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迄今学界第一部有关“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的专著,也是作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君子不仅有着文质彬彬、知书达礼、温柔敦厚的翩翩风度,而且品德高尚、坚毅勇敢、智慧仁爱、胸怀坦荡,同时又能够审时度势、淡泊名利、知天达命……似乎一切美好的词汇与赞美的语言均可加之于君子身上。然而君子之所以成其为君子,关键就在于他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面对义与利、生与死的冲突,都能坚守“义以···
通过两人《大学》经筵讲义在诠释章节、诠释重心、诠释方式、诠释倾向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真德秀尽管在学术上没有突破朱熹的整体理论框架,但在推动理学经世方面则多有创见。
程俱为宋高宗讲《论语》《孟子》而作的“经筵讲义”,学界鲜有研究。由于经筵讲义是宋代帝王之学的产物,承载着宋代士大夫通过儒家经典教育提升人君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能力的功能,因而程俱在经筵讲学时,通过经义诠释寄寓了其以仁政王道、施之于当。制器创物、慎始思终,选贤授能、以礼相待,以仁存心、惠泽百姓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刊”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与主流媒体《光明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报》联手打造的栏目,它旨在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宣介优秀研究成果,团结凝聚广大专家学者,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刊”主要面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的承担者进行征稿,对所登文章具有较高的要求:除···
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不仅在中华文明传承、学术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流传至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地区,对儒教文明、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不仅在中华文明传承、学术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流传至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地区,对儒教文明、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书院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延绵千年而不绝?其独特的精神与价值是什么?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宋学精神···
陈傅良借助《孟子》经义的诠释,寄寓了其以孔子之道一学术明教化正人心成圣王的政治理想,并形成了以义理解经,说理透彻,劝诫帝王等诠释特点,具有言事功而不废性理,重外王而不失内圣,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的学术特质。
宋代经筵制度的完善,为经筵官通过讲学活动中的经典诠释与互动交流,促进君臣在思想意识与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影响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契机。通过对《孟子》在经筵进讲过程的全面梳理,可知帝王出台系列“尊孟”“升孟”措施的背后,离不开其对孟子思想的理解与认同。而经筵《孟子》讲读,则是帝王与士大夫合力形成,推动孟子升格运动完成的···
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
《论语》从仁宗时便已成为宋朝诸帝经筵必学的经典,尤其是在高宗、理宗朝被反复进讲。《论语》中蕴含的为学明道、正心修身、孝悌爱亲、仁政德治、节用爱人、学为圣人等思想,是经筵官们借助经义诠释引导帝王以“学”明“道”成“德”致“治”的经典依据与价值源泉
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促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重权术与治术的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士大夫与帝王在以经筵为平台、以经典为媒介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学,以《大学》为框架,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以此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与社会政治···
从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学到其经筵讲学之际的32年间,朱熹从未放弃过对“帝学”的思索与建构,力图以《大学》“正心诚意”之学,正君心立纲纪,塑造理想帝王,成就尧舜之治。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诚意正心以修身是正君心之关键,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的实施是君心正而后纲纪立的自然延伸,体现了朱熹以理学原则规范帝王及政治的···
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权力、驾驭臣民、富国强兵的学问。宋儒希望建立道学化的帝王之学,实现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朱熹通过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确立了以《大学》为核心的儒家正学引导帝王的经典体系与理论框架,并通过理学思想的运用,回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如何学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纲纪等系列问题,推动了···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与教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儒家经旨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讲稿,是宋代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学界虽然从文献整理、概念与特点界定、文本诠释等角度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经筵讲义的通贯性的文献整理、对经筵讲义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其···
《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与士大夫的互动与交流中,经筵讲义逐渐兴起与发展,至南宋时蔚为大观,具有以义理解经,启沃君心,联系时政,语含劝诫,语言通俗,经···
从《壬午应诏封事》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王之学,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朱熹的帝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治理,从而贯通学术与政治,成就君···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湮没无闻。为什么到了宋代,《大学》能够一跃而为“四书”之首,成为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修身立德、治国平天下的纲领性经典?这与宋代《大学》诠释理路的转向,以及朱熹对《大学》的创造性阐释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