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视儒教为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存在”,在宏观上作历史和社会的考察和说明。在中观方面,则将儒教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加以分析,区分为“信仰系统”“身份—角色系统”和“社会嵌含中的结晶化表现”三个方面。在具体研究中,对现当代社会理论、现象学及其方法有所借鉴和辨证,分析儒教社会诸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描述其“存在理解”和“神—圣”信仰,···
儒教研究需要“回到儒教自身”以寻求关于“儒教”的切己描述。儒教作为“社会存在”, 是一种公共—集体的“行为方式”,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并通过观念性和物质性的“结晶化”形式表现自己。“儒教形态”是对儒教结构功能及其历史特征的指认, 也包含对儒教得以奠基的存在理解的说明。
如果我们不执于一端而强作分别,就中国传统自身来说,“儒学”虽偏重于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脱离“儒教”整体的“儒学”或“儒家哲学”,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与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实践活动是交织一体而互动的。“儒学”从“儒教”中被抽离出来而成为“哲学”,这正是“儒教”历史病痛的“症候”。
周公拥有大祭司、摄政王和政教宣化者的多重身份。在周公这里, 周人的“上帝”崇拜与“天”之信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周公“以德配天”与“制礼作乐”的文化与制度创设, 既表现出理性的精神, 又洋溢着对神道的崇敬。周公的政教实践, 贯穿着道德的理想, 但仍与宗教信仰相配合。周公之信仰与政教实践,对后世儒教有深远的影响。
历史形成的周人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周人的"上帝"信仰虽然受到殷商宗教的影响却具有独特的内涵,"上帝"被奉为周民族的至上神和保护神。"天"的信仰为周人所特有,"天"被赋予道德理性并具有超越族群中心的特征,但没有独占最高信仰的殿堂。"上帝—天"的信仰结构是周人信仰的基本结构,在"其命维新"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中国儒教”的当代建设应该走“铸新魂、塑新形、赋新体”的道路。这里的“新魂、新形”, 其所谓“新”不是“新旧对立”之“新”, 而是“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之“新”。至于“新体”, 是指当代和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发展。如何理解这个“新”, 需要儒者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运会的前瞻和把握。
“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
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1980年代贺麟曾撰写《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文纪念唐君毅,并借早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说明1940年代自己的儒学思想与唐君毅在方向上有相同之处。通过贺麟与唐君毅的比较,可展现新儒学思想这一流脉的特征以及哲学依据。儒学现代开展这一流脉及其终结值得考量与反思。
王夫之以王通《中说》的“理语”入诗所写作的《读文中子》,乃反思宋明新儒学、申发历史创痛之作,为认识王通与宋明新儒学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思想线索。王通是宋明新儒学的“在场者”,在文化交涉之观念与方法、哲学探求之形态与内容以及历史哲学与政教观念等方面,对宋明新儒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通与王夫之,构成了自公元7世纪至17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