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四书》所形成的新经学必然是一种儒家式的心性之学,但这种儒家心学又自觉地建立在《四书》等经典文本之上,而没有试图像禅宗或陆王心学那样废除经学、解构经学,而是更新、重建经学。另一方面,这一新经学虽然以解决治心与治世的贯通为总体指向,从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色彩,这一新经学并不仅仅只向政治主体开放,而是向一切主···
“经”的常道性格的确立并不意味对“史”的贬抑或泯除,相反,“经”在“史”中展开并充实自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故事,不再是周期性的、可重复性的、可以通过仪式行为不断被展演的非历史性神话或寓言,而是作为承载常道之历史性展开的人和事;他们一旦被纳入六经,纳入圣人之统,就构成中华文明的活着的礼法。
在中西学术交遇带来“道出于二”的思想处境下,王国维通过《论政学疏》重思中华文明的未来意义,通过《殷周制度论》重建中华文明的开端。以极度的理性和冷峻审查周礼,发现了嫡庶之制构成周公所有创制的制度基础,对于周礼中内蕴的亲亲、尊尊原理有着极为深刻的阐发,对于其中内蕴的德与礼之间的张力更有入微的体察。他以深度会通中西的···
本质主义的思想即西方思想,之所以称之为本质主义,是因为西方思想从一开始就把对物之本质的探求作为其根本任务。这种对思想本质的规定来自西方思想传统在其开端处对物的定义的追求。物的定义必须揭示其根本属性,而后者又被视为物的共性,即普遍性与不变性。
周辅成(1911—2009年),我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
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对于“为政在人”的认识,却是人言人殊。多数人认为孔子斯言是主张“人治”,排斥“法治”,强调最高统治者的“一人之治”,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思想根源。孔子何以在当时提出“为政在人”?果真是强调“人治”吗?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是否仍有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学界缺乏追本溯源之论,还有待抉疑祛···
一个人纵有天才,倘无潜心于“固执”的治学态度,也难有大成。《中庸》有言,择善而固执之。对此,牟宗三深以为然。他说,“假定你有逻辑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可以成为逻辑专家,有贡献;假定你有哲学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对中西哲学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有贡献”。何谓“固执”?就是治学必须用功,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积累学问,没有长久的默默···
张载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他所构建的哲学体系,是一种排佛的理论,这种体系使他得以“一以贯之”,而且因此使“周公、孔子之道”得以复显。这里面有几层含意:他的哲学思想肯定现实物质世界即天地宇宙具有真实性
1927年2月16日,汤一介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融会中西并精通中文和梵文的学术大师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开始哲学修习。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把“和”落实到生活的在在处处,“和为贵”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信仰和思维习惯之一。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和”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家各派思想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它在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
朱子家风家训正是为人提供一个可以践行的理学思想的范式和准则,让人在追求可能的中庸之境过程中体会幸福。
在当代中国朝野上下热议宪政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阅读经典的文本,回到传统的语境,明确一些基本的概念,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文化积淀与现实状况,同时积极地借鉴和吸收晚清士绅即已清醒意识到的“西政之善”,尽可能摆脱“数典忘祖”、“食洋不化”与“邯郸学步”的思想误区,才有可能把当代中国的政···
现代儒学者不能仅限于书斋研究澄清礼乐规范,或用游魂说为自己的无力开脱,而应该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将自身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探索群众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发现和摸索新的政治主体及其持续再形成,提出思想纲领,寻求制度创新,在一次又一次挫折中踏寻新路。
由恻隐之痛阐明的一种由近及远的普遍性,实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巨大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而看轻了。新冠疫情还未远去,经此一“疫”,人与人之间因病而痛的相互关怀变得如此重大,中国人面对疫情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量与坚定的抗疫决心,离不开传统儒家由恻隐之痛所奠定由近及远这一秩序观念的影响。
儒家公共性思想依然对于维系中国传统公共生活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也依然能够为当代美好公共生活创建提供思想资源和智慧启迪。
“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将于11月10日在上海博物馆落幕,这是上博“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首展。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以世界哲学为其背景。对中国哲学而言,世界哲学在广义上包括阿拉伯哲学、印度哲学、日本哲学等等,但更为具体的形态则与西方哲学相关。从历史的衍化看,世界范围内,中西两大哲学传统在中国彼此相遇,显然是哲学史中的重要事件,今天的研究哲学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一前提,便难以切实地展开。
只是他的思维被深度启蒙,即使在他的私人领域儒家文化因子也踪迹难觅。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作为不同的两种现代化理论今天或许已经见出分晓,但作为一种中西文化关系的安排原则落实于个体之身,其间的得失长短以及可信可爱的理智情感之纠结是国人近代普遍的难解心结。
李泽厚的“天地国亲师”既要解构传统的“政教合一”,又需要摆脱现实利益等等纠结和那种中国式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且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忘情于山水不同,仍然要热切地走进人群,在人际之间寻找某种情感寄托。真希望李先生人生尽头真正从这种“情感主义”的现世救赎路径上获得慰藉,愿他的灵魂安息!
孔子作为教育家,他所传授的不重砸某个学科或某一门类专门知识,而是人文化成,是成人的教育。若能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更好地发挥儒学文以化人的功能,必将有助于提振民众的文化自信,必将有助于理顺人心之价值秩序、促成尊重文化的社会风尚。