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提卡•布拉达坦】失败的哲学家：萧沆的绝望之巅

失败的哲学家：萧沆的绝望之巅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十三丁卯

耶稣2016年12月11日

对有些人来说，他是那个时代最具颠覆性的思想家---可以说是20世纪的尼采，只不过更灰暗，更具幽默感。许多人认为他尤其是在年轻时是个危险的隐士。但是，在其他人看来，他不过是魅力无穷的缺乏责任感的年轻人而已，对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危险，即便有危险也是对他自己而言。当他的有关神秘主义的书送到印刷厂时，连排字工人---一个敬畏上帝的好人---意识到里面的内容是多么亵渎神灵，竟然拒绝触碰字模，出版商洗手不干，作者只好找其他地方自费出版该书。这位仁兄到底是谁呢？

法国哲学家萧沆（Emil Cioran(1911–1995）是罗马尼亚出生的哲学家，著有20多本充满野性、美不胜收的著作。他是深谙法国优秀传统的随笔作家，虽然法语不是母语，许多人认为他是最优秀的法语作家之一。其写作风格怪异、不系统、碎片化；但他被称赞为擅长创作格言警句的大师。对于萧沆来说，“只言片语”不仅仅是写作风格，而且还是一种使命和生活方式；他自称“发布只言片语的人”。

萧沆常常自相矛盾，但对此，他一点儿都不担忧。在他看来，自相矛盾甚至不是弱点而是思想活跃的迹象。他相信，写作不是要保持前后一致，也不是要说服别人或者令读者感到愉悦；写作甚至无关文学。就像若干世纪前的蒙田一样，在萧沆看来，写作具有独特的表演功能：你写作不是要制造某种文本，而是要对自己采取行动，是在经历个人灾难后恢复神智或者让自己摆脱糟糕的忧郁状态的方式，是遭遇致命疾病或亲友丧失打击后恢复正常的手段。你写作是为了避免陷入疯狂，或避免自杀或杀人。在与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Fernando Savater）的对话中，萧沆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写作，我可能成为一名刺客。”写作成为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人类生存的核心就是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写作是能够让人生变得容易忍受一些的方式。萧沆写到，“写书是推迟了的自杀。”

萧沆就是凭借写作一次次摆脱死亡。在23岁的时候，他创作了第一本书《绝望之颠》（1934），而就是几个星期之前，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该书---仍然被视为他用罗马尼亚语和法语写成的著作中的最优秀作品之一---标志着其写作与失眠之间强大和亲密联系的开端。

除了在晚上失眠带来的沮丧之外，我从来不能写任何东西。甚至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我需要这种忧郁状态，甚至在今天，若想坐下来写点东西之前，我都要播放来自匈牙利的吉普赛音乐唱片。

萧沆不是个系统的思想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著作缺乏统一性；相反，他的著作不仅通过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思维方式而且通过一套独特的哲学主题、命题和习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失败就是一个显著的存在。萧沆对失败感到痴迷：失败的幽灵萦绕在他从最早期的罗马尼亚语著作以来的全部作品之中，也萦绕在他一辈子的生活中，他从来没有摆脱过失败。他从不同角度和在不同时刻研究失败，就像真正的鉴赏家那样，从最出人意外的地方探索失败。萧沆相信，不仅个人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就是社会、民族和国家也是如此，尤其是国家。他曾经说过，“我之所以对西班牙感到痴迷就是因为它是最显著的失败典范。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如今沦落到这样衰败的地步。”

失败无处不在。伟大的观点可能因为失败而遭玷污，书籍、哲学、机构和政治制度等无不如此。在萧沆看来，人类的生存条件本身是另外一个失败工程：他在《出生后的麻烦》（1973）中写到，“不再渴望成为人，他一直梦想另外一种形式的失败。”宇宙是巨大的失败，人生也是。萧沆说，“在成为根本性的错误之前，人生是品味的失败，无论死亡还是诗歌都无法成功地挽救这个失败。”失败就像《旧约全书》中的喜怒无常的上帝那样统治着这个世界。萧沆的格言之一这样说“相信我，你错了。”谁能用这样的话语说话？只有上帝和失败。

萧沆能够这么好地论述失败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太多失败。萧沆是在年轻时卷入灾难性政治工程的人（这是他后悔终身的遗憾），不得不改变国家和语言，一切从头开始，一辈子处于流亡之中，过着一种边缘化的生活。他几乎从来没有正当职业，也几乎总是挣扎在贫困的边缘。他肯定对失败有痛彻心扉的感受，甚至培养出对失败的鉴赏力。他知道如何欣赏失败，如何观察失败的逐渐展开，并品味失败的复杂性。

因为失败有无法磨灭的独特性，成功者看起来总是相似的，失败者却各有各的失败。每次失败都有自己独特的面相和优美。它需要像萧沆这样高超的鉴赏家才能区分看似平庸但实际上伟大的失败或者虽然喧嚣却平淡无奇的失败。

他首先在自己的祖国和罗马尼亚同胞中遭遇了失败。萧沆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出生和长大。那里长久以来一直是奥匈帝国的一个省，只是到了1918年才成为罗马尼亚王国的一部分。甚至在今天，特兰西瓦尼亚人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工作狂特质，严谨、守纪和自律等依然被视为优秀品质。但是，当萧沆到该国的南部首都布加勒斯特上大学时，他踏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世界。这里，获得胜利的技能完全不同：无所事事的艺术，诡辩（从有些好玩到纯粹的玩世不恭）凌驾于思想的完美无疵，拖延变成了一种美德，浪费生命则被视为一种使命。作为哲学系的本科生，萧沆接触了布加勒斯特在这个领域里的优秀表演者。其中有些人的思想智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人失败意识的奇妙结合赢得了萧沆无条件的崇拜和持久的羡慕。

在布加勒斯特，我遇见了很多人，很多有趣的人，尤其是失败者，他们经常出现在酒吧，没完没了地交谈，却什么事也不做。我必须说，在我看来，这些人非常有趣。他们是一辈子什么也不做的人，但他们聪明绝顶。

在人生的剩余时间里，萧沆仍然秘密地得益于被称为失败之地的他的祖国。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罗马尼亚人拥有与失败的一种特殊关系，正如爱斯基摩人拥有数不清的表示雪的词汇一样，罗马尼亚语言中拥有同样多与失败有关的词汇。罗马尼亚人最常使用的动词结构之一就是萧沆非常珍视的“n-a fost să fie”，其字面意思是“不会吧”，但口吻中带着强烈的宿命论色彩。这个国家真是一座金矿。

萧沆是个著名的厌世者，但是如果有一种人赢得他的理解和欣赏，那就是（ le raté）失败者。1941年，此时他已经在巴黎，他向一位罗马尼亚朋友吐露真心话，“我想写一本论述失败的哲学，副标题是罗马尼亚人专用，但我觉得可能写不出来。”每当萧沆回顾青年时期，他总是带着痴迷、温情和羡慕的复杂心情回忆起在布加勒斯特遇见的伟大失败者和形形色色的失败场景。作为冉冉升起的新秀作家，该国的文学界当然吸引着他，但是对他同样有吸引力的还有失败场景：“我在罗马尼亚的最好的朋友未必都是作家，但都是失败者。”对年轻的萧沆有决定性影响的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教授纳伊•昂内斯库（Nae Ionescu (1890–1940)）从通常的标准看，就是个显著的失败者。他没有出版任何著作，他的讲课常常被人抄袭或者到了现场即兴进行，有时候他甚至因为没有什么好讲的内容而不去上课。他的懒惰也成为一种传奇故事，昂内斯库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明的思想家之一，很多人的第一手记录都显示他是一个天才。作为哲学家，昂内斯库甚至提出了一种失败理论（非常合适的是，他更愿意该理论不发表出来为好。）

但是，萧沆并不满足于成为从远处观察失败的人。从很早时期起，他就开始自己实践失败，而且以极其优雅的方式来实践。1933年大学一毕业，他就获得了在柏林弗雷德里希威廉大学的访问研究生奖学金。但是，在萧沆到了德国不久，他就爱上了刚上台不久的纳粹政权。同年11月，他写信给朋友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我绝对被他们在这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给迷住了。”萧沆在希特勒德国找到了他在相对民主的罗马尼亚所缺乏的东西。这个国家被政治狂热和民众动员迷住了，萧沆认为这是好事；纳粹政权给予德国人一种“历史使命感”，这是罗马尼亚的民主从来不能提供的东西。虽然其他人在当时就辨认出德国历史上的大灾难的处女秀，但萧沆却只看到了前景和伟大的历史意义。究竟是什么让希特勒这么伟大？萧沆回答说，他引发德国人“非理性冲动”的能力，试图让人听起来觉得他是个客观的观察家。还不足22岁的萧沆就已经开始在非常严肃地实践失败了。

到了1933年秋天，萧沆在罗马尼亚文学界已经成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在国家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若干令人印象深刻的独创性论文。现在这些刊物都向他约稿，他们特别渴望有关德国政治场景的新闻报道。他在寄给周刊《弗莱米》Vremea（1933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手中紧握钢笔，“如果我喜欢希特勒主义的某种东西，那就是对非理性的崇拜，对纯粹活力的赞美，对充满阳刚之气的力量的表达，以及没有任何批判、克制或控制的精神。”萧沆使用任何地方的自由民主的敌人都喜欢的陈词滥调，在这里对欧洲感到遗憾，因为它是“衰落的”和“女性化的”，与全是肌肉、喧闹和愤怒的骄傲“男子汉气概”的德国形成鲜明对比。希特勒是引人注目的领袖，萧沆对此印象深刻。几个月之后（1934年7月），在给同样期刊的另外一篇文章中，他没有任何羞愧地表达了对这位胆大妄为者的崇拜之情，“在当今所有政治人物中，希特勒是我最喜欢和崇拜的人。”不过，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萧沆被德国希特勒建立起来的“阳刚”秩序所陶醉，以至于他无论怎么吸纳都觉得不够，因而渴望这种秩序被移植到自己的祖国。在给朋友皮特鲁•科马尔内斯库（Petru Comarnescu (1933年12月)的信中，他写到：

我赞同在此看到的很多东西，我相信独裁政权即便不能消灭至少能够遏制国内的废物泛滥。在罗马尼亚，只有恐怖、残暴、无限焦虑才能导致一些改变。所有罗马尼亚人都应该被逮捕后再痛揍一顿；只有在经过一顿暴打之后，浅薄者才能够创造历史。

在萧沆的文章中，公共利益议题常常与私人问题混合在一起。就在详细阐述帮助罗马尼亚同胞“创造历史”的宏论之后，他突然抛下这样一句个人信息“作为罗马尼亚人实在糟糕之极，就因为你是罗马尼亚人，你永远也无法赢得女性的欢心，严肃的人会对你不屑一顾地微笑一下；当他们看到你很聪明时，则会认为你是个骗子。”

这种忏悔虽然不怎么直接了当，但带领我们正面遭遇年轻的萧沆所处的情景剧场。它从若干层次上逐渐展开。首先，他的头脑里似乎出现了怪异的观点，他的个人价值与所属民族的历史美德密不可分。其次，在衡量该民族的价值时，他发现价值非常稀缺---极度稀缺。萧沆认为，从历史上看，罗马尼亚是个“失败国家”，这种失败不可能从所有罗马尼亚人身上被抹去。事实上，如果这还不算糟糕的话，放弃不是一种选择，因为“一个人逃离自己的国家肯定导致失败”---内心有失败，外部的失败更多。在相对比较年轻的时，萧沆已经成功地置身于最为严肃的存在死胡同中。该剧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但这个事实并不能令痛苦减轻多少。相反，那是能够给他本人及其工作带来深刻创伤的东西。失败实践可能是血淋淋的酷刑。

如果该剧场---萧沆后来称之为“无意义剧场”潜伏于他从德国回国后不久出版的书中：《罗马尼亚的转型改造》（1936）。他之所以写这本书首先是要抚慰受到伤害的自尊心。那是碰巧出生在“弱小文化”的遭遇：其自豪感总是受到伤害。他注意到“出生于二流国家一点儿都不让人舒服。”“明晰成为悲剧。”他感受到自己被国家的弱小文化地位击垮，为了抚慰伤痛，他要毫不犹豫地出卖灵魂：“如果能像最无足轻重的希腊人、罗马人、法国人哪怕在瞬间同样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的辉煌时刻的骄傲感，我非常愿意放弃一半的生命。”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他人作为对付罗马尼亚人塑造的一种方法，这成为萧沆一辈子都在做的事。自我异化成为他的第二本性。在《出生后的麻烦》中，有一句格言是“在持续不断地反抗自己祖先的过程中，我花费一辈子的时间渴望成为他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食人者或其他任何人，只要不是从前的我就行。”他可以原谅上帝做过的其他一切，但就是无法原谅他让自己成为罗马尼亚人。成为罗马尼亚人不仅是生物学事实而且是形而上学灾难，是无比庞大的个人悲剧。萧沆绝望地呼喊“人们怎么能做罗马尼亚人呢？”人们怎么能如此接近虚无，如此接近不大可能存在的人呢？在《罗马尼亚的转型改造》中，他描述了罗马尼亚同胞过于“平庸乏味、迟钝缓慢、与世无争、善解人意”和规规矩矩。萧沆绝对不愿意与这样的人为伍。因为不可思议的消极被动和不露锋芒，罗马尼亚人错过了能在世界上留下痕迹的所有机会。可以说，罗马尼亚是在历史上睡大觉的国家。

但是，如果萧沆不自相矛盾就什么也不是了。在书的其他地方，他“带着一种沉重的仇恨热爱罗马尼亚的过去，”对其未来有宏伟的梦想。他设想的罗马尼亚拥有“像中国一样的人口和法国一样的命运。”国家并无问题，只不过需要在此处或彼处摇动一番即可；但首要的是需要被“推进”历史。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萧沆没有说，但当他保证他只能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爱罗马尼亚”时，他向我们做了暗示。为了这样崇高的目的，采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不是吗？萧沆自己说，“对于一个为自己在世界上开辟道路的民族来说，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恐怖、犯罪、兽性大发、背信弃义等只有在衰退时才是卑鄙和不道德的，如果它们有助于民族的崛起，就是一种美德。所有胜利者都是道德的。”这再次显示出睾丸素政治，是赤裸裸的霸权色情。只有靠萧沆在德国看到的那种非理性独裁才能挽救这个国家。有时候你可能感到纳闷，一个人需要在失败中被蹂躏多久才能变成这个样子？

几年之内，罗马尼亚有了自己的法西斯运动，暴力反犹主义钢铁卫队在1940年末获得政权的几个月里，萧沆可能认同他们，虽然以他自己独有的隐晦方式。他过去常常梦想的“神志不清的罗马尼亚”最终成型，那是极其丑陋的画面：罗马尼亚犹太人遭到射杀，倒在血泊中；其财产被掠夺，房屋被夷为平地，平时温文尔雅的民众受到野蛮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洗脑。到了此时，萧沆已经来到法国，用另外一种语言塑造自己。但是，在短暂回国期间，在为纪念运动的创始领袖泽里•柯德利奴（Zelea Codreanu (所谓的队长1899–1938）的文章中，萧沆武断地发表意见说：

在科尔内留•柯德利奴（CorneliuCodreanu）之前，罗马尼亚不过是住人的撒哈拉沙漠。我与此人只有几次交谈。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是在同来自人类渣滓的国度的人在讲话。这位队长不“聪明”，但他的思想深刻。

这个深刻的“队长”是狂热的反犹主义分子；他公开宣扬政治暗杀，本人是个政治暗杀者。在罗马尼亚一战后动荡不定的民主文化背景下，加上个人独特的魅力和没有任何的良心不安或顾忌，柯德利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30年代的这个国家推进到混乱的深渊。现在萧沆却在对他赞不绝口。

说到失败，即便是像年轻的萧沆这样臭名昭著的不负责任者，一个思想家很难下沉到更低的地方了。就像当时那些有民主思想的朋友那样，你也在问他到底怎么啦？在随后的那些年，萧沆本人也遭遇这个问题的困扰，一次又一次而且越来越具有紧迫性。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当他第一次遭遇其亲法西斯主义政治立场的弥天大罪时，他在《罗马尼亚的转型改造》和政治新闻报道中几乎辨认不出自己。战争的恐怖场景、大屠杀的罪恶（其中有他死掉的犹太人朋友）令他警醒；那些文章如今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接着，时间的推移令他更清醒地看透了事物的本质。他在1973年时在给弟弟的信中写到，“有时候我问自己，写出被引用的那些胡言乱语的人是我么？热情是一种神志不清。我们曾经拥有这种病症，没有人想相信我们已经克服了这种毛病。”在死后出版的一本小书《我的祖国》（1996）中，萧沆提到《罗马尼亚的转型改造》的内容是“狂热疯子的胡言乱语。”虽然是顺带提及的话，这是强烈失败实践的结果：在你不知不觉之间将另外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天你在镜子前面看自己，结果只能发现另外一个家伙在盯着你看。

确定萧沆的观点绝非容易之事，而要谈及他的政治过去时，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模糊地提到年轻时的“胡言乱语”和“热情”之外，晚年的萧沆往往不愿意触及“那些年”。这里自然有很好的理由：他太清楚不过那里有什么了。失败不愿意独自旅行：它通常都伴随着耻辱。在给弟弟的另外一封信中，萧沆写到“在首秀场合，年轻时做过蠢事的作家就像拥有可耻过去的妇女一样。那是永远不可原谅的，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到了临终之时，一战后在罗马尼亚的政治活动仍然是萧沆最大的和最严重的耻辱，是令其肝肠寸断的失败。与此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算什么了。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萧沆独特的政治思维方式，他在1935年写给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信中说，“我对所有政治性事务的公式如下：全心全意地为你根本不相信的东西奋斗。”不是说这种忏悔能多么清楚地说明萧沆的政治活动，但是，这将其“胡言乱语”置于某个特定的心理学视角之下。后期萧沆身上体现的性格分裂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把世界看作巨大失败的哲学家自然要嘲弄宇宙秩序（在此过程中也嘲弄自己），通过假装在根本没有意义的地方找到了意义。你知道一切都毫无意义，但你的行为显示并非如此，你成功地表现出你的不同意见，并破坏了“邪恶造物主”的设计。你通过无限的讽刺和幽默做到这一点，它被强有力地对付神圣的滑稽剧。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艰难。

当萧沆在1936年从德国归国时，他在罗马尼亚中部布拉索夫（Braşov）县担任过短时间的中学哲学老师。这次也是显著的失败，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保持全职工作。比如，在逻辑课堂上，萧沆会告诉中学生宇宙中的一切都有不治之症，包括身份认同原则。当一个学生问他“老师，伦理学是什么？”时，萧沆告诉学生不应该担忧，根本就没有伦理学这回事。他的课堂总是一团乱麻，学生就像同事一样对这个最不被看好的老师感到困惑不解。当萧沆最终辞职时，校长竟然高兴得喝酒，一直喝得酩酊大醉。

在1937年，意识到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在这个失败土地上出人头地，他决定再次离开罗马尼亚。他认为这个决定是他曾经做出的“最智慧的决定”。他的首个选择是西班牙“最显著的失败典范”，所以他就在西班牙内战开始前的两个月申请了布加勒斯特的西班牙大使馆奖学金，但从来没有任何音信。他认定巴黎是像他这样有梦想的人的最佳场所：他记得，“在战前，巴黎是让你生活失败的理想之地，尤其是罗马尼亚人以失败著名。”

萧沆切断了与罗马尼亚人的纽带，采取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他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萧沆。在某种程度上，他开始几乎纯粹使用法语写作和说话（他使用罗马尼亚语只是用来骂娘，因为他的法语还没有熟练到能够骂娘的程度。）从技术上说，萧沆是以研究生的身份来巴黎的；他应该前往索邦大学上课，并选定一个哲学话题来撰写博士论文。但当他申请奖学金的时候，他非常清楚自己肯定不会去写博士论文。最后他意识到他在追求什么：寄生虫的生活。他在法国安全地生活所需要的就是学生身份，这让他有资格享受廉价的大学食堂饭菜。他能够永远像学生那样生活。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至少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

40岁的时候，我仍然是索邦的学生，我在学生食堂吃饭，我希望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生命结束为止。后来通过了法律，禁止招收年龄超过27岁的学生，这就把我从天堂赶了出去。

如今，被驱逐出寄生虫天堂，萧沆不得不打零工。他的若干混得好一些的罗马尼亚朋友（如昂内斯库）有时候会接济一下他。否则，他就只能依靠陌生人的好心帮忙了。萧沆后来证明非常灵活，他克制自己的厌世情结：会与愿意为他提供免费晚餐的任何人结为好友。这是他逐渐了解巴黎风烛残年的贵妇（les vieilles dames）的方式。其受过哲学训练的高超技能手到擒来，萧沆能够进行精致的对话，并在晚餐中唱歌。接着是巴黎教会的场景：每当逮住机会，曾经攻击上帝的萧沆就会兴高采烈地出现在罗马尼亚人的东正教教堂里蹭一顿免费晚餐。

只要不就业，萧沆愿意做任何事。就业做事意味着生活的失败。上年纪的萧沆记得“在我看来，要点在于捍卫我的自由。如果我接受了办公室的工作作为谋生手段，我就失败了。”为了不失败，他选择了一条被很多人认为是失败者的道路，但萧沆知道失败总是非常复杂之事。“我不惜任何代价避免遭受职业的羞辱，我更愿意像寄生虫那样生活，而不愿意依靠就业而毁掉我自己。”所有伟大的无所事事者都明白，无所事事中存在着完美性。

萧沆不仅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一生中竭力培养它。当采访者问他的工作常规时，萧沆回答说，“大部分时间我什么也不做，我在巴黎是最清闲的人。唯一比我做事更少的是没有客户的妓女。”

作为与失败有如此亲密关系的人，难怪萧沆对成功疑虑重重：他写到“在任何一个真实领域取得胜利的人都有某种骗子的成份，”除了里瓦罗尔奖（Rivarol Prize）之外，他谢绝了法国文学界授予他的所有奖项。当公众眼中的成功最终降临到他头上时，他接受了若干次的采访，但总是保持低调。他的信条是“我是荣誉之敌”。在谈及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Borges）时，他曾经说过“被承认为诗人的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在《出生后的麻烦》中，萧沆谈到“经常被失败塑造的存在”是令人羡慕的人生工程。这种存在体现着安祥，是体现在肉身的智慧：“只有宁静、乐趣和华美”（luxe, calme et volupté，引自夏尔•波德莱尔1857年的诗作《邀游》L’INVITATION AU VOYAGE。诗人梦想邀请旧日的情侣同去远游，去理想中的国度一起生活，那里是一片乐土，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就像他钟情的女郎---译注）。

失败是萧沆的亲密伙伴、忠实女神和主要灵感来源。他通过无所畏惧的坚定目光看待世界---人物、事件、情景。比如，他通过人们对待失败的途径来衡量其内心生活的深度：“这是我们如何辨认出拥有内在征服趋向者的方法：他将失败置于任何成功之上。”怎么会这样呢？萧沆认为，因为失败“总是必不可少，向我们揭示出自我的真实，允许我们就像上帝那样看待自己，而成功让我们与在自我中最内向的部分以及任何事情上最本质的部分保持距离。”让我看看你如何对待失败，我就可以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更多信息。只有在“失败中，在重大灾难面前，我们才能看清人的本质。”

萧沆认为，不管他拥有什么成功，他都是从一辈子的“失败工程”视角看待这个成功，从而形成了一种把成功解读为失败，并把失败解读为成功的习惯。他取得的最大成功不是他写的书，虽然这些书被称赞，并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也不是他在拥有哲学品味者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也不是他作为法语大师的地位。他说，“我的人生的最大成功在于我成功地过上一种无需工作的生活。从终极上看，我的生活非常好。我一直假装这个人生是个失败，但它不算失败。”

萧沆在他的书中从来没有停止痛斥上帝，或许除了负责失败的上帝之外（即真知派造物主，国内也音译为诺斯替教派（Gnostics）。萧沆的反宇宙哲学及其思维方式中有某种独特的真知派特征。正如真知派某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其著作中充斥着真知派的见解、形象和隐喻。雅各•拉卡里尔（Jacques Lacarrière）写到，《衰败简史》、《存在的诱惑》和《新上帝》都是“非常吻合真知派思想的崇高文本。”就像从前的真知派一样，萧沆认为创造是上帝失败的产物；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历史在他看来不过是“恶魔的作品”，是造物主的其他名称。在《衰败简史》中，他认为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是“不完整的”。他感到纳闷的是，“在虚无这一面被尝试的所有东西中，除了认识这个世界的想法之外，还有比当今世界更让人感到同情的东西吗？”他的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之一的法语标题《魔鬼造物主》(1969)），出版英语版本的时候被改为《新上帝》，这就非常说明问题。这里，萧沆用毫不掩饰的同情称真知派教徒是“神圣虚无的狂热者”，称赞他们很好地掌握了“堕落世界的本质。”

在萧沆看来，这个宇宙是“堕落的”，这个社会世界和政治世界也是堕落的。在这位20世纪的真知派教徒看来，任何东西都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在试图超越其年轻时政治失败的尝试中，他寻求理解其深层含义，并将这种理解纳入到成熟的思考之中。结果是造就了更加细腻的哲学思辨和更人性化的思想家。萧沆的失败实验让他更加接近人性世界，否则他没有机会接触被羞辱和被贬低的世界。你在他的法语著作中遭遇一个喝醉了的睿智者谈论失败的段落：

在失败的高潮，在羞耻即将吞噬我们时，我们突然被骄傲的飓风卷走了。这阵飓风时间不长，仅仅能够消耗我们的精力，让我们筋疲力竭并堕入更低的深渊，留下精力去品味耻辱的痛苦。

一辈子的失败实践，加上对失败的痴迷反思，最终改造了萧沆。随着年纪逐渐大，他变得更加宽容，更愿意接受他人的愚蠢和怪异。不是说写法语的萧沆突然之间变成了拥有民主作派的思想家。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不会这样的。最终，他仍然是“西方衰落论”的先知，黑暗的世界末日恐惧的思想家。在《历史与乌托邦》（1960）中，他注意到：

每当我碰巧来到一个任何规模的城市，我都会惊奇于并非每天都爆发动乱：屠杀、野蛮的残杀和世界末日的混乱不堪。这么多人是如何能够共存于如此狭隘的一个空间里却不相互摧毁对方，没有相互仇恨，恨不得干掉对方呢？事实上，他们的确相互仇恨对方，但他们并不等于他们的仇恨。正是这种平庸性和无能挽救了这个社会，确保了社会的持续存在和社会稳定性。不，萧沆没有成为自由民主的鼓吹者。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肯定学到了享受世界的喜剧---的确，欣然参加到强调宇宙失败的活动中。萧沆晚期的思考表现出一种奇怪的特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或许可以被称为“欢快的绝望”（萧沆认为自己是不悲观的快乐主义者（un pessimiste joyeux）。那是一再出现的同一个模式：某些事情变得粗暴、反常、糟糕之极，但同时在这种糟糕中仍然存在着获得救赎的种子。人生的痛苦难以承受，失眠是致命的东西，忧郁慢慢地将你吞噬，但这些你能够通过写作来对付。

萧沆宣称“任何东西只要能够表达出来，就都变得更加宽容了。”写作是一种奇异的巫术，能够让实践者获得神奇的力量，让其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灾祸从来不是纯粹的状态，里面总有一些东西能够转为福气。而能够言说的灾难也总带有自身的救赎。

萧沆后期著作中最令人好奇的地方之一是他作为政治批评家的声音。《历史与乌托邦》中有一章被称为“写给远方朋友的信”。该文事实上是一封公开信，最初发表在1957年的《新法兰西评论》上。这个“远方的朋友”生活在铁幕之后，是罗马尼亚哲学家康斯坦丁•诺伊卡（Constantin Noica）。萧沆在信中并不令人吃惊地攻击苏联在东欧建立的政权，称之为对重要哲学观点的嘲弄。他写到，“人们能够对你的政权提出的重要谴责是它毁掉了乌托邦，无论在机构还是在民众身上的复兴原则。”萧沆对需要俄罗斯的坦克车才能建立起来和维持下去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同情。这样的共产主义政权基本上将共产主义思想糟蹋得一干二净。

但更重要的是，在同一封信中，萧沆也用同样激烈的严厉口吻批评了西方。他在文中写到“我们发现自己面对两种社会---都糟糕得令人难以忍受。最糟糕的是，你的滥用允许这个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并用自己的恐怖作为对付那些在自己家里培养的东西的平衡。”西方不应该祝贺自己“挽救”了文明。萧沆相信，衰落已经如此严重，除非只是表面上的样子改变，否则什么也没有办法挽救。这两种社会并不像表面那样格格不入。从终极来分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政权之间的差别并不像外表那样重要；你们是被强制陷入孤立，我们的孤立则没有限制。一个地狱和一个遭到毁坏的天堂之间的差别有那么大吗？所有的社会都很糟糕；但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我承认，如果我选择这个社会，那是因为我能够在胡言乱语中做出细腻的区分。

但是，虽然有分析和写作风格上的优点，萧沆的公开信最后变成了一种令其狼狈不堪的政治洋相。竭力要在罗马尼亚乡间低调隐身的收信者康斯坦丁•诺伊卡习惯于严肃对待这封信，萧沆的文章激发他用同样犀利的哲学文章做出回应。诺伊卡也是个非常天真的人。文章写完之后，他就写上巴黎朋友的地址，然后扔进街道的邮政信箱中。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爪牙无处不在，其中包括全国各地的邮政信箱，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这次通讯的内容。但是，他们的哲学品味稍微有些不同，结果，诺伊卡不得不因为此事而被关进监狱当了几年政治犯。当萧沆得知朋友被抓起来被监禁后，肯定感到震惊，也意识到真正无底的失败到底是什么样子。无论做什么，你都永远无法阻止失败的到来。

萧沆1995年6月20日去世。但是，在某个意义上，他在死亡之前已经离开人世了。因为在最后的几年里，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一直在巴黎的布罗卡医院（the Broca Hospital）里接受治疗。就是因为担心这样的结局，他曾经计划自杀。萧沆与其终身伴侣西蒙娜•布埃（Simone Boué）原本要一起死掉，就像作家凯斯特勒夫妇（Koestlers）一样。但是，疾病来得很快，计划失败，萧沆不得不以一种最令人感到羞耻的方式死亡，卧病在床拖了好几年之久才死掉。最初只有某些令人担忧的迹象：有一天，萧沆找不到返回城市的家的路了。他是特别喜欢散步的人，对道路就像了解自己的手背一样再熟悉不过。再后来，他开始丧失自己的某些记忆，有时候甚至对自己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他那令人惊叹的幽默感最后也丧失了。有一天，有个过路者在街上问他，“你就是萧沆吗？”他的回答是“我从前是。”但是，这种迹象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严重：萧沆开始以一种令人警惕的速度忘记一切，不得不住院治疗。最终，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作为当时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萧沆连最简单的东西的名称也说不出了。接着轮到的思想，最后他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在其最后漫长而痛苦的节点，在简短的清晰时刻，萧沆曾轻声地自言自语：这就是彻底的允许。那是宏大而终极性的失败，他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失败是什么。对此，他心知肚明。

作者注：本文将收录在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失败颂》一书。

作者简介：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Bradatan），《洛杉矶书评》宗教和比较文学专栏编辑，著有《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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