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场退回家中的每一个香港人,除了真正的一小部分极端派之外,必然面临反复的家庭内部谈判、个人生涯抉择与理性上的重新考量,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与个人未来?笔者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与调整,香港人的内心真实答案恐怕不会简单顺从“完全自治”路线的魔法指引。
2020之春是全球化和人类文明史最关键的一个春天,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历史开端。别忘了我们是新世界的中国青年,别忘了中国对自身的文明期许和复兴使命,别忘了时代进步是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而当责任传递到你们身上时,你们今日的所思所行就是关键的起点与基础。更关键的是,这是你们青春生命难以再遇的重大历史时刻,也是你们从稚···
在充分理解各国自主管制的政治与利益正当性的同时,我们也应思考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如何理解和建构。武汉肺炎新型危机对中国进取型的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是一次重要的意义挫折和挑战,中国必须在抗疫周期中展现其制度协调力、技术攻关力、价值渗透力与全球合作力,否则必然产生“国民信任危机”和“全球信任危机”,掏空新时代进取···
从武汉肺炎危机早期的“警察维稳”表现到中央决策介入后以中央媒体监督、最高司法非正式发声及公众聚焦商谈的共识取向来看,新治理模式的基本价值已经扎根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具有初步的传导、教育和制度矫正功能,而社会层面则通过这一治理模式的内部拉锯与反弹调整看到了一种新的治理知识与制度模式的成长印记。
2020,庚子之年,武汉肺炎危机无疑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合作治理的一次关键性考验。通过了考验,中国的治理与全球合作都会进步。港台如果只是想着“小确幸”和“独善其身”,甚至隐含幽怨与仇恨,就很难看到真正的前途。
2020及之后的历史时段是2019所界定之基本问题与基本矛盾的展开、应对与结构性解决周期。没有永恒的霸权,没有单一的权力中心,没有不可取代的任何国家或城市,也没有真正留守得住的旧日荣光,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竞争、创新与正义。
2019香港变局,反修例延烧,中美超限角力,“一国两制”香港平台经受严峻考验。与香港相比,同为“一国两制”实验田的澳门则展现出政治稳定、法治权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融入国家体系有序推进的良好态势。
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是香港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泛民”取得了过半议席。这是香港理性精神进一步陷入迷惘的征兆。这是一次暴力氛围下的特殊时期的选举,其结果受到一定的扭曲,但大体上可以作为测试香港所谓“主流民意”的民调依据。
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盘评估与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同时,对“一国两制”及香港制度完善提出若干关键性判断及安排,是应对香港危机的中央管治思路。但“一国两制”下,中央管治需依法而富有智慧地进行,香港本地的自治与自救仍是关键。
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五十年不变」已过半。在前半场,香港优越,「两制」相安。在后半场,国家主场,民族复兴,「一国」对「两制」的正当塑造作用日益显著。回归初期的香港由于未能完成23条立法及系统推行国民教育,香港的法制体格与精神品格依然保持着回归前的结构与状态,因而在「一国两制」下半场变奏之时已跟不上鼓点,奏不出和声。
当地时间10月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会审议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下简称“香港法案”)。此前的9月25日,该法案已经由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看样子美国是铁了心要对香港事务进行更为直接、具体及深入的干预。
这场运动的另外一个显著的异化特征则在于对“法律责任”的完全漠视与回避,甚至认为“抗争无罪,造反有理”,这与公民抗命中“主动认罪,道德担当”的美德要素完全不符。故这并不是一场典型或正常的社会运动,而是一场充斥暴力犯罪与私刑泄愤欲望的社会造反与骚乱,不具有现代民主逻辑下的基本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缺乏对社会运动基本秩序与···
反蒙面法立法符合香港宪制秩序,是合宪合法合理的管治行为。反对派指责反蒙面法违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是违宪法规,这种认定是罔顾基本法秩序与香港止暴制乱基本事实及需求的“泛政治化”及不专业的判断,缺乏严格的法理基础和正当依据。西方国家更严厉的反蒙面法通常都能通过本国司法复核的宪制测试,成为本国法律秩序的有效组···
香港反修例运动始终高位徘徊,折射出香港青年人国家认同的深度危机,同时也是其回归身份与意义体系的重构性危机。政治认同的本质是对所处国家基本体制与政治价值的认同。
所谓的“司法主权”的本质在于主权地位是否完整与对等。无论是欧盟整体,还是法国或其他成员国,在继续接受美国安全保护、情报控制与全球化公共服务的同时,很难凝聚起充分的共识和力量去反制美国的长臂管辖。
联合声明是一份有效、重要且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律文件,但它绝不为任何外国势力建构任何超越1997年时间框架的管治权和监督权。香港基本法不仅完全吸收了联合声明中的中方单方面声明,而且基于中国主权意志而增加了普选条款,提升了香港民主权利。
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从其根本性的台独党纲出发,在两岸关系上否认“九二共识”,寻求“离岸替代”,实行极端的转型正义和去中国化政策,在岛内治理上则一方面政治封杀国民党,另一方面则滥用执政权全力准备“台独”相关条件。
我们知道,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当中有个说法,叫做“纽伦港”,就是纽约、伦敦、香港,大家打开24小时的全球时区,这三个地方正好是三分天下,它们是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时空和秩序连续性的关键节点。
大游行及七一风暴标志着占中范式重新归来且有暴力升级,也标志着中美贸易战下“香港牌”再度升温,更折射出香港行政主导制的现实困境及中央在港管治能力的结构性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