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制国祭，期成大典（王达三）

一、祭祀很重要

礼是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因而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别于禽兽的关键。是故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礼，无以立”，而《诗》则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所以，人，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人类永远不会也不可能离不开礼。

古人重视礼，认为礼是天地之序、人道之极、治国之要，起着经天地、理人伦、明王道、助教化的作用，因而百代一贯，万世同法，千古不易。而礼，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特质，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而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所在，是以中国文化也被称为是礼乐文化，古代中国也被誉称为是“礼仪之邦” 。

古礼名目繁多，体系庞大，《中庸》上就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其中，祭礼尤为重要，所以《礼记》上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上也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衰微，祭祀活动也一度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销声匿迹，祭礼则因无人谙熟而几成千古绝响。如今，中国文化又呈现出复苏的良好态势，相应的，祭祀又重新进入国人的视线和生活。

但是，因为去古已远，国人对祭祀不但已经很陌生，而且还有了相当的隔膜与疏离，所以难免会围绕祭祀问题产生一些意见分歧，特别是围绕公祭孔子、黄帝陵、大禹陵等重大活动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这些活动往往被主办方宣传为是“国祭”，而何为国祭、如何国祭、国祭何人以及该否国祭等问题，正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在此，笔者想借清明时节国人扫墓祭祖的机会，简单谈些自己对祭祀特别是国祭问题的理解，并慎重地提出一个建议以供观者来讨论：创制国祭以为国家大典。

二、什么是国祭

古代的祭祀，按照祭祀参与人员参加祭祀活动时的身份，大体上可以分为私祭和公祭两种。

私祭多为个人性、家庭性或家（宗）族性的祭祀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不一，时间不定。季札挂剑徐君坟茔之树，即是一种个人性祭祀；陆游诗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祭”，即是一种家庭性祭祀；遍布全国各地的祠堂，则是家（宗）族性祭祀活动的场所。清明节祭祖扫墓也是一种私祭活动，但却是一个流行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风俗习惯，所以东坡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公祭则是一种公共行为，又可分为民间层面的公祭和官方层面的公祭两种，祭祀的对象、形式、规模、时间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当官方层面的公祭不是由地方官员或部门官员所主办，而是由国家层面来主办时，这种祭祀就上升为一种国家大典，古人称为“国祀” ，今人谓之“国祭”，是各种祭祀活动中最为神圣肃穆、庄严隆重的一种。

国祭的最大特点，是由君王亲自临祭，至少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比如：《礼记》上所说的“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就必须有天子或诸侯临祭；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路过曲阜，召集地方官员公祭孔子，首次把祭孔大典上升为国祭；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人代为公祭黄帝陵，也是一种国祭。

事实上，任何国家大典都离不开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参与——怎么能设想新中国开国大典毛主席缺席，或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而当选总统不参加呢？依此而言，目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国家级”公祭孔子、黄帝陵、大禹陵等，都还算不得国祭，最多只能是一种“官祭”而已！

三、今天的国祭

“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 历代王朝的礼仪既能陈陈相因，也会有所变化。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儒家常说的因革损益之道。

因此，今天的国祭大可不必完全效法古人，而是可以在内容、形式、规模、时间等方面有所创新与变化。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古制而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然是国祭，总应有中国的的气派和气质，因此有两点内容不可或缺：

其一，国祭应该有国家主要领导人参与。或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一人亦可）亲自参加，或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另外变通的形式，是他们以私人身份参加。还有一种可取的形式，是以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的名义致祭。

其二，国祭是中国的国祭，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的国祭，因而应该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或说要有中国传统祭礼的底蕴，比如三跪九叩、钟鼓齐鸣、礼乐合一等不一而足。目前的一些所谓国祭，参与者往往穿西装、献花篮、三鞠躬，场面更似一群国际友人而不是中国人来搞祭祀。

上述两点，或有相关事例，或已初露端倪：

于前者，1936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就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黄帝陵；2005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参加公祭孔子；2006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参加公祭黄帝陵。

于后者，连战回乡祭祖只因年迈体弱才被免除三跪九叩之礼，而宋楚瑜回乡祭祖则不折不扣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目前台湾官员公祭孔子时仍有许多人穿长袍马褂，而归国祭黄帝陵的许多华人则特意选穿汉服或唐装；2006年陕西省长陈德铭身穿传统绸缎服装宣读祭黄帝陵文。

上述事例或端倪，虽然不足为国祭，但离国祭已经仅是一步之遥，也说明古礼国服还是有很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因而融入到国祭之中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国祭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则或专家议之，或有司存之。

四、国祭什么人

国祭是一种国家大典，因此祭祀的对象选择，需要慎之又慎。正如《国语》上所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

《国语》同时还提出五类人可以列入“国祭”对象：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

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肆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国语》提出的这些，遗漏了天地日月、名山大川等传统的重要祭祀对象。而且，按照韦昭的注解，他们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王或贤相。如果曲通一下的话，这五种国祭对象可以说成是：制礼作乐垂法万世的圣人、勤于国事鞠躬尽瘁的君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贤臣、抗御灾害保民平安的国士、抵御外患保家卫国的英雄。

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往圣先贤璨若群星、英雄烈士层出不穷，即使按照《国语》的标准严格筛选祭祀对象，国祭也会遍地开花而且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是在今天国祭尚未定型、经验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各地最好不要抢国祭、出风头，而是应首先恢复或完善如下几个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

其一，祭祀天地。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之本也。天父地母，天生地成，天地乃人之所由出，自古以来即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祭祀天地则是古代最重要的祭礼。是以应在立春时节于北京天坛举办祭天大典，以示天人合一，以祈世界和平，并以日月配享昊天；立秋时节在北京地坛举办祭地大典，以祝风调雨顺，以祷国泰民安，并以名山大川配享大地。

其二，祭祀黄帝。“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初祖，慎终追远祭祀黄帝不但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可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以在清明节公祭黄帝，完善在陕西举办的公祭黄帝陵大典，并以炎帝、尧帝、舜帝、禹帝、汤王、文王、武王、周公等八人配享黄帝。

其三，祭祀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被称为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祭祀孔子是历代读书人的盛典，也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连续一贯。是以应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法定师生放假一天，继续完善在山东举办的祭孔大典，并以孟子、荀子、董子、程子、朱子、阳明子等历代儒家圣贤配享孔子。

其四，祭祀英烈。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先烈为了谋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发展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不朽功勋。继承先烈遗志，发扬优秀传统，开创美好未来，自当缅怀先烈丰功伟绩。是以应在北京创建“英烈祠”，并选定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比如8月15日或10月1日，来公祭先烈。

四大国祭，可每年一小祭，三年一中祭，五年一大祭。此外，前三者当尽量依古礼，而后者则可多参照些现代祭礼。

五、是否该国祭

目前，举办不是国祭的“国祭”，就已经受到很大的非议：比如，中断已久无须恢复，恢复国祭必然复古，甚至是有人说这是违宪。窃以为，中断可以恢复，没有可以创制，宪法可以修改，举办国祭创制大典乃情理所至、大势所趋。

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礼仪系统崩坏殆尽，而新的礼仪体系又未开出，即使有些也是一味照搬西洋，以至于中国从“礼仪之邦”一变而成为世界上最没有礼仪体系和礼仪特色的国家。这不但与中国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世界地位大相背谬，而且还因为礼仪的缺失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和谐的现象，甚至给外国人以中国人“不文明”的印象。

如果说，古代个人性和社会性的礼仪尚有少量残存的话，那么，中国国家性的礼仪则几乎全盘西洋化。外事场合下中国官员无一不西装革履、握手拥抱，使西洋使团来华根本不存在什么“入乡随俗，入境问禁”的问题。重要的大会、就职、庆典等国家大典更是毫无建树和民族特色。然而，恰恰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国家仪式和国家大典，发挥着强化国民历史记忆、促进国民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而这，正是谋取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崛起的中国的重要诉求。

无论如何，中国都到了重建国家仪式、创制国家大典的时候了。而如果要做，则请从国祭开始！当然，作为国祭，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亲身参加的。但是，既然是国祭，就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事情。关注和支持国祭，同样也可带来一定的参与感。更为主要的是，益渐恢复起来的个人性、私人性、家（宗）族性私祭以及民间性公祭导致个人参与祭祀的空间越来越大，而清明节就是这样一个国人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共同节日。

当然，在一个流动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返回家乡祭祖扫墓。但是，礼主敬、祭先心，远在他乡，心香一瓣，遥祭祖先，虽不与祭，亦是祭也！

来源于中国儒教网（http://www.chinarujiao.net）

【作者授权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王达三

作者文集更多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