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先秦两汉文献整理取得不少新成果,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对这一趋向进行梳理,无论是对古籍整理事业,还是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都具有一定意义。
从先秦文献的记载来看,周代贵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经典密切相关。在享燕、大射、乡饮酒等各种仪式中,他们耳闻《诗》乐、目赏舞容,揖让周旋之间皆有礼典可循。在朝堂论辩、外交折冲等各类公私交往中,他们援引《诗》《书》,出入坟典,质文相倚,信而有征。因此,晋大夫赵衰言:“《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从根本上说,“辞”只是“指”的载体,当“指”的表达诉求高于“辞”时,不仅书写者不必为“辞”所拘,阅读者也不应执辞而索义,这与孟子提出读《诗》应“以意逆志”的思路颇有相近之处。作为早期私人著述的典范,公羊学关于“因史记作《春秋》”的一系列阐释不仅在取义的层面深刻影响了司马迁,而且在书写方式的层面对司马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古老的“王教”经典,《诗》一方面成为布衣之士获得知识人身份,跻身士人阶层的重要倚赖,另一方面也开始随着士人传习、论学的需要而发生传习方式、文本形态、阐释向度等多个层面的变化,而这些转变的背后透露出《诗》文本权威性来源的隐微转移以及晚周时期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石立善先生,于2019年12月18日因病逝世,享年四十七岁。北大中文系程苏东老师连夜草写了这篇文章,追忆与石立善老师的学术交往,让我们得窥石老师质直、朴实的君子之风。我们特别在此发布,以寄托哀思。
本书以历代“经目”的演变为核心,在文化史的背景下展开从“六艺”到“十三经”的专题史研究。其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基于史实的考辨清理;考稽、探讨经目演变的内外部诱因以及前后因革或并存的不同经目之间的关系;尝试就“经目”本身及其与经学史的关系等问题作若干理论性的探讨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