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2月10日，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在上海开幕，著名经济学家、台湾大学原校长孙震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认为发扬儒商伦理才是世界经济的治本之道，回归中华文化才有可持续的发展。儒家伦理已溶入中华商业文明，中华儒商伦理就是儒家伦理。以下为孙震教授致辞全文：

著名经济学家、台湾大学原校长孙震教授在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世界经济发展可分传统停滞时代和现代成长时代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

传统停滞时代偶发的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力提高，社会的总产值和人均产值增加，然而人口随之增加，使人均产值重回原来水平。

18世纪后半，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支持下，取得连续的性质，总产值与人均产值持续增加，使世界进入现代成长时代，通过全球化，普及世界各地。

皮凯第(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公元1-1700年为传统停滞时代，世界总产值和人口的平均年增加率都是0.1%，人均产值的增加率为零。1700-2012年现代成长时代，世界总产值的平均年增加率为1.6%，人口增加率为0.8%，人均产值的增加率也是0.8%。

儒家思想产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我国传统停滞时代。由于缺少持续的技术进步，人均产值不增加，个人追求财富不会使社会富有，全体人民的福祉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要想达成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必须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以儒家重视伦理而非财富，重视责任而非权利。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力提高，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孔子并不排斥商人，他的得意弟子子贡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孟子也不反商，他只是反对以不公平手段竞争、垄断市利的商人。不过他们对于从商也未加以鼓励。自汉至宋，儒家思想对商业和商人大体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大儒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明代王阳明说，治生“不可以之为首务，徒起营利之心。”

这种态度有几点重要的意义：(1)传统停滞时代技术缺少连续进步，个人追求财富不会使财富增加，徒然引起冲突，破坏和谐与安定。(2)食是人生最重要的需要，“民以食为天”，封闭社会必须维持足够的农业人口，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3)引导菁英人才进入政府，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实现一定技术水平下最大的产值。(4)不是很了解商业改变商品供应的时间和空间，提高效用，创造增加的价值，也是一种生产事业。

15、16世纪农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加，仕途壅塞，众多士子“弃儒入贾”，本着儒家的伦理做生意，形成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儒商。明清儒商的经营理念有以下几个特色：(1)崇尚诚信，以义制利，义中取利。(2)赚了钱买土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3)重视子女教育，希望考取功名，光耀门楣。(4)多做公益，照顾乡里。

工业革命带领世界经济进入现代成长时代，个人追求财富可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说：“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好像有只看不见的手，带领我们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的利益更有效率。”因为生产是创造增加的价值。个人为了追求自利，从事生产，他创造的增加价值越多，社会的总产值增加就越多，他的利润也越多。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一致，为个人追求财富取得道德上的正当性。

史密斯认为人的自利之心虽然强烈，但是常受理性、原则和良心的节制，不会做出不义的事。他在《国富论》中，则认为自由竞争可以节制个人不义的行动。

过去二百多年，进入现代成长时代的各国经济，大致依循创造价值，促进成长，累积资本，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基调进行，使世界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裕。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相继对外开放，加入世界市场，继而苏联瓦解，东欧共产主义崩溃；拉丁美洲国家放弃进口代替，改采出口扩张政策，使世界进入全面全球化阶段。

全面全球化带来商品价格稳定，鼓励了各国中央银行放宽货币供给，使货币数量增加，利率下降，资产价格上涨。吸引资金从商品市场转向资产市场，从生产性投资转向金融性投资，从创造价值转向追求利润，日益背离资本主义自利和公益一致的理想。

利率接近零而经济少见起色，显示投资的边际效率低，储蓄大于投资，使经济趋于萎缩。不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能振衰起敝，反而导致资金泛滥，负债膨胀，也使全面全球化所加深的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均，更形恶化。

今年11月19日，报载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救经济不能靠西药，要用中药，因为西药只是治标，中药才能治本。”他又说，要采长期疗法，埋下成功的种子，才能使全球经济从L型最后成为U型。

郭先生一语道破当前世界经济的症结。多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采取凯恩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只有使世界经济带病延年。更严重的是在当前民主政治制度下，民选的政治领袖不能等待长期政策发生效果，坐视经济出现衰退，只好饮鸩止渴，把日益恶化的问题留给下任政府。

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只有治丝而益棼，使问题更复杂。根本之图在于回到我国儒家的伦理，让义在利的前面。司马迁在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这种精神就深存在儒商的伦理之中。必须加以发扬光大。资本主义并非因为追求自利导致现代成长。德国的经济史学家麦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贪得无餍，自古皆然，并未促成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反而是有节制的追求自利的结果。过去在传统停滞时代，经商赚了钱买田地，教育子女进入仕途。进入现代成长时代，经商本身就是安身立命之道，而且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

儒商伦理包含了儒家传统的四个德目。一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是人的善良之心的体现。企业经营的事业必须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贡献，不是只顾自己赚钱，赚钱必须来自创造的价值。二是义。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就是做对的事，最低的要求是不可损人利己，还要进一步帮助别人；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善尽社会责任。三是诚。诚是表里如一，不欺人也不自欺。四是信。信是说到做到。孔子说：“信则人任焉。”说到做到，别人才会信任我们。

现代成长时代的西方文化，追求自利，放纵物欲，扩充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顾他人。科技不断进步，逐步解除大自然给我们的限制；经济不断成长，逐步解除物质给我们的限制；政治民主、社会多元，逐步解除制度给我们的限制。我们自我膨胀，无所敬畏，不知节制，终将造成各种天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灾害，反过来伤害我们，限制我们。

我们应以儒商为现代社会的中流砥柱，回归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节制物欲，让伦理在利益前面，责任在权利前面，约束自我在自由前面，世界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