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华夏文明的源头来看,龙的信仰与观念有着十分古老的渊源。龙的观念具有天文学的背景,也对应着春分等时间节令,这些含义对于农耕文明的生活具有重要含义,也是美好生活的象征。
儒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诸子百家之思想,而成为中华文化之主流,经学则为儒家思想之渊薮,而“十三经”又为经学之核心。故谈及传统文化复兴和创造性转化,便涉及传统经学在现代社会的传承接受问题,本文将对此论题作一讨论。
自熙宁五年至七年王安石罢相,这三年间,受非议最多的一项新法,是“市易法”。现在我们就来讲讲“市易法”及其面临的挑战。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议行学校贡举法,苏轼站出来反对。王安石推出均输法,苏轼与苏辙都站出来反对。
本文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清华简新的整理材料作为切入点,对于伊尹身份问题进行合理推测,在传统的单一身份观点之外,提出伊尹归汤、适夏、伐夏三个时期伊尹身份发生转变从而帮助商汤完成了兴商灭夏的大业。
杰夫者,王安石的现代昵称也。网友以王安石字介甫为谐音,给王安石起了一个英文名:Jeff。再转译为汉字,就是杰夫了。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
在网上看到有人问:“宋代七次颁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法律(不知这次数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地域范围从京师扩展到全国,武器种类从兵器扩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那么《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里面的人,怎么还敢拿着各种兵器到处跑?”对这个问题,敷衍的回答是:武侠小说都是虚构的,认真你就输了。
先秦儒家是尊崇“天下为公”的,相传西周姜尚曾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此语历代儒者偶有引述,而在宋人言论中,类似的表述最为多见,因为宋代士大夫明显倾向于认同“公天下”。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四月,朱熹于知南康军任满而归。九月,因浙东地区“灾伤至重,民已艰食”,宋廷遂授任朱熹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负责浙东赈灾事宜。
“臣”字的甲骨文、金文如人受捆缚之形,在上古社会,什么人会被捆缚起来?通常都是战俘,所以,“臣”字的本义指战俘,汉代郑玄给《礼记》的“臣则左之”章句作疏注,便指出:“臣,谓囚俘。”
我们知道,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诗案的制造者之一便是御史中丞李定,李定当时上札子抨击苏轼,措词杀气腾腾,直斥苏轼犯有四大“可废之罪”
“朝贡贸易”是海外汉学家提出来概括中国古代王朝对外贸易体系的概念。但坦率地说,这个概念并不准确。因为符合朝贡贸易定义的王朝,只有明代中前期与清初。而更长的历史时段都是“朝贡”与“互市”并行不悖,两条腿走路。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与社会改造运动者、民主爱国人士、民盟主要创建人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文化论争、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活跃着他的身影。毛泽东曾经与他深入畅谈,通宵交流,在抗战建国、共谋民族大业方面论辩思索,成为他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不为人熟知的是,梁漱溟对于新闻事业的钟爱···
前些天在深圳做讲座,有一位读者朋友问我:“你说过宋仁宗是你最喜欢的宋朝君主,除了他,还有哪几位宋君是你喜欢的?”
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即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为何会谪守巴陵郡,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假设北宋熙宁年间,有人提出一个“李佳琦之问”:“79文钱贵吗?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收入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那么王安石、司马光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考察一个时代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平民生活水平,通常会采用人均GDP的数据。不过,如果我们要考察的对象是古代呢?比如800年前的宋代。
宋神宗熙宁三年,有一个叫唐坰的大名府监当官,在“青苗法”备受攻击之时,向朝廷提了一个建议:“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竟然请诛韩琦,借此扫清变法路上的障碍。幸亏那是宋朝,如此极端的意见不可能为朝廷采纳,不过他刻意要表达出来的拥护变法的拳拳之心,显然已引起神宗与王安石的注意。
清代嘉庆《增修宜兴县志》详细记述了南宋时期朱熹写《常州宜兴县社仓记》这篇文章的经过:江苏宜兴县令高商老为解决本县的灾荒,设立了社仓。朱熹对社仓的设立、实际运行存有一些疑虑,但是经过长期观察,他发现社仓确实在赈灾中突显出了其独特功用,最终深表赞许。当时,社仓的设立不仅在赈灾中有效调剂了灾民的粮谷,更为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