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于《公羊》而结合《穀梁》《左传》,辨析三《传》差异,而返回公羊家的主义坚持和原则要求。汲取哲学智慧,注重形上提升,始终不失思想高度。采用文本考辨、文字校勘、字句训诂、义理阐发四维结构而治经。深刻挖掘经传文本所蕴含的现代理念,呈现经典跨越时空的价值。
圣门经学是中华文明的文本根据与价值源头,已经非常确凿地支撑国人精神世界和日用生活两千余年。
儒者执持操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能力和品格。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
把血缘关系上升到一种天定法则的高度予以确认,等于在为“亲亲”之制建构可靠根基。以嫡系长房、长孙为大宗,血缘正统可靠,是“百世不迁之宗”,秉承先祖恩德最隆最多;而以庶子系统、旁支所出为小宗,是先祖余泽播撒。“五世而迁之宗”要求小宗超过五世则剔出丧服范围。“大宗维翰”而具有核心地位,“宗子维城”则能够起到拱卫、守护作用。
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
上古圣王都是儒的现实化身和杰出代表,伏羲、女娲就是最早的“大儒”。以“周孔并称”取代“孔孟并称”或“孔颜并称”,则显然有利于还原儒家兼有礼乐刑政、道气心性的饱满内涵和博大体量,可以还原儒者的本来面目,纠正长期以来儒学思辨化、玄理化、道德化、哲学化的诸多偏向,因而可以走出一条儒学复兴的正路。
昭公、季平子君大夫之间的博弈不只是“民为邦本”政治哲学底线要求在春秋学语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还交织着君臣一伦形式与实质、“得名”与“得民”的对冲和较量。昭公是君,但已名存实亡,徒有礼制形式的合法性。而季氏大夫攥权,虽非礼却因有政绩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昭公之失是他在任期间始终没能名副其实地履行国君职···
孔子编《春秋》,发明一套时间政治,蓄意把王道正义的主张渗透到年、月、日、季节时间刻度中去,注入仁义规定和礼法价值,因而使中国古代的纪元制度具有意识形态管理功能与钳制作用。时间系于君之下,王者即位则当敬授人时,以便天下民众有所适从并听命于君。而君则系于天之下,必须听命于天。君臣之间、君天之间皆有秩序要求,尊王、···
王者施行仁政当察觉民情疾苦,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尊重并维护其财产权利。民众“善心”必须以个人“恒产”被确立和保护为前提。孟子最早在个体职业、财产与整体社会稳定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制民之产”在君王是“发政施仁”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在民众则是基本人权,包括产业权、财富权。民众只有在拥有产业和财富之后,才能行使自己应该···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
《春秋公羊传》《礼记》较早总结出上古中国政治文明“存二王之后”的传统。礼遇前朝的遗老遗少,赐与其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保留先王之子孙后裔、政教礼制法度、历书体系,以体现时王也是受命之王,尊重先圣,分享国土,“不敢专”,不为一家一姓所私占。其效果则能够把新兴政权纳入历史谱系,展示自身道统与前朝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荀子最先从强秦的一派繁荣中看到了其灭亡的迹象,而“唱衰”秦国,矮化秦政。而随后不久强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关于儒法孰优孰劣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实践,则更说明“荀子入秦”堪称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
董仲舒“立太学”、“设痒序”对策的付诸实施,儒家教条开始以有组织的方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使之逐步成为一种“弥漫性宗教”。董子要求郡守、县令皆成为“民之师帅”,以官为师,以君为圣,这种官师一体的设计为此后中国描绘出政教合一的底色,但也悄悄地把道统糅合进了政统。重建天道信仰体系则面临来自人文传统和整合其他宗···
首部探讨《酒诰》的学术专著。《酒诰》记录了摄政王周公对康叔、周族王室子孙及前殷遗臣戒酒、禁酒、止酒的严正训令。借助于历代注疏、训诂和义证之经学手法,通过扎实的文本解读而展现周王对酒的审慎态度。凸显出早期儒家对酒所完成的道德建构、礼法规约和价值赋予,阐明酒在上古中国的政治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