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有差等”乃是人之常情,这与人作为具体时空中的肉身存在及其有限性有关。真正构成焦点的莫如说:我们是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走出亲情、爱情、友情乃至亲缘、乡缘、地缘等等关系限定,把爱与关怀扩展到更广大的人群(陌生人),特别是在我们文化传统中始终(作为失败者)遭遇蔑视的弱势群体?
“中国哲学”及其发展如何能够成为儒家“道统”的阐释和弘扬,而非导致儒家“道统”的断裂(胡适)或乖离(冯友兰)?这才是世纪之交笔者提出引发旷日持久讨论和争辩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之原初关切和出发点。
笔者的基本认识是:一方面历史文化领域不可以接续“体用”一体贯通的理路讲,那样的话只能够讲出一个“王圣”;另一方面,“形上超越”和“道体生成”或许是“中国哲学”现时代发展两种可能的路径。
面对这个以“现代性”为表征的世界,这个变得不确定和千百倍地复杂化了的世界,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中国哲学”是否也具备了相应的复杂性?是否能够真实地为人们理解和回应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提供某种思想资源?
笔者原则上不认为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核心问题在于“融合”。启示宗教乃是一根而发(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独特信仰形态,它和佛教类“领悟”型宗教全然不同,后者完全可以与中国思想“融合”,而此种所谓“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佛教“世俗化”。启示型宗教的核心特征是人与神之间的“断裂”,说的通俗一点: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谦卑、···
海德格尔哲学与牟宗三思想体现了针对“现代性”所蕴含之内在分裂的两种迥异的回应方式:生存论的与“超越的唯心论”的。“偶读”海德格尔影响到牟先生的康德诠释,不过此种影响却刺激他更为坚定而彻底地对于儒家思想做出某种绝对唯心论的阐释。显然,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一类的“无本之论”与其说是回应了不如说是凸显出“现代性”所蕴含的内在分···
在笔者看来,在宽泛的涵义上,“儒学复兴”运动可以涵盖当下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的两种基本取向:一是广义文明论的国族叙事;二是以从事传统文化阐释的知识人为主导的,主要着眼于儒家典籍和精神义理阐释、弘扬和推广的文化运动。两者之间当然存在某种交叉和互动,可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前者主要是环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政治统绪,后者则···
李泽厚的“天地国亲师”既要解构传统的“政教合一”,又需要摆脱现实利益等等纠结和那种中国式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且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忘情于山水不同,仍然要热切地走进人群,在人际之间寻找某种情感寄托。真希望李先生人生尽头真正从这种“情感主义”的现世救赎路径上获得慰藉,愿他的灵魂安息!
在现代坚硬、坚实且散发着某种铜臭气味的土地上,能否以及如何重建儒家的“理想主义”?这是牟宗三先生念兹在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牟先生思想没有过时,牟、唐新儒学也没有过时,我们也应当首先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消化牟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哲学遗产和精神财富。
现时代无论是教育体制及其内涵、社会基础及其格局、人格造就及其象征,可以说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契接于传统的“圣贤政治”。如果“王圣儒学”的理想国不幸言中,也只能是另一个“太平天国”。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是十全十美的,可是民主政治或许是最接近于现实版的“圣贤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