖乱。他尝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又说“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由于礼崩乐坏导致的这种混乱的“不能一朝居”的世道，正是他所要反对的。那么，王鲁黜周这种大逆行为，更是其归为的“罪人”，可知孟子亦从无黜周之意。

（三）孔子和《公羊传》均无“黜周王鲁”之义

由此观之，孔子没有提出废黜周室而王鲁的意见，《春秋》一书寄托着孔子对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关切，现实政治秩序的主导者当是周室。所以宋儒赵鹏飞认为“吾其为东周”乃是振兴西周，即周室，他说：“兴西周之志不得行于时，而寓于《春秋》，……则《春秋》者，中兴周室之书也。”[27]南宋留梦炎为之序：“木讷（赵鹏飞）所著《诗故》《经筌》二书，有功于圣经甚大。”[28]称有功圣经甚大，源于赵氏对孔子作《春秋》的经旨做了恰切的揭示。明儒姜宝亦说：“当是时诸侯强，大夫僭，不复知有周矣。夫子于是作《春秋》，以诛僭乱，尊王室而已。”[29]清儒陆陇其径引吴省庵言，云：“吾为东周，非欲使鲁为天子也。使文武之道得行于鲁，便是东周，即‘鲁一变，至于道’意。”[30]

历史上认为，黜周王鲁之说本自《公羊传》，后代学者对何休提出诸多批评。晋人王接批评说：“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乖缪。”（《晋书·王接传》）杜预也说：“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啖助说：“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礼之薄。”[31]“救周之弊”暗示《春秋》兴周之本意。清人姜宸英甚至认为当夺其祀、废其书，他说：“其解传不由传意，凿空立义，辞晦意滞，凡一例而前后矛盾不可通者，难以枚举。……故谓何氏之从祀，不可不废，而十三经注家，唯《公羊传》不可存也。”[32]那么，《公羊传》是否真有“黜周”之意呢？宋代学者王应麟曾考《公羊传》之说，以之“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并非“公羊之言”，认为是何休强加于《公羊传》，何休乃“公羊之罪人，负公羊之学”。[33]那么，“黜周”之说自来何处？实际上，在王氏之前，宋人李如篪已详考是说之所自：“《春秋》书“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新周也”。黜周王鲁之说，盖启于此。新周者，盖谓王者必存二王之后。周有天下，则宋、杞为二王之后。今王鲁，则以周、宋备二王之后，是新周而故宋也。其说从此滥觞。”[34]

《春秋·宣公十六年》载：“成周宣谢灾。”《公羊传》释为：“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何休解“新周”曰：“新周，故分别有灾不与宋同也”，认为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以“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故“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春秋公羊传解诂》卷16）。“新周”何意？有人认为，“新”“親”互通，故“新周”即“親周”。但何休释为“黜而新之”，周室既被黜，则须另立新王。如何有新王呢？何休认为“《春秋》当新王”。但《春秋》是书非国，他进而提出“王鲁”说，以为《春秋》以鲁当新王，以鲁统代周统。[35]同时，细绎《论语》，不难发现，孔子谨信于周礼，遥怀文武之治，反对“犯上”“作乱”，反对僭越，于“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观褅礼”，无不否之。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上下名分，对于春秋中晚期政治上的礼乐崩坏，提出“必也正名乎”的主张，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他从不主张革命，歌颂上古三代贤让国的圣王，认为国祚在于“天命”，君子三畏，首畏“天命”。受命于天则在德，“大德者必受命”，提出“吾从周”，要求“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很显然，齐、鲁之政，各有美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落尔。”[36]所以，都需经由“变”之方，由此提升到“先王之道”。

综而言之，无论外证，抑或从《论语》内证，孔子本人本不黜周王鲁。孔子曾说：“述而不作”，事实上，任何“述”中都有“作”，“作”是为了“述”，又超出了“述”。[37]孔子所作所述，就是为了发扬周代的礼乐制度。为周室复兴，他主张损益周代的礼乐典章文明，故提出“吾从周”。

三、“吾从周”即损益以“兴周”

受历史语境的限制，以往诠解对孔子“吾从周”存在诸多误读，如把“吾从周”和“吾从先进”与孔子文质之辨联系，[38]又或认为“宗周”即守旧之明证。加之，孔子歌颂文武周公，遥怀上古圣王，于是将孔子漫画化为一位历史复古主义者。事实上，深入原典，仔细审视“吾从周”一章，“吾从周”体现出孔子损益革新制度的历史进化观。

《论语·八佾》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监”字有两义。一释为“鉴”，意指周代的典章制度是对前代的借鉴、损益。日本汉学家竹添光鸿就说：“监，鑑同。言观而取法焉。有此比拟参伍而斟酌损益之意。监而折衷，是以备矣。”[39]第二义释为“视”。孔安国注：“监，视也。言周文章备于二代，当从之。”唐颜师古说：“周追视夏殷二代之制而损益之。”这两种诠释，都有借鉴、损益以推陈出新之意。既然“监”字就有借古之教训，观今之得失之意，也正是“监”二代文物典章，才有周之“郁郁”之文。那么，我们不禁反问，孔子提出“吾从周”的目的何在呢？我们认为，孔子正欲以这种损益的精神复兴周室。分析可知，所“监”不仅是周代礼乐文化、典章制度完备的前提，更是沟通“古”“今”的枢纽。剖析孔子从周的深意，从逻辑分析看，“周监二代”是因，“郁郁文哉”是果，孔子是周民，无人要求他在周与其他朝代间作出选择时，他为何说出我主张周代的？[40]前文言周“监”二代，故有郁郁之文，这郁郁之文即全然在“监”，“监”之损益于社会进步之重要可见一斑。孔子说从周，从的是周朝不断损益，不断革新的做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由于夏、商的典章文物仍有其生命力，孔子说“吾从周”其本义乃是立足于对历史不断损益中演进的认同，诚如宋儒杨时所说：“‘吾从周’，非从其文也，从其损益而已。”[41]

质言之，“监”即损益之义，“吾从周”实质蕴含着历史进化论思想，是一历史进化观。同时，也是孔子如何“兴周”的具体精神所在。显非简单地遵奉周礼，更非开历史倒车，欲返归唐虞三代。可见，“吾从周”的本义即是认同历史是不断革故鼎新，日新交替，不断发展进化，这其间，朝代的变化自然也包含于其中。孔子认为有所谓“继周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主张革周之命，而是用这一损益的历史进化观来复兴周室。他答复弟子“为邦”问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刘宝楠将此章归为“‘为邦’者，谓继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42]程树德先生认为刘注“最为得之”。[43]钱穆先生认为此章“盖制作礼乐、革命兴新之义”“与普通问治国之方有辨”。[44]诸先生实未理解这是孔子为兴周道、扶周室所列之方案。因为，周弊已深，非损益不能去弊，因循守旧，是取亡之道。故损益三代之礼，并非为“继周者”立法，乃为兴周而发。基于此，宋人洪咨夔早已说明：“东周果何道哉?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兴周之规模，而绥来动和，特其末效余功也。”[45]

行夏时、乘殷辂、服周冕、乐则韶舞，这种择优而取的损益手段，正是兴周之方。阎若璩也说“为东周”是孔子为见诸行事，“止是行周公之道”，“非欲于文武之政之外别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时云者，而后为见诸行事也。”[46]在这里，孔子将“常”与“变”统合，贯穿对“今—古”的双重审视，其体现为孔子对“时”的把握。他曾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所谓“时中”，就有合乎时宜、应时变通，随机取舍之意。落实于具体治事，就是“吾从周”体现的损益精神。孟子曾言：“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所谓“圣之时者”，即言其能不拘于成规，可相机行事、与时偕行。

因此，孔子并不盲目守旧地复古“从周”（若依过去的诠解），更不会大不韪“黜周”，而是遵从周公制作礼乐的损益的方式来兴周，这就是孔子说“吾从周”的深义。而汉代的公羊学家所倡“张三世”“通三统”，实是出于“为汉制作”的政治的考量，而发展到清代中晚期，更有其意义和价值，正如姜广辉先生指出的，公羊学宣扬“张三世”“通三统”，实际是告诉执政者，“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是需要不断进行变革和改革的。春秋公羊学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47]《论语》中这两章的宗旨，与孔子重视“常”与“变”之易学精神是吻合的。这亦恰恰说明，孔子“吾从周”既是兴周，更重要的，是在不断损益、不断与时俯仰中兴周。经由对这两章的诠释史的审视，这种不断损益、不断革新的儒家思想，在建构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虽无需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然而，其特殊与普遍之特质，或于深化改革的当下不无裨益。[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