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来，中国在世界各地已建立近三百所孔子学院，问题是，为什么不止一家的西方媒体认为这些学院是要给他们“洗脑”。

自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把孔儒作为批判对象以来，孔子在百年中国的命运，一会儿抬之于天，一会儿贬之于地，但都和官方结下不解之缘。我固然不希望看到官府为了政治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批儒；同样也不希望看到由政府出面来弘扬儒学，甚至搞祭孔（包括祭祖）那一套。反儒或弘儒，只要是民间，两者都可以；如果是官府，两者俱不该。“政教分离”早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公识。儒学属于“教”或“教化”，官府的职责是为政而非为教。在儒学面前，它的最好的作法就是放手。

因此，你可以说洗脑是西方的无稽、偏见和心怀叵测；但，这么多的孔子学院如果没有政府背景，而是民间所为；那么，以上的指责只有统统闭嘴。毕竟，政教分离在西方是制度性的铁律，西方媒体习惯了它，因而不了解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习惯的是政府包办一切，当然也可以包办孔子学院。

笔者并非单一地针对孔子学院，而是觉得儒学在今天，固然已经走出往昔被批判的阴影；但，弘扬儒学的声音，不仅有官方的分贝，也有民间的吁请。但，无论前者和后者，俱不合当年原始儒学产生的情形。孔子的儒学在东周是民间私学，那个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民间讲学，纷然兴起。这就是我们常常称道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最自由的一个时代。秦汉之际，一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棒杀”），二经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为“捧杀”），好不容易形成的“学在民间”传统又为“学在官府”所取代。看起来，儒家由春秋战国时的“子学”摇身一变为汉和汉以后的“经学”，地位至尊。但，受其伤害最大的，除学术而外，还是儒学本身。后世儒学，除了成为意识形态，无论汉宋，都不再具有原始儒学那样的原创力；反而被鼓吹专制的法家恶意侵入，乃至鹊占鸠巢。

根据先秦儒学到后世的嬗变，对儒学今天的命运当有足够的启示。儒学民间化比官方弘扬更具生命力。有学者主张用儒学整合社会，问题是谁具有如此整合的能力，答曰权力，只有权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权力介入儒学，或儒学权力化，对权力和儒学双方都不是好事。权力援儒，是权力越界，而且权力援儒，从来都是把它当做统治工具，甚至用它来统一思想。儒学的长处不是政治哲学，除了个人修为上的道德哲学，更是一种有关社会共同体的伦理学。与其让它经由权力之手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毋宁让其功能更充分地发挥在个人和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让权力远离儒学，正如让儒学远离权力。此二者合则两害，分则双利，这是我的观点。

儒学在民间，意味着儒学周转于个人和社会（要防止它往国家层面跃升的冲动，而它也本有这方面的冲动）。在德性普遍荒漠化的今天，“礼失求诸野”，来自民间的传统遗泽，会让人倍加感动。最近，因某种因缘，我接触到一个带有游学性质的书院，它由某商学院的一些校友构成，人数不多，但他们给自己的书院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字，叫“能近书院”。所谓“能近”，来自《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做人的境界是仁，它并非可望不可即，而是有一定的方法，要义就在从我做起。自己要立起来，也要让人家立起来；自己通达了，也要让人家能通达。“能近取譬”，亦即在仁的努力上，就近不就远，能够以自己为例，从自我做起。这些校友，毕业有年，在工商业界，各有所成。他们不但每年抽出固定时间，各地游学；而且其中几位，还发起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会，定向资助西北某省因地缘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用他们的话说：“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便是实现仁义的方法。”仁，在他们那里，不是抽象的名词，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而是由己体道的现身说法，非常具体和实在。从这个书院身上，我看到儒学不死，它活在民间，很有生命力。

海外有那么多孔子学院，可是海内有多少能近书院。前者政府推进，后者民间自为。前者花钱数以亿计，后者无需政府一文，却反而向社会友爱输送。孔子学院不要成了国际化的烧钱工程，其实效如何，还需考察。但，可以肯定，民间的能近书院却越多越好，越有利于个人修德和社会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