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观念产生的前提是“三代以上”的“治出于一”到“三代以下”的“治出于二”的结构性转型,权力与精神分离,治教两统获得了自主性的分化。但如何基于分化而重新连接两者,这才构成“内圣外王”这一术语原初的问题意识,其实质内核是以内外架构教化和统治两大系统,使之在分离基础上保持平衡、协调和连续,其畸变形态则是“内治外教”的···
基于《礼运》文本的整体思想脉络,可知“大同”乃是原初秩序经验,而对此原初秩序经验的理解不能离开“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的张力性结构。然而,这一张力性结构在以往的《礼运》研究与“大同”探究中,似乎始终处在被遗忘的状态。
《六经》成立关联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奠基。这一奠基首先是确立秩序担纲主体,三代以上帝王主体转化为三代以下的圣人主体,两种主体分别对应着“治出于一”和“治出于二”的不同秩序格局。《六经》成立关联着民族精神的奠基,具体展开为文明之为文明、人性之为人性的原理之确立。《六经》作为一种超越具体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宇宙,构成中华民族···
《庄子》三十三篇,借寓言见意,文章瑰丽无比,文笔纵横跌宕,肆意汪洋,要捕捉庄子之意甚难。一般以为内七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最为纯正。
人是学习的主体。相对于其他存在者,人本能匮乏,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较动物远为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必须以社会化方式展开的共同生存和学习的过程。通过学习与教育而获得的精神传承对人极为重要,它是回应本能匮乏的主要途径。
中国思想正面这一开放历史过程,并不诉诸超越的绝对普遍性,而是探寻在历史内部理解历史中意义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中国思想构建基于天经、地义、人情组构的具体的历史普遍性,以“天下归仁”转换西方的自由为本的历史进程叙事,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构建多元文明的共生秩序。
《礼运》刻画礼之从起源到大成的叙事,是以三代以上的典范案例来展示秩序(礼)的意义、历史及其本性。对这一叙事的进行整体性的文本分析,则可以看到,神显、圣创、文明构成三种理解秩序历史及其本性的关键词,但“神显”“圣创”可以纳入“文明”之中,作为“文明”的构成部分而被理解。秩序的完备状态在《礼运》中具有通人人(人伦完备)、···
在中国思想中,超越性并非指向以心灵体验作为位点敞开去身体化、去社会化、去宇宙化的作为终极根据的绝对者,而是走向历史过程中文化宇宙的绵延,道体通过体道经验而被纳入历史文化世界,参与超越性根据就是参与历史文化宇宙的赓续。
“见之于行事”作为中国历史意识的原则,内嵌到中国的经史传统之中,形成了不是以空言(概念、理论、学说等)显明道义,而是即事明理、寓道于事的“道事合一”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意味着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在道与事之间建构的原初关联,道的显现不能脱离人所行之事,道之显现优先于道之存在,以事显道凸显了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实践品格。
以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检讨为基础,立足中国传统,努力发展新型历史观:以多元交织的意义之网替代近代西方的线性进步论,以“天下归仁”扬弃以自由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以历史生生论克服历史终结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以多元一体的共生意识替代文明冲突理论等。在世俗化时代,这是一种在历史内部把握历史意义、建立历史性生存的开放历史观。
可以从以下四项内容理解这种“一体性”:一是“中国”认同,它构成多个具体民族的凝聚中心;二是“礼义”,它意味着一种基于华夷之辨的文明论归属;三是“斯文”,一种超越具体族群及其社会的文化宇宙;四是“经史”,一种在民族混杂流变中的处变贞常之道。
六经作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精神的表达和延续,在今天面对跨文化的处境,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的经学文本中辨识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作为秩序原理与文明根基的六经,必须在应对个体问题、中国问题、人类问题和世界问题上显现自己的活力。
“经”的常道性格的确立并不意味对“史”的贬抑或泯除,相反,“经”在“史”中展开并充实自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故事,不再是周期性的、可重复性的、可以通过仪式行为不断被展演的非历史性神话或寓言,而是作为承载常道之历史性展开的人和事;他们一旦被纳入六经,纳入圣人之统,就构成中华文明的活着的礼法。
在中西学术交遇带来“道出于二”的思想处境下,王国维通过《论政学疏》重思中华文明的未来意义,通过《殷周制度论》重建中华文明的开端。以极度的理性和冷峻审查周礼,发现了嫡庶之制构成周公所有创制的制度基础,对于周礼中内蕴的亲亲、尊尊原理有着极为深刻的阐发,对于其中内蕴的德与礼之间的张力更有入微的体察。他以深度会通中西的···
从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突破视域来看,“中国”的内涵有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转化。三代以上的中国是“帝王所都为中”与“天地之中”的结合,它是宇宙论王制秩序中统治者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三代以下的精神突破运动,则将“中国”的内涵从帝王的政治主体中解放出来,面向天下的每一个人,它意味着生存论的中道真理在其中敞开、运作的“中道之国”。
绝对普遍性得以构建的视域即绝对时间被节奏时间取代的世俗时代,具体普遍性的构建有了基础,儒家思想中的天经、地义与人情构成具体普遍性的三个相互渗透的维度。天经、地义、人情三者的互补、交织与共构,构筑了既具普遍性,又接地气,同时又有活力的具体普遍性。具体普遍性的意义在于,既避免了绝对普遍性及其单一性、均质化、虚无化···
中国儒道传统的共生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论根脉,其中万物一体的思想、自然的理念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式现代化自然与精神二元、传统与现代断裂构型的关键。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类正在从西式现代化走向共生新时代或共生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2023年4月3日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办的“历史与真理”——人文博雅高端讲座青年学者系列第一讲,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现场做了题为“以沃格林的视角看早期中国文明的生成与转型”的学术讲座,文史部全体教员以及部分研究生、在校学员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交流深入。
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知识谱系,是以原史为原初符号形式,经、子、史等都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以原史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中国古典思想与以神话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古希腊、希伯来思想的一个重大的文明论差异在于,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意识与宇宙秩序可以相容,而在后者,宇宙论秩序的经验则着力泯除历史意识。
在教化领域中出现的经史的分化以及子学(百家学或诸子学)的兴起,标志着经-史-子知识谱系的形成。经学或六艺学被视为古之道术的正宗嫡传,而子学作为方术,既是对道术的偏离,又可以上通道术。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与子学为羽翼的中国知识谱系,既以经的主干性保证了中国学术精神的深层统一性,又向子、史开放而补充经学,从而形成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