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不过，过去几十年来，这个节日受到刻意漠视。直到今年，政府安排这个节日为法定假日，人们终于可以一种相对从容的心情去完成这个节日的礼仪。

清明节并不是一个悲悲切切的节日，另有很多有趣的民俗，比如郊外踏青、荡秋千。不过这个节日的主要内容的确是祭祀祖先。稍微检视一下就会发现，不少传统节日都有这一准宗教性内容，比如除夕、冬至等节日都是要祭祖的。孝是日常生活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美德，祭祀、怀念祖先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道德规范与准宗教礼仪的一个根本目的是维持家庭、家族的稳定和凝聚力。

近代以来，一些接受现代科学、伦理教育的人士对这一点深为不满，痛加批判。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伦理道德规范与准宗教礼仪，维持了礼教秩序，束缚了人的自由，限制了人的创造性，是中国落后愚昧的根源。反传统，在很大程度就是反孝道、反祖先崇拜，乃至否定家庭、摧毁家族，这被认为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前提。

这样的态度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在孔子所向往的周的治理秩序下，“家”的成员借助血缘关系组成一个熟人社会，它作为一个小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中心。协调其内部关系及相互关系的则是自发形成的规则体系———礼。特定的家则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订立盟约的方式———组合成为邦国。礼与刑、法都不同，它不是掌握权力者随意制定的，而是某种习惯法。因而，生活在家及由家构成之邦国中的人们，是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所谓的“名分”，就包含着权利。

自孔子时代起，君主专制主义的阴云开始升起。这些专制君主不断践踏礼，打破家的结构。最典型的是秦国，皇帝让人民在自己面前平等，当然也剥夺了礼赋予他们的全部自由与权利。秦亡之后，传统开始复苏，此后的中国历史就处于两种力量的长期争持之中：一种是专制的蛮横力量，它试图把所有人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法家是其代言人；另一种力量则试图恢复家在社会治理中的支配地位，以调和、抵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这正是儒家传统的要旨。

人们或许注意到，自汉以来，雄心勃勃的皇帝总是要破豪强之家，总是要编户齐民，总是要在社会广泛的范围内均贫富，仅以军功或科举功名作为分配资源的唯一标准。相反，民间社会则一直试图维持自己的完整性，这包括扩大家庭规模，在家庭内部建立完善的教育、救济、救助体系，包括独立地在家族内部从事宗教、准宗教活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祭祀祖先成为越来越广泛的民间传统。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通过祭祀祖先这样的宗教性活动，不断地强化家庭成员对于本家族美好传统的共同体记忆，增强成员的凝聚力，从而使家庭、家族、宗族之类的小共同体能够获得更大程度的认同和忠诚。这些努力使小共同体有能力支配更多资源，从而有能力保持其相对于权力的某种独立性。这些小共同体客观上限制了君主权力的范围。

这样的社会结构当然缺乏某种公共性，生活在这样的结构中的民众，当然缺乏现代民族国家国民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近世以来中国的启蒙先贤因此而痛感国人一盘散沙。问题的一个方面是，此种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果真那么可取吗？另一方面，即便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这种意识，就必须毁坏家的结构、摧毁关于家的信念及与家相关的道德规范吗？

启蒙先贤未免操之过急。本来，传统的家庭、家族结构、相关信念、价值，是可以与现代自由观念、宪政政体架构资相循诱，实现其结构与功能之转换，并成为现代市民社会乃至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即便是现代公民社会，也不是要求所有活动主体都是陌生人组成的组织。

事实上，经过某种转换之后，适当规模的具有凝聚力的家庭，依然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比如，没有家庭，就不可能有完整的道德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今日中国社会之价值失范与道德沦丧，直接渊源于人们对家庭价值的蔑视，及种种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导致的家庭的畸形化。比如，上世纪50年代实行的低工资导致的强制性双职工制度，使家庭无力教育子女；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父母丧失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的技艺。而没有道德教育，人们不具备基本的道德价值，公民社会何从谈起？

清明节给了人们从容祭祀祖先的机会，但先贤早就说过，祭祀祖先的目的仍是“民德归厚”，即透过宗教性活动，让家人的心灵靠得更近，让家族、家庭的美好传统给家庭带来更多安宁、幸福。

原载于2008年04月01日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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