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汉唐,还是宋明,大臣写进呈皇帝的奏疏时,都是自称“臣”。惟独清王朝是个例外——如果我们去读清朝人的奏折,便会发现,他们总是自称“奴才谨奏”、“奴才跪奏”;接到皇上的圣旨,则赶紧表态说:“奴才跪诵之下不胜悚惧无地自容”,“奴才伏读再三更切悚惶”。
《水浒传》是这么写的:“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
北宋的太学,位于东京开封府内城朱雀门外的御街之东。这一带为商业繁华区,你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这么描述的:“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过龙津桥南去……东刘廉访宅,以南,太学、国子监。过太学,又有横街,乃太学南门。”
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读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与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赵祯以及他的时···
北宋嘉祐二年正月,万物生发的初春时节,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馆阁校勘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主持当年的科举礼部试(省试)。
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后,为什么还要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毒杀了丈夫武大郎?因为受了王婆的蛊惑。王婆说:“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来,却教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把这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里来往半···
有人说宋朝财政规模高达一亿贯铜钱,比如有一篇网文说:“(北宋时)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最高曾经达到了16000万贯文,即便到了北宋中后期,也可以达到八九千万贯文。到了国土面积更为狭小的南宋,财政收入最高也达到了一亿贯文。”还有的网文直接将一亿贯钱换成一亿两白银。
今天许多人对于传统司法的想象,大概都是以“包青天”之类的民间文艺作品为基准。在明代弋阳腔包公戏《高文举珍珠记》中,包青天是带着一身法宝上场的:“(皇上)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条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判人间事不平。”一件法宝对应一项御赐的权力:···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在黄州一呆就是四年多。元丰七年正月,神宗给三省发手札,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决定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不久又应苏轼的申请,许于常州居住。常州恰好在江宁府之邻。四月,苏轼离开黄州赴常州,沿途拜访朋友、游览山水,所以走得很慢,七月份才抵达金陵。在金陵,苏轼拜会···
从神宗逝世未久元祐党人即几乎尽废新法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可以说“失败”了。但是,按同样的逻辑,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绍述父志,恢复新法;徽宗以“崇宁”(尊崇熙宁)为年号,接过父兄薪火,是不是又说明变法并没有“失败”呢?
说起北宋的“乌台诗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介绍本案的文字随手一搜便出现:“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
在两汉之前曾经历过一段“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何时作《春秋》”的论说历史,这是一种以“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性”及其在孔子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性”为主的研究走向,与汉魏以降的“传说史”中以“地点”为依据的“传说叙事”走向不同。一直到南朝梁任昉所撰《述异记》,才将“孔子作《春秋》”的“关注点”转移到“孔子作《春秋》处”,“孔子春秋···
尽管自隋唐直至明清,历代都推行科举制,但科考的题目却不尽相同。而且,科举又分为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诸科,各科的考试内容也不完全一样,比如明法科的考试,主要是测试考生掌握的法律知识与司法技艺。
度牒可能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因为北魏时,僧尼须入僧籍,归僧曹管理。名列僧籍的僧尼才是具有合法身份的出家人。既然有僧籍,很可能就有证明身份的凭证。可以确证的是,唐朝已经有了度牒制度,然后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乾隆年间,汉传佛教的度牒制度被废除。
神道作为寺、庙、陵、祠等参拜场所前的道路,是建筑的前导部分。孔庙神道位于曲阜明故城正南门外,是指从万仞宫墙往南到今静轩中路桧柏夹峙而成的通道。此神道始建何时,文献资料大多语焉不详。孔林神道指从曲阜明故城北门经万古长春坊到孔林林门(习称大林门,位于至圣林坊后)之间的通道。而对于林门到至圣林门(原宣圣林神门,习称···
北宋熙宁三年春,朝野上下声势最大的大合奏,就是旧党中人对“青苗法”的抗议、非议,我们去看赵汝愚辑录的《宋朝诸臣奏议》(这部选集在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就如《联邦党人文集》之于美国),自卷一百十一至一百十四收录的奏议,基本上都是反对“青苗法”之议,上奏时间为熙宁三年正月至五月,主要集中在二三月。
一些人口学研究者会将人口当成社会发展的累赘与负担。但宋朝的政府与主流社会显然不是这么认为,他们更相信人口是国家的财富。因此,宋朝政府并不支持民间自发的生育控制行为,而是鼓励生育,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指标:“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
“磨喝乐”通常都在乞巧节期间大量上市。北宋金盈之《醉翁谈录》说:“京师是日(乞巧节)多博泥孩儿,端正细腻,京语谓之‘摩喉罗’。小大不一,价亦不廉。或加饰以男女衣服,有及于华奢者,南人目为巧儿。”《繁胜录》也说,“(七夕,杭州)御街扑卖‘摩侯罗’,多着乾红背心、系青纱裙儿。亦有著背儿、戴帽儿者。”明人田汝成讲述宋时杭州掌···
在北宋京师开封府,具有城市公园属性的建筑主要是一部分皇家园林。你可能会说,皇家林苑不是皇室的禁苑吗?怎么可能是任人游赏的公园?但宋朝是个例外,因为它有一部分皇家林苑是定期对公众开放的,具有城市公园的功能。每年的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皇家的琼林苑和金明池都要打开大门,纵民游览,这叫做“开园”、“开池”。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私生活方面存在诸多共同点,比如都不贪图享受,都不好美官,都不纳妾,都不喜乘坐轿子。宋人说:“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故二公平生相善。”但他们在政见方面却存在着几乎是全面的分歧:司马光维护祖制,王安石强调变法;司马光赞同“藏富于民”,王安石重视“富国强兵”;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