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文明演进的关键时刻

作者：高全喜（上海交大法学院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十二日丙寅

         耶稣2016年12月10日

（向春/图）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正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无论是教育、学术研究，还是传统节气与节日、习俗等方面，都在蓬勃生长。我们相信，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在开放的中西思想交流与对话中，经历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会不断有更富创造性的思想与实践发展出来。近期，山东邹城孟子研究院举办了一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研讨会，对当前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思想的种种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们选登部分发言，供读者参考。

文明演进论的基本原理，是儒家和主张自由的人的共同立足点；两个共识，一是在内政、制度转型方面，付诸人民作为变革的内在动力；二是外交方面、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付诸和平、商贸、化敌为友的和平主义对外原则。

在古今中西交会的时间点上，需要有人发出正道之声，以抵御忽视个体权益的极端国家主义与泥古主义这两种思想的合流。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有黄钟大吕的正音发出来。

近些年来，我在多篇论文中对儒家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做了论述，对忽视个体权益的极端国家主义和泥古主义的合流进行过批评，对某些偏激的、怪异的思想多有针砭，甚至严加痛斥。这次我想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谈三点基本看法。

不能缺乏演进的历史观

第一，要从历史或文明演进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文化传统或者儒家传统。如果她是一个“活”的传统，必然要经受文明演进的历史淬炼，要经历古今之变。当今时代正处在古今之变的最后关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现在是处在砥柱中流的最关键时期。一百七十年过去了，这个古今之变的制度难题，是我们要处理的中心问题，也是历史演进论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历史演进论的视角来处理中国的文化传统，来处理儒家思想的流变、赓续与发展问题。

在此，有两种思想我不赞同。第一种是用后现代的、持续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想来抵制文明的演进论，它主要是忽视个体权益的极端国家主义的，属于左派激进主义的思想脉络。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是极端保守主义、泥古主义的、复辟的“反动”思想，这种极右思想也不符合文明演进论。

但我们发现，非常吊诡的是激进的忽视个体权益的极端国家主义与反动的复辟主义、泥古主义，在当今恰恰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合流，而其合流的要旨是抵御文明演进论的思想，尤其是抵御自由的社会体制机制演进的思想。

对此，我们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中应该引起警惕，应该对这两种思想的合流给出预警，并正面地予以理论应对，要提出或者发扬一种文明演进论的制度建设的思想。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

我认为，无论是时下活跃的主张自由的学者，还是健康的新儒家学者，都缺乏一个富有活力的历史观。自由主义缺乏历史观，这点我多次指出了。但是儒家思想也缺乏历史观，比如梁涛教授做的是儒家思想，他的价值取向是自由的，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文明演进论的历史观，他的学术研究和他的价值取向缺乏一个文明演进的制度通道，所以显得有些割裂，价值主张是一回事，学术研究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样不行。虽然我对梁涛教授很支持，但是他的义理研究和他的价值取向要找到一个文明演进论的历史学叙事。

我这是以梁涛教授为例子，其实好多泥古主义的大陆新儒家，也缺乏富有生命力的历史观，黄玉顺教授倡导生活儒学，属于自由的谱系，但也缺乏文明演进论的历史观。在这一点上，我作为一个主张自由的人，要检讨自己缺乏历史观，同时，我觉得与会的诸位儒家同道们也缺乏历史观。当然，传统儒家的历史观是旧的历史观，不是文明演进论的历史观，因此需要儒家朋友们予以深度地挖掘与富有想象力的开出。

民众的权利意识与实践

第二，当今是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价值诉求以及转型的动力机制何在？对此，主张自由的人和健康的儒家是有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应该和前面指出的极左派与极右派的合流有重大不同。

在后者看来，动力机制是系于拥有权柄的人。无论是试图影响朝政的政治儒家，还是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其考量，都是想把他们的思想观念变成政策。这种把社会演变的动力机制拱手缴械的做法，是应当摒弃的。

健康的儒家和主张自由的人，应该看到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是在广大的人民，我们要在社会和民众中寻找社会变革的动力，这是主张自由的人与健康儒家的共同点。人民共和国、私人财产权、个人权利的保障以及与此相关的结社权、言论权、生命权等等，都是在塑造着一种新型的人民，这个人民才是社会变革的最根本的动力机制。

儒家一直有民本思想传统，而民本转化为民权是需要理论转型的，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内涵，也的确在古今之变的历史大变革中已经得到理论的提升。

总之，中国当今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和根本性的正义力量是来自人民，来自每个个体。每个捍卫自己权利的中国人，在历史大变革的社会转型中，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人民，这是我们社会变革的动力基础。

化敌为友的国际观

第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儒家思想和主张自由的人在这方面也有着契合处，因为他们寻求的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化敌为友的世界，这是一个大道之行、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结构。我觉得这个结构适合整个现代社会的国际法的价值诉求，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和国际法思想是有着内在契合点的，而这恰恰是抵御嚣张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有效的力量。

其实，东方和西方的思想传统中，都有化敌为友的和平主义的世界观。我们看到，民粹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很嚣张，处处在制造敌人，这样一种虚骄的心智，均属不切实际的高调。自我设敌，实际上是一个准战争状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化友为敌，这是激进者和保守复辟的儒家思想共同造成的乱世之象。

与此相反，在当今世界的大格局中，寻求一种和平主义的、化敌为友的，通过法律规则，通过正常的经济贸易，通过相互合作的交往，通过一种扩展的秩序，建立起一个有效、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由此达成一个和平的新世界，这才是中国主张自由的人和健康儒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们源自古典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和儒家和平主义的天下观念。

以上三点从逻辑上看，一个是基本原理，另外两个是内政、外交的共识。也就是说，健康儒家和主张自由的人要构建一个基于文明演进论的基本原理，并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发出共同的声音，这构成了上述我的三个基本看法。

文明演进论的基本原理，是儒家和主张自由的人的共同立足点；两个共识，一是在内政、制度转型方面，付诸于、人民作为变革的内在动力；二是外交方面、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付诸和平、商贸、化敌为友的和平主义对外原则。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