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与刑名之学的法制原则之间接榫并不适洽,二者冲突导致其政治思想在义理与现实不同层面的困难。韩非的局限在于未能深明“天下之无”的维度,“天下”作为至大无外的政治体,无法被人以私意占据或掌控,这种尝试必然会失败并导致反噬。这也是当今“天下”思想当注意的限度。
孟子志在兴王道仁政,他要自别于挟术自重游士的“妾妇之道”,另立道统,以道导政,担任君师,引领君心通达圣王。与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贤相辅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于自身达成圣境,而是能够将国家托付给贤相与王者师的指导。
若沿孝亲对诸德追本溯源,孝道就会转为天人关系而不具内涵。孝亲关系虽具普遍性,却也包含不可被普遍性消解的缺憾性。应当体察与正视孝道的缺憾性,看到哀、恸、忧、惧是人生应有之义,否则将带来对人伦复杂性与特殊性的化约甚至摒弃。仁孝在纵横方向上的不同展开是生命中不可消解的维度,一贯之道当维系此间张力而不能以消解二者异质···
本书比较整全地呈现出船山体用思想结构及其相较于道学传统的差异性。船山体用之基本义是气作为宇宙全体的变合流行,其无方所无定体,无法被抽象为不变本体,人只能在聚散变化之用中见体。此义在性论层面即性日生日成,性体不是初生之际受命于天的某种不变本体,而是来自天之生生之德。继善成性,以后天之习使其不断充实生成,接近精纯···
王船山对礼学进行双重建构:一方面在《四书》系统内发明《大学》《中庸》的精微义理;另一方面又将其置回《礼记》,强调《礼记》整体性,以及礼学为政化民成俗的功用。易简精神实质是儒学应对宋以降社会平民化的自我变革尝试,船山将易简精神、心学流弊与平民化转型关联起来,给予反思。
朱子的“体用”学说除了一些素朴的非哲学使用之外,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单体体用结构,两体(或曰“中介”)体用结构。前者主要是在自然或逻辑规范意义上使用,其典型形态是“理一分殊”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后者则给出了人效法并参赞天地的空间。中介模式是前者基础上加入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主体,此主体在体用序列链条中,成为始终在场···
《朱陈王霸之辨义疏》一书博采众长,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立足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以陈朱书信为研究主体,采用逐段义疏的方式,阐发义理,围绕朱陈二人关于王霸之辨、道与历史关系、心性等问题做深入阐发,回应前人研究问题,旁采朱陈其他相关书信文章语录为论证,并且作案语总结,以期对中国传统中政治、德性与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再做思···
孔孟荀三人皆主张既避免泥古不化,又反对一味求应世之变而非圣无法,逐步建立起了为后世所承认的完整圣人形象谱系。这种对“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绾合,在西汉则发展成为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孔子被视为“王官学”的传承守护者,史家谱系的意义压过圣人谱系,万代一时,皆取法周文礼制即可。
王船山易学虽然属于义理派,但他提出了“占学一理”思想,试图以此统一象数与义理二者。前人的研究大多只是描述船山“占学一理”思想的要素特征,并没有从内在义理上给出一个融贯的解释。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占学一理”思想背后更深的哲学诉求,并指出船山“占学一理”之论的目的表面来看仅仅是为了防止《周易》流为渎乱之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