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现场：北京专家探讨“港独”根源与对策

来源：中国评论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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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2016年12月11日

论坛现场（中评社／束沐摄）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国义（中评社／束沐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中评社／束沐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中评社／束沐摄）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中评社／束沐摄）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明（中评社／束沐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中评社／束沐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中评社／束沐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兼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中评社／束沐摄）

中评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束沐）全国港澳研究会、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昨天下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以“宪法忠诚与国家建构——从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切入”为主题的“第三十四期北大博雅公法论坛”。八位北京专家分别从政治、历史、社会、法学与哲学等角度全面剖析了“港独”问题的成因，并就“一国两制”与《基本法》落实情况与深层次矛盾、今后香港政治局势与内地－香港两地关系等一系列涉港重大问题展开探讨。

与会专家表示，“港独”问题有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政治与文化根源，他们坚定支持中央与香港有关方面依法处理“宣誓”闹剧中的滋事“港独”议员，也注意到“一国两制”在港实践近二十年来产生的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建议中央政府适当改进对港政策，积极着眼于香港未来政治发展，同时呼吁香港各界应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与《基本法》。

论坛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国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先后发言，并回答现场听众提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兼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也出席了论坛。

宣誓体现信用与承诺　不容“玩游戏却不守规则”出现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国义简要介绍了“宣誓事件”的背景。他首先回顾了“港独”问题的源头与阶段性特征，他指出，以今年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为标志，“港独”势力进入香港特区的政治架构。他介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宣誓闹剧的释法过程以及香港有关方面对宣誓事件的处理结果。

张国义最后提出三点问题：第一，除了已经取消资格的两位与正处于裁决中的四位议员之外，如何处理其他在宣誓环节上存在问题的议员？第二，立法会内的“港独”分子可以通过释法追究责任，立法会之外的“港独”言行如何根治？第三，香港回归近20年里为何人心渐行渐远？其根源在哪里需要我们思考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从哲学的、抽象的角度解读了与香港问题密切相关的五个关键词的概念史与本质内涵：“一国两制”、“宣誓”、“宪法”、“民主”与“价值”。赵汀阳介绍，“一国两制”来源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天下体系，而汉代创造了“一国多制”的大一统，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国家性质；他表示，“宣誓”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其意义在于信用，“伪宣誓”就是在游戏内部反对游戏规则，这是不能接受的。

赵汀阳认为，“宪法”本质上是一种规则，而所谓“合法性”实际上对强者有利的博弈均衡，理想化的宪法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可以作为一把尺子衡量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所以宪法是处于不断完善中的，而一部好的宪法就是让人权衡自己的利弊后宁愿留在这个游戏中；他指出，“民主”不只有一种形式，《上书》中提出的“五方四列”的“天人共谋民主”值得今人思考借鉴；而关于“价值”，他认为“普遍必然价值”才是实质性的“本身好的自足价值”，而“自由”、“民主”等是人创造出的工具性价值，理解上就可能出现歧义。

“港独”历史社会成因混合交错　支持释法事关国家忠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分析并对比了台湾与香港的“独立”运动与思潮。他首先介绍了中国从“天下体系”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过程，他指出，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是在抗日战争中逐渐被明晰化的主权概念，而1949年后中国又学习苏联的民族识别法划出了56个民族，因而今天形成了具有分裂主义政治诉求的“族群民族主义”问题。马戎表示，出现“港独”和“台独”的问题，一方面是来自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形成了一种新的认同，殖民地所经历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法治制度会成为独立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作为自治体的性质地区也存在着主张独立的条件。

马戎进一步分析了“港独”问题的历史社会进程与原因：第一，1949年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收回香港，随后大量内地人因逃避“土改”、“反右”和“文革”涌入香港，他们难以正面接受大陆政权；第二，内地并没有对香港社会做系统的研究，不了解香港社会的结构、问题、现状和矛盾；第三，“九七”后内地驻港机构团结交往的方向有了转变，从联合工会与中下层变为联合上层稳住香港；第四，香港制造业转移至内地，香港底层民众收入下降，生活成本提高，对现实高度不满；第五，回归后没有及时修订香港教科书，延续了殖民地的历史教育；第六，香港年轻人到内地体验生活后反而加剧了对内地的排斥；第七，外部势力干预；第八，香港社会每年对大陆政治风波的关注。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感慨，他原以为“港独”在香港没有社会基础，但他看了“宣誓风波”的视频和背景介绍后才感受到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他指出，对人大释法的支持，不仅体现了我们对宪法的忠诚，这背后也涉及到公民对现代主权国家的最高政治认同的问题。他表示，这些“港独”议员既然要参加香港特区的政治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就安于从事社会运动，如果先期承诺参与游戏，然后推翻之前的承诺，这在政治学上是对立的。

宜通过香港内部博弈解决“港独”　建构统一的民族论述

不过，任剑涛指出，中央的释法举措是多年来内地“因乱治国”而非“因序治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投射。他认为，当香港没“乱”的时候，中央就仰赖香港议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一“乱”的时候又总是把最后才应该使用的手段拿出来的，结果变成一种政治高压，各方不接受不行，博弈空间又迅速收窄。因此他建议，内地不宜用管理内地的思维来处理香港问题，对其余宣誓有问题的议员究竟要“乘胜追击”还是“区别对待”仍需要考虑。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明提醒在座的听众，近代以来，中国人常常在左和右两派思想叙事中做出选择，左是指阶级解放为目标的革命叙事，右是以个人保障为目标的启蒙叙事，然而香港问题则又把我们拉回到近代史的时空之中，也就是康有为提出的“保国、保种、保教”的国家建构问题。他指出，民族可以往分离的方向建构，也可以向统一的方向建构，他呼吁国人对左右两派的叙事保持清醒。

陈明认为，“一国两制”是当年中国在国家权力不足、同时在制度伦理上透支的情况下，以小博大，为把香港收回来所做出的一个妥协性、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也要反思自身国家治理方式，提升自己的制度的伦理品格的问题。他认为，“天下体系”与今天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区别在于，天下是基于中心和边缘的权力递减与弱化的制度模式，而在现代国家的边界以内，权力是同质化的。

“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应全面准确理解

经过与会学者与听众的问答与对谈之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做了总结发言。饶戈平认为，此次论坛是围绕香港问题的一次多学科的交流，是一次智者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他注意到，“宣誓风波”背后所折射的问题是，内地民众近来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疑问：“一国两制”给了香港如此大的政治宽容和优惠，为什么回归十九年来听到的“坏消息”越来越多，是不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饶戈平表示，不要把“一国两制”当成一个政治口号来看待，“一国两制”是我们国家在特定时期治国方式的一种探索，也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方案。他希望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国两制”。他指出，内地和香港对“一国两制”本身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差异，特别在香港被另外诠释的一套理解，表面上都在喊“一国两制”、喊基本法，实际上南辕北辙。

饶戈平回顾了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对“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表示，这一设想是当时解决问题最现实最明智的政治选择，而老一辈领导人的谋划主要着眼于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香港回归后，我们对“一国两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是预计不足的。同时，他指出，回归后香港有些人多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少讲“一国两制”，对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的理解存在严重误区。

他最后呼吁，“一国两制”的实施更加需要中央发挥作用，中央是“一国两制”的制定者、主导者和第一责任人，尤其有必要从历史的高度看待“一国两制”，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这一基本国策。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