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东美之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周会民（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1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初六庚申

           耶稣2016年12月4日

内容提要：方东美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大师，“不但是大哲学家，也是大教育家”，几乎在其所有的著述中，都谈到了教育，表现了一位哲人教育家的极大担当和睿智。他主张以中华高远之“文化理想”作为总的教育原则，以恢复“教授治校”“文言文教学”为基本的教育政策，将具有兴学弘道、独立治学的“学者抱负”作为教师合格与否的标准，同时殷切地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努力净化“现代传媒”所带来的精神污染，营造一个适合世人静心学习、高雅生活之环境，以期早日实现中华文化之精神更新，进而最终成就“重建世界文化”之伟大理想。方东美先生作为学贯中西之哲学家，对于其教育思想的仔细研究，必将有益于未来中国教育之发展与拓新。本文从文化理想、教育政策、师资水平、现代传媒这四个角度，来论述方东美先生之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教育思想；现代新儒家；方东美；传统文化；

在现代新儒家阵营中，出生于安徽桐城的方东美先生（1899-1977）是极为特别的一位。他取儒家哲学之立场，却一反常态，“轻《论语》、反‘道统’、批‘后儒’、赞道家，而且主张儒释道三家融通互补，反对以儒家一家思想代表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i]在教育方面，方先生同样独具慧眼，然而不知何故，中国大陆之论者鲜有提及，这是殊为可惜和令人诧异的事情。我们知道，方先生“不但是大哲学家，也是大教育家”，[ii]虽然专门言及教育之著作不多，但“他在所有著述言谈中，无处不是在讲教育的问题。”[iii]方先生毕生从事教育，桃李遍及世界，海内外诸多学术或宗教大家如唐君毅、陈康、程石泉、傅伟勋、刘述先、成中英、陈鼓应、安乐哲、孙智燊、傅佩荣、净空法师等均为其弟子。[iv]中国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先生先生的研究清楚地道出了“哲学”对于“教育学”所具有的灵魂性地位。[v]方东美先生作为学贯中西之哲学家，对于其教育思想的仔细研究，必将有益于未来中国教育之发展与拓新。由于方先生博极古今，文才斐然，且思绪犹如天马行空，诚如其弟子、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刘述先先生所指出，要想把握其“思想深度和广度”，就必须要“回到方先生本人的作品”。[vi]坐是之故，笔者以极大的努力，通过详细征引方先生的著述，以呈现其教育思想之全貌。本文从文化理想、教育政策、师资水平、现代传媒这四个角度，来论述方东美先生之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论“文化理想”

近代以来，研究中国文化者，几乎无一不是在“中西对照”之视域下进行，然而论及对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了解和精通之程度而言，方东美先生堪称是其中的佼佼者。[vii]受家学及中学教育之影响，方东美先生在学问上，很早就形成了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研究路数。[viii]这种宽广的哲学致思方式，直接导致了方先生教育思想有一种迥异于普通教育家的非凡气魄。换句话说，我们若能把握到方先生所体认和怀抱的“文化理想”，就等于找到了打开其教育思想大门之钥匙。

方先生以哲学为门径，通过数十年对古希腊、近代欧洲、中国之文化精神的比较和研究，得出了古希腊、欧洲、中国各有其辉煌，亦各有其弊端。怎样“疗救”三者之弊病，方先生开出了“自救”和“他助”两个方子。[ix]所谓的“自救”，便是通过文化内部的反省、消除固有之恶疾，在古希腊则须像尼采所言的要张扬酒神精神，肯定世俗世界之意义，在近代欧洲则是要引领其回归古典的崇高价值，而在中国则是要努力追求科学。所谓的“他助”，则是取其他文化之长，补自己文化之短。具体言之，就是以欧洲人对于生活的“灵幻生奇”态度，去调适希腊人“轻率弃世”之不足，拿中国人对于天地万物“厚重善生”之情致，去稀释欧洲人“诞妄行权”之危害，借希腊人对于自然万物之“质实妥帖”与欧洲人对于知识权能之“善巧多方”，去医治中国人精神上之“肤浅蹈空”。“他助”所达到的效果，用方东美之言，即是“超希腊人之弱点而为理想的欧洲人与中国人，超欧洲人之缺陷而为优美中国人与希腊人，超中国人之瑕疵而为卓越希腊人与欧洲人”。[x]相比于“自救”，方先生更看重“他助”。

从上面，我们看到了方东美先生在学问上所体现出来的辽阔心胸和非常气概。他既不同于保守派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又不类于激进派的唯“马”“西”是瞻。方先生所采取之方式，是“提其神而入太虚”，以“世界主义”，[xi]即公允、客观之态度去“俯视”人类各大文明，扬弃其得失，增益其不能，从而达到余秉颐先生所揭橥的“重建世界文化”[xii]之哲学旨趣和文化理想。用方先生自己之言，就是通过“陶铸众美”“三者合德”（集古希腊、欧洲、中国三大文化之长），培育出“人品伟大、思想优胜、德业高妙”之新文化，进而创造宇宙之新价值，担当人类之新责任！而走在“陶铸众美”和“重建世界文化”的雄伟征程上，方先生认为，摆在中国面前的课题——既要吸纳古希腊“求真理”、近代欧洲“善权能”之优长，与此同时，还要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之传统；待中国文化更新之后，再“拿中国复兴（实则指‘更新’，引者加）的哲学思想去面对西方”，进而“促使西方衰退的哲学精神能够复兴”起来。[xiii]它一方面可以被看做是从“轴心时代”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所当有之文化责任，另一方面又可以被视作是作为极具刚毅、担当精神之哲学家的方东美其个人之哲学抱负！以这种尼采超人式“文化责任”和“哲学抱负”，去读方先生关于教育的言论，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方先生总是显得那么地“焦虑”“愤恨”“深邃”和“孤独”。

方先生说，当前民族精神乏力，士气低沉，处处都是“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其根源是“从来没有人具有远大的眼光，把整个中国悠久的历史，优美的文化，能够真正说出一套道理来，让现代的青年们能自信有立国的力量，民族有不拔的根基”，[xiv]致使中国青年，从高贵的秉性上丧失了自信、自尊，最后在各个方面都不能保有其应有的美德。在方先生看来，这是清代异族统治、屡兴文字狱、处心积虑打击汉人之志气所致的恶果。经过坚船利炮的长期强力刺激、新文化运动的有组织地推动，中国文化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而“文化无理想”[xv]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种状况，对于身在上个世纪“西化”、“苏化”潮流之中的国人，或许还不觉得，但是对于身处二十一世纪的青年学者来讲，就无须多言了，因为今日我们思想上的苍白、乏力，我们自己最清楚。其实这些，方东美先生早在五十年前即已看得明白，因为真正的文化“合德”或“他助”不是通过这种方式粗糙地建立起来的。

面对西方丰硕的文明成果，首先，方东美认为，中国人必须且能够有一种自信、自觉之精神，而不随西方俯仰。因为纵然放在世界文化史上，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对比，方先生说，至少有三点可以发现，中华文化有不朽之成就，即“高度的伦理文化”“高度的艺术文化”，以及“高度发达且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佛教文化”。西方自是在世界文化史有过灿烂功绩，为人类之进步作过不朽之贡献，然而因自身没能突破二元分裂之藩篱，势必不符合人性久长之发展，而中华文化向来就具有圆融之特质，一直紧贴着生命之脉搏，必将成为人类未来文化发展之主流。[xvi]其次，中国人只有在先掌握并肯定自家文化精粹之后，中西之文化交流才成为可能，中华文化亦以此才能凭借“他助”之力得以真正地更新。[xvii]佛教成功来华，便是尚好的例子。[xviii]这种新产生的“中国的智慧”，便是以其思想之光辉彪炳于世的唐代禅宗和宋明理学。

有论者讲，“与一般职业教育家不同的是，现代新儒家对教育的思考，不是来自教育的自身逻辑，或者说不是就教育而思考教育问题的，他们对教育的思考，是在文化与哲学反思基础上进行的，是针对文化危机反思基础上而提出的。”[xix]此种论断，显然是对现代新儒家的误解或是外行，至少将其放在方东美先生身上是不妥的。且不说前文提及的刘道玉先生所指出的“哲学”之于“教育学”所具有之灵魂性地位，单说方东美先生作为以“超越时代以拯救时代之隳堕”[xx]自期之哲学家，以及他站在人类精神文明之高度去“重建世界文化”之理想和抱负而言，方先生的教育思想就必然不会只立足于单个民族（如中华民族）之文化境况，而放弃其“揽彼造化”和“游心玄远”之真理追求。退一步讲，方先生在四、五十年乃至六、七十年前所形成的哲思深度和广度，对于综合国力已相当强盛的当下中国，不亦仍然具有极强的参照乃至指导价值吗？当前的中国大陆，处处鼓吹享受、拥有，处处宣扬成功以财富来衡量。整个社会没有高远的文化理想，则人们之精神便只能要么附着于浅薄之上，要么裹挟着空虚同行。

三、论“教育政策”

方东美先生的教育观完全从其“文化理想”而来，“文化缺理想，教育无政策”，是他批评时弊所常用的语句。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教育与社会文化之方向相符顺，则彼此相成，反之则彼此相毁。[xxi]晚清以来，中国的教育尽是些“东抄西凑”的东西，用方先生的话说是“不知国本，不明国用，不揣国势”，[xxii]因之，也就谈不上存在真正的国家教育了，而“国家无教育，则中兴无人才；文化无理想，则民族乏生机”。[xxiii]依方东美先生之意，真正好的教育政策：

首先，从教育之总原则来说，必须由中华深广而高远之“文化理想”做引领，让青年人逐渐养成一种“向上回向”[xxiv]的愿力和能力，而不是“处处仰别人的鼻息”。[xxv]方东美先生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先要“去掉所有的偏见，拿出最大的诚心；然后从现代上溯到清代、明代、元代、宋代，再上溯到隋唐、魏晋南北朝，乃至于两汉、先秦，把中国文化上最伟大的创造与成就原原本本地了解清楚”，[xxvi]最后制定出一个真正的教育政策，并实施出来。可惜的是，这样的“工作”，整个中国，自从五四以来，至今都未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开展。方先生所言，看似是站在中国文化本位乃至狭隘的民族主义之立场上，而实则它是基于其长期进行东西方哲学比较和对中国历史上成功的“他助”经验之考察而得来。他当然晓得中国极为缺乏西方“求真理”“求权能”之精神，因之而“无科学家艰贞持恒之素德，颇难贯串理体、巨细必究、本末兼查、引发逻辑思想系统”，[xxvii]但是要想获得西方文化之精髓，却是要讲求“务本”的。这一点，在“赛先生”被请进来整整一百年之后的21世纪的中国，有科学家指出，它仍然“还是客人”，[xxviii]便是颇有吊诡意味的明证。方先生指出，我们只有“先自己立定脚跟”，“发展内在的宝贵生命和创造精神”，在虚心反省了自己文化之优劣的基础上，“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达到“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之效果。[xxix]方先生极为厌恶台湾当时教育界的浅薄，只知“抄袭”美国。而对美国文化本身，方先生评价甚低。[xxx]连照抄都只知“抄”低级的美国的“实用主义”，自然就不会懂得要“取法乎上”而去学习、探究作为源头的伟大的古希腊思想，与此同时，亦自是不能够对于体大思精的思辨智慧进行“虚心欣赏”和耐心领受了。

其次，在学校管理制度上，须恢复“教授治校”。用今日常用之语言就是“教育去行政化”。方东美先生极为痛恨国民党退守大陆后台湾教育界之官僚气。我们知道，民国时的大陆，至少在一些著名学府如北大、清华、南开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一直有一个传统，便是“教授治校”，故而教授之学术身份，得到了极好的尊重和保障。据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忆，说在当时清华，就流行着一种“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xxxi]的说法。而在国共易帜之后的台湾，方先生说：“许多校长都是做官出身，有改不掉的官架子，要是教授写信用了平辈的口吻，必然是掷入纸篓不屑一看”。[xxxii]较之从前在大陆，有本质上的不同：教授们如今变成了大学之“属员”，而非昔日学校之“主导者”。方先生认为，“尊重学术，访求名师”才是教育成功之关键！这样的道理，对于稍懂办教育的人，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可是在当时之台湾，却成了一种奢望。由是，方先生颇为怀念1949年之前中国大陆一些学校之氛围。[xxxiii]而现在的台湾，学校里的校长，“多是政治流氓，将教授像工友一样待遇”。[xxxiv]

其三，在教学内容上，应该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恢复文言文教学。这种“恢复”不同于时下儒家道统意识极强、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浓郁的观念之下的民间读经运动，它是比较宗教学特别是比较人性论视域下的思想成果。方东美先生说，二十世纪，人类普遍地面临着一个精神危机，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将“幼弱的心灵、青年的心灵、到壮年的心灵都一齐使之色盲，使他再也看不出任何价值理想”，[xxxv]我们的教育，都在共同地做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我们生下来的这几十年中，辛辛苦苦把过去在人类文化演变里面成就的价值一起漂白掉”。[xxxvi]时至今日，这个问题更是愈发地严重。对此，方先生早在四五十年前就看到了，他将其称之为“人的疏离”，即“人与神、他人、世界，甚至自我本身之间的疏离”。[xxxvii]因着从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哲学（主要是形式逻辑）所带来的“疏离”，人性中的“神性”“高贵”“慈爱”“担当”乃至于“参赞化育”，一并消失掉了。[xxxviii]“人的疏离”，本是西方人特有的问题，因着“西学东渐”和“全盘西化”而“强加”在了东方人身上，体现在教育上，则是由“白话文运动”所导致的中国人对自己高贵之精神传统的陌生与隔膜。方东美先生说，“最近几十年的文字教育结果，产生了一个natural alienation（自然的疏离）”，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对于历代最高知识，亦即群经之首的《易经》、诸子百家，以及各体的文学、各种艺术品，已经使人不能够接近”，[xxxix]在当时之恶果，即是国人读书读“到中学也不能够看普通的文言文，甚至在大学里面，只有极少数人拿起笔来可以写（文言文——引者加）”。[xl]按方先生的意思，对于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国古典文化，国人自己若是不能随意阅读、不能动笔写作，则注定了只是个“外行”。职是之故，我们必须要恢复文言文的教学，如此一来，古来高雅的文学艺术、高贵的精神传统，还能够继续承传下去，而这于中国文化于世界文化均是大功一件。方先生所讲的“人的疏离”问题，实质即是时下国内学界所热议的“现代性”问题。方先生通过恢复“文言文教育”来医治“人的疏离”之说，和与之同龄的西方著名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以“自由教育”（即细读古典原著教育）来“疗救”现代性所带来的价值漂白（即“崇尚平庸和低级趣味”）之主张，可谓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xli]然而，后者似乎终生都“因语言之障碍”[xlii]而未有能力将中国古典教育纳入其视域之内，而方先生则在早年即已思跨东西两大文明，起“重建世界文化”之高志，一生为之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和尝试，目此情景，又能不令后学、来哲生敬佩之感耶？

四、论“师资水平”

教师不但是文化理想之承载者、弘扬者，也是教育政策之培育者、践行者。学生将来能走多远，有多大的前途，其关键就在年轻时候，能遇上什么样层次之老师。名师未必能出高徒，然则高徒必有明师，纵然其师之声名未必极著，然其师之学养亦绝非俗师可比，这大抵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的一条通律。

方东美先生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尚不到20岁），就能面对美籍校长鲍而温博士（Dr.Baldwin）痛陈该校教育之弊病，同时还给鲍而温博士提了两个建议：一曰须聘请中国文史哲及宗教方面的第一流学者来校任教，二曰为学生未来之前途计，作为教会大学之金大须向中国政府当局备案。后来，这两个建议均为鲍而温所采纳。[xliii]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推知，年轻时的方东美即已深知“师资”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海外硕博学成归来之后，又经由高等学府讲台上的长时历练和抗日战火及国共易帜的硝烟熏习，方东美先生对中西文化及教育精神之体会与把握自然更是变得纯熟、精微，而因之对“师资”之关切更甚从前。对于当时台湾的师资水平，方东美先生几乎是绝望的。[xliv]这其中的原由，恐怕还要与台湾教育界当时普遍地美国化及随之而形成的实用主义学风有关，如此一来，整个教育界所显示出来“文化理想”，就只能如方东美所言的变成了“文化沙漠”。当然，我们亦不要忽视了，方东美先生高贵的精神血统，尤其是他身上特有的天才气质和诗哲才情，致使其所拥有的哲学抱负和教育能量，本来就不是普通教师所能企及和可以比拟的。方东美先生“对于文化理想的负担”和“壁立千仞的气概”，正如其弟子刘述先先生所言，决定了他“不只能狠狠地爱，也能狠狠地恨”。[xlv]

作为一名教师，方先生认为，首先，当有“学者之抱负”。众所周知，继衰世而谈思想、谈教育，本来就极为不易。职是，按照“重建世界文化”的文化理想，将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一一了解清楚，有这样极大抱负之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了。此种尴尬之境遇，方先生自是未尝不知，但若无人承担，则国家必然没有任何盼望可言，因为“如果身负教育重任的人都不去认真设想这个问题，又何必苛责那些政客官僚们，他们怎么可能看到这些大处道理？”[xlvi]方先生认为，自从清代文字狱兴起以后，中国学人的思想完全是在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下，纵然有些头脑的学者，亦只敢想些小问题，纵然有些零星的思想，亦只是萎缩的思想。所以方先生说其《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一书写到18世纪以后，就写不下去了，原因大体在此。[xlvii]作为“灵魂的工程师”，若是“学者的抱负与理想”丧失殆尽，则必然只能沦为像黎锦熙先生在《瑟僴斋日记》中所批评的那样——“师资亦太之滥，竽者过多，其目的但在金钱”，[xlviii]通俗地讲，就是我们当前所说的将教书当作一种职业，一只求生的饭碗而已，而这是方先生所深恶痛绝的！

其次，作为一名教师，须有真学问，须勤勉读书、独立治学。台湾当时最大的毛病是，教师多是职业性地教书。有许多教授，除了公共的图书馆，自己家中是没有藏书的，留给方东美的印象往往是——“家徒四壁”。[xlix]对此，方先生忧心如焚。[l]这样的状况，岂止是四、五十年前的台湾！今日今时的中国大陆，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今日年轻的大学教师，确实是能够买得起书也买得到书了，但是真的能够避免“只是职业性地从事教育”吗？真的“能够好好地读一本有价值的书”吗？稍有识见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妄想，因为当前的“科研”，基本上是被“课题”牵着走。所谓的“读书”，就是为了“完成”某项课题，至于这项课题里头到底有多少真知灼见，先是不管的，反正是可以发论文、评职称、涨工资，成果有没有人看，看后有没有用，能不能流传于世，基本上不是大家首先考虑的问题，能够全力以赴“认真”践行的只有“吃饭的逻辑”。而年纪稍长的大学教师，大多数经过前面无数次的煎熬之后，其青春其才情就几乎被消耗殆尽了，最后也只能做些权宜性的或者边角料研究（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屠呦呦，只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两个意外而已）。在常人眼中拥有充分闲暇的大学教师尚且如此读书，那么生活在今日消费时代之下、以考试为指挥棒的中小学教师的读书状况就更可以想见了。

若是起民国诸公如方东美先生等于地下，目此，又当作何感想呢？恐怕亦只能类似用布鲁姆先生之言——“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li]聊以慰藉吧。此等中国教师教出的学生，除了成为考试机器或螺丝钉式工具之外，还能成为什么！能指望其有高雅的文学情怀、求真的科学精神，进而创造出绝世无匹的文学或科研成果？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lii]因为国人想要把下一代教育成何种人物，已经完全丧失了能力。我们知道，“人之为学，第一在得明师”“师必以学问优为胜”（唐彪《家塾教学法·父师善诱法》），而时下很多鄙陋之人惯将这一状况，归诸于制度。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更多是那些成批量、成集团化站在讲坛上粗俗、慵懒、羸弱的教师之心志所致罢了。教师的担当与志气，普遍地死了，“竖”在讲台上的更多是现代木乃伊，如何能指望他们能拥有方东美先生所殷殷期盼的那种引领学人不断地“向上回向”的愿力和能力？！还好有方先生，他本人作为当时中国最一流之“师资”，一直在现身说法。大凡认真听过其课又好学深思者，很少不为其绝世之才情所折服，很少不为其天才之担当所感动，故而其门下成大才者多矣。如祖籍湖北阳新县的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便是受其课程——“有如潜艇、飞船，把听者带到海底龙宫、云霄九天，去欣赏各种瑰宝珍藏、并领略银河繁星之美”[liii]——的强烈震撼，而一改中学时代醉心于“天文学”和“文学”之志趣，而从此学哲学，以师志为己志，走向了“先求理解西方，再回头重建传统”的精神探索之旅、文化重建之路。

五、论“现代传媒”

在现代新儒家学者群中，或许仅有方东美先生有此先见之明，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如此用力地批评“现代传媒”（方先生书中，主要指“电视”、“电台广播”）。“现代传媒”的好处有很多，方先生不是不知道，例如可以当作艺术交流、文化传播的媒介和平台，甚至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如李泽厚先生所言的“担负着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艺术素养和艺术水平的责任”。[liv]然而“现代传媒”的负面作用实在太大，其对国人精神之毒害，简直是无可估量，方先生甚至将其运用得当与否与“亡国”联系了起来。譬如“电视机”，方先生说这本来是“最好的教育工具”，“但一到中国来，就变成了亡国的工具”，因为“在一切节目里面，看不见好的戏剧，听不到好的诗歌，更看不到人类高度智慧的流露。从生命的情调这方面来看，处处低俗下流，却迷惑了许多小学的儿童，而中学生要不是功课较紧，我想也是整天的被迷惑了。”[lv]如果说这样的言论，在“电视媒体”刚刚被引进国门之初，可能会有被诸多浅薄人士说成有“杞人忧天”之嫌，然而在五、六十年之后，特别是网络媒体已遍及华夏十数年之后的今天，则方东美先生作为一代大哲的睿智与远见，才逐渐被被少数“高明”所理解。与“现代传媒”相关的诸多病态业已成“新常态”，诸如“网瘾”“低头族”“手机控”等一批颇具贬义色彩的网络流行语出现，便是最好的说明。或许正因如此，在中国教育界、政府部门乃至联合国曾一度引起了强烈反响的安徽“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为了让海内外的学员迅疾地集中其注意力，从这个“众语喧哗、凌乱不堪”的媒体世界中暂时抽离出来，特别地安排在其教学过程中，践行着“不用手机、不看电视、不上网络”之原则，取得了非常可喜的学习效果。而该“文化中心”的领衔者——世界佛教界领袖净空法师——这种封闭式育人理念，其思想来源便是老法师最为尊崇且终身感念的佛学启蒙恩师方东美先生。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外界不少人士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这种“与世隔绝”之教育，弄得像“清教徒似的”。[lvi]

如今充斥在电视、电脑、手机荧屏且收视率、点击率极高的，尽是搞笑娱乐、电子游戏、暴力、情色。在数十年前的电视媒体，虽然如方先生所言的“看不见好的戏剧”、“听不到好的诗歌”，但大体上还能令戏剧、诗歌这样的东西普遍地存在，而今在大众媒体中，横冲直撞的只是感官与欲望。早年所讲的“高雅”在今日的银屏上基本上绝迹，而从前所谓的“下里巴人”，今日都已经升格为了“阳春白雪”。时下的国人，不但以俗为美，而且俗得理直气壮，电视节目不恶搞都不爱看，电影不加入些丰乳肥臀之类的镜头，票房涨势都不会太高。试问，生于斯世的中国青少年，如何能够成材，又如何奢望其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时下之电视、手机、网络等现代传媒，正如方东美先生所痛斥的，每天都在“从人生各方面来挖我们的墙脚”，[lvii]像洪水猛兽一样侵蚀、颠覆着我们的祖辈师辈苦口婆心、辛苦勤恳为我们建立的做人、为学、信仰的大厦之基。如此一来，“你就是设计了方法，建立了健康的教育制度，也禁不起这种大众广播（特别是今日的网络媒体，引者加）从根上把我们生活上面一切智能才性都摧毁了。”[lviii]

方先生的“预言”，在中国大陆算是部分“应验”了！当我们本有的“恻隐之心”因着媒体肆意炒作蜕变成了“扶不扶”的举国讨论，当我们本应“敬佩有加”的大学教授，通过媒体“以点盖面”的恶意宣传，被刻板印象为所有教授都可能会潜规则女生而成为“无耻叫兽”……请问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安心于什么？方先生说此话时，是在五十多年前的那个广播电视还不甚发达的年代，若是他生活于今日这个网络媒体无限膨胀、极度猖狂的时代，目睹因各种媒体“教化”下的国人所“铸造”的各类接连不断的人伦惨剧、暴力、恐怖、色情，或许就只剩下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那样“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被网络、电视、手机等各种媒体给“锁”住了，“就诱惑性来说，是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所未有”，[lix]而“我要读什么？”，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影视时代里读书人已经寥寥无几。实际问题已经成为——“什么是我不必费心读的？”如今人类的精神所遭遇的是总体性溃败，其波及的范围已经远远不止教育界。然而人类却又不能不对之有所作为，诚如方先生所指出，教育要想良性地有效地进行，对于明智的教育主官乃至国家领导来说，对各种“现代传媒”如手机、电视、网络等的净化、过滤便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的了！

六、结语

如果有人说，本文所论及的与教育有关的文化哲学议题，很多系方东美先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他所生活的台湾现状而发，因之并不能有补于当下中国，或者如有的论者所宣，方先生之哲学理路及其教育思想乃是其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国衰族殆的危机”或“为挽救中国文化之灭亡”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本位之思想”云云，则不是论者对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及教育思想外行。笔者在行文时，脑海中一再回荡着的是方东美先生远在西方的可能彼此完全陌生的“同年”（即同龄者），而在文化理想上至少相当一部分是“同道”的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曾坦言，绝不期望自己所主张的“自由教育”被普遍地实行，因为“要唤醒每一个人自身卓越和伟大的气质”，总是“小部分人的义务和特权”。[lx]将这话拿来定位和评价方东美先生来源于尼采却又超越于尼采的“新超人教育思想”，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一言之，方东美先生的教育哲学或思想，只为思接千载者道，难为智慧凡庸者言，其长处正好是其短处，其短处亦正好是其长处。方先生的教育哲学，虽然散落在其诸多的著述之中，但无处不充满着悲天悯人的大智慧和大承担，它主张以中华高远之“文化理想”作为总的教育原则，以恢复“教授治校”“文言文教学”为基本的教育政策，将具有兴学弘道、独立治学的“学者抱负”作为教师合格与否的标准，同时殷切地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努力净化“现代传媒”（非出于政治目的）所带来的精神污染，营造一个适合世人静心学习、高雅生活之环境，以期早日实现中华文化之精神更新，进而最终成就“重建世界文化”之伟大理想。前人有云：“教育者，寂寞之事业，而实为神圣之天职，扶危定倾，端赖于此。”[lxi]方东美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成熟在六、七十年前的台湾地区乃至更早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国，但是细细品来，却仿佛犹在昨日，令人获益良多。[lxii]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它，咀嚼它，以期让更多的中外志士仁人受益，进而获得“向上回向”的愿力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