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九二共识”30周年。去年11月,中共中央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并将“九二共识”纳入其中,作为两岸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中国原则正是“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也是反制“台独”及外部干预势力的底线依据。而“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里程碑,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共识,“共谋统一”内含其中。
2022年仍是全球秩序大变乱的一年。新冠疫情未止,乌克兰战争正酣,美国拜登总统于5月下旬密集访问东亚国家,23日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简称IPEF),首批纳入13个国家。美国同时宣布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台湾问题上高调宣布“武力介入”。
随着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她的长期公务员政治生涯即将划上句号(42年),而下半场的香港必然迎来一位新特首,不仅是职位意义上的,也是人格意义上的
蓬佩奥在2020年5月28日的《2020年度香港政策法案报告》以及7月23日的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中,均回溯评价了美国对华奉行数十年的接触主义,包括以香港或台湾引导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部署。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
香港抗疫进入“最艰难时刻”:日增确诊数破万且高位徘徊,医院承载力超限,市民生活与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政府抗疫的整体动员与细节执行均存在欠缺,社会恐慌情绪引发越来越高的民怨、在港资本的营商信心浮动以及港人“北渡”带来的疫情倒灌效应。香港抗疫,不仅事关香港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更涉及到整个国家抗疫体系的完整性与可持续···
乌克兰战争需要多维度全面平衡地理解,不能简单地立场战队和泄愤式应对。俄罗斯不能乘机侵吞主权国家领土,美国也不能不检讨北约东扩的安全危害性以及滥用制裁和泄愤式军援的严重后果,乌克兰当局和人民需要从最有利于实现和平及保存国家完整性的角度理性而负责任地集体行动。和平是至上的,但安全是和平的内核,各方安全关切不可分割···
香港第五波疫情肆虐,医疗资源面临挤兑压力,外部输入和社区传播并行,深圳湾口岸“逃港潮”居高不下,动态清零目标面临前所未有之压力和困难。中央因应“一国两制”框架和港府需求,提供日益增多的国家级援助,广东等地方亦行动起来。
通关与否既是民生正确,也是国家政治的正确,要测试特区政府是不是真的“爱国者治港”,是不是真心为民众谋福利并与国家融合。
这个下半场,是“一国两制“完整实现制度体系建构与融合发展的新周期,香港因此不仅更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治理体系,而且更加积极与国家协同向外追求新全球化的“星辰大海”。
香港平台的民主话语权争夺还将持续,其观念和制度的定型远未完成,让我们相信“一国两制”,给香港民主一点时间吧!
“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有着实事求是的理性品质和辩证发展的实践智慧。“一国两制”既是中国古典天下体系的当代发挥,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与冷战斗争之反思理性的结果,饱含历史智慧和政治理性。
“五点希望”提出了议员需予对标和适应的五种相互关联且有机统一的角色规范:其一,坚定的爱国者;其二,行政主导的体制维护者;其三,真正的民意代言人;其四,高质素的管治者;其五,新风貌的开创者。
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与非法制裁,中国采取了真正的多边主义立场以及依法正当反制的正义立场,涉外立法与涉外法治建设快速推进,《反外国制裁法》掷地有声。中国为世界争取公义,但唯有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才能真正驯化危害国际体系的美式“制裁帝国主义”。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体系中最为关键和最具定义能力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是各自所在文明、历史、制度和规范的典范代表和相互斗争的主体力量。在民族复兴的新周期里,中美关系的斗争风险和规范理性并行,考验两种文明与两个大国的历史和政治智慧,也关乎人类和平发展的21世纪前景。
这些客观的投票率数字显示,香港选民基础对新选制的理解和认同并未完成,选民基础仍有较大比例的迷惘甚至抵制情绪,香港民主建设需要实事求是,积累信任,化解心结,扎实推进。
香港立法会选举非常临近了,但有关选战似乎少了以往的趣味、激情、不确定性和外部势力的谍影重重,戏份和戏感都少了,甚至“角儿”也少了。于是乎,选民在利益感知和政治审美上均处于一种不适应状态,但实际投票日又很快到来。
2021年12月9日,美国拜登政府举办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全球民主峰会”,中国不在其列,香港地区也不在其列。而台湾地区受邀参加,甚至乱港潜逃的通缉犯罗冠聪也受到邀请。美国“民主峰会”是对美国民主霸权的背书,是美国以民主名义深化中美“新冷战”及构筑“民主反华统一战线”的关键策略动作,其本身与评价和促进全球民主进步并无直···
必须从中国的民族史观、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构成的整体切入,才能真正理解台湾问题的系统法理和情理之关节。
香港民主是“一国两制”的一个部分,必须依据并服务于这一宪制前提和框架。新选制就是将香港民主的“爱国”前提条件予以制度上的清晰化,是对香港民主文化与民主社会基础的重构。香港民主的评判指标也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回归“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而投票率只是评价香港民主质量的一个指标,将其过分凸显恰恰反映了香港民主文化仍然···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回顾了港澳回归的历史,以及香港局势出现严峻局面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