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大量纯读经”离真正的儒家教育有多远？

作者：赵法生（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初一日乙卯

          耶稣2016年11月29日

十多年来，由于现行教育体制在育人方面的严重弊端和民众的失望，民间自发产生了数千家以读经为主的私塾学堂，引发了遍及各阶层的民间“读经热”。这股热潮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基层民众对于传统经典教育的强烈渴求，也是社会对于百余年来极端反传统的一种自我矫正。

近代以来，经典教育可谓命运多舛，在历经一个世纪反复强制摧残打压之后，经典教育似乎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正因如此，读经教育的实践者们应当以戒慎恐惧的心态，及时总结，改过迁善，使来之不易的读经活动健康发展。就此而言，目前关于读经方法的争论是很有意义的，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王财贵先生所提倡的“老实大量纯读经法”。这一方法的初衷无疑是为了推动大陆荒废已久的读经教育。但是，实践日久，其流弊也随之显现，到了不能不认真面对的时候了。

这种读经方法提倡全日制“纯读经”， 3-13岁的孩子十年之中只是死记硬背各种传统经典，总共背诵上百万字，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不学其他课程，不允许进行任何经义讲解，不允许读经典白文之外的书籍，包括古人注疏。这种方法看上去倒是简单易行，但是，稍微读过一点儒家经典者，立即会生出某种疑虑，隐约感到它与真正的儒家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这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毫无疑问，历史上教学生读经成就最大的，莫过于孔夫子。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七十子不仅在弘扬师学方面成效卓著，在事功方面也十分不凡，人才极一时之盛。可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是如何教学生呢？《论语》留下了大量丰富的一手资料。在《论语》中，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循循善诱的、启发式的，是一位善于开启学生内在心性之门，善于鼓舞学生内在精神生命的大师。他总能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发现问题，给予恰当的鼓励或者提示。如同一位高明的园艺师，他深知最快的栽培技术是浇水施肥、阳光雨露的滋润，是帮助学生成长而不是代替学生成长，何况压抑摧折！在《论语》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最少的压制、最多的呵护和最为有效的点拨启迪，仿佛拨云见日，让德慧的阳光照进学子的心田！他甚至不惜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去鼓励那个经常向他发难的子路。

正是在这种如沐春风的氛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后代十分不同的学堂：孔子课堂上，不仅有像宰我那样公然与老师唱反调而反对三年丧的；有像子贡那样给老师出难题，要求老师用一个字就概括出自己全部学问之精神的；还有像子路那样，当面说“老师您也太迂了吧”这样的。孔子本人也时常给弟子和他人道歉，所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此情此景，你或许会以为它是当代欧美学校的场景吧？其实，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儒家学堂，也是最足以体现儒学精神和孔门教学方法的学堂。

孔门教育不同于现行知识教育，它是一种人格养成教育，即修身教育，以培养君子为目标。修身的主要方法是切己体察，三省吾身，进而知行合一。这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孔子称之为“为己之学”，是一门用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的学问，专门把自己当对手的学问，一门目前大陆学校所没有又最急需的学问。如今学校所教的理论，学习之后往往是用来要求和批评他人的，自己倒仿佛是唯一的例外，这与作为为己之学的儒学恰好相反。

君子人格的核心是对于仁道的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生命，所以，牟宗三将儒学称为“生命的学问”。此一“生命”不是生物学意义的生命，却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它，人就只能像一头畜生那样去行动，多半会比畜生更坏，因为他比动物更聪明。

孔门教学以求道为核心，尤其注重人内在生命的成长，始终将人作为目的。道不仅高于一般的功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高于权力，所谓“道统高于君统”——这就避免了现实对于人可能发生的双重异化，避免人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孔子教育的全部努力，在于使人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精神力量的高尚的君子。二千五多年前的教育家，已经有了此种伟大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正是孔门教育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那么，应当如何培养人的内在生命呢？儒家教育主要是从性情教育入手，从情感的启发引导开始，“孝悌为仁之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孝悌亲情开始，启发孩童的恻隐之心，推己达人，仁民爱物，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成为有道君子。这样的君子，既有丰富的生命情感，又有坚定的道德理性，是情与理的完美统一。王国维曾说，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东亚的圣人，就在于他身上实现了情理的完美融合，此说甚是。强调情与理的结合，使得儒家的理从来不是孤悬高挂之理，而是情理，是人伦日用之理，并由此开启下学上达和内在觉悟之路。

费穆1940年代导演的《孔夫子》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主要是体悟、领会与涵养，特别重视交流讨论。《学记》早就告诫：“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在丰富的先秦儒家教育文献中，我们看到的多半是如何开启学生心性和智慧的方法，却极少强调死记硬背的资料。就其本性而言，儒家比任何其他教育都更反对死记硬背，因为这堵塞了心性成长之路，与儒学的本质相违背。

可是，人们为什么常常把儒家经典与死记硬背联系起来呢？这与汉代以后儒学的经学化，尤其是与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有相关。河流的源头总是清澈活泼，蕴含着勃勃生机；但随着流域的展开，它会变得越来越浑浊，有些段落甚至腐朽变质。儒家教育同样如此。比如科举制下的学堂，已经逐渐丧失了洙泗之上的灵动与活泼，僵化了。它把圣人之言作为绝对真理，不许经生提问质疑，典型体现了传统的经学思维，这显然并不符合孔子精神。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科举的教学模式是违背孔子教育理念的。

科举制度下的读经与孔门读经教育的差异，表面上看是方法之别，背后的实质则是儒学形态本身的差别。孔孟儒学是士君子儒学，它是自由、独立和昂扬奋进的，它高扬道统的旗帜，试图以道统驯服政统，建立以仁政为目标的理想社会，所以他们的语录中充满着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崇尚独立自由精神和士大夫气节，是士君子儒学的精华所在。而随着汉以后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政治体制发生了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集权程度大大增强，并因此导致了儒学本身的异变，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帝制儒学。与科举制度相适应的儒学，正是帝制儒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是先秦士君子儒学变异的产物，士君子儒学本身则只能在书院等民间教化组织中延续自己的存在。所以，科举制度下的读经背离原始儒家的精神，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

其实，即使在科举制度下，除了记诵之外，也要求学生解经，以应对科举中的释经和策论。《红楼梦》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恶梦”中，私塾先生贾代儒要求宝玉讲书，所讲是《论语·子罕》的“后生可畏”章。宝玉奉命先讲“节旨”，又串讲字句道：“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教他及时努力，不要弄到老大无成。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后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宝玉的理解是到位的，代儒却嫌他的解说具有孩子气，于是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可见，历史上的私塾是十分重视解经的。

所以，在禁锢压抑学生的思想活力方面，“老实大量读纯经法”，甚至使得科举制度下的私塾都相形见绌了。受这种读经法影响的老师们，有一些十分奇怪且广受传播的言论：“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讲解，也不许讲解，只要会按复读机按钮、督促小朋友背诵，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小朋友读经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不需要讲解，不需要读注疏，只需熟读经典白文一百遍、一千遍，直到能背诵即可。先只管背，背十年，十年后全部会背了再讲解”。这段话将此种读经法与孔门读经法的不同说得再清楚不过，它并没有把学生当人，而是把他们当留声机，甚至老师也不过是留声机。它简直可以称为“留声机读经法”！

这种留声机式的读经法，误解了背诵与理解的关系，将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它把儒学当成了只能记诵的知识。可事实上，儒学不是“闻见之知”，而是“德性之知”，只有与受教育者的情感和心性沟通了才能实行，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脱离了理解和实践的经典章句，不管背诵多少，都与儒家无关，因为它们无法化为孩子心灵的血肉，更无法变成孩子行为的指南，反而会变成孩子心灵的负担和蔽障。

孔子并非不重视背诵。一天，夫子立于厅堂，儿子孔鲤从堂上经过，夫子问道：学诗了吗？儿子回答：还没有。夫子于是提醒：“不学诗，无以言。”他日，孔鲤从堂上经过，夫子又问：学礼了没有？儿子回答：还没有。夫子于是提醒：“不学礼，无以立。”从《论语》和《大学》、《中庸》的记述看，夫子及其弟子，对于五经文句可谓烂熟于心，可以口吐莲花般随时引用，而记诵的目的正在于理解和运用。

一种经常听到的辩护是：儿童理解力低下，所以不必要讲解。这是对于人性和教育的误解。如果说儿童的理解力薄弱，他们的情感感受力和想象力却毫不逊色，甚至超出成年人，他们是天生的诗人，天地万物都是他们的伙伴。所以，儒家总是顺着他们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加以引导，使得童蒙教育充满情趣而丰富多彩。孔子因此特别重视对于青少年的诗教、礼教和乐教，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人”。当人由童年步入少年，知性渐长，智慧日开，更需要在这方面加以点拨培养，促进他的理性的提高。在一个科学昌明和理性发达的时代，孩子们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这一点尤其重要。

儒家将人看作是感情与理性的双重存在物，教育的重点就在于启发培育内在的情感与理性，以“既仁且智”为目标。可是，这一切在“老实大量纯读经”中统统不见了。归根到底，是人本身不见了。

我们看看王阳明是如何教导儿童的。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他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喜欢游嬉而害怕禁锢的，如同刚萌芽的小草，顺遂它天然的生命就会快速成长，人为压抑它就会萎缩凋残。因此，他主张采取“诱”、“导”、“讽”的“栽培涵养之方”，来取代“督”、“责”、“罚”的教育方法，并警告说：“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

历史真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看来，王阳明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老实大量纯读经”的法门，突出章句的死记硬背，规矩僵硬严格，忽视礼乐熏陶，重知识而轻徳性，甚至用鞭打和捆绑来惩罚学生，这与当今媒体所揭示的某些私塾的问题何其相似乃尔？结果不仅使学生厌恶学习，而且憎恨学校与教师，“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王阳明明确反对那种不分学生天资情况的“大量纯读经”，而主张读经留有余地：“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留有余地，是为了避免拔苗助长、竭泽而渔，他打比方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幼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它了。” 这才是孔门少儿读经法的真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相对照，就可以丈量出“老实大量纯读经法”与真正的儒门教育的距离了。这距离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正好处于对立的两极！

“老实大量纯读经”倡导者王财贵。视觉中国资料图

由此可见，所谓“老实大量纯读经”，不是儒家的读经法，而恰恰是完全反儒家的读经法。这种标榜培养圣贤的读经法，最终不能培养出圣贤人格，倒是如媒体所反映的，培养了一些再也不愿意听到“经典”二字的国学逆反者，一些心态阴沉闭锁的问题少年，以及一些最终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惶惶不可终日的家长。逼迫一个天真好奇的孩子，花十多年去背诵那些他既不懂又不许问的佶屈聱牙的古文，他的心理不出问题才怪！

这一读经法考虑了一切，唯独忽视了一点：人本身。它的问题在于没有把学生当人。这使得它不仅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更违背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当今世界的教育理念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几乎没有一种敢于公开把自己的教育对象贬低到物的水平，但“老实大量纯读经法”做到了。因此，有学者称之为“愚昧读经、野蛮背诵”，并不为过。

若要问何以在当代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纳罕的儒家读经法？这也正是我的困惑所在。国学教育中断了近百年之久，在多数人已经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而社会对于经典教育的需求突然勃兴的背景下，此种读经法或许鼓舞了不少国学爱好者的信心和热情。但是，经典教育，如同其他工作一样，仅靠自信是不够的，在缺乏必要条件时，它甚至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向反面。它给予我们重要的启迪，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已经离开真正的儒家究竟有多远？并对目前各种流行的所谓“儒家”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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