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理想治道,在于“王者兴”,在于“王道”规范的认同与多元力量的整合。王道秩序,因而成为“协和万邦”的理想性秩序,其中融贯的是和平、共生、安全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理性秩序思维与国际法精神。
疫情闭关带来经济民生和两地互通的诸多障碍,美国制裁和新BNO移民带来对香港未来的某些忧虑,而香港国安法深入社会治理纵深面以及新选举法造成的政治生态“大洗牌”,也对香港的“民主文化”和相应势力形成前所未有的打击、冲击与改造效应。
香港国安法一周年,法治成效有目共睹,市民的心理安全与自由权利保障更上台阶。香港国安法不仅具有通常的法律实施的效果,还具有调控扩展香港特区法律体系以及施压推动香港诸多关键领域实质性改革的作用。在国安法的推动下,香港在教育、传媒、校园民主甚至司法等领域正在展开系统而精准的制度检讨,寻求适应香港国安法的新治理秩序。
香港一代人的“民主青春”将会逝去,“爱国者治港”及其新选制将塑造何种民主文化与民主生态,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一个历史谜团。而香港社会自身仍是香港民主重建的最关键力量,精英的责任伦理,民众的制度学习与理性投票,对新选制的民主认同、参与和维护,都需要对选举揽炒及其一切煽动破坏形式严格“说不”。
钱穆先生是文史大家,在晚年之际口授文章提及“天人合一”,既是最终的文化遗命,也是对秩序法理的终极关怀。法治思考和论述在钱穆先生洋洋大观的诸多著述中并不凸显,主要存留于20世纪40年代的若干篇学术论文之中,以《人治与法治》《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法治新诠》诸篇最具代表性,并均收入《政学私言》之中。这些篇章并非突兀论述,···
5月31日,完善选举制度条例正式刊宪生效。这一改革能否彻底结束立法会内部的政治乱局,还香港一片政清人和的新气象?为解答这一问题,《橙新闻》在北京专访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与读者分享他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打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殖民者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优越感,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能够真正挺直腰杆站起来。我们要在香港社会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爱国者治港”也会在香港社会催生出一种新的知识需求,就是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黎智英保释案裁决体现了香港司法哲学的某种“国家法”转向,这是其制度理性与政治成熟性的体现,是对香港司法独立更高层次的理解与坚守,具有香港司法及“一国两制”实施的里程碑意义。
BNO已成为历史陈迹,是大英帝国“殖民遗产”与“殖民情分”的谢幕礼。中英从1984年外交备忘录的妥协到2021年最终分道扬镳,折射出“一国两制”国际政治环境与条件的激烈变迁。国籍法与法律身份的清晰化,表面上是中英法律斗争及香港部分居民旅行权利的减损,实质上是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与基础立法者宪制角色的理性展现。
特朗普只是药方,对药方的政治批判与清理,无法取代对美国真实问题与矛盾的诊断和回应。美国民主重建不是以批判特朗普结束,而恰恰是以其为负面典型和反思开端,并有勇气直面特朗普主义所捕捉和提出的相关问题,相应设计和提出具有真正科学性与民主建设性的制度化解决方案。
2020,新冠之年,全球受虐,至今未解,不得安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人类理性与欲望的狂飙突进,在这个似乎“历史终结”的全球化“深度”时代,招致了自然的反向平衡与神秘调整。人类以意识形态画地为牢,以科学技术追捕毒踪,以疫苗竞赛安抚人心,以权力和资本的扭结控制市场与生命。真正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竟然不是世界大战,而是一···
对港精细治理已入正轨,也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其前景如何同样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社会和特区政府的政治成熟、国家认同及自治能力的实际增长。这在香港治理进程中构成了某种“二次回归”及香港自治能力的“二次发育”。香港到底如何能够适应和发育好,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关键。国家只能提供基础条件与环···
当代中国复归中华文化本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代的深度和解与整合阶段,迫切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创造”,使得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正确理解和认同的自身文明基础之上。
“港版国安法”是中央直接立法,所以它在国家安全的标准与执行力度上,其实都要高于基本法第23条。“港版国安法”不取代23条,但是它在23条立法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可以紧急堵住香港的国家安全的漏洞。所以中央直接立法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为香港23条立法的困境进行解套。
反修例运动的后期治理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建,考验国家治理智慧与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一国两制”由此决定性地转入了中央权力合法进场、香港管治改革及社会重建的“下半场”。本书从香港内外双重视角,以法学与政治学方法,对这一场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加以深度剖析,对“一国两制”宪制原理予以反思重构,并提出运动后期治理与新时代“一···
来自20世纪历史尘埃中的旧式启蒙话语固然日益浅陋而可能遭遇“爱国青年”的鄙弃,那些抱残守缺于旧式话语而无视当代中国进步性及爱国青年之精神自觉的人固然可能呈现“遗老”状而愤懑幽怨,甚至诋毁封杀新生力量,但新时代真正的价值缔造任务是否就可以通过何冰式的正能量演讲而得到解决呢?
但香港的黑暴行为已带有恐怖主义特征,仅仅依靠被“柔化”的反蒙面法是不够的,特首应当会同行政会议做好研究和立法的准备,以订立更为严厉且在法律依据上更为直接(如直接依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中的“紧急状态”条款而不是“公共威胁”条款)的紧急规例。当然,这一判决给出了香港法院的司法复核立场与基准,政府立法应当充分研究如何使···
美国涉台立法有可能进一步向“台湾安全”议题升级以及出现“类似建交”的高度迷惑与极限挑战行为,中国对台战略研究与维护主权行动必须转换思维,凝聚人心,申明利害,果敢突破。
垄断信息与屏蔽哨声,不仅压抑了表达自由,也挫伤了社会成员相互预警及官民互动合作的信任基础,总体上增加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及治理体系的控制成本。寻求善治,不是僵化的“消声”,而是保护哨声预警机制,官民互信互动,社会合作治理。期待疫情过后,吹哨者不再恐惧而有荣耀,当政者不惧哨音而有敬畏。
无论是西方的主动带节奏、脱钩还是对国内民众情绪的精准煽动,抑或国内“反建制”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导和重新聚集对新时代改革的幽怨敌意,都需要国家治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有效展开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体治理在内的观念与制度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不是有些分析文章指明的、模仿西方的颠覆性政治变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