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记载,“《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毛诗》二十九卷”。但鲁、齐、韩三家《诗》具体如何分卷,《毛诗》多出的一卷到底是什么,一直都有争论。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但是,在经学史上,《国语》却属于边缘文献。《国语》原本处于经学序列之外,在司马迁将其与左丘明建立起模糊联系之后,《国语》就逐渐被两汉学者认定为《春秋外传》,与《左传》相表里。由此,《国语》因这一身份而开启了与经学分分合合的纠葛历程。
不少网文都提到,王安石为捂住人们的嘴,不准他们非议新法,便派皇城司的逻卒伺察于市井间,发现哪个人讪谤新法,立即抓起来治罪。严格来说,这也不是网文的凭空捏造,而是受了北宋林希的《野史》的误导。
王氏家族历经辽、金、元三代,虽然官运未能亨通,但王尊古以下多人皆能诗善书,其诗文书画皆有不凡创造,成为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家族,不坠先祖王烈之风而令后辈遵循,后世景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王烈的道德,光辉了金戈铁马的汉末余三国时代,也为自己家族奠定了深厚的根基,留下了不朽的传说。
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一直相信,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小孩子的天性是爱玩耍,在学龄之前,就应该让孩子开开心心的玩,不需要学这个学那个。我也相信“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古训,某某家的孩子六岁能识写上千个汉字,某某家的孩子七岁能背诵几百首古诗,我对此也并不羡慕。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西周鲁侯世系为:伯禽、考公、炀公、幽公、魏公、厉公、献公、真公等。伯禽之下,代代皆有谥号,独伯禽无谥号,只称“鲁公”。而“鲁公”之称,似无严格的区别意义,李衡眉即认为“鲁公”亦可指周公或其他曾做过鲁侯的人(《孰为鲁公?周公旦抑或是其子伯禽?》,《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朱凤瀚则提出“‘鲁公’当是···
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境内,有一座挺拔秀丽的鹅湖山,古朴庄严的鹅湖书院便坐落于这鹅湖山下。和白鹿洞、岳麓、嵩阳等著名书院一样,鹅湖书院也是以地点来命名的。不同的是,鹅湖书院的创建,源于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学术辩论会——鹅湖之会,从而让鹅湖书院四海闻名。
作家龙应台说过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检验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是不是够现代化,一场大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了却不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
西汉春秋公羊学博士董仲舒有《春秋繁露》一书存世,是他阐释《春秋》的著述,因此《春秋繁露》中“春秋”二字大家都能明白;“繁露”二字,笔者认为就是指《春秋》繁多滋润,因为《春秋》义理繁茂,而这些义理就是滋润养长天下万民的。但历代以来,对于“繁露”二字取名之意有较多说法。
宋仁宗皇祐二年正月,万物生发的初春时节,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馆阁校勘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主持当年的科举礼部试(省试)。
去年冬,南昌大学刘经富教授惠赠了他刚出版的两种书籍:《陈宝箴诗文笺注·年谱简编》(商务印书馆)、《陈宝箴家族史料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令人欣喜异常。笔者闲暇仔细拜读,收获良多,对刘老师在义宁陈氏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更为钦服。这两部著作集其数十年沉浸之功,拓展和深化了多个领域的研究,必定成为后世研究者无法绕···
我先讲一个故事。清人吴炽昌的笔记《客窗闲话》中,收录了一则“强奸幼女案”
北宋熙宁三年,王安石主持的青苗法刚刚推行,立即受到韩琦、文彦博等老臣以及一帮台谏官的强烈反对,新法究竟便不便民,王安石与反对派争辩了好几回。
我认为我的这一部仁宗皇帝的传记呢,能够让你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地去了解宋朝的这么一个帝王。
每天两三百文钱的收入,可以维持怎样的生活水平呢?养得起全职太太吗?我们需要再弄清楚另一个问题:在宋朝,一个像武大郎这样的城市下层市民,一天的生活成本是多少钱。
严寅亮是清末至民国年间贵州著名书法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为贵州一代名贤,严寅亮影响于当时,留名于后世。深入研究严寅亮的生平活动与贡献,对于传承贵州乡贤精神,建设地方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现实价值和启发意义。
孔氏族谱体例由简而繁,内容由独记载大宗世系和闻达人士而及全族普通族人,编修机构也由个人独立完成到严密完善的组织体系,经过了漫长历史时期的不断变迁和发展过程。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史料证据,很多支派的世系衔接也存在多种版本,更有一些支派的衔接明显与历史史料存在矛盾之处。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更充分的史料和出土文物。···
“积贫积弱”是今天许多人对宋朝的习惯性评价,究其源,大概可追至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钱先生大才,屡有卓见,但所论也未必全然正确,他对宋代中国“积贫积弱”之说,就大可商榷。“积弱”且不论,我们单纯来说宋朝到底是不是“积贫”。
因为孔孟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为中国古代开明政治的追求。因此,在以礼、乐、刑、政为核心内容的治理体系之中,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
在很多人看来,家谱这种东西土得掉渣,属于穷乡僻壤的“山杠爷”、未开化野蛮人才有的。但实际上,姓氏自古以来是贵族特权,中国平民是最早有机会模仿贵族获得姓氏的人群。而建立在姓氏基础之上的家谱,其实自古以来也是贵族的特权,中国很多平民有机会模仿贵族搞出了家谱,反而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