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结项成果,但并非一般的应付交差之作,而是多年来作者对儒学浸润与体会之后的发越与创见,从而为作为宗教之儒学进行哲学之辩护。
晏子以其高洁孤忠之情怀竭力辅佐齐国三代君王,可谓臣子之冠冕也。然晏子一生无著述说其治,亦无门人传其学,其生命终结,其政治事业亦随之已矣。无著述、无门人,说明晏子并无政治理想以期传之后世,只有“事”之究竟,而无“理”与“学”之发越,以此较之孔子,可谓霄壤云泥也。
《中庸》就是为了完成对世界的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一,完成人作为天命在身者的确证,人作为天命在身者为世界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进行了奠基;第二,完成家庭、社会政治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三,完成世界万物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至第三个层次,则儒学作为“道德的形上学”已完成,同时,儒学作为圆教也已完成。而儒学作为圆教,···
对学问一知半解的人,才会认为有所谓纯粹的学问,而与生命、性情、教养、德行和信仰无与,更美其名曰:客观、科学。而对学问有真切彻悟的人(就学问之根本精神而言,非就具体之学问系统而言,具体之学问系统,无人敢言彻悟),则一定认为,任何学问都有神性,是上帝的作品。由是,《礼记·孔子闲居》谓:“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
《礼记·学记》云:“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以上两语,均是在觉解而不是在知解之立场上言者。何谓觉解?“觉”者觉悟;“解”者不惟是了解、知解,更有松绑、解放、照亮、自由之意。故觉解即是自觉自解,以化解生命之牢结。
就我而言,时常感到一种莫名之忧伤,无言之悲悯袭来。此忧伤此悲悯为无人知晓者,亦为我自己无法说清者。它不是生活之困顿,情感之挫折,亦不是事业之失意,学业之无成。它似乎是来自天边的,是洪荒苍茫中之“灵光”直透到我的生命,而给我以“灵根”与“慧眼”。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特有二耳:一曰能感动,二曰有敬畏。吾曾有专文说感动,兹当论敬畏。动物止有惧怕,惟人方显敬畏。而惧怕与敬畏之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何以言之?惧怕乃因物质力量巨大,危及自身之安全,故欲逃离之。
以物质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是由思辨理性引发的,其结果是养成量的个人主义与乌合之众,最终导致现代性的危机。要解除这种危机必须由实践理性养成质的个人主义,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为精神文明。基于这种认知,儒家可以在三个方面给精神文明提供价值维度:实践理性下质的个人主义,理性宗教下的社群主义,道德目的论下的天下主义。
作为第一代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在受造感中感受到了人的有限性,而与神圣者的无限性区以别,故主天人相分;但人又正是在受造感中觉悟到永恒的神圣者,进而依赖神圣者,故又主天人合一。通过开发人之心、性大能,人可通达于天,且使天成为了道德性存在,而不使天物化或虚化;同时,亦使心、性具有神圣性,而不是一种心理学之物质存在。心···
孔子之再造道,乃使天人真正贯通,开启了儒学作为宗教动力学的大门,而儒学始真正成为宗教人人可通达的宗教。透过“礼”的外在性,“德”的抽象性,而落实于“仁”,而“仁”乃是生命自定方向与贯通天人的先天能力,为后世儒者进行人性论的探索奠定了基础,而使宗教的开启有了人性的动力。
郭店楚简《五行》篇是作为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的作品,其弘教之着力点在对心之功能的开发上,首次提出了儒学史较为成熟的心论,其大义有三:其一,心之主宰及其无限性;其二,慎独与动力之开辟;其三,圣与天道之谛听及其冥契。这三步开发工作,初步确立天人贯通之弘教模型,且为子思与孟子进一步完成天道与性命相贯通的弘教基型作了先···
若对“天命之谓性”只是作发生学的理解,则其与“生之谓性”的区别不大,且俱把“天”与“人”物化,不能证成人的宗教性存在,从而不能区分人之性与物之性。只有在“天→命:之谓性”的间架中,人性总是在“天在命令人,而人在接受天命”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这样,人是可倾听与响应天命的天命在身者。
只有在性-天模式下,人能回应天的这种给予,善才能被确证为人性的一种真实能力。这正是孔子的工作。孔子在真切活泼之道德生活中,对天与人性之关系作了扭转,即把自然生成论形态的天-性之关系扭转为道德形而上学形态的性-天之关系,由此开启中国文化史上的天人性命之学。
我们阅读《荀子》,必须深知荀子宗教精神之阙如,而孔孟之所以较荀子为高,被称为至圣亚圣,盖宗教精神圆满具足故也。尽管荀子仍不愧为儒学大家,但因为他拾起的只是“地上的工具”,而完全看不到“天上的光亮”,于是他总是气弱,乃至步步设防,此正见荀子之学的不足。要克服这种不足,必须上通思孟学派以达超越性,开启“天上的光亮”,接···
《荀子》是战国时期大儒荀况所撰写的重要哲学著作,今存三十二篇,全书以儒家崇礼、正名之说为本,力主性恶说,它既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思想,又主张治国需重礼义教化和刑罚,主张“礼”“法”并用。在本书中,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尚贤任能、富民惠民等政治主张,阐释了他追求王制的政治理想,对秦汉以后的哲学思想及政治文化产生···
若读书人下移为识字者,而识字者不过是技术与信息之获取者,自身即沦为下品,焉能获此高评?!古人谓读书种子,读书人之所以是种子,盖弘道翼教、移风易俗、正心淑民,端赖此也;识字者不过职业人,赚钱以养身家者耳,与斯何干?故读书人与识字者之辨,岂不大也哉?!
历史上的佛教徒之重视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中庸》,就是因为《中庸》之义理可以会通佛教之圆修境界,也就是说,至少北宋早期的佛教徒是把《中庸》作为一种圆教文本来认知的。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二程、朱子等理学家,最后由朱子完成了以“四书”为主要文本的圆教教化体系。同时,“小人之中庸也”这一章,更能凸显《中庸》作为圆教文本之内···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其人格气质综合儒者、隐士与纵横家于一身,故其学驳杂。这样的孔明形象自有其吸引人的天资之美,但之于俗众没有教化的意义。宋儒通过予蜀汉以正统、守仁尽道、居敬行简、复兴礼乐这四个过程,重新建构了孔明的儒者形象,从而使其在俗众眼里具有普遍的教化意义,进而影响了后来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通俗文学。
作者通过十三种具体的“道”来演成那个终极性的“道”,从而说明“四书”的教化系统决不是世俗的知识传授,也不是世俗的道德规训,而是宗教性的感召与化成。
道德直接关涉到人的存在,而非仅仅事为上的令人满意,这是《孟子》一书中隐含的大义。这种大义,乃孟子通过对道德所作的三个方面的辩正逐渐显现出来的,即一,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并无中间状态,它们之间的区分是绝对的;二,道德非世俗的满意,道德决非乡原;三,道德自身即是目的,道德决不可以“利”言。在此辩正的基础上,把“义利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