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学：互为他者的视角

作者：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初一日乙卯

          耶稣2016年11月29日 

近年来，汉语学术界正逐渐形成“东亚儒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将东亚儒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构。然而，何谓“东亚儒学”或“东亚儒学合法性”问题是否存在？这是东亚儒学研究须正面回应的问题。

何谓“东亚”？

历史上看，“东亚”一词出现在19世纪末的日本，例如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一文中就明确使用“东亚”一词，1898年甚至还出现了“东亚同文会”的组织。东亚观念还传至中国，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东亚同文书院”便成立于1901年，而1904年发刊的《东方杂志》在其创刊宗旨的说明中更是宣称“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显然，这里的“东亚”含有特殊的意味，是一种东西对抗思维框架下的对抗式话语。

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东亚儒学”中的“东亚”不是经纬度十分清晰的那个自然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即东亚地域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人文地理。

何谓“儒学”？

对于大多数从事中国儒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儒学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但是当我们进入东亚儒学研究领域之后，便会发现或意识到要弄清楚什么是“儒学”，其实是一个有待省察的问题。例如日本儒学或韩国儒学何以与中国儒学既有家族相似性，同时又有诸多甚至是根本不同的差异性，在韩国儒学史上围绕四端七情、道心人心以及人性物性等问题而发生的义理之辩，就具有与中国儒学不同的思想原创性；而在日本儒学史上，基于一种特殊的“水土”论，强调日本自身的历史风土的特殊性，发展出一种以情为本的“情本主义”儒学形态，也与中国儒学强调的“性其情”、“复其性”的思想传统大异其趣。

或许有人会说，日本儒学或韩国儒学的这种特殊性，至多表明与中国传统儒学的主流方向发生歧义，属于一种边缘性的儒学形态。其实不然，日本或韩国的儒学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一种理论发展，是“本土化”的儒学新形态。

有人会说，“本土化”意味着他者化、多重化，而这只是儒学表述形式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儒学义理本身特别是儒学核心价值观可以是多重的或多元的。但事实上，如同任何科学真理都是人文现象——即在人之后的产物，儒学价值也是被表述出来的人文现象而已。被表述出来的核心价值是具体的，而其形式则可以是多元的。从文化发展的观点看，价值观不是抽象绝对的，而是具体普遍的，它必然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内涵。当儒学传入日本或韩国等东亚地区，便会向这些地域文化“开放”，经过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的交流碰撞、吸收融合，儒学的表现形式也必然发生“本土化”的转向。

何谓“东亚儒学”？

东亚儒学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国儒学自身的历史传承、思想创新的再认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深入了解儒学思想的自身逻辑发展及其在“他文化”领域中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也有积极意义。若儒学研究缺乏一种“互为他者”的眼光，就不能了解中国儒学在东亚地域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对话中被挑战的可能性。因此，从跨文化的研究视域看，儒学研究可以跳出“国别史”、“地方史”的框架，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儒学传统、展现儒学的未来发展，故东亚儒学研究也就显得非常必要。

必须指出的是，东亚儒学与中国哲学在研究性质上有所不同，就结论而言，东亚儒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主要是指“东亚的儒学”，亦即儒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东亚的，甚至是世界的。

当今在重提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对儒家传统文化采取画地为牢、闭关自守的自我欣赏态度已然不可取，但若将中西、古今对立起来，以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而对自身的传统文化采取熟视无睹甚至鄙夷唾弃的态度更是荒唐可笑。我们应当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胸怀，来重新评估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东亚儒学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