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东渡”扶桑之后（张立文）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提出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孔子及孔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并仍旧在产生着重要影响。儒学的世界传播对当代文化交流，对打造大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仍有启发意义。——编者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儒学的传播发展源远流长。据《日本书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经阿直歧推荐，百济学者王仁应邀携《论语》和《千字文》到日，这是儒学传日之始，之后百济又轮换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日本之所以受容、繁衍、发展，是与日本原有生存环境、文化语境及发展需要相关联的。儒学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倡导大义名分、维护社会尊卑等级、协调家族人际关系等特点，符合岛国逐渐统一的政治需要。日本民族以崇神敬祖为主旨的神道，与儒学的“神道设教”、“慎终追远”的天神祖宗崇拜相会通，儒学的“王士王民”、“德治”和“仁政”，适合日本社会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儒学很快为日本朝野所认同，并在其长期的会通中，形成日本化的儒学。

孔子“开启”日本学校教育

推古天皇时的圣德太子依儒学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制度冠位十二阶，又制定《十七条宪法》，对日本社会实行改革。《十七条宪法》的主旨是儒家思想。第一条至十六条中，除第二条和第十条受佛教思想影响外，都源于儒学经典，如“和为贵”，“上下和睦”，“君则天之，臣则地之”，“以礼为本，上不礼而下不齐”，“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信是义本”，“国非二君，民无两主”，“五百岁之后，乃今遇贤”，“使民以时”等。此后多次派遣使者、留学生、学问僧来华学习、研究儒学，他们回国后推动了儒学的传播，在此基础上，推行“大化革新”运动，仿照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及赋课制度，废除私田私民，在公田公民之上建立以天皇为最高权威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新体制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制订了《近江令》、《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具有儒学道德化特色，如奉行忠、孝、信等道德规范，具有实践伦理性。

日本原无文字、学校，儒学初传时在官廷中开办学问所，以学习儒学。大化革新后天智天皇时设立学校，在中央设大学寮（相当于唐国子监），地方设国学（“国”是日本当时地方最高行政单位），及大学寮别曹和私学。以传授学习儒学经典，市县明经道（儒学科），以“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论语》为教科书，其中以《孝经》和《论语》为必修。大宝元年（701年），宫廷和大学寮开始拜奠孔子，后仿唐封孔子为“文宣王”。《大宝律令》的“学令”规定的教授科目、考试内容都以儒学为主。

武士道的精神血脉

由儒学传入日本，经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到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为日本早期儒学，具有经验实用伦理型特征。12世纪末，日本进入武士掌握中央政权的阶段。他们利用、吸收儒学中的忠、勇、信、义、礼、廉、耻伦理道德观念，作为武士道的重要理念。由于武士出入于生死之门，禅宗的生死如一，立地成佛适合了他们的精神需要。

镰仓幕府中叶，中日两国禅僧在互相交往中，在传播禅学的同时，把宋学的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的着作也带到日本，在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中（五山文化是日本中世独特文化，五山即五座寺庙。镰仓“五山”指镰仓幕府北条时代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和净妙寺；京都“五山”指室町时代员利氏将军在京都建的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和东福寺），同时讲授禅学和儒学，主张儒禅和合。禅僧俊芿到宋朝学习天台、禅、律及《四书》，1211年回国时携中国书籍约2000余卷，儒学约256卷。临济宗僧人雪村有梅、中岩圆月等都主张融合儒禅，《东海一沤集》卷四《中正子内篇之三·戒定慧篇》中说：“治世出世之教虽异，其于心之得失则均矣”。室町时代，儒学由“五山”走向世间，形成了博士公卿学派，用朱子新注教授儒学，被称为“第一程朱学者”的一条兼良，着有《四书童子训》，是日本最早的《四书集注讲义》。萨南学派创始人桂庵玄树吸收歧阳方秀和训方法，改进了“四书和训”。汉籍训读法不仅能使一般人大致了解文本意思，也使汉文化得以普及。海南学派创始者南村梅轩传播程朱道学，以存心、谨言、笃行为修为功夫。从镰仓到室町，儒佛融合，儒借佛而发展，特别是宋学由“五山”而得以传播，而至推广，为德川幕府时代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朱子的权威地位

德川家康在平定战乱后，为巩固统一，严守尊卑，加强思想教化，宋学的朱子学比之禅学更适应了这种需要。朱子学在德川氏的尊崇下，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松永尺五等人是德川幕府初传播和普及朱子学贡献最大者。林罗山师从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历任德川四代将军文教官员，协助制定法律制度，起草外交文书，建造了私塾“昌平璜”，成为官方儒学教育场所。他排佛，亦排耶稣。他以智仁勇比附神道教的三种神器，主神儒合一。此后，儒学在日本迎来了鼎盛期。朱子学、阳明学形成不同学派。贝原益轩（1630年—1714年）推崇朱子学，他依朱子“大疑则可大进”之意，而具有批判、怀疑精神，使日本朱子学趋向经验合理主义。他以“理气合一”论批评朱熹“理一元”论，以“格物穷理”说接引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新井臼石（1657年—1725年）发扬朱子穷理精神，研究历史，追求历史演变真相，着《读史余论》、《古史通》、《史疑》、《西洋纪闻》等。他给德川家宣讲授《四书》、《近思录》、《书经》、《诗经》和《通鉴纲目》等。

江户时，大阪是最大商业中心，形成以“怀德堂”为中心的大阪朱子学派。三宅后庵和中井甃庵创始，尊信朱子，批判鬼神，尊王贱霸，兼收诸家。其子中井竹山长于历史，中井履轩专研经学，着有《七经雕题》和《七经逢原》等，由于倡导自由的学术研究之风，大阪朱子学得以繁荣。

贝原益轩等的思想特点为客体经验朱子学，山崎闇斋则把朱子学向内转为道德化、神学化。他尊奉朱子，视朱子为孔子以来第一人，犹如宗教教主，批判陆王，排斥佛教，以祖述朱子学为宗旨；提倡心身相即，“敬义夹持，出入无悖”的躬身笃行精神；建构“垂加神道”，以儒学来附会日本神统神国思想，以阴阳五行比附七代天神等，把儒学神学化。其弟子佐藤直方、浅见絅斋、三宅尚斋为“崎门三杰”，他们共同严肃尊崇朱子学，不同意闇斋的“垂加神道”说。佐藤直方主张“以理制气”，不为气曲，以静坐存养方法，了知“太极之一理。”浅见絅斋认为，“朱子之学衡天地宇宙”，已成“天下万世之法”，提倡忠义大节。三宅尚斋主张“天地精神之理”，与其所生的人的精神、祖先精神，三位一体，人的精神通过祖先精神与天地精神冥合。

日本儒学的旁脉别支

日本理学儒学除朱子学派外，还有阳明学派、古学派和折衷派等。五山禅僧了庵桂悟于永正八年，明正德六年（1512年）奉将军足利义澄之命出使明朝，并会晤王阳明，是与阳明学接触之始。中江藤树是阳明学派的开创者。他始信奉朱子学，后转向阳明学，倡导“天地万物皆在我心之孝德之中”，“良知具于方寸”，方寸即心，心之良知可以“明明德”。良知功夫是要尽孝道，对祖先、天地、太虚神道尽孝德，通过慎独、致知，提升道德修养。

中江藤树后，分为重内省的德教派和重实践的事功派。熊泽蕃山曾师从中江藤树，后潜心研究儒学，着有《大学小解》、《中庸小解》、《论语小解》和《孝经小解》。他融合朱子重“穷理辨惑”之思和阳明重自反慎独之功，主张“万法一心，天地万物皆不外乎心”，“天人合一，理气合一”，“体用一源”。认为“天地一源”的神道，即“太虚之神道”，把太虚抬至神的地位。佐藤一斋主“心则天也”，“心之来处，乃太虚是也”。心是气的灵者，是其本体之性。故世人讽他“阳朱阴王”。大盐中斋始学朱子，后因读吕坤《呻吟语》转向阳明学，着《古井大学刮目》、《儒门空虚聚语》和《增补孝经汇注》等。力行阳明“知行合一”说。“天保大饥馑”中，他组织饥民起义，史称“大盐平八郎起义”，失败后自焚。其指导思想是阳明学的太虚、良知和孝本论。

古学派是指注重从中国古典经书中探究圣人真意的思潮。古学派先驱是山鹿素行，他尊信古典，形成“儒学道统论”，主张儒学始于伏羲、神农，盛于孔子，“孔子没而圣人之统殆尽”。批评宋程朱等道学为阳儒阴异，主张回归孔子之前儒学，并自命为继孔子之后的道统正传。他倡导武士要明心术，尽忠主君，自觉实践人伦之道，严守日常生活礼仪，以儒学道德伦理解释武士道。他主张皇统一贯“日本主义”，认为日本比万国优越，对后世影响很大。伊藤仁斋学程朱性理之学，着《语孟字义》、《中庸发挥》等书，探索孔孟学说古义，对遮蔽经书原义的朱子《四书集注》和《四书大全》进行批判，认为宋儒讲心性之学为“虚”，故流于佛老，背离人伦日用之学的“实”。伊藤仁斋的文献学考证的古义学，实是一种新诠释，标志着以朱子为主流的儒学从武士向城市工商业町人的渗透。如果说伊藤仁斋为“古义学派”，那么，荻生徂徕为古文辞学派。他受明代李攀龙、王世贞古文辞学的影响，而开创日本古文献学。他认为“先王之道”的载体是《六经》，得“先王之道”，必须学习、研究《六经》，这种学问便称为“古文辞学”。先王们制作的“礼乐之道”，是礼乐刑政等制度文化的总称。“法天以立道”，道体现了天命。徂徕死后，弟子分为二，一是发展其汉诗文创作，二是继承其经学研究，如太宰春台等。太宰春台着有《六经略说》、《圣学答问》、《论语古训》和《诗书古训》等。认为“天地是一大活物”，一切为神所作为；神道是圣人之道的一部分。“所谓神道者，乃是在佛法之中加入儒者之道而建立的”，并否定日本历史起源于神创说。

折衷学派是指朱子学以外的儒学思潮。片山兼山被称为此派之祖，他搜集秦汉以前的古书，折衷朱王（阳明）之学，认为“礼乐之德以诚而成”，圣贤君子所以成德功业，“皆以诚为本”。天地万物运行变化是天心之诚的体现。井上金峨主张折衷诸学说而取长补短。他着《经义折衷》，评点朱子学、阳明学、徂徕学。主张“学问之道，在乎自得”，自得就是自我与《六经》相对照，“折衷仲尼”。冢田大峰延续徂徕学的“先王之道”，认为治国安天下之道，在于经籍。他以文献考证方法独自注解经书。

不一样的儒学

德川幕府在1868年被推翻后，儒学也丧失了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明治维新掀起向西方学习热潮，儒学被边缘化，造成道德退化、风俗紊乱。元田永孚主张在国民教育中恢复儒教。西村茂树认为要维系国家风俗和人心，就需要儒学的“道德之教”，而着《日本道德论》。学者黑住真提出，在近代日本，“儒教不仅参与了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其对日本的帝国化也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这是“某种近代日本儒教”的特例，而与中国、韩国、越南等国儒教异，也非“近世日本儒教”。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国际儒藏》总编纂）

原载于2010-03-26 中国教育报

【作者授权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张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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