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就是儒家的复兴了，但中国和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担心儒家所谓的反民主倾向。在我看来，这种担心是夸张了的。如果我们同意民主不是完美的，我们就能同意儒家能帮助补偿民主的失败。

当代儒家通常赞同中国实行更多的言论自由。他们质疑的是西方式竞争性选举作为挑选国家最有权力的领导者的制度这个意义上的民主。“一人一票”选举制的明显问题是平等终止于政治群体的边界，边界之外的那些人被忽略。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领袖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利益上是体制的要求，可以说他们就是要为选民所在的国家服务，而不是为生活在这个政治群体外的外国人和子孙后代服务。即使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国国民的利益上，而忽视外国人的利益。但是尤其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的政治领袖做出的决定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他们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需要考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利益。

因此，儒家思想家提出的政治模式旨在比西方民主更好地服务于受到政府决策影响的包括外国人和子孙后代的所有人的利益。这个理想不一定是人人平等的世界，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非选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比大多数以国家为中心的民主国家的更加严肃地对待。实现全球政治理想的主要价值是贤能政治，也就是说人人在教育和参政方面具有平等的机会，但领导岗位被分配给该群体中最有美德和最称职的人。这里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君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断的能力因人而异，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辨认出拥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

这些价值观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过去几十年，儒家知识分子已经提出了企图把“西方”的民主理想与“儒家”的贤能政治结合起来的政治建议。这些建议不是把儒家价值观或者机构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的附庸而是包含着劳动分工，让民主在某些领域具有优先权，让贤能政治在另外一些方面具有优先权。如果是农村的土地纠纷，农民应该有更大发言权。如果是工资和安全纠纷，工人应该有更大发言权。在实践上，这意味着更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在民主机构中更多的工人和农民代表。

但是有关外交政策或者环境保护的议题，该怎么办呢？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决策将影响到非选民的利益，这些人也需要某种形式的代表。因此，儒家思想家提出了贤士院的建议，那里的代表是经过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考试而选拔出来的。这些代表有义务维护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决策者往往容易忽略的非选民的利益。

对考试的一个明显的反对意见是因为考试不能检验出孔子关心的种种美德：灵敏性、谦逊、仁爱等，从理想上看，这些也是现代世界政治决策者的品格。考试确实不能完美的检测出这些美德，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考试选拔出来的代表可能比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更有远见。

有理由相信这些。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什么民主选出糟糕的政策》(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显示选民往往是非理性的。他提出了举行选民能力考试作为纠正办法的建议。（在中国，以考试形式检测能力有可能作为政治改革的建议而被考虑。）考试将检测基本的经济学素养（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也包括儒家经典的知识，不仅检验对它们的记忆而且检验对它们的解释。著名的儒家政治思想家蒋庆认为，考试能确定后续政治行动的框架和道德词汇，对考试合格者还要进行实际表现的考核。

这种假设是否太牵强了呢？其实，这并不比西方式自由民主转型的前景更荒唐（因为这两种前景就假设了更加开放的社会）。至少它帮助消除人们对民主转型的主要担忧：即可能出现短期的、过分民族主义的政策决定。它也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评价中国的政治进步的问题。从政治上说，许多人认为中国看起来应该更像西方。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们希望西方看起来更像中国呢。


译注：本文的修改稿曾发表在《环球时报》2010年3月24日15版，题目被改为“儒家思想可弥补民主不足”。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