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老友刘述先兄

作者：余英时

来源：“活字文化”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十三丁卯

          耶稣2016年12月11日

很多年来，我因年事已高，平时足不出户，和朋友们的交往也接近于零，因此见事颇迟。述先兄逝世，我是在报上读到的，然后才用电话向台北友人询问，略知梗概，为之不欢者累日。我和述先相识，屈指已五十年左右，像这样长时期的老友，我计算一下，已没有几人，凄怆与怅惘之感何能自已？先师钱宾四先生曾说过“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下面让我将述先在我心中的意趣形象写出一二，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我第一次和述先见面是在1968年。这年暑假在西北大学（NorthwestUniversity）任教的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K Hsu）先生召开了一个有关中国文化特色的研讨会，从文化人类学的特殊角度出发，他决定先找出中国本土出生的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怎样理解的。所以他邀请与会的都是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华裔学人。许先生本人则祖籍辽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和费孝通同学，从文化上说，他仍自许为“中国人”。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士大约在二、三十位之间，但我现在能记得的只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先生和芝加哥大学的邹谠和何炳棣先生。这是因为我作报告时，主席是邹先生，而刘、何两先生则和我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反覆讨论。何先生用时最久，以致引起许烺光先生很有礼貌的干预，请他留些时间给别人发言。不料何先生大怒，终使整个会议陷于僵局，虽经主席一再婉言调解，也未能恢复最初那种和谐与亲切的气氛。这一意外不幸竟成为此会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晚年的何炳棣，眸子如虎

除了上述三先生之外，今天我仅仅记得述先一人，可知当日初见在我心中所留下的印象之深。但这也不是偶然的。述先当时在南伊大（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哲学系任教。我们虽然没有机会见面，但学术上确有一点间接的渊源。由于他在哲学上早已与牟宗三、唐君毅两先生走上同一方向，对于香港的新亚书院和《人生》杂志也知之有素，因此我们在未见之前，彼此已不陌生，而“一见如故”这句成语用在我们两人身上则恰到好处，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

我们在会议间歇期间颇多私下交流，内容多已不在记忆之中。不过他当时对何先生所显露的霸气似乎感受颇深，曾一再追问我其人的背景为何？1990年代末，何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猛烈批评杜维明先生和新儒家的长文，后者未作正面回应，但述先却拔刀而起，痛予驳斥。我读后立即联想起，三十年前种下的一点根苗不但已长成大树，而且开花结果了。

我再度和述先晤面已在五、六年后。1973-74年我从哈佛告假回香港，为母校短期服务。适在此时，述先也从南伊大告假，以访问身份来新亚授课一年（1974-75）。这时唐、牟两先生刚刚退休，他们都希望述先最后能长期回港，继任哲学系讲座教授的位子。在这一学年中，我们之间的公私交往都相当频繁，不但在思想上彼此的认识很清楚，而且在情感上也进入了相互信任的阶段。

但不幸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大风波。1974年初迫于香港政府的巨大压力，中文大学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的“工作小组”，即将原来三院各自独立的体制改为行政集中于大学本部的体制。更不巧的是在1973-75两年，大学副校长恰好轮到新亚的院长担任，于是“工作小组主席”的任务便自然而然的落到了我的头上。在每周开会一次的一年多时间内，“工作小组”同仁们虽尽量想寻求一种方案，可以使三间学院的独立性保持到最高限度，但最后仍以失败告终。新亚的元老和董事会反对最为强烈，作为改制小组领导人，我什至已受到了“背叛母校”的控诉。

新亚书院的标志

在这场风波的高潮时期，大约在1975年的2、3月间，新亚教师中反对改制的人都已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明确立场。但述先始终未发一言、仅在一旁作冷静的观察。他认同新亚的文化理想，这是毫无可疑的。但对于“工作小组”在两难中作挣扎，他却抱着同情的理解，对于我个人的信任也没有任何动摇的迹象。在这一段期间，他避免和我有私人接触，我想这也许是由于他不愿引起旁人的无谓猜测。但他对于我主持“工作小组”的动机并无一丝一毫的怀疑，则我是确实感受到的。

我们在新亚共事这一年，还有一个值得一记的尾声。1975年6月以后，我告假期满，必须回哈佛任教，这一点是新亚董事会早已知道并且同意的。但董事会最初所准备的继任人此时受上述风波的影响，选不出来，因此希望我在离职前推荐适当的人选。新亚院长首先必须得到元老和董事会的绝对信任，这是不用说的。但院长日常交涉的对象则是大学本部，这是书院经费的唯一来源。所以它一方面为争取书院的独立而与大学本部相抗，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与之合作，使整体大学得以自由运转。大学校长接受与否也是成为书院院长的一项重要条件。我当时反复考量之后，觉得述先最符合上述两方面的要求。但我必须先征求他的同意，然后才能向新亚董事会正式提出。

余英时在“唐奖”颁发现场

不记得时间了，大约在1975年4月前后，我特地从山顶住处步行下山，到他山下的宿舍，和他长谈了一次，我希望能说服他在这困难时期帮新亚渡过危机。但无论我横说直说，他都不为所动。我不知道是他以我为前车之鉴，还是不愿抛弃教研而转入行政，也许两者都有之，总之，他坚决不考虑我的想法。我来访的使命失败了，但对于他坚守人生原则的精神，却十分钦佩。

新亚分手以后，由于已建立了持久的友谊，我们之间的联系未尝中断。1976年秋季他特别从南伊大到哈佛来看我。这时他已接到中文大学哲学讲座教授的聘约，开始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同时他也听到我有重回中大的可能，想知道我的动向，作为他抉择的一种参考。

我告诉他：我的人生承诺是研究和教学，重回中大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但为他着想，无论是为了开拓中国哲学的研究或培育下一代的哲学人才，中文大学的环境都远在南伊大之上，他的选择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我的话对于他有没有发生影响，我完全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最后确确实实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奉献给中文大学了。不但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中大任职期间写成的，而且他的长期讲授也为中国哲学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贡献早已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多说了。

但1980年代上半叶我们在新加坡还有一段很热闹的学术聚会。当时李光耀提倡“儒家伦理”，延聘了几位华裔学人到新加坡，商讨怎样进行。与会者很快便得到一个共识，研究儒家伦理离不开中国整体的哲学背景，因此建议先创建一个东亚哲学研究所。这一建议为新加坡政府所接受，研究所便设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园之内。接下来的当然是谁来担任所长的问题。这是建所过程中最复杂，也最费时的一件大事。长话短说，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述先是唯一适当的人选。问题是他不可能弃中文大学哲学系于不顾。几经磋商，他同意接受一学年之聘，将所先办起来，以后一、两年内，则于寒暑假期间来新加坡处理所务。这大致是1982到1985年的安排。

这三年之中，新加坡政府为支持儒家伦理计画，通过研究所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研讨会，被邀请的专家来自世界各地，不再限于华裔。述先参与设计和组织，贡献很大。在会议之外，他还招聘了多位年轻学人，作博士后研究；他自己平时的主要工作也是研究，我记得他的《黄宗羲心学的定位》（1986年）便是在新加坡写成的。

 《黄宗羲心学的定位》

述先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现代新儒学的开拓尤其是他自觉承担的使命。他一向被看作是“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领军人物之一。从他的中、英文著作来观察，“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获得国内外学术界以至一般社会的注视，他的功绩在“第三代”中是无人可及的。根据我个人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具有一个开放的心灵。因此他和思想不同的人接触，往往能够做到荀子所说的“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而不带一丝一毫偏狭的门户意气。我这样说，绝非信口开河，因为他曾和我有过几次论辩。我觉得他总是在平心静气地寻求我的议论的本意是什么，然后才进行异同的探讨。这是他在思想上的一大长处，也是一大特色，所以我特别指出来，以结束对老友的深切悼念！

2016年7月31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